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56年9月9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
【新世纪特稿2007年10月14日】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毛泽东的这一段讲话，发表于1958年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多年来被广泛引用。虽然（就我极有限的涉猎所及）未见它载于任何公开出版的毛氏著作，但从它的内涵和风格看，无疑属于“毛泽东的思想”，不是假冒的。我记不得究系何时开始接触到这段“最高指示”了，但是直到刚才又从一篇文章的引语里读到，才注意到那句末括号里的两个字：大笑。我仔细盯了它十来秒钟，突然觉得它的意义非凡，非凡到直令我神魂颠倒，心惊肉跳。
“（大笑）”一类插在要人讲话记录稿中的注脚，属于记录重要讲话时旁及当时氛围的实录，类似的还有“（全体鼓掌）”、“（热烈欢呼）”等等，总使读者对于讲话的场景感同身受。那么我对这个“（大笑）”的身受就是，似乎亲见满会场的听众们听得十分开心，十分满意，终于忍俊不住，哄堂开颜了；那气氛是够热烈的。
而与此“身受”之感同时出现的，我竟另有一“心受”之感：心里起了疑惑，怀疑“大笑”诸君听到的话，真有那么好笑吗？
当时的代表们听到的讲演是，“我们一概（一作“一贯”）承认”“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这是一句惊天动地的宣言。谨查中共历史，在此以前“我们”中从来没有任何别人承认过自己是秦始皇，党的文献从来承认的是“我们”要带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而秦始皇就是中国专制独裁一统天下的封建皇权制度的奠基者；党所宣称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至少在文字上，那个“独裁”也是和“人民民主”相联系而不是和秦始皇相联系的。在上距这个讲话约二十年前以讲演者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党员课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里，列在“中国革命”谱系为首者不是别人，正是反抗秦王朝暴政的陈胜和吴广。党的领袖从师承反秦抗暴的革命者到认同专制独裁的“始皇帝”，这绝非“一贯”而确系剧变；在决定国家命运的执政党代表大会上宣告这样的剧变，我真看不出有什么可让代表诸公开心的。
代表们还听到，“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所以别人的指责还“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这里的“百倍”之说，来源于“坑儒”的数量：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我们”杀掉了“四万六千个”，百倍于他。值得注意的是，他说在“镇反”即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掉的这四万余人，不是那个运动所宣布必须镇压的“政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而简简单单只是“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前后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如果他们就是前述镇反对象中有“知识”之“分子”，那怎么数也远远不止“四万六千个”；因此所谓杀掉“四万六千个儒”，只能是身为知识分子而仅仅具有“反革命”的思想的人。从现在公布的史料里，我还没有发现在“镇反”运动中大规模地以思想状态杀人的案例，但是以思想状态对人实行专政，则至少从延安时代王实味案起就开始实行（王倒真被杀了），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而发扬光大，蔓延全国。而由于自由的思想环境是生长一切知识的土壤，毛氏在这里所讲，乃是从原则上肯定两千年来的反知识倡愚昧的恶政。这个意思，在六年以后他的另一讲话里，说得更为明白：“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是属于孟子那一派的，……孟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厚古薄今”犯的是思想罪，犯思想罪就该被“坑”被专政，这在两千年的头尾两端都是兑了现的。在决定国家命运的执政党代表大会上宣告这样的原则，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可让代表诸公开心的。
至于那个杀人大大超过“四万六千个”的“镇反”运动，除了革命胜利初期必须用以对付继续以公开的或隐蔽的行动“反革命”的分子以外，也镇压了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中已经依法登记投诚、再无反叛罪行的人员，甚至若干曾经帮助过革命的“朋友”。这些人都是根据1949年4月29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通称的“约法八章”而向人民政府投降的。“约法八章”第五条规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以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的国民党各级政权组织的一切人员，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约法八章”的称呼，显然沿用了当年刘邦破秦入关后与关中父老相约的“约法三章”。刘邦保证除秦苛法，除杀人、伤人和偷盗者外一概不加治罪，诚然只是“话一句耳”，但他与历代开国当政的胜利者一样，究竟还注意稳定民心稳定社会，少有说了以后立即翻脸者。对于我们的自食约言造成的“肃反扩大化”，这次讲话的一年以前就被右派们严厉批评，毛泽东开始也承认“有错必纠”，转眼间“阳谋”乍起，一巴掌打下来，没有人敢说了。不敢说自属情有可原，可是认为这样的事情可笑可大笑，就匪夷所思了。
以上三点：师法秦政厉行独裁，以言治罪反智倡愚，和说话不算食言自肥，事实上已经施行多年，至其前一年的反右派而大盛。23年以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党的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就是说的它们。而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把这些“严重失误”作为党的指导方针加以公开宣示的，应当首推这一段讲话，所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加有意义的是，党的指导方针的这种严重变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连形式上的讨论程序表决程序都没有，连举手通过乃至鼓掌通过都不要，只须同志们开心一笑，就算彼此心照，就算热烈拥护，党国大计就这么敲定了。沿着这条方针，这次会后立即铺开的“大跃进”蛮干运动，一年以后对于犯颜直谏的“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全党全国围剿，以及由此引发的三年饥馑死人如麻不闻声，直到八年以后的大革文化命，也就在满场欢笑中这么敲定了。须知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聚全党乃至全国的精英分子于一堂，他们中的相当多数为争取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浴血奋战多年，他们的全部则一概宣誓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伟大理想。他们对于如此露骨地改变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的事变，居然如此轻易地笑纳而毫无抵抗，这不能不令后人大惑不解。
对于错误批判彭德怀的那个八届八中全会，列席会议的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里曾经沉痛地问道：“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呢？”其实他也出席过一年以前的这次八大二次会议，本文开篇所引的毛氏讲话，在李锐所著《“大跃进”亲历记》里也全文记载着，只是少了最后的“（大笑）”两字。想来他当时还未把这一笑看得多么严重。不过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会外人员，也有理由如他一样沉痛地提问：
这是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问一句“你们笑什么？”
当年褒姒小姐一笑而倾国，时在公元前771年；2729年之后，不是一位小姐，而是满堂高官的又一笑，引出多大的祸事来啊！——这一天，是1958年5月8日。历史应该记住这个日子。
现在又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了，从电视屏幕上，我们看见新一代的代表们神采奕奕地进入会场，履行他们“庄严的任务”。我想，把半世纪前的这一幕讲给他们听听，也许有助于提高他们履行任务的庄严度，从而对党对国有所裨益。也算我“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七大的胜利召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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