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普：2013，中国舆论界遭遇血雨腥风（附 媒体札记：2013，舆论与领袖）

2013，中国舆论界遭遇过去20多年来最寒冷的冬天。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12月31日刊发徐达内的文章“2013，舆论与领袖”，该文以一万五千字的篇幅描述了中国舆论界在2013年遭遇的血雨腥风。徐说：“这一年，习近平重塑了中国舆论，也重塑了中国舆论中的领袖形象”。

不错，2013年就是在习近平的主导下，由当局在舆论界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整肃运动。整肃的对象，根据2013年年初的中宣部会议传达文件、九号文件和8.19讲话，有以下几种：1.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只要发出与党和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声音，就收回经营权；2.不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媒体上；3.坚持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所谓“新三反人员”不能继续呆在媒体，不能从事舆论宣传工作，不换立场就换人；4.加强党对媒体的管理和引导，以报道正面东西为主；5.不能让有“新三反”倾向的人在高校从事新闻人才的培养工作，等等。

在这场血雨腥风中，受创最重的媒体是被《纽约时报》称作“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报纸”《南方周末》，受打击最大的知识分子是以批判体制为己任的自由派意见领袖。

《南方周末》的厄运源于2013年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这篇广受欢迎的社论，被广东宣传部长庹震审查并删改成习近平的强国梦，故引发抗议浪潮。不少自由派人士打著“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的条幅，支持南周，呼吁言论自由，南周因而遭到整肃。一年下来，元气大伤。先是换了主帅，下达删改指令者之一杨健，被任命为南方报业集团董事长。在新老总的操持下，南周在年终时对年初支持她的人发出了秋后算账的“通缉令”，令支持她的人大寒其心，在业界引来恶评。2014年新年献词“我们是南方周末，我们三十而立”已经没有了宪政的棱角。曾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南周，这一次发出无奈的感慨，“我们有时有力，有时乏力”，让很多读者失望。他们问，南周咋了？南周的脊梁何在？南周，你为何如此堕落？

其实，在过去十年中，南周曾被整肃了十多次，而南周都挺过来了。但南周的2013年宪政梦献词，在官方眼里罪名很大。据全国记协副主席任贤良说，这是“公然挑战党的新闻管理制度”。中共宣传部门对南周痛下狠手，可见其严重性，而习近平要捍卫他的意识形态阵地的强硬姿态，也昭然若揭。

不过也许我们还是不应对南周失望乃至绝望。虽然她的2014年新年献词差强人意，但如果你仔细看过南周的十七篇“我是……”的年度系列文章，你仍然会对这份报纸的坚持怀抱希望。看看这些标题，“我是医生，我以我血荐医改”、“我是律师，总有案件激发本能的正义感”、“我是检察官，我追查冤案”、“我是教授，你扶老人，我撑你”、“我是明星，青年志愿者之歌”等。这十七个人不仅表达了他们的职业本分，也表达了作为公民社会的十七颗微粒子对社会的期盼、守望和监督。

但是，即便南周在这一轮整肃中能挺过去，其他被整肃的报刊却未必如此。2013年，受到冲击的报刊还包括《炎黄春秋》、《新快报》、《新闻晚报》等。此外，中国舆论界的整肃之风也刮到了香港。香港老牌报纸《明报》首当其冲，总编刘进图被免。人们都猜，此变故可能是因为中央不满《明报》对香港新闻的处理，《苹果日报》称，香港传媒全面进入寒冬。

除了媒体，舆论界中体制批判者也受到巨大打击。从表面上看，官方对体制批判者的处理，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一视同仁，如不准贺卫方、李伟东、荣剑在网上乱说乱动，同时也销掉了张宏良、韩德强的微博账号，但这种处理仍然左右有别。左派的命运比右派好很多。孔庆东，张宏良、韩德强，虽然也给习近平添了不少麻烦，但仍然衣食无忧，可继续他们的教职。如北大不愿辞退左派教授孔庆东，却执意辞掉了自由派夏业良。

2014年中国舆论界的形势会怎样？可能更残酷！刘云山已经放话了，“老祖宗不能丢、大道理还要讲”。新兴媒体的官方监管将进一步收紧，传统媒体的整合势在必行。已经有媒体人预言，大陆媒体各种死法即将上演。谁死谁活，十有八九，官方说了算。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附录】

媒体札记：2013，舆论与领袖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2013，势必是个可以在中国舆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年份。这一年，习近平重塑了中国舆论，也重塑了中国舆论中的领袖形象。

人未老，报先亡

虽说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就一直是在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压力之下谋求生存，而且，全球同行多少也是概莫能外，但是，夹缝从来没有像2013年这般逼仄。经营收入急剧下跌、意识形态控制收紧，再加上多桩内部丑闻带来的行业声誉损害，早就远离“无冕之王”称号的中国媒体从业者，像是被脱去了“皇帝的新衣”，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便是对那些以维护中共政治权威为宗旨的喉舌媒体而言，广告效益在2013年的加速下滑也已经构成了足以致命的危机。在新技术新渠道的冲击下，“报纸消亡论”、“电视消亡论”已经不再是“狼来了”的笑话。各项数据统计显示，中国传统媒体2013年广告经营收入急剧滑坡，远远超出了整体经济不景气造成的关联效应，甚至连曾经的新媒体代表——门户网站——都已经呈现掉头向下的征兆。这其中，尤以戴着更重管制镣铐和历史负担的纸媒为重灾区，仅一季度，中国报刊媒体广告市场投放季度同比跌幅即达到12%，为2010年以来最大降幅。上半年盘点之际，6家报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的已有4家，降幅最大的为ST传媒，达71.93%，而博瑞传播与浙报传媒之所以能保持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也只是受惠于网络游戏业务。

心急如焚的记者编辑们，在这一年中，不断听闻报纸杂志裁员乃至关停的噩耗，尤其是在发达城市和财经、时尚报道领域，多有媒体已经难以承受广告经营压力之重，《好运MONEY》和《钱经》先后宣布停刊，第一财经不再续租宁夏卫视的上星渠道，一些沿海地区的都市报之所以还能维系，更多地是依靠缩减版面及降低员工薪水。

“温水煮青蛙”，已经到了不得不跳出热锅的存亡关口。面对困境，在中国最大的城市，市委书记韩正10月亲自主导上海报业集团的重组，并承诺向缺乏市场销售能力的两张党报各自注入每年5000万元的财政补贴，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个联合舰队的航向还没能给各地观望同行带来发现新大陆的确凿希望。

面对提问，新集团当家人裘新轻轻摆了一摆手，“纸媒行业不需要悲观主义者，徒说无益”。解放日报旗下瞄准付费阅读模式的“上海观察”网在年末上线，颇具全国知名度的东方早报同期开始“自贸区邮报”、“饭局阅读”等新媒体尝试，并将其颇负盛名的上海书评、上海经济评论内容向手机端迁移。而最富有“断臂求生”悲壮意味的是，就在东方早报12月23日用整个封面宣布“中国上海互联网行动正在招募”的同一天，同城媒体新闻晚报被选中作为牺牲品，定于2014年元旦日停刊。

“十年青春空飞扬，人未老，报先亡，新识旧友，何处诉离肠。千简万牍著文章，朝随露，夜伴霜。一夜北风旗幡乱，刀笔断，鸟弓藏，青丝白发，谁人不彷徨。往昔峥嵘随流水，落花黄，晚报殇”——这一曲丧钟挽歌，从新闻晚报编辑部里飘出，久久回荡在中国媒体从业者心中。

新快报溃散

证监会11月底宣布IPO重启，算是给那些依靠上市公司生存的财经类媒体送去了一线生机。此前，由于这条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断绝，一批通过向拟上市公司索取广告费甚至“保护费”来获利的报纸杂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这，也正是2013年中国媒体业标志性风波——新快报陈永洲事件——的潜伏之处。

新快报10月23日、24日《请放人》《再请放人》的头版，以及“敝报虽小，穷骨头，还是有那么两根的”宣言，现在看来，根本就是自取其辱。轰轰烈烈的一场媒体维权行动，却因为记者陈永洲在电视镜头前如数招供罪状，而落了个一地鸡毛的下场。

想当初，中国媒体可谓同仇敌忾，死守言论自由与职务行为两块阵地，群起抨击警权滥用，连新华社都曾发布过有利于新快报陈永洲的电稿及评论，一时间蔚为大观。然而，随着穿着囚服剃着板寸的陈永洲对着央视镜头一字一句地承认收受他人钱财、撰写不实报道，供称报社管理层直接参与其中，甚至还说出了“我也希望整个新闻行业能够以此为戒”，他的声援者们目瞪口呆地陷入了所托非人的尴尬境地。起初有多么慷慨激昂，现在就有多么情何以堪，起初有多么大义凛然，现在就有多么自取其辱——那些本来以为可以借此痛击公权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记者编辑，被对手狠狠地反扇了一记耳光。啪！打得眼前直冒金星。

尽管至今仍有高举“程序正义”大旗者，指责长沙警方勾结三联重工、央视“未审先判”，但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之外，新快报事件已经测量出了更大范围内的“人心向背”。在宁愿看热闹的中国民众心目中，程序正义远没有那么神圣，“收黑钱”就是最大的不正义，因为陈永洲，记者的标签上已经被牢牢地印上了污点，未来的日子里也势必将被反复拿来当作话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头版战书”到“命运共同体”，再到“三而竭”，直至大翻转后的“四而溃散”，整个中国媒体行业——尤其是亲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一批——遭遇了一次巨大的信誉危机，也很有可能，是系列舆论斗争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惨败。

唾面自干还在于，随着新快报的节节败退、身败名裂，媒体行业中更多的类似龌龊行为被曝光。先是前调查记者龙灿因为难以忍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在陈永洲事件中的“假装清高”，而奋起揭发对方“沽名钓誉”，此后，杭州、北京等地又陆续传来警方拘捕、法院开审记者编辑收受不法钱财的消息，每日商报经济部首席记者楼志文身怀六甲之际却因为涉案近80万元而站上被告席，让围观者一方面也为这个曾经获颁新闻奖学金的美女感到惋惜，另一方面更惊叹于媒体行业的灰色收入已经动辄百万计。

其实，对业内人士而言，收受“开口费”、“封口费”绝不是什么新闻，甚至早已不是值得让他们感到羞耻的事。一个通行的自辩理由是，由于中国的媒体机构未能给予员工与其付出相匹配的体面收入，默许甚至鼓励了那些新闻寻租行为，也就是说，在一个整体肮脏的环境中，记者编辑们的道德水平没有理由、也绝无可能高出社会平均线。

大恶小恶，轻重缓急，何去何从？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胡舒立，在新快报陈永洲事件告一段落之际，于新世纪周刊发表社评《新闻寻租不可恕》，强调：“无论愿与不愿，应当承认这是丑闻，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新闻界同仁只有自律自省、直道而行，才有可能挽回这一信誉损失。”

然而，也正是这篇呼吁同行“自尊自强自爱”的宣言，令这位有着“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之称的业界领袖遭遇了成名以来颇为罕见的后辈不忿。如果说4月雅安地震时的“媒体添堵论”主要还是针对新闻职业素养的业界学术讨论，那么，半年之后，直接“诛心”。

以孙旭阳、魏海田等为代表，市场化媒体记者编辑中的“少壮派”、“死磕派”利用微博微信，愤而指责胡大姐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道德感”，在关键时刻“倒向了那些可疑的势力”，“于事无补，于理不足，于情有亏”：“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有对陈永洲等人落井下石的嫌疑；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是对已经被伤害的陈永洲造成更大的伤害；此时此刻检讨新闻寻租，似乎站在了中联重科、长沙警方、中宣部和央视一边，也就是站在了不公正的威权一边；在此时此刻批评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媒体人，有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嫌疑；此时检讨新闻寻租，也是媒体被强暴后的可怜的无耻的自虐行为！”

至此，因为新快报风波而短暂凝聚的媒体命运共同体，被证明不过是一盘散沙，曾经作为声援口号的“今天所有媒体人都是兄弟姐妹”，听上去更像是个冷笑话。的确，要这些平素就以臧否他人作为职业的记者编辑们结成牢不可破的统一战线，恐怕真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大V的黄昏

其实，在胡舒立的“直道而行”被嘲讽一个多月之前，对“理中客”的批评已经因为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而激化。在2013年9月审理的连串案件中，埋伏的裂痕仿佛一夜之间就浮出水面，以“理性中立客观”自持者被讥讽为一叶障目，“追求‘完美的受害人’，带着‘测谎仪’而不是录音笔去从事记者工作，像极了嗜血的媒体野兽”。

“面对完美的压迫，谁有心情责难反抗的不完美？何况压迫越是完美，完美的反抗越不可能”、“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形下保持中立，那你其实已经选择站在压迫者的一边”——为了反击那些有关夏俊峰之子画作“剽窃”的指控，现为网易高管的钭江明和陈峰不惜与前同事、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韩福东断席绝交，而同样有南方系背景的宋志标更写出名篇《维稳战士与理中客》，指责“理中客”是在不自觉间配合了有司的舆论调控，“在舆论引导上充当了十分重要的‘维稳战士’，“在所谓‘求真务实’的托辞下，沦为虚伪的人。”

夏天的风孕育了秋天的果。舆论决裂到了这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地步，激化出了这等“鱼死网破”的决心，实在是拜中共在9月之前实行的意识形态整肃行动所赐。而这，也正是贯穿整个2013年中国媒体舆论场的真正主旋律。

之所以“小贩之死”会引发中国社交媒体上仿佛随时就要揭竿而起的一时激愤，是因为官方此前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名实施的一系列抓捕行动，其中又以商人王功权9月13日的被拘反响最为激烈，人称“黑色星期五”。

这一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商界精英集体感受到了1989年以来最严厉的言论管制氛围，兔死狐悲、哀鸿遍野。一方面，是因为在过去四年中，网络社交媒体的兴盛让中国人享受到了革命性的信息传播便利和自由，如今一旦尺度收紧，“由奢入俭难”；另一方面，也的确是中共新领导层展现出了比前任坚决得多的控制欲望，习近平明显是在继承“延安整风”时代的方略，打击贪腐渎职官员，但同时也要将反对派的颠覆梦想——哪怕是王功权式的“公民行动”——扼杀在摇篮里。

严格来讲，在传唤之前，王功权就已经不是微博大V，他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账号早已被注销。所谓“大V的黄昏”，是从薛蛮子开始。

在被北京警方8月23日蹲点抓了个嫖娼现行之前，薛蛮子在互联网上确实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因为以每天几十条的数量转发那些对公权力言行的控诉，他的微博账号长期位居影响力排行榜前列。在以出乎几乎所有人预料的不堪方式被捕后，尽管同样是有足够多的市场化媒体和民间意见领袖指责警方“选择性执法”，甚至连公认的中共立场维护者、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都曾经在微博中说出“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但仅凭“买春”人赃俱获这一项，这位曾经在微博上满口仁义的大V就已经跌下了道德高地。

更何况，9月15日，看守所里的薛蛮子又在央视镜头前说出了“回复粉丝留言感觉像皇上批奏章”的大V感受，做起“飘飘然”、“忘乎所以”的自我批评时，他也真不愧是受过红色家庭的薰陶，让人恍若置身“延安整风”活动现场。至此，其实都已经用不着喉舌媒体再连篇累牍地反思了，即便有打抱不平者还在抨击官方终于暴露了借嫖娼之名整治微博大V的动机，或者指责这又是一次“污名化”行动，“大V嫖娼上了《新闻联播》”，但看着薛老汉如假包换地在电视镜头里手舞足蹈上演“投名状”，只要不是“水军司令”豢养的追随者，要么哑口无言暗承遇人不淑，要么就只能痛苦承认这实在是暴露了“小丑本色”，与其说是“自污”还不如说是“自甘下贱”。因为，无论如何，薛蛮子亲口说出并为之面露得色的“网络皇上”论，是与那些普世价值信奉者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薛大V活生生地展现了“民主逗士”的风采。

“没有开明绅士”

本来，大V以及与之密切响应的自由派媒体人，有过一个美好开局。先是以“公民记者”身份实行网络反腐的朱瑞峰，把他于2012年底引爆的重庆官员不雅视频事件发挥到了极致，令纪检官员在新年伊始之际陷入动辄得咎的被动。而后，罗昌平的举报名满天下：2012年12月6日，这位财经杂志副主编连发三条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经过半年的焦灼等待，刘铁男在2013年5月12日终被官方确认涉嫌严重违纪，而罗昌平本人，也因为这场开一时风气的反腐行动而在年末获颁透明国际清廉奖。

正是受罗昌平和朱瑞峰的成功激励，在5月之后，相继有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新快报记者刘虎实名举报，前者指控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高管，后者则剑指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其，并借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丑闻曝光之际，扩散对上海高院代理院长崔亚东的贪腐证言。事后被确认为新华社对外部夜班英文编辑周方，更是在7月中旬于个人博客中发布了“宣传口正部级领导赴宴喝美女人奶”的说法。

但随着刘虎在8月被警方以涉嫌制造传播谣言的罪名刑拘、周方亦传出因多次造谣被吊销记者资格的消息，这股网络反腐热潮迅速冷却。及至11月底，本已被外界认定平安着陆的罗昌平调职研究院，不再负责财经杂志采编业务，这更让一些焦虑的围观者揣测他是受到了打击报复，至少也是“冷藏”。

以定点清除微博大V为标志，以两高关于网络谣言的“500转”司法解释为武器，这一连串对异议者的打击，只是中共新任领导层整肃意识形态的组合拳之一。

如果说“七不准”迄今还只是通过官方内部文件的方式传达，那么，习近平在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已经再明白无误地公开表达了这位中国当今最高领导人的强硬决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此后，随着中共高级官员及喉舌媒体在学习传达中的响应表态，新华社电稿中没有披露的最高指示——“在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不能爱惜羽毛”、“这个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妥协换不来和谐合作，斗争才能生存发展”——令那些将互联网视作抗争大本营的异议者心生寒意。9月18日解放军报上那句“只有像当年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战斗在最前沿，才能打赢这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夺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更是疾言厉色。

对网络大谣大V的集中打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了行动。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出面召集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算是通过划定“七条底线”先礼后兵。不以为然、甚至还沾沾自喜于抗辩的座上宾薛蛮子，两周后就付出了代价；因为网络推手秦火火被捕，李开复的微博主页被央视镜头扫过，欲盖弥彰地暗示了他就是“背后大V”；而另一位拥有千万级微博关注者的名人潘石屹，则是在9月12日，用在央视出镜表态认同两高司法解释的方法，证明了他是一个可以改造好的微博大V——在谈到“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时，这位房地商的口吃被一些人理解为紧张所致，被另一些人理解为是在“自保”。

奚落“潘结巴”成为那几天里的全民乐事，但对把言论自由看得比财产安全更重要的人们来说，调侃语气掩盖不住悲哀。

鲜衣怒马的奇兵

这一切，并非没有先兆。

大致是从5月起，反宪政潮流扑面而来。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下属的红旗文稿刊出人大教授杨晓青署名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其中“宪政关键元素属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论述，一语惊醒梦中人。

再加上此后一系列经由求是理论网、人民网等转发的类似反宪政檄文，导致本以宪政作为愿景的大批知识精英一时哗然。尽管在对这些文章的发掘中，多少有些自由派意见领袖主动搜寻乃至对中共常规理论文章“少见多怪”的成分，但随着人民日报海外版在8月白纸黑字地连续发表三篇由马钟成署名的反宪政文章，将“社会主义宪政”亦指为“只不过要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达到‘资本主义宪政’的目的”，以及求是杂志10月刊亲自上阵发表《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波左倾思潮已经得到了最高级别的背书。

中央喉舌之外，网络舆论场上此时也杀来了一支鲜衣怒马的奇兵。8月1日起，由新华网首发、王小石署名的《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在腾讯搜狐网易和凤凰网首页被同步推荐了接近两天一夜，新浪甚至持续到了第三天早晨——显然，只有最高级别的宣传官员才有此等号令商业门户集体遵命的能量。

周小平更可谓一朵奇葩。比王小石更早一步，他的成名作《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就已经成为各大门户需要在首页推荐的雄文，紧接着，作为“正能量”代表，他又获邀出席那场著名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9月22日，在李开复宣布返台治疗癌症之后，牢记“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周小平又得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党建杂志社下属网站发表《十问李开复》，从“您到底有没有患癌”到“您与台独势力和藏独势力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您为何称‘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您为何要伪造历史，为何要把杀人犯美化成善良人”、“您眼里的优秀青年就是那些鼓吹吃烤人肉和仇恨祖国的青年吗”……

看上去，周小平和王小石对右翼公知的阻击是颇有成效的，至少他俩的后盾应该满意。因为，及至12月，又有文风一脉相承的《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被部署扩散。而且，这篇直接宣布“我们相信习近平主席”、“我们支持习近平主席”、“习的智慧魄力、胆略卓识，坚韧稳健、柔里含刚的能力作风，对拨乱反正、稳定大局是心中有数、胸有成竹的”的网帖，已经可以享受到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发布正式稿件进行摘要推荐的规格。

强攻之下必有反弹。面对这场从春夏之交开始的意识形态攻势，自由派意见领袖对习李新政的评价急转直下，更不消说年初那些因为彭丽媛出访装扮而兴起的“中国最美第一夫人”式赞赏，已经再无心情提及。

当然，虽说舆论整肃的压力已经令太多人噤若寒蝉，但总归有一些迎难而上者，坚守批判态度。因为王功权事件，以王石、王瑛为代表的一批商界精英，公开反对柳传志“在商言商”的处世哲学。两高司法解释以及随之而来的“抓捕扩大化”倾向，更招致民间激烈抨击，要求以同等力度整治“官谣”，防止“寻衅滋事”成为一个予取予求的“口袋罪”：在广州越秀警方以“污蔑‘狼牙山五壮士’”为由行政拘留一位微博发言者后，不仅那些市场化媒体纷纷刊文批评，作为上级部门官方微博账号的@广州公安更是说出了“子产不毁乡校”的古训，一时传为美谈；而后，在解救所谓“500转刑拘第一人”、甘肃张家川初三学生杨辉的网络行动中，围魏救赵的民间战术又让当地警察局长遭遇了被人肉搜索出历史劣迹的莫大讽刺。

相对而言，针对周小平的反击则充满了不屑的口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同仇敌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宁愿辩论对手是像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邓力群这样的中共早年“笔杆子”，也不想看到周小平“沐猴而冠”，以一幅“口含天宪”、“狐假虎威”的模样满嘴胡言——这简直是在侮辱智商。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中国市场化媒体中最优秀的一群记者发挥了他们的职业功底，从10月14日起接力“扒皮”周小平，直至证明他就是当年可以媲美秦火火的网络炒作推手。顺着各式《十问周小平》纷至沓来之势，新京报更于16日发表《周小平的“问与被问”说明了什么》，打响了中国正式媒体的第一枪。

当南方都市报也已经更多地将锋芒隐藏在微博中时，凭借这篇富有脱敏意义的评论，新京报再一次证明了超越绝大多数同行的言说勇气与能力，并就此获得同道中人的致敬。事实上，在更早之前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这家媒体就已经展现了非同寻常的抗压能力。

新年献词风波

说起来，中国媒体是从2013年的第一天起就感受到了“梦的尺度”。较之10个月后的新快报事件，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带来的舆论风波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为了抗议上级将原定的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改为“添加伟光正材料”的见报版本《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那群素有抗争传统的记者编辑利用互联网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联署行动，不论是否经过实名认证，他们似乎都已经不再惧怕秋后算账，在微博上放声大骂，前赴后继地用文字冲锋，仿佛只要能存活一秒就是胜利，直至账号被注销。

矛头直指2012年5月由新华社副社长调任广东宣传主管之职的庹震。而且，这也并不是庹部长第一次遭遇属下媒体抗议，早在半年前的北京暴雨事件中，这位省委宣传部长就被南方系记者编辑普遍指责为“极度保守”，当时互联网上就流传有他删改南方周末当期特刊的截图证据。

根据抗议者起初的指控，是庹震在亲自捉刀的封面导言中，引出了习近平那句“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意，而“隔空向老大抛媚眼”却抛得如此拙劣，只写一百多字的最大恶果就是，硬伤太易被发现：众志成城写成了“众志成诚”；大禹治水的传说发生在约4000年前，却被写成“2000年前”……

于是，在那场绵延一周的山呼海啸中，有些人是把庹部长的姓氏谐音用在类似“一坨屎”这样的词组中，有些人开始回顾南方周末历年新年献词的经典段落——作为中国最具声誉的报纸之一，以及新闻界公认的“黄埔军校”，南方周末20余年来播撒的那些火种在这个寒冬里星火燎原，几乎所有中国媒体和网络知名意见领袖都参与其中，向那些破釜沉舟的记者编辑送去温暖：机巧的东方卫视以纠正错别字为切入角度，在1月3日的深夜节目《子午线》中挺身而出，发布《舆论场：南方周末新年献辞引热议》之报道，这段1分半钟的视频引爆冬夜，不仅是激动难眠的南方周末支持者奔走相告，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凤凰亦均于首页展示其标题，甚至央视网也隆重推荐；媒体微博账号里的献词对比、以史为鉴、说文解字更加比比皆是，盟友队伍里不仅有@财经网、@潇湘晨报、齐鲁晚报、@爱奇艺，还曾短暂地出现过@湖北日报的身影；一些人相信，不仅南方都市报那篇《让无声者有声，让有声者多元》的社论是在暗表兄弟深情，新华社借刘云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公开指示批评“鸵鸟”思维其实也是春秋笔法。

借助微博这支全民麦克风，在亿万支持者的簇拥下，南方周末报社内部抗议者已经把昔日只于后台操作的新闻管制尽数公之于众。不过，即便是最激烈的抗议者，应该也知道，在现行体制下以“党政分开”的理论要求媒体自由，比在新年献词里写出“宪政”二字更加不可能。所以，自有业界、学界人士退而求其次，以宣传官员历来只做“事后审查”为由，批评庹部长“绕过编辑部”删改、重拟见报文稿，是一种粗暴违规的管理手段。

正当这场抗议方兴未艾之际，6日晚间，南方周末的官方微博账号却发布一段声明，声称“特刊封面导言系本报一负责人草拟，网上有关传言不实”。这下，连代表中共中央机关报活跃在社交媒体中的@人民日报都莫名诧异，情不自禁地留下了一个其发布史上最短却也最特殊的记录——一个释意为“吃惊”的网络表情符号，瞪大双眼，冷汗滴落。

然而，就是这份自认差错、为庹震正名的声明，反而进一步刺激了抗争。一份由南方周末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署名《南方周末新浪官微被迫发布“致读者”之不实声明的全过程》火速穿越重重封锁监管而至，并被支持者通宵接力转发。

眼见同行的决绝勇气，那些掌控媒体发言权的编辑们也被深深地感染，比1月2日晚上更加不愿置身事外。23时许，@人民网即送夜话：“今夜星云变换，气温骤降，寒气袭人。出入应谨慎，冷暖需自知”；零点刚过，@新周刊贴出一幅来自中国气象局的卫星云图，说了句“这是28年来，中国最冷的一个冬天”；趁着夜深，网易不仅微博博客齐上阵，更用一个绝无仅有的新闻专题表明了自己是何等“有态度”：将华商报5日所刊评论作为头条，并把标题修订为更加直白的“南周献词事件不能靠鸵鸟心态解决”，再辅以《南周员工微博发公开信“对抗”官微》中的对比截图，以及南方报业门口举着“开放报禁”、“让梦发声”标牌的抗议者现场照片；新浪天津频道首页上，编辑也分明是在用六段标题作为“藏头诗”，拼接出“南方周末加油”的字样；继爱奇艺之后，淘宝网同样“不务正业”地前来助阵，寄语“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此刻，燕子飞往南方”；演员陈数之后，更多原本不太介入此类公共事务的文娱界人士亦加入微博声援队伍，姚晨、伊能静、李冰冰、陈坤、任泉…………

在这些用尽权限向南方送去温暖的媒体中，或许没有谁能比新京报更加有体会，7年前，同样是因为遭遇包括撤换总编辑程益中在内的整肃，这家北京报纸断绝了与南方系的血脉关系，所以，在这个夜深人不静的时刻，先是@新京报评论及时奉上《韩国主流媒体罢工，要求脱离政府控制还原真相》的旧闻，而后又由官方账号送来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You Raise Me Up》。

而风波在8日晚间再掀高潮，也正是因新京报而起。当天，局势本来已经在向缓和方向发展，有传言声称宣传官员已经与反叛的记者编辑达成妥协方案，但是，深夜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令气氛重新紧张。

此前一日，环球时报刊登社评《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比起早前的《有必要冷静思考南方周末事件》，这篇新作更加直白地表达了对这场媒体风波的批评，声称“别逼一份中国报纸扮演它无论如何也承担不了的对抗角色”。对持续抗议了4天的南方周末记者编辑来说，这是比前一晚官微失守更加让人沮丧的现象。他们认定胡锡进团队写出“最新支持者是远在美国的陈光诚”的字句，就是在有意将事件政治化，就算是南都网以“环球飞狗叼盘精彩瞬间”的图片相讥亦不能泄心头之恨。继向时任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王文发出绝交短信后，南方周末前评论员笑蜀呼吁同道之人抵制该报，以惩罚其“递刀”之举。

“递刀”的判断，源自各大门户网站对环球时报社评的首页推荐。8日早晨，又有一批在各地拥有指标地位的报纸奉命转载了这篇《南方周末“致读者”实在令人深思》，能够像拥有南方系血脉的云南信息报那样，同期刊发人民日报那篇呼吁新闻宣传管理者“跟上时代节拍”、“放弃生硬说教”的评论，已经殊为不易。

在中央和北京两级宣传官员的眼皮底下，京华时报是以重拟标题为“任何改革不能损害前进大局”的方式服从指令。于是，在这种集体上阵的情形下，新京报的缺席就显得格外突兀。按照微博上当时流传的直播说法，有北京高级别宣传官员8日晚间亲至新京报，要求其跟进转载环球时报社评，但遭遇报社团队抵制，不仅记者编辑表达抗议以至屈辱落泪，甚至有称戴自更社长愤而提出口头辞职。

根据街头报摊所示，稿子最终还是登了出来，在A20版右下角，标题是“《环球时报》就‘南方周末事件’刊发社评”，删除大半，尤其是最为抗议者所非议的“陈光诚”段落，整版亦无编辑署名——显然，督战官员也作出了让步。此外，人们还发现，直至9日午前，惯常一早就更新完毕的新京报电子版仍停留在1月8日版本上；5时01分，其客户端发布声明：因系统突发无法预估和控制的大BUG，今日‘新京报新闻’APP内容无法更新”；唯一更新的是其网站，编辑选择的头条是过去几乎不曾有过的娱乐人物访谈，标题——“我们还是在被动的位置”。

再加上@新京报晚安帖——“走得太快，会把灵魂丢掉。应该停下来等一等，等灵魂追赶上我们的步伐”、早安帖——“如果你想要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那么你必须去做你从未做过的事”，就算是那些痛彻心扉的南方抗议者，也不能奢望新京报同人做得更多了。

另一处失守重镇是同样多有高管源自南方系的潇湘晨报。与新京报不上网的做法堪称殊途同归，这份湖南最畅销报纸是一改惯例地特意将评论版公开，向天下人表明心迹。转载的“深思”稿被人民日报《要跟得上时代的节拍》压在下方，更由评论员杨耕身署名写就《今天我们如何弥合信任拨正情绪》，以表编辑部立场：“对这些‘时代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不再闭耳塞听，道路以目，或混淆视听，那么我们将可以收获关于良知与进步的慰藉。否则只能是时代之耻，历史之污。”

余波未了，寿则多辱

风波看似以新年第二期南方周末在1月10日的如约正常出版而逐渐平息。不过，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具有无比讽刺意味的续集在年末上演。年初在南方报业大院外举牌声援反叛者的郭飞雄、刘远东，在12月底被广州市检察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罪名起诉，而作为呈堂证供的，是一份盖有南方报业集团大红公章的情况说明，指认“集团所在地门口聚集大量人群，对集团正常工作秩序产生较大影响，人员车辆进出受到妨碍，集团一些会议被逼取消”。

据此，曾经感受过声援温暖的记者编辑悲愤难当，群起指责官方违背此前承诺、实行秋后算账，多位员工以个人身份在微博微信上发布声明，强调那几日工作一切正常、未受任何打扰——机构法人与自然人的角色冲突在这一刻尽显无遗。然而，眼见大势已去，“恨不当年死，留作今日羞”的评语，已经被失望的人们赠予了南方周末，赠予了这个曾经在中国民主进程中担当先锋角色的媒体机构形象。

事实上，半年前，当微博的抗议能力已经不复盛况之时，南方周末就已经因为另一个封面报道而陷入舆论纷争，被曾经的声援者讥讽为与环球时报“相向而行”。

虽说在贯穿整个2013年的李天一强奸案中，原告被告双方均娴熟运用“操控舆论”的手法已经人尽皆知，但南方周末8月1日的《“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还是给曾经为“伟大母亲”掬泪感动的人们带来了颠覆性的震撼。

要知道，这位“上访妈妈”一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民众追求法治公平的标志性悲情人物，更被视作借此推翻中国劳教制度的突破口。经由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网事、人民网在内的媒体报道和网络号召，数以亿计的支持者站在她的身后，为她未成年女儿乐乐遭强奸并强迫卖淫的苦难而感同身受，为她因不满法院判决故连年上访却被处以劳教而打抱不平。4月12日，湖南永州市中院一审驳回唐慧要求劳教委行政赔偿的请求，曾满怀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劳教制度反对者大失所望，当时，唐慧蹲坐在法院门口撕心裂肺的痛哭流涕，曾经让多少网络围观者同样流下泪来，“再也不相信司法”的呐喊义薄云天，声遏九霄。

但是，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老牌调查报纸，南方周末允许记者柴会群将那些将唐慧比作“撒谎的泼妇”的微博揭发，以白纸黑字的形式正式刊登了出来。据此，舆论激烈分野，环球时报自是跟进附议，指责“民粹”，叹息于“媒体的片面、公众的轻信、唐慧的‘闹’”，而本是南方系“同根生”的南方都市报却发表社论《若法治没有赢，唐慧亦不可能赢》，从标题开始就直接否定了南方周末的议程设置：“在为女儿与家庭抗争的数年里，没有谁有资格去要求唐慧成为没有缺点的抗争者。而以一个假想中的法治秩序去批判她，更展现了虚伪与残忍。”

“菩萨心肠、霹雳手段”

大V的黄昏、小贩的秋后、天一的十年，甚至是南方周末的所谓“转身”，都是季节变换的象征。就算是天天叹息中国互联网是“谣言共和国”的人们，也得承认，在社交媒体兴起的过程中，受到更大打击的是以批判体制为己任的反对派意见领袖，也就是所谓的“公知、天使、导师”。2010年之前，中国音量最大的麦克风多半都向右倾斜，是微博的诞生，客观上给“自干五”、“爱国者”带来了更加急需的机会，也导致了更多的“公知”因为言多必失而褪去光环。这个道理，本来是不需要等到薛蛮子看守所谈笑风生后才尽显无遗。

再加上9月前后董良杰、边民等多位微博名人的被捕，杀鸡儆猴，从2011年迅速占据网络话语权的这股力量遭受重创。尽管这些视批评为已任的意见领袖对活跃中国舆论、推动社会进步有着时代功绩，但是，在由暴力机器支撑的权力意志面前，他们的软肋昭然若揭，倘若再如南方周末所言，滑向“混杂了商业利益、私欲和嘲笑声的集合”，终归是不堪一击。

况且，从秦火火、格祺伟等事例中，中共新任领导层完全有理由得出网络舆论受操控、不能完全代表整体民意的判断。而求是杂志更在当时刊发“石平”署名文章，定义“网络乱象更大的责任应由网站特别是主要门户网站承担”，给新浪搜狐们设计了另一条发展方向：“依托高质量的实用信息服务来增加流量应该大有用武之地，淘宝网等电子商务网站的巨大成功也提供了范例。我们希望商业网站走好，但要走正路。网络的媒体价值、舆论功能，更多还要靠专门的新闻网站。”

就这样，只用了一年时间，习近平就已彻底改造了中国舆论的发展轨迹。如果说秋天之前，他的形象还有些模糊，那么，在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之后，这位2012年年底接过最高权杖的“红二代”，已经展现了复杂而清晰的全方位领袖形象。就在2013年最后一天到来前夜，他代替总理李克强亲自出任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再加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以及并无悬念的国安会最高领导头衔，五大权力集于一身，实现了毛泽东时代以来最大程度的个人集权。

所以，不论褒义贬义，人们现在都承认，他已经化身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结合体——“毛泽东的风格，邓小平的路线”。用萧功秦的话来说，就是新权威主义2.0版，用吴稼祥的期待来说，就是“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和如来智慧”。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手法，他试图在中国日益分化的利益群体间建立公约数。瞻仰毛泽东纪念堂，可以视作在安抚左派，废除劳教、开放“单独二胎”等，则可以视作是在回应右派呼声，但与此同时，他也强力打压极左极右，不允许那些尖厉的声音破坏“中国梦”。

他愿意展现自己的平民姿态，从上任之初的轻车简从开始，就言传身教朴素作风，年末“吃包子”是最好的证明；他强力反贪、整顿吏治，纪检查处官员力度远超外界此前预测，那只传闻已久的“大老虎”俨然已是瓮中之鳖；他在对外关系上不再一味韬光养晦，仅凭钓鱼岛巡航和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两项，就已经让人刮目相看，年末“封杀”安倍晋三更是底气十足；他承诺市场化经济改革取向，尤其是三中全会《决定》出台后，赢尽掌声，仿佛一夜之间就“重回蜜月”……至于因为控制意识形态而得罪自由派知识分子、被诟病为“政左经右”、“举国皆重庆”，乃至“通往极权”、“民粹主义”，在前面这些功绩前，就多少有些“曲高和寡”。

总之，他既不是江泽民也不是胡锦涛。作为后邓小平时代第一个相对独立的中共最高领袖，他凭借从红色家庭里继承而来的道统，用一种毫不掩饰锋芒与自信心的方式，完全改造了过去20年间的总书记形象，调控着13亿人的喜怒哀乐。

这种举重若轻的自信，淋漓尽致地体现在2013年另一件全民围观的新闻事件中，即针对薄熙来案的济南审判。以达到全世界最高水准的微博直播方式公开庭审实录，任由这位曾经的最高权力竞争敌手展现令反对者都不得不叹服的辩论口才和反应能力，那几天中国媒体躬逢其盛，在“最高导演”的允许下，共同见证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观。

也正如这场世纪审判所呈现的，尽管因为遭受管制重创而步入下行线，但新浪微博依然保有中国舆论议程设置主导权。大V隐退之后的人气空缺，恰好给了政务账号趁虚而入的机会，而@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这三大“国家队”媒体法人微博已有合计3000万关注者。

带着镣铐跳舞

只不过，在意识形态管理收紧的背景下，2013年的这个@人民日报也已经有了些改变，一年前开办之初时的“公知”式言论大幅减少。其中一个注脚出现在8月5日，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得以在身为人民日报子报的环球时报上发表《媒体官微应守住品质格调》，指责“有的传统主流媒体官博……忘记了本媒体的基本属性，把自己整成潜伏在执政党里的‘反对派’”——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就是在不点名地批评@人民日报。

而杨禹本人，也定格了央视的标签式形象。作为中国吸金能力最强的媒体，央视暂时还没有广告收入方面的苦恼，这家兼具中共喉舌和广告霸主身份的电视台，碰到的麻烦是来自民间几乎不由分说的“有罪推定”。“3.15”晚会上曝光苹果公司售后问题，不仅被讥为“广告敲诈”，更是淹没在了对“八点二十分发”的耻笑声中，年终之时，对星巴克咖啡在中国市场卖高价、对知名房地产企业欠交巨额土地增值税的批评，又招致“缺乏财务基本常识”的教训，特别是后者，引发任志强在微博上火力全开。

相较而言，京华时报虽然也因为与农夫山泉之间长达大半年的口水战而被批评为缺乏专业水准，但当后者借新快报事件余威宣布起诉索赔时，至少没有太多同行在幸灾乐祸。

《面对面》节目制片人王青雷的离职自白，更在年末时分给央视的厌弃者送去最好论据。这位白岩松的同事愤怒于“我们凭什么越俎代庖替代法律去判断谁是大V谁是大谣”，痛心于“见证了这个国家媒体从令人尊重到遭人唾弃的十年”，叹息于央视不能像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那样“用事实的报道和评论守卫新闻的底线”：“真正的溃败原因不是无法对抗新媒体的冲击，而是无法在艰难的舆论环境中，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勇气，用真实的声音赢得公众的尊敬和信任……当上层建筑显示变革魄力的时候，你又落后于你所忠实的体制，成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媒体最大的悲哀吗？”

当然，在这个变革时代，痛楚于媒体“带着镣铐跳舞”的内部人，又何只王青雷一个。11月青岛发生中石化管道爆炸事故，当地半岛都市报和青岛早报“掩耳盗铃”、“把丧事当成喜事”的报道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尽管这种淡化本地负面新闻的做法在中国各地都概莫能外，并有大众网总编辑朱德泉出面指责“公知煽动”，但耻辱感还是促使这两家媒体里的记者编辑不惮于在实名认证微博上公开向宣传官员表示抗议。

要钱没钱，要名没名，要政策没政策……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那句“报纸必死，可万一新闻理想实现了呢”，和大河报记者朱长振在做了十几年调查报道后重操烤羊肉串旧业，听上去比新闻晚报的丧钟还要哀伤。

自救之路

时不我待，种种压力转化成推动力，萌生危机感的媒体人加快转型步伐。按照连清川在《媒体死亡的真相》中的说法，“不是新媒体杀死了传统媒体，是新媒体出现背后的信息生产逻辑杀死了传统媒体……新闻晚报即将逝世，但是它所开启的时代，让所有怀有新闻理想和乐于拥抱新闻理想的人，倍感幸运。它不过是在提醒我们，是到了该重新认识新闻、重新组织新闻和重新革命新闻的时候了。”

以个体或同人运营为特色的自媒体，依靠从供职机构中汲取的养份与资源，在2013年野蛮生长。尤其是微信公众账号，凭借着粘性、私密以及相对宽松的审查机制，成为最重要的新兴载体，涌现出从“深夜谈吃”到“爱范儿”，再到“华尔街见闻”、“槽边往事”、“滤镜菲林”、“智谷趋势”、“阿尔法工场”、“识局智库”等或生活时尚、或科技财经、或时政评论的大批内容细分代表。同样是从央视离职的罗振宇，则将“罗辑思维”视频脱口秀运作得风生水起，以两轮收获近千万元会员费的惊人数字以及“人格化”的传播理念，激励着心潮澎湃的效仿者。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在2013年继续深入颠覆传媒业，重塑信息流与传播流。因为每个人或者机构都可以很轻易地获得媒体属性，专业媒体的中介作用越来越容易被绕过，传统的生产方式已与时代脱节。或者说，中国的媒体机构甚至还应该感谢新闻管制，如果没有这条“护城河”，它们的命运势必更加凋零。所以，不愿自我悲情的媒体投资者亦以整体机构形式向新战场进发，言必称互联网思维，即便暂时看不到可靠的盈利模式，但总要先跑马圈地。微博微信和客户端早已成为各类媒体的标准配备，新闻众筹模式试水，创业家、钛媒体、虎嗅方兴未艾，壹读、博客天下、周末画报、外滩画报的新媒体融合实验均初获成效，21世纪经济报道和都市快报还设立了内部孵化机制，鼓励那些不肯安分守己的内部员工单飞创业，中国经营报年末宣布将内部组织架构改为互联网公司项目团队式。此外，由媒体人转行创立的本来生活网启发了电商领域的灵感，社区化成为一些在本地仍具品牌优势的都市报转型方向。

未雨绸缪的门户也在积极顺应移动互联网趋势。新浪腾讯各自改版，网易和搜狐视移动客户端为下一个高地，展开激烈缠斗，前者创立的真话频道广受好评，后者以分成模式招募自媒体作者进驻。连搜索巨头百度也在年终加入混战。

那么，这些努力真的能够实现救赎吗？

2013的流年不利已经给出了答案：错失了本来可以积攒更多的“黄金年代”后，中国媒体人必须做好由奢入俭的准备，无论钱包、声誉，还是尺度。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mojing.huo@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