【按：今天一群警察抓走许章润，海内外群情激愤。许章润身處清華園，得王國維陳寅恪之精髓，胸中有浩然之氣，而中国知识分子虽"斯人独憔悴"，毕竟后浪推前浪；中国文化尽管断裂，但文人气脉如屡不绝。神州七十年黯淡，天蠻地荒，識得此境者尚寥寥，但畢竟出了許章潤。我在海外逶迤三十年，才漸漸摸到此門道，是以此文，與國內志士共勉。】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越过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的语言同那边人的语言﹐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着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安顿好她就回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楼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看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彷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二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二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的，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帐﹐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若非余英时的破解﹐这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中国罕见的一个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化反映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象我们这样的「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嵴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晗﹐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彷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贊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龙颜，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暝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爱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涉到一种文化精神＿＿与知识和学养紧密联系着的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發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敏感到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扶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知识分子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的阉割手术。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發现其实毛泽东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從姹女」﹐即最着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又都因此而劫难重重。
但是﹐对这段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这大概是1949年以后唯一还讲读书人节操的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操节﹐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着，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时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發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複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着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这种"同命而共尽"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只有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大概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中国的学界本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却荒唐地把他们当作"遗老""遗少"抛弃。这或许才是中国无可挽救的要害。
在中国逐渐沦入蛮荒之境的漫长过程中﹐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后﹐对绵延数千年的一个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对九泉之下的承诺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当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时教授。读他一二十年前写的这些文字而使人汗颜者﹐在于历史学可以通过个别代表人物的具体表现来研究某一文化﹐特别是那种面临着剧烈变动的文化的命运 ﹐而"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剧意义﹐就是今日中国文化消沉歇绝的大悲剧浓缩﹐所幸还有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为中国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种。
1995年9月於普林斯頓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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