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陈冠中的新小说《北京零公里》，有不少奇特的虚构，显示他卓越的想象力，如一个“六四屠杀”中被打死的13岁少年在地下“哪咤城”；1963年毛泽东陪江青在中南海看好莱坞电影《科学怪人的新娘》，萌生了死而复生的念头，打算保存自己大脑等。我在『西斋深巷』中，写中宣部到文革中成了“阎王殿”，也写了一节江青，正好借此贴出。】
沙滩大院这么个“阎王殿”，里面几乎都是“牛鬼蛇神”，运动中互相揭发贴大字报，却也出现很特别的一张，题名《阎王殿将校以上排队》，作者是自称“牛头马面”的干部处副处长郝一民，给部长和处长们排了个队，大阎王、二阎王之后，是“阎王殿参谋长”，然后依次是：1、牛头马面和判官；2、忠实的奴才，或贾贵的后代；3、驯服的工具（有的挨过棍棒，有的思想共鸣）；4、明驯暗不满的准备逃跑懦夫；5、叛逆的英雄（极个别或者还没发现）……。
沙滩大院闹得人仰马翻之际，大家都没想起来一个人，她也曾是这里的一个处长，这会儿哪里去了？
原来，六六年文革当下号称“旗手”、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江青，曾经也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据时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的于光远文革后回忆，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书面报告毛泽东，毛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此处毛的意思，可能是说江青资历级别都较低，不够当中宣部的处长——中共的体制很怪，国务院部委的建制是部、司（局）、处、科各级，而党务系统即中央直属部委，没有司局级，部长以下就是处长。
所以胡乔木建议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显然属溜须拍马之举，他自然不理毛的“谦让”照做。不过于光远说，那个中宣部电影处也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斐（著名电影评论家，钟阿城的父亲）；另一个名叫安琳，还有一个办事人员沈美理。江青很少来沙滩大院，她只布置给电影处的人看各种电影，布置完了她也不问，她自己则在家里看这些电影。
恰在此时，毛泽东跟江青在家里看了电影《武训传》，还连看两遍，并立即让胡乔木组织批判文章，后犹觉不足，竟亲自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引导一场“武训大批判”，令该片成为新中国的第一部“禁片”。当时中宣部电影处的工作，就是抓这件事情。毛批武训，主要是想肃清陶行知的“教育救国”理念。于光远回忆，江青还以李进的名字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调查”，陪她去的是袁水拍，《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江青后来还在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这个细节，是文革中袁水拍告诉于光远的，他们俩当时同在中宣部的牛棚里头。
于光远可算是中宣部众处长中的幸存者，八十年代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他说在延安就认识江青，1942年在去陕北绥德途中，他跟江青同行，走了一天半，居然两人没说一句话。他的回忆文字中，最有意思的，是关于江青原始姓名的钩沉：
『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
于光远说，1961年他看到毛泽东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原以为“李进”是江青自己起的化名，后来才知道那是从“李进孩”简化而来的。他还指出，林彪和江青在文革中是合作的，而且他们两个人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回应“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江青的仪式则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回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1937年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同毛泽东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场的人表示谢意。八十年代的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当年在延安出席那个酒席，他后来同于光远谈起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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