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明日的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中国改革三十年
我要说的是，千万别期待在现有改革格局内解决问题，能够阻挡住，不进一步恶化就成。改革已经 挽救不了改革。把改革三十年区分成前后十五年，肯定前十五年，批判后十五年，回到改革原初方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原教旨主义 还是有其内在的致命的病灶：原有的办法，只会加重病情。 垂危之身，手术也可能引起并发症。
不仅仅是实际上用改革名字展开的 行动，会伤害改革理想，而且改革步骤本身，也会伤害。 改革步骤本身，对于改革理想来说，本来权宜之计就有毒素，就有危险性。
改革 本来就是高度危险作业，可以在邓小平的身上看到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他知道改革是一种权宜之计，走钢丝绳。与 当时现实而言，它确实是华山一条路，可也是被逼，形势严峻。这种形势严峻， 始终没有消失，也就是尽管获得不小的成就，还 是在走钢丝绳。他知道并不能带来一个永久的安全感，只能缓解一时，或许成功，或许失败。
在改革进程中危险性，不仅仅 改革步骤本身的失败本身，而且改革步骤本身 也能带来。今天我没有从任何一位改革派的心中看到这种如履薄冰的紧张，而只有看到改革各位如同盲人算命，江湖郎中。
一线天的狭缝中，不得不前行，其中紧张感会产生高度的精神 ：越加感激改革 。对越加绝望，对一线天的安全感，越加感激。 所以在险境中为了安慰 而大声歌唱，唱得很大声，以安慰自己， 也安慰别人。随着改革的路，越来越宽，人们就忘记了危险根本是存在 的，就像在大风大浪找到一个小舢板，于是抱在一起欢呼。把这种欢呼当作了真实，忘记了真正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卷入大海。
改革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一首伟大的英雄史诗，别学青蛙井底观天。如果把超出改革小舢板之外的政治风险算计进 来，就可以看到，摸石头过河随时可能被河水冲走，在狭缝中艰难前进，随时可能山崩葬身乱石之下。
为了安慰自己的 歌唱，因为一些成就，而被信仰。正如邓小平看到的，经济改革的成就并不一定带来安全，他提醒过于贫富分化，而重新陷入革命的危险。而改革派已经有耳朵听不到，有眼睛看不见。改革派 听不见别人的提醒，陷入封闭型信仰，基本上可以诊断为老年痴呆症。他们还要继续推进，直到万丈深渊，浑身碎骨。
一种歌唱并不等于现实可能性。改革原教旨主义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 想让改革获得成功的权力意志，这是一种意图伦理，而不是责任伦理。这是一种政治浪漫，而不是政治成熟。因为信仰本身和强大意志本身，并不一定带来成果 。即使是非常理性审慎的筹划，还有非意图结果。更何况改革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乱摸，至今还没有章法和时间表。
改革原教旨主义仅仅是一种信仰，是对政治拯救的信仰，相信政治能够解决一切根本性问题。 它把改革和文革搞成两个断代，改革对文革进行 变天，从此以后是晴朗的天空，而背后文革 是茫茫黑夜。这里就是古代改朝换代中的 "变天"意识，换一个皇帝搞一个新纪元，一切就会好起来。这是一种意愿，却被当作真是可能性，来支撑改革的正当性。 "我想让世界 好起来"，不知不觉中转变为" 我能让世界好起来 "。
改革原教旨主义与底层人民一样 ，也和老左派一样共享一套思维方式。底层人民认为中央政策是好的，地方执行坏的了，所以对中央政府政策 原教旨，重来一次。要把真正的东西实施了，就好了。老左派认为左的意识形态是好的，在执行的过程坏了，重来一次。要把真正的东西实施了，就好了。改革原教旨主义说改革方案原来是好的，只是执行坏了，重来一次。要把真正的东西实施了，就好了。
从后极权出发，改革原教旨主义向前 ，老左派向后，都是一根筋。这些都是把灵魂卖给 魔鬼的的事业，依赖于一个" 圣人王"的道德 /文化结构，依赖于开明专制或专制。老左派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变质了，要回到理想中的，理想中的是掌握专政 主权，然后 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这种理想从古到今，都是乌托邦空想。依赖于乌托邦理想，是狗进厕所找死。
改革原教旨主义可以抗辩说，我是要宪政， 要终结后极权 体制，依赖开明专制终结 专制。达到这种目的，依赖于执政党的自觉。通过新圣人王（开明专制） 带领的革命来终结旧圣人王（专制），形成现在的专制， 与通过诉诸于新圣人王的自觉，要求新圣人王的自杀，是一样的道理和逻辑。
这确实体现为进步， 可也同时体现为延续。如果没有致力于这种延续的终结，这种延续将是永恒的。那就是说从极权到宪政的那个跳跃，将是永恒的。永远也跳不过去，跳出来的都是新的后极权主义者。这么说，极权也将是永恒的。
而改革原教旨主义如此就把跳跃留在此岸，并且沾沾自喜， 大声的自我赞美，而把宪政留在彼岸，虚无缥缈 。自以为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其实下辈子也摸不到， 倒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总是高出大量建设性意见，搭了大量台阶，空闻楼上响，不见下来人。
改革原教旨主义的目的依赖于陈旧的手段，如施特劳斯在《德国虚无主义》中所说，是一种道德对道德 的革命。其目的能否实现，会被会被手段否定 ，改革会不会吃掉儿女，这处于巨大的悬浮中 。当时老左派发动革命，同样是这种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彼岸是自由民主，这是毫无疑问呢。也就是说，通过把专政放在此岸全部地盘上，而把自由民主挤到来世和彼 岸，手段便谋杀了目的。
改革原教旨主义，很容易把人民带回对80 年代的凝固记忆，脑海中仅是 文革之后的社会经济状态。可是改革到了今天，已经形成新的三座大山，而这些问题，正是改革对原来的文革遗产风化侵蚀和改造，形成的。 所以今天面对的情形，和 八十年代很不一样，脚下的大地已经变形，可是脑袋中的记忆如昔。
如此开出的方案制定出来的政策，真是刻舟求剑。不知今夕何夕，错把杭州当汴梁。不再是1978 年而是2008年。改革生出来的歪脖病孩子，如今也长大成人，并且以蛮力财力，成为一方人物，老爹不能视而不见。改革 建出来的违章建筑，如今已是高楼大厦，虽然是烂尾楼，但是已经楼高不见章台路。
对于改革派来说，1978年之后，改革是必经之路，改革不改革，可能是存亡问题。可是我要问，这是亡什么？改革所保存的专政主权，难道是我们所欲？顾炎武说，亡国不等于亡天下，更何况亡一姓而已。
把走完一小段阑尾盲肠的改革，写成英雄诗歌，这是高度近视的看法。从长远来看，改革是一种灾难，从历史大尺度来看，代价太大了。文革和改革，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歧路。我们可以采用卢梭的说啊，1949年之后，是共和的根本堕落和彻底败死。1978年之后的自我拯救之路，却不是中国的路。中国之路决不是歧路，从歧路回头改邪归正，也不是中国的路。一个在错误罪恶中自我拯救的措施，岂是值得赞美和荣耀的？岂能自我成义？
从1949 年以后都是错的。改革和1978年以前比较，得不出改革的自然正确，用1978年前后比较，是五十步笑百步。改邪归正的路是好的，但还是在错误罪恶中。要树立这样一种历史的绝对维度：1949是一种堕落。
有人要回到新民主主义时期，认为1956年前共产党提倡的自由、民主等，还是有回头的意义。即使有，我们也没有必要回头新民主主义。大家都知道是骗局了，还有必要？，骗了第一次还不死心？首先要问这个问题：有必要么？
删除1949，恢复1911，要从一种根本尺度上抹掉。1949年之后，只有材料，没有意义。就像决战之后的战场，只有残骸断臂。或者一次强奸之后，只有满目狼藉。在政治正当性上，必须抹掉。必须做出裁决：1949年之后，是不正当的，不自然正确的，是荒唐的。
去计较历史的承诺，例如1921的，例如1945的，1949年的，1966年的，1978年的，只能基于讨债才行。也就是说使债权人向债务人的，是主动的，积极的。而不是儿子对老子的，奴隶对奴隶主的。
这里的区分，就在于后者相信或者信仰主子，相信主子。后者认为你说过，你是先锋队，你是人，你说话要算话。认为会兑现，或者或许经过奴隶的斗争，会兑现。可是先锋队认为自己不是人，是神。亚理士多德说，超出人的，不是神，就是禽兽。
而前者根本不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建立在对方可能与否之上，划分了敌我。以我为主。对方偿还很好，不给强迫偿还，决不发出哀怨的请求，只会发出大铁锤般的怒吼。
把一种政治立场建立在虚无缥缈的，若有若无的希望之上，是极为危险的。而且即使成功，还是延续了主奴伦理。当对政治总体性没感觉之后，才会有这种误解。经过几十年的打战，阴谋诡计，互相残杀出来的政党，是最自私的。即使有这种可能，但是政治立场也不能建立在微小的可能性上去赌。应该在这个立场上：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作为幻想可以，不能作为政治解决方案。
不能把民间的政治立场，建立在一种改良的迷信和一厢情愿之上。如果对方刻意拒绝，那几十年不是白过了，一点准备都没有？应该划分敌我 和最坏的可能靠考虑问题，从最坏的层面考虑问题时，是法治宪政的框架。相信可能的改革，是人治的思考方式，是一种专制的残余与补充。
改革派 都不愿意面对一个事实：出路已经不可能。连文革和几十年的政治压迫，都无法打掉这种幻想。没有了幻想，他们没办法活。应该说，这种水平，与农民最后都不愿意抛弃对中央的希望差不多。都是人，有希望 、怯懦都是一样。没 有了联想，这个世界咋办。没有了改革，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个 世界咋办。
按照目前的改革走下去，即使强有力的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利于权贵，而没有人民参与改革，分享改革成果的可能，这完全是废棋。改革是棋盘的死期，无法作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两口眼。不要舍不得弃子，否则全盘都输。
已经发生重大的情势变更。改革派想的，拿到今天不能用了。还是希望一点一滴的进步，是一腔情愿的瞎说。专政主权作为关键问题，这里一点进步都不会。鲁迅教诲我们说，不要看到美女，就想到裸体，看到裸体，就想到上床。不要幻觉前十五年的进步，那是非关键问题。以前是非禁区，现在禁区。专政主权，就像公主沦落风尘作三陪女郎，卖艺不卖身，前十五年随便路乱摸，渐渐的看到你要动真格，脸色就下来了，开始限制。到了实质性问题，那种白日梦就别参与作了。
改革派倾向于缩小已有社会政治问题的危害性，认为可以消化掉，只要有政改，并不构成本质问题。可是问题恰好相反。这些在改革派看起来无关紧要，暂时的例外状态，或者病态，已经成为决定性因素。这些决定因素已经判决改革必然失败，而且必须重造乾坤。这些决定性因素的能量和重量，放在整个大气候中，改革连修复的可能性，都小得比火星撞地球的 概率都小。
结改革意识形态，给改革送终。改革的方案，我们要从思想层面，把他送进焚尸炉。 认为革命是很难避免的，并不是提倡革命，认为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并不是把革命当作中国问题的出路。对于革命带来的危害，革命吃掉儿女，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这种反思，后改革和维权首先面对，并且加以继承。维权 是改良的延续，维权是改良的延续。维权的提出，正是为了继承对二十世纪革命的反思。它与人民参与改革的"人民改革"时期交叉，有改革之实，无改革之名。
反对革命或者告别革命，这意图是好的。但是只有意图，而没有有效的行动，是达不到效果，相反会造成激发怒火。这种意图，按照改革的原初 设想，完全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法信任等待。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即使能够展开，能达到当初意料的意图么？ 能给出理性的分析和可靠的担保么？我们相信，即使有，也是非驴非马的。
如果不是诉诸于理性的方案，那么就是要把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梦想，用老人大人的权威，不能被质疑地，强迫给年轻人。我甚至可以说，老人大人自己也未必相信这种可能，或者半信半疑，或者将信将疑。但是老人大人必须板起脸，不泄漏一丝自己的内心秘密来训导年轻人。这里无法用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或者用老人的权威来担保。没有任何一人，甚至包括中国最有政治权威的人，对此都摇头叹息。
如今 改革派也太多了，要多一些后改革维权派，对于改革派也来，也多一条出路。改革派要诬蔑后改革维权派，给戴上民粹主义的帽子，是要集中兵力，是要打一场根本打不起来的战争。而后改革派，不反对改革派，而希望别把全部兵力放在无用功之上，要分兵。要有正兵和奇兵。改革派看起来是正兵，实际上是奇兵，虚晃一枪。明修栈道，暗道陈仓。而后改革派看起来是奇兵，实际上是正兵，是潮水般冲决的主力。实而虚之，虚而实之。
改革给文革送终，并继承内在的使命的东西，用新的方式来完成。例如用经济启蒙的方式来完成灵魂深处的革命，例如用不惜一切代价，几代人的方式来替代毛泽东的大破大立。改革实际上一种经济文革。从红色革命到蓝色革命，骨子里透的东西是一样，发动机是一个，就是燃料不同，一个汽油，一个是柴油。
后改革维权给改革送终，并继承文革改革好的东西。从文革到改革再到维权时代，体现推进立宪的进程，这是从错误向正确的改进（与人的内心修养一致，避恶趋善，因此获得外在大气 候与内心小气候的一致性，内圣与外王一致结构，才有整个共同体的一致性和共识，否则就是撕裂和冲突）。 后改革维权并不是敌占区的特务，并不是与改革单线联系，也就是说，这种进步并不是线性前进的，而是多源头的。文革被改革道德化妖魔化抛所弃的一些美好价值，一样支持起后改革 维权。如果说改革是通过妖魔化文革作为火箭推动力，而后改革 维权的火箭推动力，就太多了，甚至回归民国也是动力。得道多助嘛。
200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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