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周扬、苏灵扬夫妇摄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昨谈胡乔木，意犹未尽。查阅网上有论者将胡与周扬作比较，颇受启发。遂作补充。
先说题目。记得罗孚前辈曾以佟硕之为名，撰《金庸梁羽生合论》。洋洋万言，条分缕析，令人印象深刻。笔者无此学养，欲效颦而不得。故将‘论’改‘议’。但 如此一来，又与大陆法院之所谓‘合议庭’易生混淆。自问并非刀笔之吏，亦无审理判决‘中共两支笔’之本事，只不过闲话几句，粤语所云：‘喷喷口水’，如此 而已。
言归正传。以57反右而论，周扬无疑份属干将。那篇《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虽并非完全出自其本人手笔，但到底署的是周之大名。它确实‘给过许多同志以伤害’，内容却经不起推敲。
例如被划右派的丁玲，一个重要的罪状是所谓宣扬‘一本书主义’。周说：‘对一本书主义的批判是关系到用共产主义世界观，还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去培养 青年作家的重大问题。’（《人民日报》，57年9月27日）这当然是冠冕堂皇，雷霆万钧。然而，丁玲的原话说的是：‘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 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2004年，明报出版社，472页）根本没有讲‘有一本书就有了一切’。同周所批 的毫不相干。
类似这种捕风捉影的‘深揭猛批’，早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包括42年延安整风中蔚然成风，所以连思想理论水平不容置疑的周扬，亦陷于此种窠臼。以‘彻底的唯 物主义者’自诩的毛及其亲信文人，先后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从其‘思想根源’分析，就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是唯心论者；同时，又是完全不讲人道主义的 权力迷。谁要是妨碍他们攫取权力或巩固权力，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地打击直至消灭对方。
在人道主义这一点上，应该说周扬晚年有所觉悟，甚至可以说他的去世也与此有关。如所周知，1983年3月7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举行的大规模学 术讨论会上，周扬做了主题报告，他主要讲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阐述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了人道主义。报告反应热烈，广受欢迎。不料未几即引起胡乔木的 异议以至反对，胡把状告到邓小平那里去，获得邓的支持。其后周被迫作检讨，不久因病住院，五年后郁郁而终。
正由于周之辞世蕴含某种殉道的意味，更由于他复出后‘觉今是而昨非’，对往日极左的表现以及整人表示真诚的忏悔，在各种场合向受过其伤害者道歉，所以，他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与肯定。似乎除丁玲外别的当事人都谅解他。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在他身上反映得十分真切。
窃以为，周之‘回头是岸’决非偶然。他青年时期留学日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欧传到那里的，这里面包含了若干当时的‘普世价值’。或者说，周头脑里不 可避免地有着与西方接轨的元素，是区别于列宁主义那种激进的阶级论的。比如，‘国防文学’的口号，就不像‘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那样，恪守‘左’的一 套。事实上，鲁迅`胡风和冯雪峰在抗日方针上，当时完全宗奉毛的主张。这也可以说明，为何文革期间江青等要把周扬作为文艺黑线总头目。
诚然，抗战爆发后周扬到了延安，此后近30年一直担任中共文艺总管。但他在党内最高地位只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可见毛并未百分之百地信赖与重用他。而他的思想深处也没达到毛要求的‘政治家’标准。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55年批判胡风之初，《人民日报》曾刊登其自我检讨书未定稿，对此，胡风提出抗议，他本来已经提交了修改稿，《人民日报》却弄错了。周 扬虽然与胡风历来针锋相对，但也觉得这是不对的，对胡风不公平。所以他主张《人民日报》应公开说明此事，并向胡风道歉。周恩来亦表赞同。不料，毛此时获悉 舒芜交出的那批与胡风的来往书信，迅即将胡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首脑，并亲自加了按语，让《人民日报》立刻发表那些私人书信。周扬一时还没反应过来，竟向毛报 告称，《人民日报》错发胡风检讨书未定稿，拟表歉意。毛听罢轻蔑地一笑说：歉意？周扬这才醒悟到自己的书生气之不宜。
毫无疑问，胡乔木是不会像周扬这样，讲什么论争对手公平竞争的。他固然肄业于清华和浙江大学，而且是西方文学系毕业生。但没有周扬那种留学日本的经历，思 想根基完全不同。加以自1942年起就在毛身边工作，耳濡目染的是延安窑洞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实为农业社会主义加皇权思想。什么人道主义，自由平 等，这类普世价值在他心目中早被弃若粪土。与毛长期的主仆关系使之被彻底洗脑，亦至受宠信。50年代末他即官拜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 ’，地位比周扬高出一大截。
不过虽则如此，在57年整风反右时期，他最初也无法‘紧跟’毛的战略部署。所以在4月9日挨了一顿训。次日受命率领邓拓等人晋见，又再次受气。对此，李慎之先生致胡绩伟的信有所评论。李先生是这样说的：
关于胡乔木，你对他的责难甚多，其实他那时也是一个尴尬人（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尴尬人，不过那时尤甚而已）。对老头子‘引蛇出洞’的意图他无非是三种可能： 一是知道，二是不知道，三是得到一些信息，在疑似之间。我觉得是第三种可能较大。你说他与毛‘朝夕相处’，其实还亲密不到那个程度。。。当时胡乔木的处境 也是手里拿着一个烫山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记录稿，大概开过最高国务会议就到他手里，要他整理了，他的任务是要把鼓励劝诱鸣放的话， 改成反对右派的话。要删掉不少诙谐幽默`风趣开放的话，而加上六条政治标准。这份稿子已经在他手里放了一个半月了，以他的经验，他的才情，十篇这样的讲话 也该整理完成了。然而这次的任务却实在特别。在性质上要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文字上又不能过分露形迹，不知毛当时是否已把意图告诉了他。我以为毛向党 内高层正式透露自己的意图是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章以后，时间还差一个多月呢，因此不能肯定胡一定知道，当时他手里有篇 伟大的文章要改，心里当然也是着急的。毛也可能会对他多讲一两句话，但是毛历来的态度都是一句阴，一句阳，实在不能肯定胡能否‘正确理解’。（李慎之《被 革命吞吃掉的儿子》，明报出版社，2003年，192-193页）
李先生所讲的‘尴尬人’，意思是胡并不完全理解或赞同毛的决策，但又必须按毛的指示办事。胡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受的是旧教育，内心深处不见得那么革命。李慎之先生说：其实就我所知，胡的‘右派思想’也很不少。（同上书，197页）
但毛对胡的知遇之恩，使胡感恩戴德，故其晚年自觉地顽固坚持极左的一套。这里面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文革期间胡靠边站，但未受什么冲击，只是软禁在家。一 次毛心血来潮，向汪东兴说要看望正在家中养病的胡。汪遂前往布置，胡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不料苦候多时，不见人影。最后才知道毛不来了。但毛表示他的心意 已尽到。而胡也感受到‘主公’（借用胡的同事田家英对毛的称呼）的恩德。
如果毛真的去了，那将是‘万岁爷’驾临臣下府上的仅有的一次。他没有去，同样是毛王朝君臣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件事。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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