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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左为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
我们处于一个新的革命年代，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说。
所谓革命，并不是政治权力的夺取，而是观念的世界性转变，例如发生在1848年的欧洲，或者1968年的全球性革命。而2011年，就是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后冷战、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的观念革命。再一次，福山在冷战结束刹那所宣称的历史终结，成为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从2008年的金融风暴到2011年在全球各地爆发的反抗运动，他所相信历史终点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都被彻底质疑、挑战。
人们还在继续重新创造历史。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说大卫-格雷伯，"从他的积极行动和着作来看，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而由于这本《债的历史》和他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角色，David Greaber成为这个时代又一个左翼学术明星。他自称，从16岁开始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积极参与1999年开始的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
2011年秋天，他意外地参与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开始，而春天时，他受杂志邀稿讨论在欧洲和美国发生革命运动的可能性，文章名字叫做"等待奇妙的火花"。没想到火花真的爆发。
在他的新书《民主计划：历史、危机与运动》（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就详尽叙述占领华尔街开始的过程，解释了外界质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诸多问题。在书的后半部则分析了"民主"的历史和现实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何以无政府主义可以找到民主的出路。
当前全球民主的危机已经是不论左右政治立场都认识到的现实，从2011年到今年，从西方传统民主国家到已经民主转型十年二十年的民主国家，到后阿拉伯之春的埃及，都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抗争。
对格雷伯来说，当前民主的问题是在于本质性的：我们如何认识民主。
首先，"至少过去两千四百年以来，每一个如今被认定与'西方文明'有关的作者，几乎全都明确地反民主。"格雷伯说，在西方传统中，包括美国建国者，民主一方面只被视为一套政治体制，到了二十世纪初，民主作为一套政治体制更是主要被想像为一套选举制度；另方面过去民主只是有产者的游戏，在那些民主思想家心中，他们担心全民普选；而进入二十世纪平民最终获得了普选权，但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民主沦为有钱人的游戏。
这表示在西方传统中，他们所认定和实践的民主和其应该有的内涵有着巨大落差。
格雷伯认为"本质上，民主只是一种信念，相信人类根本上是平等的，而且应该被允许以平等主义的方式，运用任何看来似乎是最有利的手段，去管理他们的集体事务"。
这个落差也体现在掌权者和平民之间："当知识阶级的成员谈到'民主'时，他们思考的是一套政府制度。相形之下，普通的美国人民似乎以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用语来看待它：'民主'是自由、是平等、是单纯的农民或商人可以有尊严和自尊地跟'优越者'说话的能力——一种更广泛的民主感受力。"是这个民主感受力让法国人托克维尔写下"美国的民主"。
民主不应该只是一套政治制度，也涉及到公民文化。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在第三世界国家所推动的民主就是以选举主义为中心，所以导致很多所谓新兴民主只是有选举的威权体制。而在美国本身，也是在七十年代以后，金权政治越来越严重，社会不平等也越来越恶劣，尤其是到了晚近的资本主义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capitalism）时期──所谓"金融化"真正的意义是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合谋，以确保越来越多人陷入债务。因此出现诺贝尔奖得主史帝格里玆（Joseph Stiglitz）在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所分析的，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加深了经济分配的不平等，而经济的不平等更恶化了政治不平等。
因此有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格雷伯说："这基本上是一群往前看、但前面的路被挡住的民众的运动。他们依照规则行事，却眼睁睁看着金融资产阶级完全不按规则来玩，透过诈欺性的投机行为搞砸了世界经济，竟获得政府既迅速又大手笔的出手搭救，因此得以运用比以往更大的影响力、受到更尊崇的待遇，而他们自己却被打入看来永无止尽的屈辱生活。因此，他们愿意拥抱比美国前几个世代所见更激进的一些立场：毫不避讳地诉诸阶级政治，彻底改造现有的政治体系，呼吁（至少对许多人来说）不但要改革资本主义，而且还要开始把它完全废除。"
这场运动在两个意义上是革命性的。其一是挑战金钱在政治中的角色。他说"在一年之内，占领运动找到了问题所在——实质上把金融与政府结合在一起的阶级权力制度——并且提出了解决方案：建立真正的民主文化"。
这个方案当然还是抽象的，甚至是虚的，一如许多人批评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具体诉求，但格雷伯认为这个运动本来就不是关于改变政策，而是在于让体制去正当化："诉求许多美国人的共同感觉，亦即我们的政治阶级是如此腐化以致于其无法处理一般公民面对的问题。要创造一个真正的民主系统只能是一切从头来过。"
其次是对参与者来说，他们在过程中彻底改变他们对民主的认识，因为占领华尔街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采取无政府主义的共识决原则（本书中有提供操作性的指引）。对"大多数人来说，民主终究是抽象之物，是一种理想，而不是某种他们曾经练习或体验过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当他们初次开始参加全体大会，以及参与我们在占领运动中所采取的其他横向决策方式时，会觉得自己对政治可能性的认知好像在一夕之间全盘改观"。
这也是格雷伯强调的"预兆性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亦即行动本身和行动的组织原则，就是成为未来社会的样貌。我们不能现在透过集权的组织，追求一个民主的未来。
在台湾来阅读这本书特别有意义。虽然占领的具体议题不同，但两者诉求是接近的——青年面临的现实不平等、被偷窃的未来，以及对代议民主的不信任——且同样采取了占领形式。但在上述格雷伯提出的占领华尔街的两个革命性意义是有着巨大不同：其一是台北占领运动的群众组织方式仍是传统的决策层级，直到运动后半部才试图部分借用占领华尔街的讨论模式，这就造成现场的内部矛盾；其二，吊诡的是，运动虽然占领代议机构，但却不是否定代议机构，反而是要求加强代议机构的监督和立法功能。
当然，我们不用对革命充满浪漫幻想，也未必依循格雷伯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因为格雷伯他确实忽视政治制度之于民主的重要：民主的核心固然在于公民参与，但也在制衡政治权力。更何况，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要求的社会平等，对金融资本的管制，对金权政治的规范，都是需要更多立法介入。
但他对占领华尔街的诠释也确实重要：虽然人们离开了街头、离开了广场，但"改造性的想像力爆发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且将来肯定还会继续再发生。我们发现我们的视野被用力推开了；发现我们开始质疑，本来我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实际上却真的有可能发生。这类事件促使我们反思过去我们自以为了解的一切"。
我们必须不断地重新想象民主，并不断地向前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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