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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9日星期三

张伟国:中国更需要政改的倒数计时



8 月8日 北京隆重举行了庆祝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创纪录的盛况超过了国庆等重大典礼。除了五光十色的激光焰火、载歌载舞的专业人士,还有官方组织的 上万名"参与者"。有报道称,这是六四事件以来天安门广场 所 聚集的最多人群,尽管在此之前,警察实行了清场,封锁了附近的街道,老百姓不得进入广场范围。

值 得一提的是,根据官方新华社报道,出席天安门倒数计时仪式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吴邦国、刘淇、华建敏、陈至立……,清一色的上海帮,当陈良宇案件使上海帮蒙 受重创之际、各方政治力量为十七大人事安排争持不下的时候,此一场景可圈可点。让人感觉历史的相似之处是,六四后不久,跨台前夕的陈希同北京帮,也是趾高 气扬的主导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

也许是巧合,一批与六四事件有某种联系的著名知识分子,联合了民间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选择这 个时刻发表了一份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的公开信,围绕人权奥运提出大赦良心犯、允许流亡海外人士回国、允许中外记者自由采访、让非 政府组织充份参与监督、以及给与所有因奥运工程拆迁户公正的补偿等具体建议。

通观公开信全文,措辞相当温和、拿捏分寸很到位,诉求充满理 性,切入的角度自然而又颇具匠心,特别是收信者,不但有北京最高当权者,也包括了国际奥委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各国关注人权的民主政府首脑,国际非 政府人权组织,国际社会关注人权民主的体育界、商界、学术界、艺术界等各界人士,如此广泛的收信者中一定会有他们的知音和共鸣者,只要其中有人以某种形式 作出回应,都将启迪中南海感悟真正的奥运精神。

从这封公开信第一批签名者(发起人)的名单看,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 当局认为最敏感时期发出的最勇敢最理性的声音,也是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最重要的联合维权行动。在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北京奥运时候,中国人自己也同样表现 出的义不容辞的担当。在今天的形势下,它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民间力量新的觉醒,并正在自觉地展开整合,可喜可贺。目前在签名网上(http: //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125 八月二十九日的签名数已达255人) 。

一个时期以来,缺乏时间观念的国人突然盛行其"倒数计时"来了,这应该是可喜的进步。但是,目前中 国最需要的是全面落实奥运精神:推进包括改善人权在内的政治改革,也应该有一个时间表,也非常需要倒数计时。中共当初在申办奥运时曾向外界承诺会改善人 权,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开信和国际人权组织最近的一系列呼吁,实际上是在提醒 它兑现承诺。

孙中山建国的时候公开提出过一个分三个阶段落实宪 政的计划,这在今天台湾已经得到了实现。曾几何时,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也做出过许多实行民主政治的承诺,但在夺取政权以后,这种承诺就束之高阁。从 1957 年"右派"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及今天方兴未艾的维权运动,不断有仁人志士要求中共兑现自己的承诺。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如果中共再拿不出一个政 治改革、还政于民的时间表,人民就会像这次办奥运一样,给中共的覆灭倒数计时了!

2007年8月25日星期六

齐戈:艰难的选择

【新世纪特稿2007年8月24日】中共能勇敢地迈出政治改革的一步吗?这是人们对十七大最关心的问题。对十七大的传闻种种——无论是人事安排还是党内派系,不外是想透过表象看实质: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存在吗?
人们把近三十年的改革,称作跛脚的改革。其原因在于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离开了政治改革的配套,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很难维持。政治改革到了89年后事实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越发凸现出来,人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转向政治改革,并希望政治改革能缓和冲突,并给新秩序的建立带来一线生机。
所谓政治改革,就是要改变一党专制的政治现状,把中共把持和垄断的政治权利还给社会、还给人民,从专制政治走向宪政民主。对于政治改革,无论党内还党外,不管他内心如何打算,公开反对的并不多见。至于如何改,那是另外一回事。从基层直选到党内民主,点缀也好,作秀也罢,民主的样子还是要装起的。
问题是,中国的民主——即政治改革能够这样就解决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里涉及到中共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即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这就意味着,只要坚持集中控制的经济模式,就不可能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而只能是一个强权的政府。在这样一个强势的政权面前,公民的民主权利还值几何?既然公民的民主权利在强权政治面前是如此的无力、如此的苍白;政治改革除了作秀,难道还会有更真实的结果吗?
蒋经国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勇敢地解除戒严,开党禁、报禁,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还政于民的政治承诺。这里虽然有台湾的人口相对较少、地区范围较小,可控制性和可操作性较强这些基本条件——但这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他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包袱,民间的经济力量没有被一卷而空,并具有相当的基础。
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是近代一百多年志士仁人为之浴血奋斗的目标,但至今并未修出一个正果来。尤其在现在,民主问题所涉及的背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因此,民主的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艰辛。远的历史就不必多说,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看改革的进程,在理论务虚会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事实上就把政治改革的路堵死了,使他错过了一个完成中国百年政治大变局的良机。所谓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这四个坚持中,与民主发生冲突最严重的不是别的,而是社会主义本身。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坚持某个利益集团的专制独裁,坚持某个定于一尊的思想或主义,对我们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专制王朝,少则几十年,多则二三百年,没有哪个会逃出寿终正寝的结局。所以那些打着人民幌子的此专政、彼专政,不管你如何坚持,这结果最终是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到时候该垮台就得垮台。你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总之变是必然的,坚持只是暂时的。就拿满清王朝来说,慈禧不是就坚持“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结果不出几年,辛亥革命几声枪响,顷刻间土崩瓦解;既不能“万世一系”,更没有“永永尊戴”。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套把戏更不在话下。孔子从汉武帝时代就定于一尊,坚持了两千年,最后也有扛不住的时候。所以那个马列毛坚持不坚持,中国人都不会把他们放在心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要说坚持两千年,能坚持两百年也算是他命大,何况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去与这个坚持较真。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社会主义以理想主义的面孔鼓吹着重建社会的神话;以一个地上的天国为幌子,写下了上亿人悲惨死亡的血腥记录。对于社会主义真相的揭露和理论批判,波普尔和哈耶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主义有着确切的含义和明确的纲领,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就是“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的国有化,从而使一切经济活动能够服从以所谓的社会公正为目标的国家计划。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方法各异,但他们对这个地上的天国的设想却同出一辙,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
如果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创造的财富只能根据某些道德原则进行收入分配,而且只有授权一个中央政权来支配现有资源的用途,而这正好成为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前提。然而社会主义者们在有关于这些资源的知识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如何才能利用的问题上,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以哈耶克为首的经济学家研究证明,通过遵守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理性主义教条或规范不相符的传统),我们所生产并蓄积起来的知识与财富,要大于那些自称严格遵循“理性”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经济所能得到的或利用的数量。而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缺乏明确的产权,以及计划官僚对人类知识的无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对经济计算。因此,社会主义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进而言之,它们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详见哈耶克:《致命的自负》)这种逻辑上的不成立经济制度,却需要一个强势、庞大的政府去折腾,它不但不会给社会带来公平,反而在政治上成为极权专制的土壤,成为独立自由和民主宪政的死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就是两个重要的证据。
即使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是叫作社会主义,虽然做了有限的调整,增加了国有之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但一个公有制为主的前提,就不可能改变强势、极权政府的基本事实,更没有放弃一党专制的可能。这对于政治改革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障碍,使政治改革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对中共的十七大来说,政治改革无疑将面临这个艰难的选择:是坚持那个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里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而这种选择,对中国今后的政治走向来说,不外是选择奴役还是自由。在国家所有的幌子下,一个个的利益集团把持着社会的资源,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八亿农民陷入赤贫。由于集中控制的经济制度,离开了暴力与控制,社会动乱难以避免。那么国家控制的资源将进一步向国家机器倾斜,最终一定出现一个特务横行、暴力冲突的警察国家的怪胎,甚至不排除军事独裁的可能。
中共会放弃集中控制的经济模式,走向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吗?如果他们勇敢地放弃社会主义,选择资本主义,那么中国政治改革地帷幕才真正拉开了。这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是正义与邪恶的抗争,一个来自于理性的选择。既然主流的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我们选择了它,就是选择了奴役。我们不会因为在社会主义前面冠以中国特色,再高喊着制度创新,就会忘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是要集中控制的本质,是剥夺民间自由、形成寡头政治的基础。
要说创新,社会主义算是最大的制度创新,结果如何?新与好没有必然的联系,制度的形成也不是教科书说的那么简单。须知,从威尼斯海上交易到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是经过了几百年才形成的,绝非是几个所谓精英关起门就可以创造的。对于已经正常运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我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里没有终南捷径,更没有投机取巧。那种所谓的制度创新的虚妄之说,完全是处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
正如波普尔所说:“我们批评的乃是提倡重建整个社会,即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的那种乌托邦工程。由于我们的经验有限,其实际结果是难以估计的。它自称要要合理地制定整个社会的计划,可是我们并不具备为完成这个雄心勃勃的要求所必须的实际知识。”不具备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实际知识,加上一个“中国特色”,我们就有了制度创新的实际知识了吗?欺人之谈。
中国的政治改革能否柳暗花明,就要看十七大能够舍弃那种错误的认识和观念。理直气壮地放弃社会主义,理直气壮地选择资本主义。马寅初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了《论官僚资本》的演讲,就谴责所谓“国营”的名义作掩护来发展官僚资本,扼杀民族工业的恶行。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避免走向官僚资本的路上去。倘使我们走向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的路上去,那还有一点希望。倘使我们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的路上,那么我们就一点希望也没有!因此,我们不但要打倒官僚资本,更要打倒经济专政!官僚资本主义尚且如此,社会主义这种霸道的经济专政,还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
何况,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正在以“国营”的名义作掩护,明里暗里早已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吗?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动辄千万、上亿的贪污,社会主义的幌子还有必要打下去吗?这张保护伞还有必要撑下去吗?这是国家的大局,而不是一党的私利。正如马寅初所言,“我们要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精神,来铲除‘大盗之行也,地下为私’的现状。”或许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我们必须作出有效的选择,不管这选择是何等的艰难,我们依然要选择。是奴役还是自由?既是我们选择的依据,也是我们选择的目的。(8/24/2007 14:12)

2007年8月22日星期三

梁京:从住房新政看温家宝的认知能力

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这个被称为国务院24号文的新文件,体现了温家宝对解决中国城市住房问题的最新认识和新政策。

这个文件的公布,距中国政府1998年发布的第一个城市住房的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许多人说的“23号”文件已近十年,距2003年,也就是温家宝上台以后发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住房政策文件,即所谓的“18号文”也已经四年。在这个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住房从几十平米,到一百多、甚至几百平米,更有人从一套住房发展到多套住房,乃至住进了别墅,而对几千万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却拿不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农民工的人数从几千万增加到两亿,他们的住房问题政府则连提都不敢提。

众所周知,温家宝并没有对住房问题掉以轻心,而是一直在和不断攀升的房价搏斗,结果又如何呢?尽管温家宝一度对自己的“组合拳”颇为得意,但现在很清楚,温家宝与市场大趋势的搏斗就像唐吉哥德与风车搏斗一样,从来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温家宝终于明白了,即使他能够抑制房价的快速增长,想借此来解决低收入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根本就是一条错误的思路

此次住房新政的意义,就在于温家宝开始回到常识。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搞各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在住房问题上,所谓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就是最典型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百姓一看就明白,这种私人拥有完全产权的低价住房,除了给官僚制造寻租机会,对绝大多数低收入人口只能是画饼充饥。此次住房新政终于明确指出,今后政府主要提供廉租房和有限私人产权的低价房,说明温家宝已经知道,“经济适用房”的游戏不能再玩下去了。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花了如此长的时间和周折,温家宝才学到了一些本来并不难懂得的道理?解决低收入人口的住房问题,世界上早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二十年前,世界银行就曾经把一些相关经验介绍给中国政府,况且,还有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华人社会的成功经验。政府每年花几千亿人民币送官员出国“考察”,怎么就学不到一点有用的东西?

早在担任副总理时,温家宝就亲眼看到,朱镕基刚愎自用,在粮食政策上造成了重大损失。温家宝想必相信,他若上台,不会像朱镕基那样自以为是。事实上,温家宝确曾数次亲自召开有关住房政策的座谈会,据说还邀请了包括任志强这样公开批评他的房价政策的开发商。但是,这也没有能帮助温家宝早一点发现自己的住房政策根本行不通。

回顾温家宝上台几年的决策风格,不能否认他的亲民意识要比朱镕基强,他敢于面对朱镕基不敢面对的一些重大的民生问题,但在解决问题方面,温家宝的认知能力似乎并不比朱镕基高明多少。这究竟是因为他不能择善而从,还是因为他无法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对此,局外人虽然无从判断,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中国所有重大的民生问题都像住房问题这样,要靠温家宝一人的认知能力,不断以巨大的社会代价来试错,恐怕等不到当权者把问题搞清楚,中国的社会危机就已失去控制。

——RFA

胡少江:中国政坛上的团派

当团派真正全面执政之后,他们长期形成的跟从领导的习惯变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中国需要的是能够做出决策的领导人,而团派不习惯决策,但又没有人可以继续跟从。不仅如此,优柔寡断的团派还必将面临政治上强势而又有治理经验的技术官僚和太子党们的挑战。由此看来,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权将丧失在团派的手中可能并非是无稽之谈。

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无论是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还是中央委员会,出身共青团的成员的人数必将大幅度上升。对这一点,中外政治分析家们似乎没有什么的异议。团派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的崛起对中国的政治格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正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团派的定义及成分
在继续讨论之前,有必要先统一团派的定义。人们通常说说的团派,主要是指那些曾经在共青团的中央委员会和省一级的团的领导机构担任过主要负责人,现在又在中央和省部一级的党和政府机构担任主要负责人的那些人。由于现今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曾经担任过团中央的第一书记,而被称之为团派的成员多与他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团派成员在政治上的发展便格外地引人注目。
团派在中国政坛的上升具有必然性。这是因为由于青年团组织的性质,团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必须由相对年轻的人来担任,这使得他们在中共的官僚系统中与同级的官员们相比,具有了年龄上的优势。再加上由于工作的性质,团的负责人大多与当地的党的一把手有比较多的接触,这为他们在转业后的迅速升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正由于此,在胡锦涛成为中共的一把手之后,团派在他周围迅速地聚集便显得是水到渠成,甚至连他的反对派也找不到什么把柄。
团派的成分其实很不相同。一些人在青年团的岗位上工作的时间很短。他们中的许多人之前已经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了领导干部,把他们放在团的岗位上,只不过是为他们在中共的干部体系中提供的一条升迁快车道而已。例如,文革后期的团中央第一书记韩英、文革结束后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以及现在被看作是团派领军人物的王兆国、胡锦涛等人。这些人在调入团中央以前都已经是相当一级的政府或国企官员,而且他们担任团的负责人的时间也都不长。团的工作岗位对他们而言显然只是一个过渡。这样的例子在各省、市还有一些。团派中的这部分人,相对说来操作能力比较强,在权力斗争中也比较强悍。他们在团派中只是少数。
团派中的另一部分人则是长期在团的系统工作的。他们大多从学校起就担任学生干部,毕业后或是留在学校担任团的干部、或是分配到团中央、团省市位担任团的干部。他们在团的系统内升迁,直到担任团的中央书记或省市团省委书记,然后转业到其他的党、政工作岗位。这些人已经成为当今团派的主要力量,包括人们常常谈到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陕西省长袁纯清等人。这一部分团派成员,除了个别人之外,真正地从事党政实际工作的阅历较浅。
团派对中国政坛的不可预测性
共青团的性质是党的助手。包括团中央、团省市为在内的各级团的领导机构,在中共系统内级别很高,但是与其他同级的部、厅、司、局相比,他们的人权、财权、物权都很小。同时,由于他们的工作不像地方工作和部门工作那样有明确的指标和责任,所以对他们能力的判断多半只是看他们是否能够领会领导人的意志。长此以往,形成了这部分人会说不能干,不敢独立负责,没有创见等职业特点。这一点在那些长期在团的系统内发展的人身上特别明显。在转业担任地方或者部门领导人之后,他们多半是依靠当地原有官僚机构的惯性,很少在工作中留下自己的鲜明烙印。不像从基层打拼出来的干部,无论是好事坏,个性都十分鲜明,如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薄熙来在辽宁、王岐山在广东和海南。
也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团派人物在中国政坛的崛起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不可预测性。在文革之后,面对中国人民对共产党执政的失望,为了应对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危机,邓小平以降的领导人将最容易做的事情都做了,留给下一代领导人的是一个矛盾更加突出的社会。当团派真正全面执政之后,他们长期形成的跟从领导的习惯变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中国需要的是能够做出决策的领导人,而团派不习惯决策,但又没有人可以继续跟从。不仅如此,优柔寡断的团派还必将面临政治上强势而又有治理经验的技术官僚和太子党们的挑战。由此看来,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权将丧失在团派的手中可能并非是无稽之谈。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8月号

周文思:美国接连爆中国间谍案

仅仅在2006年一年,美国情报局调查并立案的中共间谍案高达百起以上,正式起诉或已经被法庭定罪的就有数十起,尚未结案的更多。在美国被破获的有关军事项目的间谍案件中,中共间谍案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图为孟小东)

自美国FBI当局在加州中文报纸连载广告,目标直指中国国家安全部之后的数周。美国政府再次揭爆中国间谍案。
中共间谍孟小东被控36项重罪
  2008年8月1日,来自北京的原中国公民,目前拥有加拿大国籍及美国绿卡的42岁的孟小东向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San Jose)联邦法院的法官认罪,承认“曾将用于军事训练的高端电脑软件产品传送给中国”。
  孟小东现家居硅谷腹地圣何塞西郊小镇库珀蒂诺,被捕前就职于设在圣何塞的美国著名军工公司Quantum3D Inc.。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孟小东“违反了多种美国法律,包括‘经济间谍法’、‘军火出口管制法’和‘军火国际交易条例’”。对孟小东的起诉书指出孟“为中国海军研究中心的网站装设了业内称之为‘Mantis’的高度机密软件”。
  “Mantis”是Quantum3D Inc.的一项高端军工产品,“它能模拟真实运动,极为广泛和高效率地应用于军事作战训练”。中共间谍孟小东对“Mantis”的部分程序进行了修改,使之看 上去并非产自Quantum3D Inc.,用以掩人耳目。修改过的“Mantis”被一个称为“ORAD”的中国公司用于军方系统。
  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周密调查,“ORAD”“是一家与Quantum3D Inc.激烈竞争、具有军工背景的中国公司,而孟实际上是它的秘密雇员”。换句话说,孟小东实际上是中共军方人员。孟小东在法庭上对法官承认了其他罪行,诸如走私和试图走私不同种类的Quantum3D Inc.的“视觉模拟软件(visual simulation software)”等严重罪行,这些软件是美军目前最先进的装备,专门用于训练空军战斗机飞行员。
在这件中国间谍案中,历时近三年,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DOHS)、移民局、海关和边防等机构均全面参与,Quantum3D Inc也.对当局予以全力配合。对孟小东的正式起诉中指控其犯有36项重罪。
尚未完全曝光的中共间谍案
  事实上,孟小东案件只是众多中国间谍案件中被曝光的一件。目前尚未完全曝光的中共间谍案仍有数件。仅在加州硅谷地区还有一件已经被定罪但尚未判处刑期的中共间谍案。
  曾任职美国Transmeta公司的中共间谍叶飞与钟明二人均因偷盗窃取美国升阳等公司的机密文件被美国情报机构监控数年。该二人在携带上述机密登机返回中国的时候在旧金山机场被FBI逮捕。不久前,叶飞与钟明均在法庭上认罪,承认非法窃取机密文件并试图转交给中共军方及协助中共军方企业生产制造机密专用电子晶片。而该二人目前面临着十五年以上的刑期及二百万美元的罚款。
  与已经认罪的中共间谍案件同时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尚未结案或正在调查的中共间谍案件。加州硅谷工程师李霖与葛耀飞也已经被美国FBI当局控告,其罪名是:窃取美国公司及台湾公司的专用电子芯片设计,并将该机密资料偷送给中共军方机构。在该案件中,美国情报机构不仅搜查了上述两人的家,同时还搜查了其他数位华裔工程师的家并拘捕数人,该案件涉及的中共间谍超过十人以上。
  而尚未结案的另几宗中共间谍案中的一件是2006年5月发生的案件。中共间谍嫌疑人陈玉坤系美国中资企业Data Physics公司的总经理。 该人涉嫌将声音及震动力仪器等受美国出口限制的高科技产品出售并走私给中共专门研究并制造战略导弹的军方企业――中国凯辉电子公司。
另一宗案件则是中共间谍嫌疑人施马丁(Martin Shih)和飞利浦.程(Philip Cheng)合伙违反美国禁令将用于军事用途的高科技夜视仪走私出口到中国军方,并试图将该产品大量出口给中国军方使用。
中美之间谍报战将更加激烈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不久前刚刚认罪的洛杉矶中共间谍麦氏兄弟案。而仅仅在2006年一年,美国情报局调查并立案的中共间谍案高达百起以上,正式起诉或已经被法庭定罪的就有数十起,尚未结案的更多。而如此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显示出中共在美间谍的猖狂行为。
  美国政府面对这样的状况感到十分的焦急,情报当局也面对着强大的压力。美国国会对中国间谍案件的行政拨款已经连年增加,FBI中国部门的人力也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增加。但这些努力似乎都赶不上中共不顾一切损失加派间谍的速度。实际数据显示,在美国被破获的有关军事项目的间谍案件中,中共间谍案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所有案件的最终指向均指向中共军方和国家安全部。
  针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国会均已经非常重视,美国安全委员会数次会议中均将中共间谍案的调查和防范作为重点议题。美国情报机构更始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呼吁国民举报中共间谍。同时在美国各个学校,研究机构,重点企业推广反谍技巧和手段。与此同时将中共间谍与反恐情报同时并列为最重要的工作。美国国会众议院批准了一项扩大政府权限的法案,允许政府在没有得到法庭许可的情况下对国外恐怖分子嫌疑人及间谍嫌疑人实施监听,这些步骤将更加有力地促进对中共间谍的威慑及抓捕。
  随着美国政府对中共间谍的更深一步认识,在未来的时间里,将会有更多的中共间谍被抓捕和曝光,中美之间的间谍与反谍争斗将会更加激烈。
——原载《动向》2007年8月号

仲足步:陈良宇发迹秘史

陈良宇问题经过北京权力核心与江泽民小集团的反复博弈,终于有了初步结果。胡温借此案做足文章,将本来只限于上海社保资金挪用案的陈良宇问题扩大成彻查陈良宇整个从政历程的大案。从1987年任上海黄浦区副书记、区长查起,一直查到200610月以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局委员身份被双规,翻出近20年的“全部账目”。个中意味让外界颇为纳罕,陈良宇的发迹历史也就成了一个关注热点。

一、两个“不光彩的五年”

一直以来,外界都认为是曾庆红为陈良宇从政开了绿灯。实际上,这是个误会。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的曾庆红对职任上海老干部局局长的陈良宇并不认可,几次组织考察,都给了一般性评价。而后,曾庆红随江泽民进京,朱镕基掌政上海,对陈良宇更是“另眼相看”,让他在黄浦区长任上,一压就是5年,即从19872月至199210月“混足了五个年头”。多亏在这压抑的5年中陈良宇曾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公共政策,否则,真如外界传言的那样“萌生退意”。

朱镕基虽是“右派”出身,但每每以党性与原则自标,曾在上海局(区)长会议上公开点过陈良宇的名,指称“你34岁才入党,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朱镕基曾经接到陈良宇任职过的上海电器公司的职工举报,其中一条就是“男女关系混乱”。朱本欲对陈良宇进行“摸底”,但不久上调中央,事情不了了之。不过有一条让朱印象很深,那就是陈良宇在彭浦机械厂13年,前两次入党被组织否决的原因就是“有作风问题”。

陈良宇作为上海帮的核心成员与其他重要成员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与黄菊的关系一直是“心和面不和”,以致于在黄菊主政上海之时,他又被压了第二个“不光彩”的五年,从199610月至200112月一直以“双副”角色(副书记、副市长)跑龙套。后来,经江泽民钦点,接替黄菊,他便放出口风,他只听二个人的话(意见),此二人即指江泽民与吴邦国。因为吴邦国一向圆滑融通,从来不得罪他认为的“小人”。至于朱镕基、曾庆红、黄菊,陈良宇实在不看在眼里。也由于这个致命的狂妄,在最关键的时候,曾庆红劝江泽民“丢车保帅”,把他给扔了出去。

二、真正的恩人是陈云

陈良宇职任上海老干部副局长之时,曾多方托关系,去拜见在上海休闲疗养的陈云。但是,作为党国元老陈云并未在意这个“年轻人”,大多是给两句劝勉之词。对于亲自开车送上时鲜蔬菜与海味的陈良宇,也算是个客套回应。

陈良宇是浙江宁波人,陈云是江苏青浦人(青浦后划归上海),本无家族关系。可是颇有心计的陈良宇委托宁波在沪陈姓商人硬是搞出了一个《苏浙沪陈姓家谱》,与陈云挂钩。陈云看罢陈良宇呈送的家谱,只是轻轻一笑,操着浓重的上海话说:“侬不晓得,阿拉还姓廖呢,叫过廖陈云的啦。”虽然说这个玩笑搞得陈良宇很尴尬,但是他终与中国第二大政治豪门挂上了钩。按家谱,陈云也就成了陈良宇的族叔,陈家大公子陈元就成了陈良宇的族兄。真是天公作美,恰好陈元大陈良宇一岁,称其为“家兄”可引为京中奥援,也与太子建立了联盟关系。

真正让陈云对陈良宇另眼相看的是,陈良宇对陈云哲学的信奉。1990年,陈云到浙江视察,与省委书记李江民谈话,并手书“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比较、研究、反复”题词,以期鼓励浙江在六四事件引发的国际制裁之困局中有所突破。陈良宇闻讯,以上海市黄浦区长兼浙籍在沪大员的身份亲赴杭州,亲瞻陈云题词,甚至向李泽民提出花一百万高价收藏陈云题词的要求,李托以将来要把题词交给陈云纪念馆,拒绝其求购。陈良宇求购未成,退而要了题词复印件,回上海后制成60厘米宽、180厘米长的横匾,上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九个大字挂于卧室。此举被秘书人员当作“小道消息”经特定途径传给陈云,陈云闻之大悦,称之“后生可畏,勇气可嘉”。

陈云死后,江泽民为报陈云在邓小平南巡要撤换他时力保过关的恩德,钦点在上海青浦建立纪念馆,并指示公关能力颇强的陈良宇主抓此工程。陈云纪念馆之铺张,在中国实属罕见,占地52亩、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超过了毛泽东纪念堂。陈云纪念馆落成,江泽民亲题馆名。

通过这次对上海关系重大的公关活动,陈良宇得以向江泽民表忠心,转过年来得到了代市长的实权。又过了两年,江泽民提名陈良宇任上海市委书并进位为政治局委员。朱镕基表示反对,但他的手下人员劝他不能“再次得罪人”,要向吴邦国学习,不得罪“小人”,朱即勉强同意。这也是朱日后屡屡公开检讨为了人情面子而放弃了原则的重大事件之一。

三、用好用活女人

中国官场有句话叫“用好、用活、用足政策”,以期本地或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对于陈良宇来说,他将“三用”化为“两用”,即用好用活女人。

时下公开消息称陈良宇搞权色交易,但按陈良宇“只唯实”的套路来练,在上海市委书记的高位上,他就把过去的“生活作风”的缺点变成了长处。他不会把精力、体力全消耗到美女身上,而让她们去充当政治工具、经济媒介。比如他一手提拔的一位财政女官员,虽然职任局长助理,但比局长实权大,一次可从社保基金切出10亿的“大块蛋糕”。有消息表明,该女助理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供出大量罪证,使中纪委人员欣喜地扩大工作范围,放下社保案不论,一直追到1987年陈良宇在黄浦区任区长时的违法活动。

另一位有“上海市劳模”荣衔的陈良宇情妇被上海商圈称为“床上劳模”和“臀力劳动者”。该“床上劳模”多次与上海各银行玩“空手贷”,弄到总额146亿人民币的贷款,其中使用美人计加政治画饼成为上海滩的经典传闻,故而又得“臀力劳动者”之雅号。该146亿贷款中有近百亿转给陈良宇的儿子,经陈良宇的儿子在北京、广州等地转成外汇,再投资到国外去。

该“臀力劳动者”在接受调查时立刻自认“罪该万死”,但是中纪委反过来也把她用好用活,让她去“策反”态度一直强硬的陈良宇之子的情妇,诱使其上钩。此法果然得当,中纪委迅速套住目标,由中国特工与马来当局在吉隆坡秘密逮捕陈良宇之子。

尾声:陈云之子纳入中纪委视野

北京消息表明,陈良宇犯罪团伙先后从国家开银行系统以“空手贷”的方式,套得62亿元人民币贷款。贷款具体去向不明,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相关经办职员大多“逃散”,致使中纪委无法查证。

中纪委回京汇报,征得权力核心层同意,日前已经约谈陈良宇的族兄、陈云之子陈元。具体情况尚未向外界公布。

——《动向》2007年8月号

俞梅荪:右派的遗产是什么

200746月,我相继参加北京右派老人的两次聚会,又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参加两个反右国际研讨会。在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百余位耄耋老人毅然挺身而出聚会,近两千位联署上书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反思历史,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响应,不少专家学者长期致力于反右历史的研究,成果卓著,反右问题遂成为当前的一大热点。为此,对我参与反右维权活动给予极大支持的张伟国先生问道:右派的遗产是什么?对这样一个天大的问题,我难以回答,思考再三,冒说一二。

如今,全国55万右派分子的幸存者已不足一万人,且已到了其劫难人生的最后时光。年初以来,他们中的一些勇者,不甘于就此沉默,以代表50万难散的冤魂为己任,冲破各种阻力,以其因言获罪的刻骨之痛,呼唤开放言禁和翻案维权,试图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他们每每聚在一起,愤怒声讨反右运动。可谓,半世纪沉思一朝呐喊,五十万魂叩国门。

此事恰逢中共十七大召开和奥运前夕,自然引来当局者的监控打压与严密防范。这些饱经50年沧桑,大都为二等公民的老人们,再也没有时间和再也不屑忍顾中共的什么大局了。他们占尽天理国法而大义凛然,破釜沉舟,必其功于一役,毕其生于一呼,致使第三、四代当局者无所适从,防不胜防,又是势不可挡。

回首话当年,那是广大右派分子“为民主建国运动的英勇起义而被残酷镇压”,抑或是“为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参与整风而被冤枉打压,见仁见智,兼而有之,殊途同归。

其实,无论是政治家们的言论如:章伯钧提出: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罗隆基提出:为历次运动受冤屈者平反;储安平提出:要改变中共党的家天下局面。还是广大学生在北京大学5.19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中提出:实行民主办校,要求言论、出版等自由。抑或是全国各地千千万万基层右派分子纷纷响应中共的号召,为帮助其整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一切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更是符合人类的普世价值。

反右运动以后,我国再也没有民主、自由、法治可言,致使大跃进、文革、四五、六四、法轮功等历次政治运动,无不荒诞离奇,危害无穷,一直祸及今日。民间对我国的民主运动有评论:六四不如五四,四五令人振奋,五七让人敬佩,五四乃民族之魂。

――1957年的民主运动,无论是毛泽东亲自发动,还是广大右派分子积极自觉响应,其思想和行动的解放程度,都是后人所远远未能企及的,具有极大的前瞻性。我国未来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只需回到1957年的起点,站在五十万魂的肩上,正本清源,才能继续前行。

――近年来,海内外不少右派老人,以司马迁宫刑修史记的精神,纷纷完成其回忆录,留下历史以鉴后人;这些作品均属世界名著《悲惨世界》那样的题材,将丰富我国的当代文学与历史。

――2007年初以来,反右维权的呼声在各地风起云涌,成为我国当前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又将唤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难者们的维权意识。50年后,他们再次为开放党禁报禁而以身殉道,将成为撬动我国民主法治之杠杆的支点。

――71,由于受到国内右派老人上书索赔的感召,20余位流亡美国的美籍右派老人及其子女,在洛杉矶的政治庇难者协会聚首,他们以二次大战中的犹太人、慰安妇、劳工等受难者向美国法院起诉德国和日本,取得胜诉为例,联署发起向中共的跨国索赔。

……

虽然,他们自知来日无多,故并不指望能够看到其理想的实现,只是为子孙后代避免重蹈覆辙而尽力;但是,他们为追求民主、反对专制、反对迫害,以不变的正直,不倒的精神,挺拔的气慨,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他们惊天地泣鬼神,如此的悲怆,必能把睡狮震醒,这是推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潜能,必将薪火相传,其遗产是不可估量的。

到此我不由地想起布什总统的名言:在人类千万年的历史中,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右派前辈罗湖南先生对本文的意见:你的文章从维权角度立论很好,既是一种权利的诉求,又是一种民主表达,更是在被奴役被践踏后的觉醒。

20070806

——原载《动向》2007年8月号

2007年8月21日星期二

劳工组织指中国玩具工厂侵犯权益

/2007年8月21日


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几个月调查了为大型跨国企业制造玩具的中国加工厂。该组织星期二发布报告说,这些加工厂工 作条件极端恶劣,严重侵犯劳工权益。中国维权人士告诫说,侵犯劳工权益的做法直接关系到近来中国出口玩具的安全质量问题,因此,美国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 同时不能遗忘推广民主社会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责任。

*工人劳动环境及待遇低下*

在美国的劳工权益倡导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星期二发表的报告说,该组织在珠江三角洲调查的8家工厂为美国的迪斯尼公司、孩之宝公司、日本的万代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加工玩具,这些加工厂工人的工资微薄,没有任何福利待遇,劳动环境危险,生活条件更是悲惨。

报告说,这些跨国企业追求利润的短视方针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无视最基本的安全标准及加工厂的劳动条件,他们只是精心制作有关社会责任的漂亮宣传册子,以敷衍批评、推卸责任,却不重视如何改进产品安全质量和工人生活条件。

*迪斯尼:彻底调查并采取措施*

路透社报导,迪斯尼国际公司表示,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极其重视关于劳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指控,要对有关指控进行彻底调查并采取弥补措施。路透社援引迪斯尼公司发言人阿兰娜.高斯在电邮声明中的话说,“我们坚决保证工人的安全和福利以及公平正当的劳动标准”。

彭博通讯社说,迪斯尼等公司要求中国玩具供应商压低价格,导致产品质量降低,因为许多玩具出口厂的工人在不安全的劳动环境中长时间地操作。

全世界的玩具有70%在中国制造,有些中国公司为了迎合外国企业一心追求的低价,偷工减料并无视劳工条件。

*跨国公司应注重推广民主价值观*

在美国的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也认为,产品安全质量问题的根源在侵犯劳工权益行为。张伟国说:“像这样的劳工权益没办法得到起码的保障,这些劳工基本上处于被奴役状态,实际上就是现代奴工。”

张伟国提醒在中国合资的外国企业在推动经济和技术交流的同时不要忽略自身推广民主价值观的使命。

他 说:“现在世界一体化尤其是经济一体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中国吸引外资及外资进入中国不仅带 去经济和技术,希望中国发展经济,实际上还带了很大的使命,希望把自由经济、企业文化、包括当代世界文明的价值观念也能够一起带进去。现在像某些外资企 业、出口产品企业出现这样严重的人权状况,实际上是对这种目标的很大讽刺。”

彭博通讯社敦促外国企业去中国加工厂进行实地考察。但是,劳 工观察的报告说,这并不足以保证劳工权益,因为供应商常会“辅导”工人如何回答审查人员的问题,而且他们有两本账目在查帐时蒙混过关。报告说,关键在于跨 国公司是否愿意根据跨国公司的标准支付生产成本,否则反而造成经济损失,美泰公司召回产品就是一个例子。

杨建利述狱中经历 美国施压有效


8月21日,杨建利(中)在他的家人(从左至右依次为他的夫人傅湘、儿子和母亲)陪同下参加了在美国国会举行的记者会。三位国会议员出席了记者会。(Getty Images)
【大纪元8月22日讯】(大纪元记者亦平华盛顿DC报导)在中国度过五年多牢狱生涯的中国民运人士杨建利在家人的陪同下于星期二(8月21日)中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瑞本大楼举行记者会。杨建利讲述了狱中经历,他特别感谢美国政府、媒体和在过去五年多来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过帮助的所有热心人,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帮助其他在押的政治异议人士获释。

44岁的杨建利1991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4月19日,他使用朋友的证件从北京入关回到中国考察东北工人示威抗议工潮,当年4月26日在昆明被捕,随后被押送北京单独关押,审讯达一百多次。2004年5月13日,中国宣判杨建利有罪并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判入狱5 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杨建利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记者会上讲述亲身经历(Getty Images)

美国施压非常有效

杨建利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方面的压力非常有效。“一方面,判的刑期比外界预想的轻很多,另外,整个过程中有几次(中国政府)是打算释放的,只不过出现了一些突发事件,造成了不能放的结果。”

他说,中国政府曾四次同意提前释放他。他说前三次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去年九月,中国政府第四次想提前释放他,把他带到机场,让他离开中国。杨建利说,“我不想被强迫离开中国,我要打破一个要回到祖国,就要回到监狱,要离开监狱,就要离开祖国的循环,所以我到刑期满了,我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在中国又呆了四个月。”

内心充满感恩

杨建立在记者会上说,他的内心充满了感恩,特别对美国国会议员、美国政府以及媒体人士表示感谢。他同时感谢在这5年零4个月期间,一直为他的获释奔走呼吁的夫人傅湘和他的家人。杨建利说,“没有他们的支持、理解和奉献、我不可能挺过这几年的艰难岁月。”

五年铁窗生涯

杨建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述了五年的牢狱生涯。他说,前两年非常艰难,他经常遭受身体迫害和精神折磨。他说,“整整一年半,我完全与世隔绝,情绪低落。”

杨建利说,他每天都被强迫坐板4个小时,一动不许动。他曾双手被铐两个星期,还有一次,因为祷告,他遭到一名女警叫来的四名男警察殴打。他曾几度被剥夺了放风的权利,其中一次长达八个月。

杨建利说,他每天能做的就是人类最简单的活动---吃饭,睡觉和上厕所,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没有纸,没有笔,没有书,每天在很小的屋子里。 他后来把当时在狱中的感受用诗歌记录下来,总共有120首。杨建利说,“我最怕的就是失去记忆。”

杨建利说,比起其他被关押者,他算享有特权。他说,“其他的监狱犯人境遇要艰难得多,很多犯人 都知道是美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努力使这些异议人士获释,并改变了他们在监狱的待遇。”

杨建利呼吁国际社会努力帮助仍在关押的其他政治异议人士获释。


杨建利的夫人傅湘在记者会上流泪。(Getty Images)

美国会议员: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国会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美国证交会主席克里斯托福.考克斯(Christopher Cox)出席了记者会。几位国会议员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不懈的呼吁释放杨建利。在记者会上,几位议员对杨建利的获释感到欣慰,但同时表示“希望这只是个开始”。


国会政策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在记者会上讲话。(Getty Images)

兰托斯议员说,“今年有可能成为中国人权政策取得突破的一年,在我举办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时,会场的前三排坐满了身穿写有“种族灭绝的奥运”T恤衫的年轻人。”汤姆.兰托斯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加入到文明世界的行列中。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那里的人权政策也应该与伟大的中国相匹配。”

巴尼.弗兰克议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与其他国会议员一道,继续推动中国的整体人权状况,同时关注个案。


杨建利述狱中经历 感谢美国营救

(http://www.dajiyuan.com)

美议员和官员欢迎杨建利返美

/ 2007年8月22日

请听张佩芝国会报导

美国议员政府官员欢迎杨建利
美国议员政府官员欢迎杨建利
星 期二,数名多年来不断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著名中国旅美民运人士杨建利的重量级美国国会成员和布什政府官员在国会欢迎杨建利返回美国。杨建利也发表了返回美国 之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对媒体表示,这次杨建利能取得有关证件顺利返回美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功不可没。

*美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欢迎杨建利返美*

弗兰克议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弗兰克议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8 月份的美国国会山相当安静,大部分议员都回到选区,进行为期四个星期的选区服务工作。不过,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 (Tom Lantos)、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尔尼.弗兰克(Barney Frank)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等重量级议员和布什政府行政官员都回到国会山,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欢迎杨建利返回美国。

这几名美国议员和官员过去几年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释放杨建利,因此,这些议员在杨建利能顺利返美和家人团聚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杨建利一家在美国居住在麻萨诸塞州布鲁克兰区,代表这个选区的是重量级民主党议员弗兰克。

*弗兰克:特别感谢保尔森帮助推动杨建利返美*

过去几年来致力于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杨建利的弗兰克议员在去年中期选举之后成为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议员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要特别感谢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帮助推动杨建利成功返回美国。

弗 兰克议员说:“我们长久以来致力于让中国政府了解,持续关押一个只是要求取得个人基本权利的活动人士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一直无法取得成功。作为金融 服务委员会的主席,我和财政部长保持密切联系,几个星期前,他希望和我讨论一些不相关的议题,我们在那些议题上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会谈结束后我给他一份 备忘录,描述杨建利这个案子,当时保尔森正要前往中国参加另外一轮战略经济对话。”

弗兰克议员继续对媒体说明美方在杨建利获释顺利返回美国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弗 兰克议员说:“我们不断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是中国最后决定释放杨建利主要是保尔森接受我的要求带着备忘录到中国,他也和美国国务院进行协商,亲自向吴 仪提出杨建利一案,然后吴仪最后点头答应保尔森的要求。我要向杨建利家人道歉,我们早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这个决定,但是保尔森要求我们不要做出任何表示。 我在这里对保尔森表示感谢,也对中国政府表示感谢。”

杨建利在90年代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曾经参加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并且是中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2002年,已经取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但是坚持 做中国公民的杨建利持他人护照进入中国,考察东北地区下岗工人处境,在昆明机场被中国政府逮捕。中国一家法院于同年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判处他5年有期徒 刑。

5年来,美国各界不断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杨建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杨建利,美国总统布什也亲自对胡锦涛提出这一要求。杨建利于今年4月27号服满5年刑期,准备申请护照返回美国,但是起初北京有关部门一口拒绝他的护照申请。

杨建利返美后首次公开讲话
杨建利返美后首次公开讲话
*杨建利:感谢所有帮助他获释的人们*

在美国布什政府官员的协助下,于上周末顺利返回美国和家人团聚的杨建利博士在国会山的新闻发布会上对那些帮助他获得释放的布什政府官员及国会议员表达感谢之意。杨建利并表示,由于家人的支持和奉献,让他能够度过过去几年艰苦的岁月,他对此表示由衷感激。

*杨建利:相信中国民主化潮流不可逆转*

杨建利说, 他相信中国的民主化潮流是不可逆转的,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要求政府为其行为承担责任。

杨建利与妻子傅湘
杨建利与妻子傅湘
杨建利说:“我相信,不可避免的,我们将会看到蓬勃发展的民主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我在监狱中的岁月让我更加确信、更加强化我继续推动这个努力的决心。”

在 杨建利一案中扮演关键角色的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议员表示,他希望中国政府从中学习到的教训是,中国政府决定关押杨建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现在这一事 件终于结束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弗兰克议员说,他希望中国政府了解到,人权议题对很多国会议员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这一议题在美国国会里持续受到两党 的广泛支持。

方觉:抵制中国这个“世界工厂”

我在今年2月发表的题为《必须采取行动》的文章强调:美国需要拿出足够有力的行动抵制中国不负责任的经济扩张。

半年来,美国出现了抵制“价廉物劣”的中国产品的趋势:从抵制有毒的宠物食品到抵制有污染的水产品,从抵制不安全的牙膏到抵制不安全的轮胎。最有代表性的 抵制是:美国最大的玩具公司“美泰(Mattel)”在不到两周内宣布召回近两千万件中国制造的玩具,原因是那些玩具的涂漆中含有损害儿童健康的铅 (lead),而且一些玩具里的磁铁(magnet)容易脱落以至有可能被儿童吞咽。抵制“价廉物劣”的中国产品的趋势将会延续。它对中国不负责任的经济 扩张的反作用将会体现相当长的时间。

邓小平1989年为了保持自己的“摄政王”地位,擅自调动军队镇压“6·4”和平抗议之后,对中共的领导层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只要我们发展起来了, 就不怕西方制裁,就不怕西方不来找我们。1992年初他在南方之行中又把这个“重要思想”提炼成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先后成为江泽民的第 三代领导人和胡锦涛的第四代领导人的座右铭。这个“硬道理”表达了中共阻止民主转型的最大资本是经济高速发展。而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主要是靠出口导向带动 的。美国抵制“价廉物劣”的中国产品的直接意义就是:削弱中国疯狂的出口势头。

美国工人没有义务用牺牲自己的就业机会来换取有问题的中国产品损害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企业也没有义务用牺牲自己的利润来换取中国官僚和中国富人的腐化腐 败;美国政府同样没有义务用牺牲自己的国家利益来换取中国开发反卫星武器(anti-satellite weapon)和洲际导弹(intercontinental missile);美国的安全机构更没有义务用牺牲自己的职责来换取中国的安全机构在美国豢养形形色色的秘密工作者。削弱了中国疯狂的出口势头,美国工人 的就业市场就会扩大,美国企业的合理利润就会上升,中共政权的军备资金就会变紧,中国特工的地下活动就会感到困难。

长期以来,一部分有对华经济贸易利益的美国企业在美国政府内、在美国国会内、在美国的一些州和一些重要城市有着偏袒共产党中国的游说力量。随着美国抵制 “价廉物劣”的中国产品的趋势,继续讴歌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不再是畅销的美国流行曲目。这将产生扩散效应:美国的有识之士不但会审视和应对有严重缺陷的 “中国经济奇迹”,而且会审视和应对有全球野心的中国外交攻势和有潜在威胁的中国军事增长。

前一段时间,一些美国人力主同中国进行经济对话,不赞成采取针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立法行动和制裁行动。实践已经证明:各种美中之间的经济对话并没有取得实质 性成果,也没有迹象显示这类经济对话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取得实质性成果。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过低问题,还是中国普遍的盗版问题,抑或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和出 口补贴问题,中共政权都是根据自己的私利与美国打“太极拳”,毫无及时解决的诚意和安排。一些美国公司率先对中国不负责任的经济扩张采取了抵制行动,将会 鼓励那些主张对中国错误的经济行为采取立法行动和制裁行动的美国人。美国的大多数消费者、美国的大多数选民将会跟进和支持这些行动。

共产党中国的实力还远不够强大。如果它同发达世界“摊牌”,它就输定了。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世界应该在实力基础上同中国打交道,而不是在空谈基础上同中 国打交道。任何美中之间的对话,只能以实力为后盾,不能以善良的愿望为依据。最近,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抵制行动开始紧张了。中国总理召开国务院会议,声称 “加强产品质量和产品安全”。中国主管产品质量和产品安全的部长级最高官员也夸大其词:产品质量和产品安全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看来,美 国公司的抵制行动比美中之间的经济对话有效得多。在这个星球上,不但“发展是硬道理”,实力更是硬道理,行动更是硬道理。

不应该忘记不久前的历史:1985年后苏联之所以出现全面改革,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经济状况不良,所以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总书记愿意探索“新思维”;2005年后俄罗斯之所以在民主转型方向上明显后退,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经济状况好转,所以普京 (Vladimir Putin)总统更愿意实行威权统治(authoritarianism)。江泽民的第三代领导人和胡锦涛的第四代领导人之所以能够长期拒绝中国民主改 革,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为共产党提供了充足的财源。如果发达世界愿意永远帮助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愿意永远维持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中 国就永远不会有民主,世界就永远不会有“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2007年8月17日 )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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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刘晓竹:维权运动要转守为攻

过去五年,民间维权大都是防御性的,这是老百姓给共产党一个机会,最后的机会,希望它自我改变,但是,五年以来,胡锦涛做了什么呢?老百姓的人权不但没有 改进,侵权反而越来越家常便饭,越来越变本加厉。尤其可恶的是,在胡锦涛的怂恿下,各级政府与黑社会勾结起来,流氓加暴力,如此一来,共产党就公然土匪化 了,名副其实的“共匪”。老百姓怎么办呢?我觉得,老百姓要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亦即从强调维权到强调反贪,叫做转守为攻,化被动为主动。实在说来, 维权是防御,反贪是进攻。维权为自己,反贪为大家。反贪就是把孤立的维权予以综合,予以集中,予以无穷的生命力。这个战略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奥运即国际舆论的保驾护航

首先,奥运即是奥援。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从2007年初至2008年10月,外国记者无须当局批准,即可采访中国公民,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一采访自由。因 之,2008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老百姓可以争取国际奥援。无庸置疑,各级政府官员会千方百计来干涉,总想着关起门来打狗。但是,在我看来,这个门是很难 关得住的,尤其在奥运期间。届时,境外媒体必然加派记者到中国来,乃至雇用中国国内的临时工,这一形势非常有利。大家应该鼓励并协助境外媒体有针对性地访 贫问苦,特别是对那些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地方,进行地毯式的采访报道。这样,老百姓的维权运动就有了国际舆论的保驾护航。

其次,维权必须与反腐败相结合,这样才能理直气壮,才能凝聚正义的力量,一句话,才能强硬起来。在过去五年中,北京的维权条件可以说是最好的,最受国际舆 论关注,最受朝野重视,但是,北京维权运动的成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北京人维权求情太多,讲理太多,顾虑太多,一句话,不够强硬。当然,强硬不是打群 架,而是说:属于你的权利,不但寸土必争,而且一个头发丝也不能给出去。因为贪官污吏从来是得寸进尺,你给他一个头发丝,他一定剃你一个光头。你的房子你 的地,就是你的权利,没有什么好求情的,也没有道理可讲。你来侵犯,我就要抗争到底。共产党不是讲“愚公移山”吗?对付贪官污吏,就是这个办法,叫做每天 抗争不止。爷爷抗争完了,儿子抗争,儿子抗争完了,孙子抗争,子子孙孙,不达目的,永远抗争。

一党专制逼着大家群体起来

第三,维权必须运用群体事件,而且要向中心城市发展,走城乡联合的路子。比如,城市居民协助外来人口上访,就是一种联合的方式。另一个重要的团体是出租车 司机,他们是饱受贪官污吏盘剥的群体,具有沟通城乡群众、协助群体事件的愿望与能力。实在说来,今天的出租车司机面临骆驼祥子一样的命运,受到类似的歧 视、剥夺与压迫。然而,出租车司机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一来他们的见识远远超过了拉车的骆驼祥子,二来他手里有了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如无线对讲机。如此一 来,他们往往表现出优异的自我组织的能力,并且成为老百姓维权的先头部队与播种机。台湾的出租车司机曾经是岛内民主运动大本营与发源地,并非偶然。最近, 中国大陆许多城市爆发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与抗议,是很好的征兆。如果一党专制恶习不改,如果横征暴敛持续扩大,那么,中国就需要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 动。那时候,出租车祥子打响第一枪,或补上第二枪,就是可以预期的。

自胡锦涛执政以来,社会分化日益加速,中国迅速成为一党专制之下的弱肉强食的大森林。凡是有办法进入特权圈子的,都可以分赃,凡是能群体起来的,都受到党 中央的重视,起码有好果子吃。唯有那些既不能分赃也不能群体的,不但饭没的吃,而且还要成为“专政”的对象。大自然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代中国社会是 弱肉强食,“群”者生存,亦即凡能发动群体事件的,就能强起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相反,凡不能发动群体事件的,日子就会一天天坏下去,牛马不如。这样, 一党专制就逼着大家群体起来,逼着老百姓学习韩国人的榜样,工人、农民与学生竞相闹群体事件,叫做万类霜天竞自由。

维权必须走政治运动的道路

第四,维权必须从经济到政治。毛泽东曾经说,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生活在毛时代的人都清楚,政治既不能当饭吃,也不是灵魂, 更不是过日子的生命线。但是,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怎么办?我认为应该重新思考毛的这句话,认识到政治权力是维权的生命线。也就是说,群体事件如果仅仅关注 经济权益,那么,就不能超越,不能积累,不能综合。因之,维权必须政治挂帅,必须走政治运动的道路。1840年代,英国维权运动的每一个果实,可以说都是 政治挂帅“挂”出来的,政治灵魂“灵”出来的,政治运动“运”出来的。在此之前,英国老百姓走过不少弯路,比如,曾经希望向女王下跪而“跪”出老百姓的权 益,完全无效。继而希望专注于具体的侵权案例,走非政治化的路子,被当局各个击破,走法律程序,于事无补。最后,英国老百姓终于走上政治运动与民主运动的 道路,虽然有不同的群体事件,但具有共同的政治诉求,如此一来,成效显着,令马克思与恩格斯大开眼界。英国老百姓能做到的,中国老百姓同样可以做到。

实在说来,一党专制已经进入了腐朽的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将沦落为强盗社会主义。老百姓面对统治者的强暴,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坚持维权,群起抗争。中国人权 的天敌就是胡锦涛之流,或假大空一类的动物。毫无疑问,这些动物本性凶残,身手矫捷,躲藏在阴暗的山洞中,随时扑向牛羊。但是,俗话说的好,兔子急了也咬 人,叫做急中生智,急中生胆。今天,漫山遍野的兔子,一部分已经被逼急了,战胜了对天敌的恐惧,但是,大多数还心存恐惧,四处躲避。然而问题是,普天之 下,莫非共土,胡网恢恢,密而不漏,老百姓往哪里跑呢?所以我说,兔子必须集中起来共同面对天敌,一个兔子站住脚,其他兔子必须围过来,尽量减少兔子与兔 子之间的距离。如此一来,兔子就变成了非洲草原上的野牛群,纵然是狮子也奈何不得。对老百姓而言,这是最安全的策略。

古人云,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我要说,胡套不除,人权难伸。从现在到2008年奥运,正是转守为攻的季节,围猎的季节,群体事件的季节。愿全中国的反贪 者,联合起来,群体起来,事件起来,向贪污腐败的一党专制发动历史性的总攻,不达目的,永不罢休!让我们为自由民主廉洁公正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8月号

吴庸:教授,请再前进一步

某教授宣称:“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初见未曾在意,以为学问家的事,我等不宜过问。过些时日,又想起教授宏论:“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 主”,不免寻思:“一党制”即一党终身执政,大政方针由一党决定,再通过一定形式“民主”变为全国意志,这样的一党制民主已经实行多年,中央已经总结在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称人民已经“真正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已经好得不得了,为什么还要“发展”?百思不得其解。所谓“知足者常乐”,有 眼面前这点“民主权利”足矣,还“发展”什么?再细读《白皮书》才恍然大悟:我党并不以现有民主为满足,还要“探索和创造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机制新形 式”,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呵!到底是党,高瞻远瞩,想得多周到,多细致!要“有领导”,不能乱来;要“有步骤”,不能心 急;要“有秩序”,不能抢行;还要记住: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西方那一套民主是假的,咱们不要!这样,对于“发展”才算心里有了底。再看教授宏论: “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就觉得豁亮点儿。原来,学问家是为咱老百姓着想,正“探索和创造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机制新形式”哩!

那么,“一党制条件下”如何“发展民主”呢?学问家到底知多见广,人家举了外国的两个实例,从实践到理论,把这个问题给捅破了。看了后,嗬!觉得眼面前突现祥瑞。且听我慢慢道来。

第一个实例讲的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成立到2000年下台,连续执政71年,比我党执政时间还长哩!也是老资格啦。教授说,这个党,第一承认 阶级存在,第二承认阶级间有矛盾和冲突,第三把冲突变为一种合作。怎么合作呢?说起来挺复杂,真记不清,只好照抄几句:这个党主要由3个行业组织构成,即 全国农民联合会、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全国民众组织联合会,这些组织成为党内的农民部、工人部和人民部。党通过这3个部的垂直领导系统和横向协调系统而运 转。3个部之间的矛盾,由党的协调机制予以平衡,这样,整个党就可以一致对付社会挑战,显得强而有力。它实行土改,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它发展民族工 业,使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满足了中产阶级发展的要求;它结束了军阀屡屡夺权的恶政,保持了长期的文官治理,满足了社会稳定的要求;它推行了社会保障体系, 满足了社会公正的要求。1950到198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362美元增至2734美元,人口由2500万增至7700万,人均寿命由41.5岁增 至64.2岁,文盲率由80%降至6%。这些被称作“墨西哥奇迹”。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奇迹掩盖了一党独大、总统专权的不民主的性质。有哪些不民主?按党 章规定,该党主席和总书记应由党的全国政治委员会选举产生,实际上却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总统指定;1992到1997年,总统先后指定更换7位党主席,6 位任期不满1年。由总统专权引起的派系争斗,导致实权人物自立山头,互相倾轧,最激烈的表现就是总统候选人科罗西奥及总书记先后被暗杀。从党政关系看,虽 有三权分立形式却无相互制约实际,总统权力凌驾于立法、司法、行政之上,总统说了算。该党控制的政权,看不惯群众游行示威,1968年举办奥运会前,出动 军警镇压示威学生,致3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或被捕。1971年总统埃切维里亚下令准军事部队向墨西哥城示威学生开枪,致40多人丧生,一些人下落不 明。30多年过去,埃切维里亚仍不承认那是“屠杀”,只承认是“一次武装冲突”。(“六四”还从“反革命暴乱”退至“政治风波”呢,这个埃切维里亚硬是死 死顶住。)不说别的,仅上述事实大约就可判定,革命制度党不能归入民主政党行列、在它的一党独大的统治下也无法期望人民当家作主的可能性。寡头政治、一党 独大、屠戮群众、概不认账,某教授却指着它谆谆告诫:这就是“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唉!……说点什么好呢?愚蠢如我者,只好三缄其口了。

第二个实例讲的是日本自民党。这个党自1955年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而上台执政,除1993到1994年外,一直是执政党,也是老资格啦。自民党内,不同层 面、不同组合的代表可以自由活动。教授说:“这个代表者都是派别,这些派别都具有明显的政党性质,有自己的报纸,也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这样一来它起的也是 多党的作用,但这些多党都是包容在一个政党之内。”看得出,教授对自民党这种状态相当欣赏,以为党内派系自由活动的特点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其实,“党外 有党,党内有派”早就为我党所注意,毛老爷子就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老人家在高兴时还说过:“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 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 不要处罚。”(毛文集8卷307页)。您听听,说得多宽容,多有情!可是,说归说,做归做,说同做并不一定密切结合。彭德怀只不过对“大跃进”提了点意 见,既无违反纪律,又无秘密活动,结果却“处罚”了一辈子。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得!这道禁令一下,马上百鸟静林,万籁 俱寂。上头说得清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告诉你:旁的事不要多想、多问、多议,只管低头拉车就是了。党内那些毛派、开明派、民主派 偶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党的政策提些意见,不是威胁开除党籍,就是堵塞发声途径。这位教授想的倒是挺美:要是咱们中国的共产党跟日本的自民党一样,党内各 派自由活动,岂不是就确凿无误地证明“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吗?只可惜老天爷不睁眼,偏偏不让咱们党这么做,奈何?

看来,教授这番宏论一时难以立足,还得再推敲推敲。您想想:日本社会是民主社会,日本公民享有天赋人权,集会结社自由畅行无阻,所以,自民党、民主党、社 民党、共产党不仅彼此争相为表达民意而相互竞争,而且各自党内也彻底实行言论自由,各派为证明自己政见正确而相互竞争直至有的派别可以自动分裂出去。这样 的多党制才使多元化的社会要求有了充分表达途径。社会的不同利益诉求通过各党争夺选票而得到体现。这就是民主啊!您避开多党制这个敏感话题,撇开多党这个 多元政治的化身,只选择长期在台上执政自民党,企图影射或比附中国的共产党。您向读者回避了大陆中国的公民享受不到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一党制”也不允 许党内派别出声,这些方面同日本的社会环境存在根本区别。无视这种区别,以为用自民党的事例就可证明“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岂非南其辕而北其 辙?

大陆媒体经常宣传现在搞的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多党”?哪来的“多党”?问几个友人,都说不如道。后来查辞典,才明白还有8个小党派及无党派。 这怪我有眼无珠呵。原来,我党是执政党,其它小党是参政党。这“参政”二字殊为重要。它意味着,这些党派与执政者只有合作关系而无竞争意识,参政党要永远 “参”下去,没有执政可能。这就把党派之间的竞争彻底排除,把执政权牢牢把紧。这方面似乎还不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别看它的一党独大、总统专权非常突出, 但是它的多党竞选的框架一直是存在的,只不过初期小党派难以危胁执政党,后来在野党势力渐长,终于在2000年由国家行动党联合绿色组织把革命行动党拱下 台去,到现在革命制度党也没有恢复元气。该党下台后召开的十八大,党主席公开承认党所犯的错误,请求人民原谅并给予机会自我更新。她保证要告别旧党,重建 清正廉洁的党,且要言必行,行必果。别小看这几句话,这是政党竞争的产物。虽然它是一党独大、总统专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政党竞争形式的制约,使它不得 不压制自尊自大、自我优越,不得不考虑如何争取群众对自己的支持。这就是政党竞争的力量啊!把这种竞争之力予以熄灭,却由教授之口鼓吹“在一党制条件下同 样可以发展民主”,这种自吹自擂是智呢还是不智?

我有一点粗浅的认识愿供献在这里:一党制,即永久性地一党执政,一党专权,一党独大,排斥和压服甚至消灭其他党派,结果必然从一党专权走向寡头专制,不论 是希特勒的德国还是斯大林的苏联还是目前的新加坡共和国均是如此。列宁的治国理论,究其实质,就是寡头政治论。他论证群众、阶级和党的关系时,首先突出无 产阶级的先进性,再突出共产党集中了无产阶级革命精华,然后突出共产党的领袖集团是精华的精华,由此认为党中央的组织局和政治局主持日常工作,“就成为最 地道的‘寡头政治’了”。(《列宁全集》中文2版39卷28页)所以,某教授提出的“一党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这一主张还不彻底。如要彻底,最好 再前进一步,改为“寡头专制条件下同样可以发展民主”。如何?

(200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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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孙瘦:通胀魅影逼出“新种姓制居住证”

大陆因近年通货膨胀产生的治安恶化压力,正在将原旨为吸引人才的“外来人才工作居住证”改变为旨在加强治安防范的“外来人口居住证”——新“外来人口居住 证”分为A种和B种,以“自愿申报”和“强制申报”方式将外来人口分为“可信任者”和“可疑者”,使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形成新的不平等“种姓等级制”。这一 信息集中体现在深圳于2007年8月1日试行的“深圳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详情可参考2007年8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的长篇通讯《深圳试行居住证 制度:人口管理的第三条道路》,2007年7月30日《南方都市报 》的“周末重稿”《通胀魅影》。

创始于北京,变迁于上海


史料证明,已有八年历史的大陆“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创始于北京,变迁于上海,异化于深圳。

新华网 2006年8月19日曾报道:《北京工作居住证实行7年 5万多外地人拿人才绿卡》——北京自1999年开始试行工作居住证制度以来,已有5万多名外地各类人才拿到了被称为“人才绿卡”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为了 满足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北京市1999年出台了《北京市引进人才和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暂行办法》,规定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 住证”者,在购房、买车、子女上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由此开辟了人才引进的新通道。

“北京工作居住证”因为是“人才绿卡”,所以它从一出世就是一种精英白领或贵族身份标志,是一种将城市外来人口进行等级种姓制度管理的不平等制度。其时在 北京的外来民工,只能取得“暂住证”,“暂住证者”是不可能享受北京市民待遇的。这种歧视流动工农人口的怪事出现在以“镰刀斧头”为党旗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北京,实在是一个黑色幽默。

上海在陈良宇主政后,于2002年6月引进了北京“人才绿卡”(工作居住证)制度,但于2004年10月打着“平民化”的旗帜,进行了有利于“为更好维护 社会治安”的重大调整:“上海特色居住证”的适用对象从过去的“引进人才”扩大到“在上海本市居住的非本市户籍的境内人员”, “来沪居住3天以上的非上海户籍境内人员”必须登记及申领居住证。

其时有广东《南方都市报 》、《新快报》等媒体对此开展了一个正方(支持者)与反方(反对者)的调查。

正方的意见是:一是把流动人口管理纳入规范管理;二是可以增加一笔非常可观的额外收入;三是可以安排相当一部分人就业;四是可以提高上海的知名度和档次,因为门槛高了,档次也就跟着高了,影响也跟着大了;五是可以减少犯罪率,给治安工作带来方便等等。

反方的反驳是:加强管理不能牺牲自由——将所有“来沪居住3天以上的非上海户籍境内人员”规定为要登记及申领居住证的对象,明摆着是不合理甚至荒唐的。暂住证改居住证,实质是撤羊头挂牛头仍卖狗肉。现代政府应以人为本,不是以钱为本以已为本!

深圳创新“A、B”两种居住证“为全国探路”


谁也没想到,就在广东媒体激烈反对“上海特色居住证”制造新的“唯成份论”时,深圳却看好“上海特色居住证”,并将“上海特色居住证”改造为明确区别“有业者”(可靠人士)与“无业者”(可疑分子)的等级制居住证,将已然存在的二元社会进行“三元户籍”的重新分类。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深圳已于8月1日正式试行《深圳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九易其稿的《深圳市居住证办法(草案)》早在2006年8月17日获深圳市政府 四届四十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但是百姓竟然一直看不到一份完整的《深圳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文件,至2007年8月5日止,在网上也无法查证。人们只能通 过有关新闻中零散信息得知:据深圳警方有关人士表示,深圳居住证制度采取自愿办证和强制办证相结合,分为A、B类管理,A类为自愿办证类,以来深务工、创 业、生活、有房产等人为主,可在深圳享受和深圳户籍人口一样的待遇,享受到就医、上学、租房等一系列服务。持A类证的人才能租住房屋,这是一个准入制度, 提高了出租屋的管理档次。B类证是强制办证类,在深圳市居住7天以上的应当办理“居住登记”,进入深圳30天内必须办理居住证,否则不能在深圳单独租住房 屋,有效期为半年时间。至此,深圳自1984年开始实行,已有二十三年历史的暂住证制度被深圳“居住证”取代,成为深圳1100万流动人口生活必需的通行 证。以每人办证费至少20元算,政府可收2亿多元。对于不少刚刚办过暂住证的人,只有再增加一点生活成本。

以虚伪宣传掩盖真实目的


在公开宣传中,官方强调“居住证”制度是利民便民的“以民为本”、“关爱民生”——“实施居住证制度的指导思想是弱化“户籍”概念,强化“居民”观念,促进社会公平,强化社会管理。一方面让为深圳作出贡献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可以分享城市建设成果。”

实际上,有报道透露:“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是各城市共同面临的难题。深圳的改革具有为全国探路的意义。” 深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应力在2007年1月20日 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回答“深圳在近几年来作了哪些措施来改善治安”问题时明确表示:“近几年来,深圳已经增加了6000警力用于社会治安。在 人员增加的同时,还实施科技强警,政府投资了2亿元用于警察设备的配备,使警察能够有效地预防刑事案件的发生和更快地破案。此外,深圳还在强化出租屋管 理,将推行居住证制度,只要在深圳居住一个月以上的人员都必须办理深圳居住证,有效地管理流动人口。”

这就充分说明居住证制度主要是个有利于“官管民”的官本位制度。《深圳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实行后,不仅穷苦人临时进入深圳失去了租房权,外地人进入深圳 要多花钱和精力,而且深圳的户籍等级由原来的“深圳户口”与“暂住证”两个等级,增加为了“深圳户口”与“长期居住者”、“短期居住者”和“非法居住者” 四个等级。这样一个事关深圳千万人生活的大事,竟然既不举行听证会,也不在媒体全文刊登有关文本征求社会意见——利民便民之事竟然决不许民主评议!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证明,一个社会的等级制越多,其社会矛盾也必然增加。已经“房价疯涨”带来通货膨胀而每况愈下的“先疯城市”深圳,在实施“外来人口居住证”后,将进一步加大城市经营成本,面临更大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冲突。

更可怕的是,浙江、福建、广西等许多省市也开始学习推广京、沪、深的“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随着7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监测物价上涨幅度的CPI指 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连续第4个月超过央行所制定的3%的“安全线”——一场罕见的大范围物价上涨席卷中国,大陆可能因通胀幽灵带来的治安压力和北京 奥运会的安全压力而全面推行“外来人口居住证”。


2007年8 月 6 日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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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2007年8月20日星期一

【特别报道】杨建利回到波士顿与家人团聚

《议报》特讯2007年8月20日】杨建利博士终于在美国时间818回到美国波士顿的家中,与亲人团聚。

杨建利,男,生于1963年,籍贯中国山东,信奉基督教;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他于80年代留学美国,1989年因回国声援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六四大屠杀,从此立志投身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他也是六四事件以后海外留学生投身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曾经出任中国民联阵副主席,并因此被中国当局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单。杨建利1991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也是现任《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会长,中文电子刊物《议报》社长。

为考察大陆工潮,杨建利于2002419使用朋友的证件从北京入关回到中国。期间曾前往渖阳、辽阳、抚顺、大庆、哈尔滨等地,调查近期东北工人示威抗议工潮,了解工人运动情况。426杨建利博士在离开昆明去大理购买机票准备离境时,被检查到使用假身份证件,在昆明被捕,随后被押送北京单独关押,审讯达一百多次。二零零三年七月十四日,杨建利被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起诉。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国宣判杨建利有罪并以间谍罪和非法入境判入狱5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杨建利的父亲九十年代移居美国,零二年杨建利被捕后,当时已年过九十的老人决定回到中国欲营救儿子,直到零五年底在山东老家病逝,没能见上儿子一面。其后当局也拒绝了杨建利奔丧的要求。20069月中国当局曾提前释放杨建利,并直接把他送到机场,让他飞回美国。但杨建利要求先回山东老家,给父亲扫墓,但此正当人伦要求遭到北京当局拒绝,杨建利于是就被再度送回到监狱。

今年427日杨建利刑满获释,但是中国当局既不给他落实户口、身份,又不发给他护照让他回美国与家人团聚,杨建利的妻子傅湘726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恳请让杨早日返美与家人团聚。

本月17日晚北京方面通知杨建利第二天可以回美国,但要求不要发布任何消息并且不要在机场会见记者,以免节外生枝。818 杨建利终于再次获得中国护照并由北京公安局人员送上联合航空公司由北京飞抵旧金山的888航班,随后再转乘联航8118班机回到波士顿。

杨建利这次回来一路上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政治一秘史蒂夫全程陪同。夫人傅湘率子女在波士顿机场迎接。此前,傅湘已经接到当地议员办公室和美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电话,获悉了杨建利回美行程安排。

另据悉,杨建利的律师和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将于本周二(21日)在华盛顿DC举行记者会,届时杨建利会介绍他五年多来的特殊经历和这次回美的经过。

管见:十七大前看中共

北京奥运进入一年倒计时,人们更为关注北京以及全中国的环境,但是,中国共产党“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传统格局没有出现根本变化,“科学发展观”就只是一个美妙的说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庆祝其建军80周年,人们注意到,这支军队里的歌唱家、舞蹈家以及运动员教练,他们不是文职军官,而且将星闪耀,闪成了一片。这种现象未免古怪,但与此相联系的、更为根本的是,那些政治军官们,则根本没有转为文职的问题,体现着“党军”的传统特色。

有意思的是,标榜“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则为其传统所累。

中国共产党为了它的十七大,公布了代表的名单,还在报纸上电视上宣传代表产生过程如何如何民主,并开辟专栏介绍代表的情况,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

选举产生的代表名单公布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过去似乎没有过,即使在1949年以后也没有过,算是有些新意。至于选举过程是否真的民主,中共组织部认为是 的,又没见党员们有说不是的,外人就不好乱猜测了。但是,从对代表的宣传来看,与对人大代表的宣传类似,其实质是对“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宣传,重 点是在他们的工作表现和个人觉悟如何突出,而不是他们在思想上、政治观念上有何特点和代表性。这样看来,即使选举过程相当民主,其选举原则却实际上是“在 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与“全党服从代表大会”的民主原则根本背道而驰,造成的后果则是“代表大会服从中央”。

实际上,对于此次十七大,中共高层仍一如既往,热衷于幕后的权力斗争。他们要在十七大之前,在十六届中央的最后一次全会上,把权力分配格局基本搞定,以便 于领导那两千多位代表,将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所有的“党内民主”之“秀”,都难以掩盖这个散发着腐朽传统气息的现实。

然而同时,人们对胡温五年来的表现看在眼里,对他们主动实行政治改革没有多少信心,那么,就只有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改革。于是,延续着改革的争议,出现了 一波针对中共指导思想的争论,而争论的双方对于党内民主,则有相当的共识。左派中的毛派,在失势之中也多少体会到民主、自由的价值,要求中共实行差额选 举,而更为开明的人士,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确立“全党服从代表大会”的原则,实行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和代表常任制。

毛泽东自诩“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而倘若真的认真起来,中共当然应该正视这种状况,表现出在政治上与时俱进的诚意。

但是,中国共产党只是表现出“作秀”的姿态,以公布十七大代表名单来表现其选举过程的“民主”,回避党内民主的实质性进展。

这种回避的姿态,其实质是回避“讲政治”,代之以“劳动模范”、“先进人物”式的党员个人“先进性”。从“保先”到十七大代表选举,这种回避“讲政治”的传统更加发扬光大。

回避“讲政治”的党员代表“先进性”,就只能体现在他们的工作表现。不谋私利不腐败就已经是很高的要求,就已经很“先进”,再突出一些,或者正好符合某种比例要求,就差不多够格当个十七大代表了。

但是,这样的资格条件,就差不多把代表的政治棱角磨平了,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党心,是“官样”党心,不是现实中的党心。而中国共产 党党内长期是这样的状态,“官样”党心长期控制着现实党心,现实党心也就受到侵蚀,以“官样”党心为楷模,政治上的热情与冲动在压抑中萎缩或消逝,钻营 “个人先进性”取代了积极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这是“全党(包括全国代表大会)服从中央”原则下的现实政治生态,是专制政党为自己营造出的党内基础。方励之 曾经鼓动年轻人加入共产党,以其对政治的理想、热情而改造这个共产党,然而,在共产党的现实状态里,这样的举动很难达到一定规模,也很难形成并保持其冲击 力,成功的概率很低。

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确立“全党服从代表大会”原则的要求,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宣传这一要求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非常重要。不能不承 认,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进程,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有现实的影响,而这一进程是否能够真正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改变其 “全党服从中央”的传统,按照马克思学说的精神,按照它自己党章的书面要求,走向“全党服从代表大会”。

铁流向十七大建言:共产党和解放军应更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这是一件大事,为国内外一切关注中国未来命运与发展的人们所瞩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党,有七千多万党员,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有八十六年的建党史,已执政五十八年。不仅拥有一切权力、财力,资源,举国上下各种人才精英,几乎都囊括其中。但是,在它作为执政党的五十八年来,前二十八年(即1949年10月1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西去之时到打倒“四人帮”,应‘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无一政绩可言,人民得到的全是灾难。
1978年毛共统治告一段落,邓小平先生复出后,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为人民办了一些实事、好事,不再搞祸国殃民制造仇恨的“阶级斗争”,开始抓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生活,并不断改善和提高,才有今日较为好的安定局面。毫不讳言,今天的中国比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物质和人民生活好上了一百倍、一千倍。可是,由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原因,仍存在不少极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党专政和权力绝对集中所导致的贪污腐化、道德沦丧、政商勾结,公产私有,言论阻塞,有法不依等,以及破坏环境、浪费资源,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与官府相勾结的黑恶势力。当然,最为严重的还是人民无言论自由,国家大小政事仍是黑箱操作,老百姓无参政议政的权利。不管怎样说,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为人民所乐道而加以肯定的。
而毛泽东主政下的二十八年中国,无一建设成就,无一政绩可言,看到的是田园荒芜,饿殍盈道,缺衣少食,民不聊生;经历的是争斗不息,厮杀不断,山河喋血,尸横遍野,成千上万善良的中国人民大批大批地被投进监狱,大批大批地被饿死或被杀掉。毫不客气,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是个暴君,是个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暴君,为千夫所指,万民所恨!
新近由香港书作坊出版、辛子陵所着的《红太阳的殒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所提供的内部解密资料表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三千七百五十五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两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公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五十五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这样的领袖、国君、皇帝,应不应该交全民批判、公审,应不应从天安门城楼上摘下他的画像?不知为什么至今还挂在那里,仍留下时代的巨大阴影。
由于毛泽东主政的二十多年来,从未给中国人民做一件好事情,使得共产党“伟光正”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玷污,使七千多万中共党员深深蒙上羞辱,建议十七大的代表们拿出新时代的勇气,力挽狂澜,除旧布新,尽快把他取下来,挂上国人敬爱的孙中山先生,他才是当之无愧的国父!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无论从历史与现实考虑,共产党都应该更名。理由是,一,共产党既然崇奉马克思主义,而晚年的马、恩两位伟人早就公开了抛弃了共产主义。他们主动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此后再没有建立过共产党,而建立的是社会民主党。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出于个人目的,把马、恩抛弃了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拾掇起来加以发挥,建立了一个以暴力为己任的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开创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建立了一个以排斥反对先进生产力为特徵的社会制度。用恩格斯的话说:“我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这个独裁专横的制度,极端仇恨知识,仇视科技与艺术,反对人权,篾视人性,扼杀民主,箝制言沦,不给公民任何自由的权利,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一人专政(共产党专全国人民的政,中央委员专体共产党员的政,政治局委员专中央委员的政,中央常委又专政治局委员的政,最后是毛泽东一人专政),亦即毛泽东公开承认的,他就是“马克思十秦始皇”。这么一个暴戾恣睢的霸主,必然荒谣无耻,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坑灭异已,所以才有“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几十年来的苏联历史、东欧历史、中国历史,都已经证明这条极权专横道路是走不通的!苏联垮台,东欧解体,中共之所以能独撑局面,是“改革开放”的活力挽救了它。一言以蔽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是任何暴力消灭不了的。中国几十年来所进行的暴力革命,无论是十年“土地革命”,还是三年“解放战争”,以及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对私改造”、“合作化运动”,死了那么多人,毙了那么多人,私有制消灭了吗?没有!今天仍然屹立于大江南北,黄土高原,早早超过1949年前的发展。它势如万均雷霆,浩荡洪波,正在冲毁共产主义运动所构筑起来的堤坝。无比巨大力量的私有制,将把暴力与专横击个粉碎!
三,今天最大的“资产阶级”就是夺取了政权的中共党内的豪富们,以及千千万万在“改革开放”中富裕起来的真正私有产者。前者是当权者所阴护的“自留地”,后者是新兴的民营企业,如果再叫共产党,“去共谁的产”?前者还是后者?“共产”两字就是暴力!就是恐怖!就是专横!就是不稳定的破坏因素。如再叫共产党,就是公然挑衅“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反对自已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科学发展观”,难道自已打自已的嘴巴吗?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明文写上“保护私有财产”!只还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十个赫然大字!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写上。自已更名,比别人更名为好;自已革自已的命,比别人革自已的命为好。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不应忘记历史!
四,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应该更名。现在我们国家到底还要解放谁?还有谁没有得到解放?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几十多年来的革命,通过战争的掠夺手段,早已推翻打倒了一党专制的国民党和独裁腐朽的蒋家王朝,接着又用暴力手段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解放了所谓受压迫、受奴役、受剥削的劳苦大众,难道还要再一次去解放他们么?过去毛泽东欺世盗名,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国门敞开之后,中国人民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比无产阶级国家人民生活得好十倍百倍,他们是游泳池的水太深,空调散发出的热量太热。这个骗人鬼话,在今天连三岁孩子也不会相信了。未必我们还要磨刀霍霍,一试锋芒么?
五,解放台湾吗?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先生早已作古,子侄儿女多是平民;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在与民进党竞选中早被选下了台,现在那里是民选政府,还需用战争手段去摧毁吗?再有,那里的人民还在受压迫么?谁又在受压迫呢?2005年我曾去台湾访问半月,那里老百姓比大陆老百姓生活得还好,一个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不低于新台币一万伍仟元(四个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一元)。台湾的问题仅是个政治体制不同而已,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通过战争手段,而应是比赛、竟争,看谁在为老百姓办事,谁把经济搞得好?不是解放问题而是统一问题。两个不同政治体制的统一,只能通过谈判、对话、和解的手段去解决,决非战争与解不解放的问题。东西德两个政体,不是未响一枪一炮就统一了吗?为此,解放军应更名为中国人民国防军!不更名就意着国内还有战争,还有阶级仇恨和阶级压迫,不然为什么还叫解放军?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名为中国人民国防军。
我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也是一个曾被中共解放而翻身的童工,三世穷人,五代布衣,新中国之始曾是共产主义基本教义派,斗资本家,揪地主,抓反革命,总是冲锋在前,恨不得把富人杀过精光光,再用枪杆子的威力得到自已想得到的东西。而然又一场暴力革命的1957年反右斗争,被毛泽东打为极右分子,为一篇8800字的小说整整关押了23年,相当一个字关押了我一天。1980年“改正”回归原单位成都日报社,不愿再去欺骗人民,故而勇辞公职,去到商海打拼。一个时候我的公司曾拥有近百名员工,远远超过当年茶叶店的老板。虽然三年前就金盆打水回归书斋,但有房、有车、有存款呀!已非赤贫,早是“有产阶级”,故怕“共产”。因我曾“共”过别人的产,难道别的人不“共”我的产吗?为此,只要共产党三个字存在,稍为有一点钱的人就不会轻轻松松,快快活活的过日子,恐怖总在威胁着千百万勤奋发家的人。在我们中国,富了是负担,富了是心病,穷仍然有光荣的遗传,因为共产党是喜欢穷人恨富人的。
只要叫共产党就不会改变本性,正如狼永远都要吃人!出于对公对私和对国家民族大局考虑,特建言“十七大”将中国共产党更名为中国民主党或中国社会民主党,回到真正的马克恩主义道路,不要再搞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假马克思主义那一套。
李锐先生在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作序中有这么一个政治笑话,“有一个中国人去德国特利尔城参观马克思故居,问看门人,你们德国出了马克恩,为什么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看门人说,马克思是大学问家,他留下两本经典,一本穷马克思主义,一本富马克思主义。听老辈人说,有个叫列宁的人很厉害,把那本穷马克思主义抡走了,而且撂下话,不许我们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剩下一本富马克思主义,也不争什么正统,反正日子过好了,偷着乐吧!”看来中国革命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拾列宁牙慧,拿着“一本穷马克思主义”在挥舞,赶快弃旧图新,改弦更辙吧!
一片腑语,光明无私,如犯天威,甘愿受惩;为国兴盛,企民富裕,冒死建言,何惧生死!

2007月8月于北京通州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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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1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2007年8月19日星期日

沙叶新:我真不希望一头走到黑

——酷暑答友问

(图为作者访问台湾时在邓丽君墓前留影)

友:好久不见,哪儿去了?

沙:7月上旬去了日本,回来之后,中旬又去了香港、台湾,回程的时候,还在广州停留了两三天。下旬才回到上海。

友:这次出境无人劝阻?

沙:泰山石敢当,出入平安。

友:干嘛去了?旅游?

沙:创作采访。

友:写什么?

沙:不好意思,电视剧。

友:写电视剧为何不好意思?

沙:好多人都说电视剧是垃圾。

友:那你认为?

沙:电视剧只是一种写作体裁,是一种艺术形式。重要的是内容,重要的是你写什么和你怎么写。一种新的艺术样式出现的时候,难免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蔑视。“词”最初被称为“诗余”,不属于“正宗”。大诗人陆游就菲薄这种新体裁,认为词“其变愈薄”,“士大夫流宕如此”,“出于无聊”。陆游自己虽也填词,但“晚而悔之”。京剧兴盛初始,胡适也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京剧的脸谱是“粪谱”,其表演程式,好比男乳,是没有美感、没有用途的“遗形物”,还说除了《四进士》,京剧剧本乏善可呈。疑古玄同的钱玄同和痛恶中医的鲁迅也对京剧无好感。鲁迅大概总共只看过两次京剧,对京剧的印象是“冬冬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的“玩把戏”,并无艺术价值。可今日呢?宋词和唐诗一样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京剧成为中国的国粹

电视剧是年轻的艺术样式,尚不成熟,加之恶性的市场化之后,粗制滥造,假冒伪劣,难免被讥为垃圾。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大陆至今还将电视剧视为党的宣传工具,大力推行歌功颂德的“主旋律”;尽管以“多样化”做为“主旋律”的补充,但“多样化”仍然要以政治为标准,只是在题材上多样一点,做为“主旋律”宣传品的点缀而已,就如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陪衬一样。

很多国家对电视产品都有所标准、有所审查。但集权国家的标准,尤其是政治标准在于限制创作自由,压制艺术民主。眼下掌控政治标准的审查机关和所有官府一样,日益腐败,将审查堕落为敲诈勒索。这样的审查结果只能是优汰劣胜,将一些思想和艺术都比较优秀的作品打压下去,或者逼迫你无休止地让按他们的意图修改,直到改得没人看为止;而最终能够侥幸出笼的往往是惨不忍睹的垃圾。虽然也有些值得称道的佳作,但实在是少得可怜

友:既然如此,你为何还要“拾垃圾”?

沙:一、约请者情盛,我耳朵根软,难以推让。二、编剧是我本行,写剧有瘾,不写手痒。三、稿酬较丰,我是俗人,也要吃饭;况且没钱就难免摆脱对权势的依附,经济不独立人格也难以独立。四、本人姓沙,总想在电视圈的污泥浊水中,企图掺点干净而坚实的“沙子”。这当然是我自视甚高,也自不量力。但我至少可以在剧本这一环节进行“环保”,保持我的清洁,保持我的精神追求和艺术个性;使我不趋时,不趋势,政治不能淫,资本不能屈,写出我的“沙子”剧本。但在剧本之外我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我写出的剧本和拍出的片子往往不一样,也是惨不忍睹。

友:你还继续写那些政治文化系列论文吗?

沙:我已经写了《“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还打算写《“告密”文化》、《“崇拜”文化》。

友:你的《“腐败”文化》一文在网上的点击率很高,跟帖甚多。你是全国第一个在陈良宇出事之前就公开提出腐败的虎穴在上海,在政治局。你当时这样说就不怕?

沙:怕倒不怕。早在2003年我写《“宣传”文化》的时候就已经做好被抓的准备。一些朋友说《“宣传”文化》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公开向宣传部开刀的文章,都担心我有过大的风险,劝我雪藏起来。果然,有关部门派人来警告了,来威胁我了。我当时的回答是以死抗争!后来又变威胁为利诱,请我当官,我依自巍然,不为所动。

友:你的作为不像一个上海作家。

沙:你的意思是说上海作家胆小?

友:有点。

沙:海派作家和京派作家确实有所区别。上海是商业城市,将本求利,要精密计算产出和产入。这浓厚的商业气氛和价值取向,不能不对海派作家有所影响,所以海派作家多少都有点生意经、生意眼。这也很难说是坏事,否则也太书生气,太不食人间烟火了。但尽管如此,海派作家也并非没思想,没脑子,没是非,没正义。只是他们需要一个前提,就是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有影响,其二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受损伤,这样他们才“敢于”出头,“敢于”说点真话;否则便明哲保身,退避三舍。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们似乎也敢放言,比如在文人面前说说官府的腐败,也很激扬;在官府面前说说文人的异端,也无忌讳。但他们绝不愿意在官府面前骂官府,也绝不愿意在文人面前骂文人。上海素称冒险家的乐园,但上海人只敢冒险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冒险做无利的买卖。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包括文人。

我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并不鄙视他们。他们其中不乏极富才华的人,也不乏我的好友。他们之所以有时不得不像“二丑”,是因为他们生存环境控制极严,言论空间极小,说真话的成本极高。但只要他们不卖友求荣,只要他们不为虎作伥,只要他们不损害他人,他们的小心保护自己就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们有沉默的权力,有自保的权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们的心中也并非没有良知和正义的火焰,只是有待点燃罢了。况且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像我这样的“大声喧哗”,就像不能要求我都像他们那样“沉默是金”;我不说你懦夫,你也别说我愤青,相互尊重对方的态度和立场,否则思想文化的生态也会失去平衡,也很不正常。

友:你有没有过退却之念?

沙:有过。我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需要安全、健康、幸福、享乐。面临威胁的时候,我可以无畏地抵挡一次;危险再次袭来时,我还可以坚强地抗争一回。但事不过三,如果达摩克斯剑总是悬在你的头顶,如果那些挥之不去的黑影总是在你看不到的背后跟随着你,如果一天24小时地对你监视、监听,检阅你的来往信件,任何人都难免极度厌恶、极度愤怒,也难免生出恐惧。为此,我曾想过预留遗书给我的亲友和读者,以防万一。

友:有这么恐怖?

沙:我们的想象力远远低于他们层出不穷的手段。他们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许多网友在网上多次提醒我注意安全。我想这不是捕风捉影,也不是我神经过敏。既然我准备挺身而出,我就应该准备牺牲我的一切,否则就会被他们一吓就倒,一击就溃。我的遗书想告诉大家:“如果说我突然失踪,千万不要相信,那是密捕,那是关押;如果说我发生车祸,千万不要相信,那是谋杀,那是暗害;如果说我因为贪污、因为嫖娼而正式逮捕,那可以相信,但千万不要相信他们强加在我身上的任何罪名。我的“罪名”只能是我太爱这片土地,太爱这里的人民……”

我有过片刻的软弱,有过短暂的彷徨。有时我会想,我这是何苦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知我者,以为我是“右派”,以为我爷爷是大地主,以为我父亲是国民党,以为我老婆是反革命;总之我是苦大仇深,才会写这些揭GCD疮疤的文章,否则岂不是吃饱了撑的?其实,我有很好的家庭,有很好的儿女,有不错的房子,有小康的收入,我真的不愿意毁掉这来之不易的生活。我完全可以回到我的专业中去,重抄我的本行,写写话剧,满足自己艺术欲望;写写电视剧,过一过有名有利的幸福日子。但一想到我只为自己活着,而且是苟活,就觉得自己可耻、可耻,非常可耻!即便只为家庭活着,也让我觉得极为不安。身为知识分子,多少还应该为民族、为大众活活吧?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为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每看到《博克中国》我自己博克上的读者留言,看到《天益网》我“笔会专栏”上的学友讨论,看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我“学人文集”上的用户评论,看到其他很多网站的网民对我文章的跟帖,那么多热情的鼓励,真让我羞愧我的退缩和软弱,哪怕只是一时的退缩和软弱。如果我退缩了,当了逃兵;软弱了,做了懦夫,那我太对不起支持我的网民和读者,对不起这苦难的民族,对不起这多灾的土地。那是罪过,那是背叛!

最近两三年,我每到一地,总要抽空“访贤问学”,去拜访各地学有所长、人有所贤、品有所优的朋友,诚恳向他们问学,虚心向他们求教。我去过北京、南京、杭州、广州……还打算去成都、济南。“访贤问学”使我获益非浅,还感到“吾道不孤”,这也给了我极大的激励,使我更加感到我无任何理由背离爱我的朋友和读者,背离我深爱的民族和土地。

我只得如此了,继续走下去吧。我真不希望一头走到黑,真希望一头走到亮。

我对中国的前途仍然充满希望,虽然总是含泪瞩望……

07、8、5于我妻子的生日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8月号

安希孟:鲁迅在现代中国遭遇伏击

被落伍的中医误诊过、延误过病情的 安希孟

现代人道主义人性论人道关怀博爱源自西方,吾人要高扬西方自由人权科学民主法制的大纛。中国思想专制举世列国骇人听闻。无照行医,草料变质,大多数是中医药杂草。扬言要打人,肆意谩骂人者,公然鼓吹敌视现代先进科学和民主自由者,皆中医无良卫士也——一个人类文明史的基础常识。中国的家族势力团伙政治好生了得,谁若批评一下中医,就好比捅了马蜂窝。家族文化,发扬光大,连大学也是家族家长同门弟子一统天下。于是,清明节,阖家祭扫祖墓地,中秋节,阖家团圆拜月亮,春节,阖家祭拜祖宗爷,大学,近亲繁殖建学派。这中国人还四海为家支援亚非拉美消灭资本主义干什么??

也许有人说,我们中国古人,最善于团结人。不过,“团人”,在山西翼城的方言中,就是欺瞒人,骗人。团者,玩你,让你跟他团团转,把你拉到“团”伙中。因此,团结人,就是荒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就是废话空话大话。“可以团结的人”,难道还用得着动作词“团结”吗?只有不可以团结的人才需要团结争取——不过,那你就是瞎忙活,因为那是白搭!团结一切犯过错误而又改正了错误的人,那就是已经投靠你的死党帮凶。可是这人还需要“团”粒“结”构吗?!他已然是同志同伙党。这种理论,和西方“全人类是兄弟”,和博爱的思想,就差远啦。你不爱的人,也得爱。他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你无权要求他改变。“这就是爱,我也说不明白”。爱你所不爱的人,悖论也。金律,爱仇敌, Golden rule,西国发明,东土所无。欲人如何待己,就如何待人。我们坚决反对团结和统一他人的土匪气!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个“国人”(就是党的人)宣扬中华帝国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世界普遍接受西方价值观念和科学学说的时代,有人闭目塞听,对于海外世界人类的大众传媒,网站,杂志,报纸,电台,抱敌视态度,视之为反动,以为不屑一顾。固陋寡闻,固步自封,不学无术,自以为是,一贯正确,做党的喉舌的跟屁虫,一辈子就听那几个电视台和报纸胡说,就唱那几首样板歌,不知天外有天,国外有国,地外有地,人外有人。凡不合乎小学课本的声音和学问,皆为非法。小学教师的水平,幼儿园阿姨的见地,打架斗殴者中华人的觉悟。这自高自大,有悖于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科学和民主,遭到空前践踏。 科学遭遇诟病,中医被抬上九霄云外,民主争鸣和自由竞争的精神被踩在脚下。谁维护科学的西医,批评迷信的落伍的中医,就有“网流”给扣狗屎盆。

中医要“来野”的了!!——鲁迅遭伏击。有一位不负责任的“吴来野”发表《中医当存的不充足理由之一》的帖子,宣布“中医当存”理由已经“不充足”。可他却使用自己也不熟悉的文言文,把中国人自己的五四白话文也抛弃。他口口声声反对西方,可是又打出自由民主博爱的西方旗帜,硬说这是中国固有的国粹。这好比土绅士,头戴瓜皮帽,脚蹬大皮鞋,一副很好玩的样子。

提倡“费厄泼赖”的土绅士为“图省事”,连鲁迅的文章也没有看懂,就扮“假洋鬼子”,可是一点儿也不费厄泼赖,一点儿也不绅士。鲁迅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有人却歪说“费厄泼赖应该急行”。急行就急行,可是偏不实行,而是按照不文明的中国人的习惯:谩骂他人,侮辱人格,还扬言要打架斗殴随地吐痰。“中医当存的不充足理由之一”,就小学语文不及格,还保卫中国文化呢!也许这是想说,说“中医当存”,理由是“不充足”的。结果却因为来野的 ,就被拉出去了!!!

于是有人说:“乍看《中医当废的充足理由律》的标题,以为废除中医的“充足理由”已经按旧诗的体裁写成了律诗,如五律、七律、排律等等。”

这就闹出没有文化不懂哲学常识的笑话了。诸位,作者误以为,充足理由律,就是格律!!!如此无知!!

于是作者说:“既为文,何称“律”?大惑。余学也浅。赶紧翻书。《现代汉语词典》:律,法律之意。哦,原来安先生要为废除中医制定出一个具有“充足理由”的法律来。

这里,“无知”就是理由!诸位,充足理由律,难道就是中国的格律吗???

还有人说:“ 何为人道?《现代汉语词典》,人道指人性交,是成年人的游戏和繁衍后代的手段。”

原来,有人居然以为,人道,就是男女交媾生育白痴的性能力!这种对于人类文化史基础知识的无知,叫人乍舌!!这样,还和他辩论争论讨论什么呢!无知到这样的份儿上,你和他辩论,就降低了你的身份!!

然而中医郎中,却一点儿也不懂人道,不尊重人。有人走捷径引用 《辞海》《辞源》大段大段,无非是说,“中国医学,就是治病救人,就是人道主义”。可是,环球世界,各国人类,几千年探索,结果就有了现代西方医学。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为什么探索了半天,出来了西医西药,而你却连现代科学医学也拒斥呢!

也有人不厌其烦引用古经:“凡诊视妇女及孀妇、尼姑,必俟侍者在旁,然后入房观看,既可杜绝自己邪念,复可明白外人嫌疑。习久成自然,品行永勿坏矣。即至诊视娼妓人家,必要存心端正,视如良家子女,不可一毫邪心儿戏”。 可这哪里是医学医术呢!

有人还说,中国人娼妓有病,也被视同良家子女一般诊治,说这正是中医“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的美好道德。可是,卖淫人数最多的民族,就怎么忽然就有人文精神呢!“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这显然是西方文明。 “对人道的关切,原是中国医学数千年来贯彻始终的精神!”可是,这一点儿也无关乎医药医术医学本身!不涉及医疗方法和医药学呀!而且,嫖娼,卖淫,就是东方,尤其是中国人特有的现象。纳妾,中国特产。欧洲白人,人种高贵,皮肤白皙,聪明绝顶,不做这种下三烂的事!他们把繁荣“娼”盛,留在了东亚病夫哪里。吸食鸦片,就是中国人的专利。你若想知道人道关怀是嘛回事,就最好看书学习!也有人胜利也似地说:“这是祖国医学对病人的百般呵护和深切的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啊!”同学们,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一个文史常识:西方哲学最早提出人本主义和人权的思想,西方医学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博爱精神的产物!!诸位山西大学的学子,若要不被人耻笑,就应该知道这点人类文明史的ABCDEFG!

中国文化大保守派有些儿自鸣得意地说:“但尔等西人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否也蕴含其中了呢?”然而我们知道,一切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人如四人帮之流,就是在糟蹋人类自由平等博爱本身。

也有人说,孙思邈之“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就是中国医学“平等博爱”思想最集中的表达,认为这种思想不仅泽被国人,也泽被尔等“夷”人呀!然而,华夷之分,中外有别,视外国为蛮邦,这中国古代的观念,离自由平等观念相距甚远。

那些前清孑遗,亡明子孙,头上还长着辫子的人,连自由人权平等世界一家的基本概念都不懂,还在鼓吹华裔不两立,汉贼不共天,称外国人为“夷狄”。在我们今天的中国,居然还有如此前遗老遗少如此敌视西方或外国,动辄称外国人为“敌对势力”。不过我想这些人骨子里还是向往美国的。

愤愤然不平的中国儒生还敌视现代民主自由人权大选法制:“尔等西人一口一个民主自由法制,一口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甚或要求中医学院的学生首先要开设的课程应该是自由民主人权哲学。”

当代儒生们一口一个“尔等西人”,显然有些以清朝康熙雍正之皇子自居!这头上的辫子依稀可见。这种满清遗留的孽种,委实可怜之至!于是有人公然反对医学院学生和当代大学生了解西方的自由民主原则人文关切——没有人文知识的理工农医类大学教育是残缺的高等教育!自由民主竟然成为了中华保皇党或医学生鞑伐讨伐的目标,美国或西方,成了炎帝之后人同仇敌忾的敌人。人类最先进的文明遭遇嗤之以鼻。可叹可恨可怜!分明张春桥姚文元之后!

有些人自豪万状:“予行也短,未曾入西国考察。在下移樽就教:不知人家的院校是否首先开设的课程也是自由民主人权哲学?请问这是医学专业的课程?还是政治系的安排?” 对于那些人文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都欠缺的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我们得告诉他们,这样敌视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即使学点中医也是白搭,只能是坑害人的江湖郎中。西方人自骨子里,自小,就学会自由人权博爱!!他们不会拿中草药牲口料戕害人。

想来如今人类上太空,若中国人买了一张美国宇宙飞船的船票,在太空碰到外星人,中国人指着美国宇航员说,我们来自地球老家,那时候,你还念念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就意义不大!!

“既然是文明的角斗场,就让我们用文明的手段决斗吧。”中国青年之缺乏人文历史常识,到了可怖的程度。现代复古派想决斗,当斯巴达克,做角斗士,做唐·吉诃德,作恐怖势力,可是躲藏在鼠窟里,如何叫警察抓住呢!这是要用早已被西方古代人和基督教会抛弃的决斗方式解决学术,破坏当今法制,也违背祖训!这学习西方也是学习西方的垃圾或皮毛,吃人家的剩饭!

当代中国痞子不顾中国人随地拉大便随意践踏花草载重汽车压垮大桥大都市如太原山西大学门口卡车不顾红灯横冲直闯大街上花木被随意践踏等光天化日下的事实,贬低鲁迅,抬高中华,自我孤立于世界人群之外

在昔,鲁迅对中国恶劣的国民本性的批判,是鲁迅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他对中国国民劣等品行改造的看法,今日依然十分重要。现在有人说,鲁迅是拾殖民主义者的牙慧。不过,环球人类一家,你千万别和江青同志那样,把国际朋友的善意的评论当作安东尼奥尼拍的反华电影煞有介事地加以批判。冯骥才先生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来源于西方人的东方观。"似乎一个“西方人”,就夺了鲁迅的命。不过,外国人若要说我们“文化大革命好”“猫思想光芒万丈”,在冯骥才,那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无疑!冯大法师说鲁迅“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我想那是因为鲁迅没有国际阶级斗争和敌情观念。我不知道汉语文化统一华夏,是不是汉语霸权!!孔子学院也到世界各地建立汉语霸权吗?批评中国人的迷信落后不卫生,就是霸权主义??那我们早上晚间散步脚踩中国人的狗屎,生下个孩子扔掉给美国人见去喂养 ,就一定不是霸权主义了!山西大学门口汽车闯红灯绝尘而去,不是落后野蛮文化的霸权主义吗?!

《收获》发表过江湖郎中冯骥才、痞子流氓王朔及西崽林语堂的的文章,集束炸弹,贬损鲁迅。冯骥才在《鲁迅的功与“过”》中说,“他(指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说这是“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又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残忍与顽固痛之太切,便恨不得将一切传统文化打翻在地,故而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往往不分青红皂白。”

不过,我认为,传教士并不会因为自己成份不好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比中国共产党的第59代孙冯国璋冯玉祥冯同英冯巩的后人冯骥才低人一头。毕竟,现在的中央电视台也开始引述外国人士对中国政务的批评意见而没有任何避讳。传教士或者基督徒,同样有天赋人权,可以在世界各地活动,有传教自由,可以发表自己的各种看法或意见,可以说话写文章,可以评论中国人的恶德,可以评论世界各地的事务。我们这些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不见得因为不信教就比别人多一个脑袋或多一条尾巴。基督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文明开化的象征,是遵纪守法的代表,是对粗野迷信的中国5000000年文化的嘲讽和对比。在我们眼中,基督徒,不是耻辱的标记。无神论,非信徒,可能就是野蛮不开化的标记。
  一批判“西方霸权”,中国文人就有浑身使不完的劲。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在当代,西方价值观念确实是主导。全人类一体接受西洋科技和社会制度,西方,引导着全人类,这个事实,也许就是价值。现代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欧化,就是美化,不是丑化,不是汉化。你得接受这些西方价值。否则,你老是用孔夫子那一套,到世界各地区碰壁惹人笑话,就会丢人败兴!你若在联合国大会上说方言,自己也怪不好意思。你和利比亚卡扎非比赛反对欧洲,人家会嘲笑你。你若穿清朝服饰,人家把你当作猿猴看热闹。西方价值观念,在全世界被普遍认同。这就是事实,这也是价值。

   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在北京首发一部《第三只眼看中医》的书,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风采,野蛮和丑陋。自称“东方科学七君子”的不知名的伪学者,还发表《东方科学迎奥运宣言》,声称要确立不同于“西方科学”的“东方科学”体系,要“彻底转变对‘科学’本身的认识观念”。哈哈,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的自由民主人权,不同于正常人的神经系统的大脑,可能就是神经病。有不同于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霍金的科学吗?有不同于西方民主自由的法制吗?也许有,可惜还没有发明出来。中国自己有别于西方的民主?我们品尝过,体会过,吃过,穿过,可惜,不行哇!老老实实学西方,跟着欧美老大哥,没错的。有人认为,中医是有别于世界人类共同科学评判标准的别一类科学!另类“科学”也,可入另册也。货真价实伪科学也!!

他们更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名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片面看法”,进行“重新认识”和 “清理”,要求教育部门从中小学教材中删除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的至理名言。

不过,删除鲁迅的批评,这是阿Q时的精神胜利,因为,“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作药引,并不会就因而成为“科学”。

  最近,从中国鬼谷子传来中医魔法师的骗术巫术妖术。“全球艾滋病,结核病和痢疾防治基金”决定给中国210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不料在中国,五花八门的防艾机构雨后春笋般出现,“艾滋病研究会”之类组织遍地开花,自称中医对“难治的病”和“ 不治之症”能“药到病除”。形形色色打着中医牌子的骗人之风越刮越大。为什么恰恰是中医,紧密联系着社会诈骗呢!中医“专家”甚至提出“喝尿加菜根汤”能治艾滋病。这喝尿的人民!有人说,“ 这些人全是打着中医的幌子,败坏中医名节!”,认为也许这是中医代人受过。不过,为什么中医往往成为骗子的防空洞呢?那是因为,中医本来就和不科学,和迷信,联系在一起。

俄国作家格里鲍耶陀夫(Griboyedov,Aleksandr Sergeyevich , 1795~1829)的戏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的 主人公恰茨基从法国回到久别的祖国俄罗斯,面对落后愚昧的同胞,他内心充满痛苦。这痛苦正是由于经过西欧启蒙主义文化熏陶后对俄国同胞身上的民族劣根性有了深刻的认识。该剧具有启蒙主义思想,是对19世纪的俄国保守贵族的民族劣根性的反思。

鲁迅也是遭遇智慧的痛苦的人。愚蠢和愚昧的痛苦,我们常见,那就是为中国在世界争取第一。愚蠢和愚昧的快乐、喜悦、狂欢,我们天天看得见。然而如果看到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本来就该排在末位,那才是大智大勇者的痛苦的智慧和智慧的痛苦。愚蠢的痛苦,和智慧的痛苦相比,不可企及。

然而,不料在今天,佐洛图斯基的《请原谅,祖国!》颠覆该剧的阐释。佐洛图斯基认为,恰茨基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所谓 “智者”,他长年生活在西欧,对祖国俄罗斯根本不了解,不理解俄罗斯的传统历史与文化,对俄罗斯的土地缺乏一种深沉的爱,是断了根的浮萍,因此,他对祖国的指责,是以西欧人的眼光看待俄罗斯文化,是拿所谓更先进、更文明的西欧人的观念尺度来衡量俄罗斯特色的人权和社会主义。他认为由于恰茨基没有了根,他的聪明智慧就失去了根基,在真正的俄罗斯人眼里,反倒成了愚蠢的表现。

现在中国有人自以为得计,也来颠覆鲁迅。然而,当代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种种劣迹,难以使人感到鲁迅的观点过时了。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很早就西化了。他们的文明程度,远在中国之上。中国缺少智慧的痛苦,中国文人们没有智慧,整天乐陶陶呀乐陶陶,他们是喜鹊,总是叫喳喳。

德国基督教神学家朋霍费尔在希特勒自我神化和德国民族主义情绪抬头之时,就说,“对人的神化乃是虚无主义”。这是将上帝和世界、人类虚无化。 他所反对的,与其说是希特勒,不如说是自称为基督教会的“德国教会”、“ 民族教会”、“爱国教会”、“自立教会”。当时,德国教会整体已沦落为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看门狗。面对着不义和罪恶泛滥的社会处境,《旧约》时代大声疾呼的先知在哪里?教会如果企图摆脱政治冲突,使信仰变成“独善其身”的不二法门,难道就符合《圣经》教诲吗?作为反对希特勒的斗士,朋霍费尔堵塞了人类凭借自己的知识搭建巴别塔的一切可能。他高举“超验启示”,认信上帝是“绝对的他者”。他否定“宗教”,高举“信仰”。他认为,只有信仰,才能击碎宗教的 “自以为义”和德国教会的沉沦。

今天,中国文化全体堕落,浑身脓疮,一无好处:

假证广告,遍地开花,警察老爷,睁眼装瞎。

书籍偷印,软件盗版,为国争光,振兴大汉。

国家课题,政府项目,官员博导,蝇逐腐乳。

破格教授,不坐板凳,基本概念,看着发愣。

中华桥梁,到处坍塌,超重汽车,无人管辖。

文人墨客,闭眼装瞎,居然还吹,中华伟大!

大都市里,井盖被卖,十有八九,忽飞天外。

开假发票,逃税漏税,手机群发,国人不累。

搞假离婚,为骗低保,全家出游,喜乐陶陶。

私采煤窑,黑砖作坊,前文明国,人权遭殃。

刮痧疗毒,有药蒙汉,针刺麻醉,汉人何懒?

环球世界,唯有中华,为争光,心胸偏狭。

中国要为世界做出贡献,就应该实行“断代”工程————劣等华人,一律中止妊娠。

朱光潜先生严厉批评中国人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中国。他批评一些人盲目颂扬中国文化和汉语神学,本土神学,盲目鄙弃外国文化。他说,不精通一两种外国文是一个大缺憾,坐井观天。他认为,中国的戏剧小说比不上外国。诗歌,比不上西方,文学研究,比不上西方。(朱光前,《论翻译》,《华声》1944年,第一卷第4期)研究西方哲学,不懂外文,那是蒙人。

2007年8月,太原.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艳红旗升起来。

眼看就开党代会,巨大变化可期待!

胡温体制谋新篇,中国步伐向前迈。

毕竟世界潮流大,你要阻挡就可哀!

2007年8月18日星期六

陶杰:印度独立60周年的一点回顾感思

图为圣雄甘地

八月十五日是印度独立六十周年,印度是亚洲最大的议会民主国家,脱离英国管治,圣雄甘地成为人类景仰的崇高人物。然而六十年前印度独立之日,印度举国称庆,英国BBC采访甘地,请他录一句历史性的感想,并告诉他:这句话会译成几十国语言向全球广播,但甘地板起一张脸孔谢绝。BBC的记者很奇怪,邀约再三,甘地对秘书说:「告诉他,我不会说英语。」甘地为甚么赌气?因为这样一个独立的印度,不是他乐见的新印度,理由很简单,因为印度虽然独立,但在英国的主持之下印巴却同时分治。不止印巴分治,印度两大省庞遮普和孟加拉国,也一分为二,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划线,一部份归印度,一部份归巴基斯坦。印巴分治,形成六十年的动荡。许多人指这是英国的阴谋,有心在撤出殖民地的时候「留下祸根」,这种人把英国人看得太神,把第三世界的人看得太蠢。把英国人当做上帝,本身就是一种崇英自贱的思想。糊弄一个有五千年古老历史文化的民族,英国人有没有如此本事?回顾一下事实。印度独立,是英国的工党政府战后决心加快实现的。丘吉尔不想印度独立,但一九四五年,艾德礼上台,认为英国在全球的殖民管治是不道德的耻辱,指示印度总督韦福Lord Wavell)与印度各界领袖商谈,决定印度独立的时间表。其时甘地的独立运动已方如日中天。甘地是一个善人,他相信人性善良,他认为印度独立之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徒可以团结和谐,共建一个现代化的新家园。但三十年代初期,印度境内的伊斯兰教民另行成立了一个「穆斯林联盟」,并推举律师日纳哈(Muhammad Ali Jinah)为领袖。日纳哈以强者姿态,赢得印度的伊斯兰教民支持。甘地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对日纳哈及其组织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日纳哈初期声称支持甘地的跨宗教联合阵线,一起对抗英国。甘地的徒弟、开国总理尼赫鲁,满腹建国大计,希望上台执政后,为了缓和贫富冲突,推行许多社会福利政策,以为伊斯兰教民在社会福利主义的甜头之下,也会捐弃宗教分歧,与印度教民共处。

但日纳哈不是甘地和尼赫鲁,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位政治家。三十年代,「穆斯林联盟」的势力尚弱,日纳哈是温和派,一直想与印度教徒结盟,在民选的地方政府分享权力,但甘地和尼赫鲁没有理睬他。日纳哈不是拉登之类的激进分子,他受英式教育,喜欢威士忌和英式的火腿三文治,甘地和尼赫鲁,一个以为他是自己人,一个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印度的回教教民觉得尊严受损,渐渐不支持国大党,转向「穆斯林联盟」效忠。

中国的毛泽东说得很好:「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甘地和尼赫鲁的错误,一个太善良,一个太傲慢。加上回教教民的自我中心,共同种下了印巴分治的内因。

英国人的角色只属次要。相反,英国一早看出了印度教和穆斯林势难共处的民族本性,长期在印度的殖民地政府之中,反而着重人事平衡,都起用两大宗教的教徒当公务员,由英国人来仲裁作主,两派相安无事。

但英国最关键的一步,是早在一九○九年,通过法例,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分立不同的地方省市政选区,也就是说,印度教民只能选印度教的议员,伊斯兰教民只选回自己的代表,正因如此,年轻的甘地反而可以顺利脱颖而出,成为民间领袖,并以印度教中的乌托邦大和谐理想「拉谟勒贾雅」Ramrajya)为宣传口号,快速凝聚了印度教选民,但同时也忽略了伊斯兰教民的信条。

殖民地时代,英国早就容许印度政党参与地方行政选举。一九三七年,印度举行省区选举,甘地的国大党险胜「穆斯林联盟」。甘地如果这时与穆斯林结盟,印巴分治的前景尚可避免,但甘地错过此一时机,坚持选举的规则,险胜还是胜利,拒绝与穆斯林分享省区行政管治权。

伊斯兰教徒日渐失望,反印度教的呼声日高,把日纳哈也推向激进,至战后达到不可妥协的分裂点。后来日纳哈呼吁伊斯兰教民:不论有多少人命牺牲,两教不可再共存,独立后的印度,伊斯兰教民必须另行建国。甘地此时方惊悉铸成大错,惟悔之已晚。

印度全国教派暴力冲突升级,英国人只想早日撒手,置身事外。工党缺乏掌控殖民地的经验,改派蒙巴顿为印度末代总督。蒙巴顿是皇室贵族,不是老谋深算的保守党政客,印巴分治的最后决策,在一顿饭之间决定。仓卒之间,蒙巴顿连自己的太太,也被尼赫鲁搭上,成为英国殖民地史上一段离奇的绿色绯闻。英国人如果充满权谋,一心想祸害印度,为何连总督夫人也险险赔了进去?

印巴分治,完全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民族教派内斗所致,如果追究英国的责任,一九○九年的分教选区法,勉强可以说是其中一个诱因。此一方式,类似「功能组别」的划分。八十年代初期,英国在香港种下功能组别的对抗之因,今天,许多反英的民族人士却以此为珍宝,他们说「警惕英国人留下地雷」,这不就是地雷吗?可惜限于智商,这种人无从由印巴分治之中学取真的教训,拨乱反正,取消功能组别,融和商界和专业人士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让人人只有一张选票。可见所谓「英国撤出殖民地必留下内乱祸根」之说,罔顾错综复杂的历史脉络,只是一些头脑简单、思想懒惰的民族义和团分子哄骗愚民的神话,只要学会一点点独立思考,就不会为其所惑。印巴分治,祸延至二十一世纪,一味指摘甚么殖民主不怀好意,不如承认自己的民族根本缺少「团结」、「和谐」的遗传基因。印度独立以来,历任领袖面对乱局,都没有把责任推给一个虚无的外敌,他们知道自己不行,没有赖英国人如何「靠害」。印巴两国今天还隶属英联邦,巴基斯坦重新沦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铁幕,固然是自己作孽,与英国人无关,印度人理性而成熟,更重要的是:甘地的印度教文化理想,总算植根这片古老的土地。印度官员外巡的座驾,不坐外国入口的平治,坐本国制造的小房车;印度的政府机关,规定不到摄氏三十二度不开冷气,只用电风扇;印度官员都穿麻布的民族传统服,一点也不崇洋媚欧,一身LV和江诗丹顿名牌。印度十亿人的民族心理相当平衡,印度独立六十年,凭此一点,即可自傲于世界的贡献。

——苹果日报/凌锋推荐

“贫富分化背景下的为富人说话研讨会”成功举行

2007年8月18日下午15点—18点,平民经济研究社、京鼎律师事务所等,在北京联合举办“贫富分化背景下的为富人说话研讨会。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北京大军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著名哲学家黎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建海、闲言、黄钟、李大苗、李春林、张星水、陈永苗、陈中、贾晋京、刘正山等4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和中央电视台、凤凰周刊、南风窗等媒体的记者出席了会议。

茅于轼先生就其发表的“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等备受关注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与会学者热烈讨论,深化了认识,形成了共识。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阳光富人”与穷人可以联合,要反对权贵。

各位学者的发言稿,整理后将择要发出。敬请关注。

《动向》8月号编辑手记:中国开始了寡头政治时代

封面(右上)江泽民、温家宝、胡锦涛 (左下)陈良宇

封二:政改先驱者的今昔

封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与同样的人权


张伟国

在17大前夕的中共权力斗争中,陈良宇案似乎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尤其是对于上海帮与胡锦涛团派系统的权力消长,影响至关重要。本期组织了“透视陈良宇案”特辑,独家披露了陈良宇处心积虑攀附陈云与陈元父子的发迹秘史,并通过揭露他的犯罪手法,令其后台呼之欲出;同时剖析了他腐败犯罪的制度环境,尤其是20年间陈良宇“边犯罪边升官”的特征,如果江还在台上,陈是还要继续往上升的,足见中共整个体制已经腐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陈良宇案将近尾声,结果与外界的期待大相径庭,胡锦涛的目标非常有限,也就是仅仅通过打击上海帮巩固自己的权力,听凭中共内斗的权力机制惯性摆布。因此此案公布的“罪名”与“惩罚”不相符合就成了倡言依法治国的极大讽刺,“难辞其咎”的江泽民依然是八一建军节的座上宾,上海帮仍旧是与胡锦涛团派分庭抗礼的主要政治力量,十七届政治局常委班子人事预案已经有六套之多,各派互相间继续施放政治气球,有增无减的讨价还价凸现的是争持不下的僵局。

这种政治格局表明,即便陈良宇倒台了,中共以团派、上海帮、太子党、老国务院系统等各个派系近年来形成的权力共治的格局基本没有改变,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过去一派独大、垄断成为“主流”政治势力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各个派系之间的实力对比更加趋向于均衡化,中国进入了一个准寡头政治时代——已经没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超级政治强人,中共的最高政治权力是由各个实力相当的权力派系分享。

中国政坛上崛起的团派,在许多人眼里十七大后是要主导中国政局的。本刊专栏作家、旅英中国问题评论家胡少江以“中国政坛上的团派”为题, 分析了团派的定义和特点,对团派与中共前途作了十分精到的评论,他说:“当团派真正全面执政之后,他们长期形成的跟从领导的习惯变成了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的中国需要的是能够做出决策的领导人,而团派不习惯决策,但又没有人可以继续跟从。不仅如此,优柔寡断的团派还必将面临政治上强势而又有治理经验的技术官僚和太子党们的挑战。由此看来,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权将丧失在团派的手中可能并非是无稽之谈。”

本期姚监复的特稿,报道了鲍彤对昔日追随赵紫阳政治改革的同僚们的回忆,破解邓小平晚年 “悔愧交加” ,提出按“悲剧”定性“六四”并作善后处理,是构建和谐社会非走不可的重要而关键的一步。本刊专栏作家、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则通过解剖自己,对专制恐惧表达了不惜“以死抗争”的决心,展示了一个有思想、有天良的知识分子为民族、为大众而活的风骨。巧得很,最近发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公开信的发起人中,刘晓波、鲍彤和沙叶新都在这期杂志分别表达了对中国政局和前途的看法,也许可以作为那份公开信的注解。

面对今日中国的变局,如火如荼的民间维权运动应该怎么发展?过去一段时间来海内外关注此事的朋友有比较广泛的谈论,这为维权运动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基础。刘晓竹博士为本期撰稿明确提出了“转守为攻”的主张,他认为,维权是防御,反贪是进攻。维权为自己,反贪为大家。反贪就是把孤立的维权予以综合,予以集中,予以无穷的生命力。这个战略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维权运动把战略目标调整到“反贪”的政治运动道路上去。……果能如此,中国人民或许还有机会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附录:
《动向》2007年8月号目录 (NO.264 出版日期:15/8/2007)

【长短论】
3 中国最需要是政改倒数计时

【京华传真】
6 胡江派系斗争激化
——十七届常委班子难产 《争鸣》记者□罗 冰
7 陈良宇求免一死
——曾挪用二亿赠高层 后台呼之欲出 《争鸣》记者□罗 冰
9 新届省级领导半数不称职 □穆木英
10 九成高干患「富贵病」 □关 捷
11 商业贿赂案积压十四万宗 □田 穗

【小消息】 13
温家宝承认医改失败 
朱镕基认为干部素质太差 
北京市长王岐山电话被窃听 
韩正求「解脱」? 
许家屯回国政策不变 
刘云山批新闻署「六假」 
七千退复军人上京请愿 
干部逃税列冠军 
四百万高校毕业生求职难 
内地通胀超过10% 
81城市申请设「红灯区」 
十七大代表选举百宗被举报 
全国紧缺80万编制司法人员 
五家地下电台被取缔 
职业乞丐持证行乞 
公检法干部体能考核

【北京书简】
15 吴邦国两度请辞 太子党与团派握手 □观耘闲人


【神州内望】
18 胡锦涛军事思想出笼
北戴河人事风云席卷 大陆□傅 清
22 知识分子吁「同样的人权」
——奥运倒计时,国安公安和中宣部加紧整肃 大陆□傅 言
24 高物价、低人权令天怒人怨 大陆□柳 同

【政坛迷津】
25 传吴官正儿子青岛遭暗杀
杜世成落马似另有隐情 □荆 传
26 中南海权争揭秘:
江泽民与田纪云、杨尚昆的恩怨 □姬 胡

【官场瞭望】
28 听党指挥还是军队中立 美国□方 觉
30 李金华成了「中国第一大忽悠」 大陆□南匈奴

【英伦飞鸿】
32 中国政坛上的团派 英国□胡少江

【特稿】
34 鲍彤深情回忆「厂桥旧侣」
破解邓小平晚年「悲剧共识」 大陆□姚监复

【众议院】
37 从中共独裁新特征看十七大 大陆□刘晓波
39 打假:国名之假 □覃州子
40 还有哪个道德不败坏的? 大陆□子 曰
41 具中国特色的贪官特色 大陆□杨 麟

【维权观察】
42 维权运动要转守为攻 美国□刘晓竹

【特辑 透视陈良宇案】
44 陈良宇发迹秘史 大陆□仲足步
46 陈良宇有罪 江泽民难辞其咎
——中国的齐奥塞斯库还能「挺」多久? 大陆□昝爱宗
47 陈良宇的罪与罚 大陆□胡官正

【民主与专制】
48 黑暗的社会主义奴隶制 大陆□吴 庸
50 民主、专制与YouTube □常 风

【香港焦点】
51 香港「畸形政治生态」是什么? □张 滔
53 令人忧心的「深圳人自由赴港」 大陆□朱健国

【台湾话题】
55 国民两党争相纪念蒋渭水 台湾□金 波
57 欧盟经验与两岸共同市场
——萧万长的主张 美国□杨力宇

【人物】
59 获当代汉语贡献奖答谢辞 美国□高尔泰

【书坊探幽】
60 读《文革: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 美国□朱学渊

【特稿】
62 我不希望一头走到黑
——酷暑答友问 大陆□沙叶新

【专题 反右50周年祭】
65 右派的遗产是什么? 大陆□俞梅荪
66 研究民间思潮 倡议建立「一九五七年学」 大陆□钱理群
69 我知道的几个「改正」右派 大陆□铁 流

【谍海波谲】
70 美国接连爆中国间谍案 美国□周文思

【经世济民】
72 暴涨暴跌的「非典型」中国股市 大陆□苏 蔚
74 ○八北京奥运 全球赌场开赌 美国□草庵居士

【北美轶事】
76 倒霉的克里斯托弗 美国□程 凯
77 加拿大人对中国产品不放心 加拿大□盛 雪

【神州万象】
78 伪劣商品与伪劣新闻 □林保华
80 民运,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内斗激烈? 美国□徐水良
81 中国脱贫标准100美元
——又一种形式的豆腐渣形象工程 大陆□贺 剑

【编辑者言】 81

封面(右上)江泽民、温家宝、胡锦涛 (左下)陈良宇
封二:政改先驱者的今昔
封底: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与同样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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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纪念李慎之先生诞生84周年

——著名史学家刘绪贻评李慎之与费孝通引言


图: 李慎之 / 摄影:朱厚泽





李慎之先生三封信



转眼到了2007年8月15日——“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领军”李慎之先生诞生84周年纪念日。为加入这一纪念,谨献上这篇“刘绪贻访谈”。2003年4月22日去世的李慎之先生,是个不多写信的人,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以晚生敬意给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绪贻先生写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写于2002年4月26日,79岁的李慎之从北京给89岁的刘绪贻致意:“亟盼先生能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



绪贻先生:洛阳一别,已逾十载,老辈仪型,常在念中。偶从方生同志处知杖履清健,可慰下怀。我则于五年前患中风,左侧偏瘫,不良于行,唯读书写字不受妨碍,尚属幸事。读四月二十四日《中华读书报》,见先生一文《89岁断想》,想见先生二十年前欲为罗斯福新政辩护之雄心。当时抗流而上,迄今已大体实现,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受五十年“超级奴化教育”之结果,已不能分辩国际上的大是大非,在假“爱国主义”的恶劣影响下,竟至为“9.11”叫好。十分希望有前辈先生力挽狂澜,正本清源,重新认识美国:认识美国到底对中国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美国推行的是霸权主义还是拯救世界?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是中国应当拒绝的还是应当学习的?百年中国,黑暗腐烂,专制独裁,至于今日而极。亟盼先生能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我小你十年,然自中风以后,即致力于此,不敢稍懈。申此微意,倘荷亮察。即颂文安



晚 李慎之


2002.4.26



第三封信写于2002年9月29日,李慎之敬重刘绪贻早在1948年就明辨“‘由民作主’不是‘为民作主’”——
绪贻先生:收到大函,十分感激。然而劳动长者,则又有愧矣。“由民作主”不是“为民作主”,近年来在“进步”舆论中已成为共识。我原来以为是前中顾委、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最早先发此论,现在知道是你的发明,而且最早可上溯到五十多年前,1948年的上海《时与文》,更感觉可敬。至迟从“五四”起,中国就无人不感民主,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最大的差别就是“由民作主”与“为民作主”两者。我在上次寄你的文章中把民主之扩大为全球价值,归因于1941年罗邱的“大西洋宣言”。六十多年过去,虽然许多国家已走上民主之路,但中国仍因为二千几百年的专制主义,现在民间虽然有要求民主的声音(甚至官方也不乏这样的提法),但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懂得什么叫民主,尤其是制度上。坊间讲民主的书也很少,我知道的只有李道揆与王希的两本可称专著,另外还有一本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以非常具体的实例解释美国的理论与实践。十分希望先生绛帐春风,能化育出一批研究生出来,十年之后必可为国之栋梁。我今年上半年在南京演讲时,有华中科技大学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余东升请我在六、七月份到那里去讲一讲。我倒也很愿意,因为近年以来已很少离京出游。只是六、七月份我嫌天热,同时新搬家,也不想动,议定到十月份再去武汉,为此则又可与先生见面。不过再过两天就是十月份了,邀请电话始终未到。我现已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此事也许已黄了。专此奉复,请不必烦扰作复,即祝秋安



李慎之


2002.9.29



另一信写于2002年7月1日,附文两篇:《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全球化及全球价值》。从这些信中可见,李慎之十分注意支持、鼓舞老一代学者为普及民主理念作新启蒙。李慎之自1983年因美国史研究与刘绪贻一见如故。据刘绪贻亲笔回忆,其大事记有——



(1)1983年1月6日,在北京华侨饭店,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带同僚来同我与齐世荣谈关于组建中华美国学会问题(2)1985年5月,我赠李慎之《FOR时代》一书。(3)1988年,我赠李慎之《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4)1988年12月13日,我去北京参加中华美国学会成立会李慎之与资(中筠)来住所会见。(5)同年月16日,我与邓蜀生同一桌就餐(自助餐),李慎之来参加我们谈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自打成右派以来这么多年是怎么挺过来的,不是靠马列,而是靠儒家思想,当时我很奇怪。(6)1989年,我赠李慎之《战后美国史》。(7)1990年11月13日,在美国史研究今年会上,听李慎之作国际形势报告;14日,在韩正文教授家宴上听李慎之谈笑风生;19日,同游洛阳,颇有交谈(谈古诗词,谈国事、世事),晚,李慎之邀连床夜话,盛情可感;20日同游龙门、关林、王城公园(曾合影留念),后又返郑州;21日下午李慎之来谈,并颂聂绀驽诗,并介绍聂情况。返校后,接李慎之信。(8)1990年12月5日,抄陆放翁“跋李庄简公家书”一段文字复李慎之,并致劝慰之意。(9)1993年5月中旬,接李慎之贺我80寿辰信。(10)1997年5月14日,读李慎之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关于“天人合一”文章,觉得不能自圆其说。(11)1997年7月1日读《读书》上李慎之文“数量优势下的恐惧”,作者认为,亨廷敦关于“文化冲突”文章,主要是怕其他人种数量小于白人。(12)1998年8月28日,读上海《文汇报》上李慎之的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批评刘梦溪选篇《现代学术经典》及其自序,基本同意。(13)2002年5月1日上午接李慎之信劝我“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振聋发馈”。(14)2002年5月20日复李慎之。(15)2002年7月6日,接李慎之函附文两篇:“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全球化及全球价值”。(16)2002年9月19日,写完复李慎之短笺。(17)2002年10月3日年收到李慎之复函。(18)同年月6日复李慎之信,谈民主问题。(19)2003年4月23日,接黄安年电话云:李慎之仙游,十分悲痛。



坚决逃出“儒生既得利益集团”



作为吴文藻、费孝通、潘光旦的高足,刘绪贻堪称中国一流的社会学者,1940年获清华大学社会学学士,194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其独树一帜的社会学专著《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成为他一生坚持批判蒋介石和毛泽东挂民主招牌卖“党天下”的“新儒学专制”的理论基石,直到2007年他迈入九十五岁高龄,仍然以《反对统一思想》等民主檄文对“和谐社会”新儒脸谱下的“皇家和儒生阶层相互合作”——这一老儒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深恶痛绝。完全应承了李慎之先生的期望:“以老迈之身,无畏之精神,大声疾呼,作悲壮之努力,发聋振聩!”刘绪贻一生有多次当官的机会,但他宁可一再“走麦城”,也坚决逃出“儒生既得利益集团”。1949年春,他以民主救国的追求成为中共地下党武汉大学接收委员会主任,1952年当教育部秉承毛泽东旨意将社会学取消,刘绪贻“英雄无用武之地”,开始了人生的“走麦城”,他被迫离开武大到武汉市总工会当宣传部长,原以为可以帮助工人普及一点民主思想,结果在肃反、反右中定为“内部控制”的“中右”,停止党籍;好不容易在1964年重返武大历史系,开始专研美国史,却又被“四清”“文革”搅得暂停,挨整,直到1979年才“放虎归山”,担任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主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为了坚持公正评说罗斯福新政,他不惜得罪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老友,为此丢掉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权;他以24年如一日的精益求精精神主编的七卷本《美国通史》,享誉中外,李慎之为之祝贺,美国总统老布什写信致谢,《美国历史杂志》聘他为国际特约编辑,但是武汉大学却因他有“反骨”而不让他带博士生,剥夺他的博导权利。是啊,作为一个有55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在年届九五高龄时,居然天天呼吁结束“一党专制”,这让自诩“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的执政党是怎样的一种难堪!如此“老共产党人带头反党现象”,现在已经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任仲夷、李锐、李普、谢韬、高放、刘绪贻等人的传播,在众多老布尔什维克身上一再体现,连绵不断,此伏彼起!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来写。而今刘绪贻教授的“儒生既得利益”批判,使他成为当代批判新儒家的重镇,其寓改革思想于史学的力著《美国通史》及专著《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以及延伸合作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和合作译著《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美国社会发展趋势(1960-1990)》等,形成了刘绪贻雄居中国美国史研究传播中心的学术优势。至于2002年以来,刘绪贻致力于改变“一党专制”的民主共生呼吁,则使他成为青年学人心中的“又一李慎之”!



谢泳特别撰写《刘绪贻先生》2003年5月20日 ,知名青年学者谢泳(时任《黄河》副主编)特别撰写《刘绪贻先生》一文,深表钦佩:“刘绪贻先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著名的美国史专家。……今年春节前,刘绪贻先生将他近期写的几篇随笔寄给了我,这是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六篇系列文章,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所发的感想,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由于刘绪贻先生有很深厚的学术背景,他分析起现实问题来,真是入木三分。他在《既得利益:新一轮改革的阻力》中说:‘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总有一些人,特别是它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由于建立和维护这种社会制度及其思想基础而从其中获得既得利益。如果有人企图改革这种制度及其思想基础,即使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也必然会受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抵抗。不摧垮这种抵抗,社会改革便难以取得成功,甚至无法进行。”(《长江日报》1997年10月23日7版)刘绪贻先生的这种分析,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由这个角度出发,刘绪贻先生始终认为,仅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不够的。刘绪贻先生说过:‘我是很喜欢干预社会生活的。’他的这种气质是从青年时代就培养起来的,这种知识分子的气质至今未减。许多人感到当今知识界对社会的关心程度是青年不如中年,中年不如老年,老年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气质,从刘绪贻先生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一两年,我曾在《读书》《今日名流》等杂志上读到刘绪贻先生的文章,处处流露着对社会生活的热情,他这一代知识分子今天普遍受到青年的尊敬,不是没有原因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不仅看到了学者的风范,更体会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2007年3月7日,《新京报》发表记者张弘的访问记《潘光旦学生刘绪贻望百之年回忆自己学术道路与感情生活》,表达了社会对刘绪贻的敬意。2007年7月17日,知名杂文家刘洪波称赞刘绪贻:刘绪贻有些新思想甚至超越了李慎之!百岁智者胜宝书。如此刘绪贻,校勘五朝,阅尽四海,其九十五年心路历程,多少山重水复,几多柳暗花明!何不捷足先登,曲径通幽?2007年7月18日晚,借朋友指路,我独上珞伽山,探入刘老书房,与刘老“一部旧书喜相逢”,开怀放谈冲禁区;怀念李慎之,叹息费孝通,笑罢“反右”笑“和谐”!悲壮努力,发聋振聩;书信狼藉,“浪遏飞舟”,不知夜深沉!……
(此文为五万字长篇访谈《著名史学家刘绪贻评李慎之与费孝通》引言,全文将在近期发表。)



2007年 8 月15 日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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