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乡关何处

客死他乡的（左起）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 

——在“六四”23周年之际，“回家”、“归根”似乎已成为海外民运人士的主要诉求之一。游学德国的媒体人士长平认为，这类乡愁赢得若干民众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也模糊了海外民运20多年来艰苦奋斗的价值。

那年我到美国的第一夜，房东还没准备好房间，让我住在他的书房。静夜里醒来，我从书架上随意抽出一本书，叫《华人在旧金山》。序言的第一句话就让我陷入了沉思：当爱尔兰人、德意志人、墨西哥人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以此为家，成了这里的主人；中国人则不同，尽管他们一辈子甚至子子孙孙都在这里奋斗和生活，但他们还是以为自己要回中国，最终获得的是身世飘零。

有一次在台湾，和一位本地朋友谈到身份认同。我告诉他说，大陆人会提醒你们，你们的祖先来自中国。他回答说：我们也会提醒自己，我们的祖先历尽艰险逃离中国，因为他们不想在那里生活。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漫长的中国文化史，留下了无数关于故乡的诗句。这让人以为，中国人对故土有特别的情结，叶落归根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事实上，那些多愁善感的古代诗人，总是一边吟咏乡愁，一边远离家乡。如同今天的中国人，即便是那些可以自由往返家乡、出入国境的人们，也在外出打工和回家过年、移民国外和返乡探亲之间折腾。

我多次引用苏东坡的诗句，来还原无数古代中国文人的真实状况：“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并请美国汉学家Perry Link教授翻译成优雅的英文：While the burdens of my homeland/Torture my mind/I might burry my bones/In these hills that I find. 故乡令人思念，他乡亦可安身。古人这种既深情又豁达的心态，已被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所忽略。

对于西方人来说，故乡也同样让他们纠结。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在名作《天边外（Beyond the Horizon）》中，以故乡和他乡代表现实与理想，讲述无法动人心魄的人生故事。这个主题在2008年拍摄的好莱坞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中再一次重复：要不要离开平淡无聊的家乡小镇，去“美好的巴黎”追求浪漫的生活？这一对矛盾导致一场家庭悲剧。

近读苏晓琴博士介绍从罗马尼亚移民德国的诺贝尔获奖作家赫塔・缪勒（Herta Müller）的文章，再一次让我深受启发。海德格尔的哲学名句“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中国古人也说“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成为很多流亡者安顿身心的堡垒。缪勒质问道：“纳粹对犹太大屠杀之后，保罗・策兰（一位用德语写作的犹太诗人）必须要面对自己的母语德语也是自己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这样的事实”，而又“有多少伊朗人至今仍会因为一句波斯话被投入监狱，有多少中国人、古巴人、朝鲜人、伊拉克人在自己的母语中无法有片刻在家的感觉”？她引用乔治・塞姆朗（Jorge Semprun）的话说：“家园，不是语言，而是被说出的话。”

这句话的重要性在于，不能说出的话语也是家园，没有自由的故乡也要热爱，正是古往今来的独裁者灌输给人们的观念。独裁者总是利用人们对于故土的留恋和对祖先的尊敬，来进行民粹主义的爱国爱党教育。这是有志于现代民主自由的人士必须随时警醒的问题。

在“六四”23周年之际，我想起这些事情，是因为自从“六四”20周年纪念以来，“我要回家”、“叶落归根”成为海外民运人士的一个主要诉求。我当然理解他们被中国政府流放海外20多年所经历的思乡之苦，理解他们年岁日增对于亲人的思念之情，我也为刘宾雁先生临逝前的归国遗愿痛彻心扉，为他和其他中国自由民主的先驱方励之、王若望等先生客死他乡悲愤莫名，但是我对于把“回家”作为政治诉求表示疑惑。它在赢得若干民众一掬同情之泪的同时，也模糊了海外民运20多年来艰苦奋斗的价值。

我想指出，“乡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独裁者的政治宣传常常将它简化。海外民运人士不应该不加分析和清理地附和。你们的奋斗固然不同于去旧金山“讨生活”和去台湾建家园的华人，但也不是为了“无论如何都要回到祖国”，而是让世界上多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就个人来说，你们的呼吁也不应该是悲戚哀怨的“我要回家”，而是理直气壮的“往返家乡的自由和权利”。

作者简介：长平，中国知名媒体人，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南都传播院首席研究员、2003-200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目前任职阳光卫视《阳光时务》总编。

——德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