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6日星期四

戴耀廷:惡法時代的生存之道

在香港這個惡法時代,人的自由再沒保障,且每一刻都會有被惡法吞噬的危險。人不單再不能說一些當權者已劃為政治紅線的東西,更因當權者能任意及不斷地轉移這條紅線,人當刻也不能肯定一些本在紅線以外的,會否突然被劃入紅線之內,故為求自保,只能自我噤聲。甚至拒絕說一些當權者想聽到的話,也可能入罪,令人連沉默也不可以。在這樣的惡法時代,人可以怎樣自處存活?

陽奉陰違

一些港人仍受中國文化影響,或會參照中國人傳統的求生之道。中國數千年歷史,絕大部分都是惡法時代,故中國人應付惡法自有一套,那就是陽奉陰違。這反映中國人的務實文化,「陽奉」是表面地會依足當權者的要求,做他要人民做的事,講他想聽見的話,因此連當權者也以為專制政權是得到人民全面擁護的。

不排除很多人,因專制統治掌控着意識形態工具,在潛移默化下,是真心擁護專制統治的。但仍有人,不想被當權者打壓,不知旁邊的人的真實想法,為求自保,表面做着與其他人一樣的事,和說着一樣的話,但他們心底裏,其實對當權者有着種種不滿。這些人在惡法時代的求生之道,重點是陰違。

奉行陽奉陰違的人,他們未有放棄自己的信念、價值和良心,但為了自保,被迫表面做一套,但在暗裏,在安全的情况下,他們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會做一些抗衡專制的事。他們不能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抱着這種心態,故只能自己獨自過着一種兩面人的生活。對外,他們必須表現得與當權者所要求的一套相符,但私底下,卻會想方法仍去做一些良心要他們做的事。

初想到陽奉陰違這種求生之道,會不能理解為何人不能堂堂正正去反對當權者。但當親身感受到威權的壓迫時,我能體諒這種態度背後的無奈但仍有的執著。他們大可順應大勢,陽奉之餘未必要陰違,但他們堅持陰違,那表示起碼仍沒有放棄。即使他們是悲觀的,未必能看得見出路,但總還是想方法去做一點有意義的事。他們會等候時機,若看見大局有變,就會「出櫃」,當下就只能相對被動地等候那一刻的來臨。

以真相對抗謊言

另一種態度就是以真相對抗謊言,這是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書中所倡議的。他認為人要本着自己的良知,主動在生活中,真誠地用真相去反駁專制統治者在社會內所散播的各種各樣的謊言。

謊言是專制政權重要的統治手段,但當權者要這樣做,是因他們也知道真相是會令統治變得困難,故必須以謊言去把壓制人的威權手段包裝起來,使它們變得合理,令一些懶於思考或慣受指揮的人,甘願接受專制的統治而不反抗。

以真相對抗謊言,就是在生活中,拒絕說一些當權者要人們說的謊話,不肯為專制統治服務,不讓威權能繼續箝制人,而是把自己真誠所信的說出來、活出來,揭破專制統治者的謊話。這起碼令當權者不能那麼容易去欺騙其他人,更進而能喚醒他們。

但在專制統治下要以真相對抗謊言,是要付上極大個人代價的。當權者對所有拒絕服從的人,即使他們未曾組織什麼具體的反抗行為,只要堅持說真話,本身就是一種顛覆行為。因此,他們必會承受猛烈的打壓,連親友也可能受累。所以在專制統治下要活出真相,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創意反抗

在陽奉陰違與以真相對抗謊言之間,是否有另一種應對威權的方法呢?能否既不用說謊但又不用冒上太大的風險呢?我想還可以運用無限創意,把當權者不想我們說的話,或要我們說的話,以另類的方法表達出來。我們也可以用創意的行為,做當權者不准我們做的事,不去做他強制我們做的事。

當權者不准人民叫某些口號,我們可以只是舉起一張白紙,別人也能知道由白紙所透出來的政治信息。當權者或許可以因口號內的政治信息而禁止它,但只是一張白紙,那是難以找出一個理由去禁止。

警察可以不准市民上街遊行以人數去向當權者施壓,但人們可以在各區的民間票站排隊投票,以另一種方式和平聚集,同樣能展現人數的力量,並通過民間投票來表達大家對專制統治者的意見。因意見是由很多人一起表達出來的,沒有一個人的意見會被單獨地突顯出來,故風險由眾多人一起分攤,令每一個人都能承受得到。

當然當權者可以不計後果,連這些隱晦的創意抗爭也要打壓,殺雞儆猴,打擊當中一些人,希望能嚇倒其他人不敢再去挑戰政權。但他們這樣做,只會激起更多人起來反抗,一些本來甘於被騙的人,也可能被這樣無理的做法喚醒,即使不會主動去反抗當權者,至少會採用陽奉陰違的方法來反對政權。

在香港當前的惡法時代,有人選擇用陽奉陰違,有人以真相對抗謊言,也有人實踐創意抗爭,我想都是可以的。我們每一個人,只要能守住自己的良心,判斷可以承受多少的風險,以不同的行動,或明或暗,或顯或隱,但怎也要令專制的當權者不能那麼容易剝奪人民的自由及尊嚴。

用什麼方法去面對惡法,是每一個人的個人選擇,我都會體諒及尊重。

作者是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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