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中旬，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党魁习近平的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篇“文章”，不是习近平专门就此题目而作的系统论述，也不是他某个讲话的全文或节录，而是2013年以来习近平多次讲话、报告的节录的汇编。也就是说，它是习近平的若干语录汇编而成──以自己署名，发表自己的语录汇编，这是习某人的创新。
这样的“文章”有其优势，即不必就其题目展开论述，而是宣布，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不容挑战的现实，即可要求人们依此而思考而工作而生活。
习近平不是理论家，他没有提出理论、论证理论的能力。他是政客，或曰政治家，而他的特长是提出口号，以这样的口号认定某一事实为现实，命令人们向现实低头。
共产党的领导，是邓小平提出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并且被视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邓小平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坦白承认，他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就不屑于论述所谓“共产党领导”乃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本质特征。他当然很清楚，要保住他心目中的所谓“社会主义”，就必须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只是，此乃政治，而非理论。
邓小平的作为，与习近平的作为，本质一致，其表现嘛，有微妙的差别。
习近平缺乏邓小平那样丰富的阅历，他的所思所想，简单明快──“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口号式的理论，就是这样炼成的。
但是，学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之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第一步就在于，它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基础。那也就是说，马克思学说对它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它要揭示社会主义之经济必然性，要从经济方面，探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显然，习近平没有这个本事。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被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弄成了一团乱麻，连号称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也说不清楚。不过，其实，问题本来并不复杂。
依照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个基于现代经济中社会化趋势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样的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根源，深藏在现实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中。
马克思在评论巴枯宁的著作时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马克思指出，在巴枯宁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认为，在一切经济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
恩格斯检讨他和马克思等人一度赞同“不断革命”的错误，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典范。他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当时已进入其长期发展的阶段，恩格斯认为，这并非表明社会主义失去希望，而是表明“完全存在着少数人革命变成多数人革命的前景”──这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
共产党人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从列宁开始，他们已经在背离马克思主义了。
到了斯大林时代，到了匍匐在斯大林脚下的中国共产党人那里，就更糟糕了，糟糕到一蹋糊涂。
根据大陆版的俄国作者亚历山大·潘佐夫所著《毛泽东传》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际，即显露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纯正气息’”。当时一大代表刘仁静“尤其活跃”，他“特别建议，党纲中应该明确规定，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救中国”，“在大会期间逢人就说无产阶级专政，简直没完没了”，而“与会者中的大多数都坚定地支持这个见解，唯一的例外来自他们的东道主。李汉俊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相当熟悉，因此对这个问题持谨慎态度，告诫说不要试图在一个落后国家过快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个意见很快就被否决了。”
这表明，不是没有人知道，甚至熟悉马克思的思想，但是这样的人及其见解，在共产党人中间很难行得通。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其精神，实际与巴枯宁的思想相通。
习近平就任党魁，就带领着政治局常委们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去宣誓“初心”，他完全不懂，中共的“初心”，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距离马克思学说，已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了。
共产党人在东方社会发动革命，因为缺乏“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一再地碰得头破血流，于是，他们逐渐地依据现实情况而修正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人做了自己的调整。他们的政治调整很成功，从城市转向农村，转向依靠贫苦农民打天下，而在取得军事的政治的胜利、夺取政权之后，这时，他们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他们的政治方略须展现较为深厚的理论造诣。
然而，他们作为一个深受农村环境熏陶的帮会式政党，回到了城市，依据其初衷，很快就从农村发动社会改造做起，展开为对全社会的改造，并且将这一改造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他们很成功，但是，这与马克思学说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1982年中共召开十二大，走出了“文革”阴影的中国共产党镇定下来，要重新解释它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报告中称，“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有了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成功。”这是象征性地依据马克思学说来解释中共的“革命”，但是水平很差。
起草报告的人使用了一个模糊概念，即“一定程度发展的现代经济”，因为中共发动其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之际，现代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比例，最多只占到十分之一，那么，与此相应，工人也多为农民出身，现代的产业工人还在成长之中。报告起草人毫不含糊地用了他们喜欢的概念，“当代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手法很巧妙，模糊了“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其精神实质，意味着经济发展有点儿现代条件就行，不必在意那个所谓“一定历史条件”，这就其实是倾向于“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即“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或者“革命理想高于天”。
显然，共产党人仍然陶醉于“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
久而久之，这少数人的意志和理想，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先前，共产党对其领导地位的经典表述为，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本源，共产党领导，是派生出来的。
“文革”中，毛泽东的一句更为经典的话传了出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简明扼要，点出了中共所谓“社会主义”的实质，或习近平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共产党一跃而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
“文革”是毛泽东“继续革命”思想和理论的实践，其间，对毛泽东及其独裁的狂热崇拜贯穿始终，而理论政治上的较一般的表现，从平息混乱时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到后来稳定控制局面的“党的一元化领导”，还真的是对一党专政的“艰辛探索”。再到“文革”之后，“共产党领导”成为与“社会主义道路”并列的政治原则，标志着一党专政在“文革”政治失败后稳定下来，摆出了抗衡经济自由化以及相应的政治民主化的潮流的姿态。
共产党领导的原则，意味着它长期执政，甚至永久执政。不过，基本原则只是政治原则，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论论述，还隔了一层。一代枭雄毛泽东未论及此，老资格的务实政治家邓小平没这个奢求，党政官僚如江胡等人不敢贸然尝试。要迈出这一步，需要无知无畏的政治勇气。
习近平当仁不让，他不缺乏这方面的勇气。
《求是》杂志上的语录汇编“文章”表明，担任党魁不久，习近平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宣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他眼里，与巴枯宁一样，“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他的“社会主义”不需要“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只要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行，保持这个“中国特色”，就有所谓“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被“不断革命”死死地纠缠，其实早已终结，大概要到市场经济全球化再现高潮之时，才有复兴之希望。现在肆无忌惮地在“社会主义”大旗下横行着的，实乃一群“跳蚤”，它们正得意于“中国梦”，所谓“最本质的特征”云云，是看着象是理论的呓语而已。
——《光》传媒首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