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善意』遭马英九拒绝――在ECFA之外看两岸关系（池中非）

【钓鱼岛之争背后是中日之争，中日之争背后是中美之争，台湾在这个链条中有效地措置了自己的战略利益。】

事 情似乎有些巧合，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于九月七日上午相撞，第二天船长遭日方逮捕，九月九日美国宣布十月初的黄海日美联合军演将有华盛顿号航母参加。而九 月份内的美日关岛「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也早已谋划完毕，只等宣布的时机。不言而喻，美国明确支持日本，日本继续对中国进行外交挫辱。九月十二日，两艘日本 巡罗船夹押着中国渔船进行了「模拟海上作业」。

日本的「模拟海上作业」被网友比作公示妓女或公捕公判，即如大陆政权常常对底层社会采取的司法暴行。

九 月十七日，美国军方明确表示：「本周内，美国将在关岛举行『勇敢之盾二�一�』军事演习」。该项演习并非美军常规行动而是为协防台湾设置的，�六与�七两 年度举行过，自�八年起因两岸局势大幅缓和而暂停。现在，重新举行并大规模动用驻日美军参与，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协防台湾。这意味着美国空军战机三小时抵达 南中国海的预想正在付诸实际。中国若在东海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必在南中国海有大幅度动作。

丧失民心的真实写照

由于中共教科书积六十年歪曲之功，民族主义情绪以反日宣泄为最，但是，这个高能政治潜力渐渐成了中共维稳的一大隐患。多数民众认为：「共产党怕『小日本儿』 不是咱中国武器不行，是大官们在日本有存款。你一闹腾，人家就给你在全世界张榜公布啦！」也有一些历史学者拿中共政权的表现与晚清的情形作比较，指出腐败 是中国国际地位实质低下的根本原因。

底层社会与知识精英的共识从一个侧面上说明了中共丧失民心的程度。有的老愤青发帖甚至说脏话：「再说什么爱国，就很『傻逼』啦！」

「九・ 一八」纪念日来临之际，全国各大城市的武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防止可能的骚乱。当局一直认为：民间反政府力量往往会借民众不满的重大事件来鼓动上街游行， 进而把合法的游行推动成反政府骚乱。即便是日本在华学者也这么认为。现年尚不到三十岁的在读硕士、北京大学日本人协会顾员加藤喜一，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发表 文章《中国应从钓鱼岛撞船风波中学到什么》，讲道：「中国政府肯定越要约束民间关于外交的态度，而不愿被一部分政治投机者『狐假虎威』。」中国外交部此前 对他本人表示：「起初并没感到事情会这么严重，只是到后来才看出不好的趋势。千万不能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对舆论的监督要收紧。」正是外交部对加藤 的坦率交代，才使他做出了如右判断。

外交部承认压制民间保钓

中国外交部与加藤喜一的私下沟通证明了中共对内欺骗手段的存在，他们尽最大可能不让民众了解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形势与国际事件，而且尽可能地制造假信息。对日 美关于普天间军事基地的谈判问题，中共新华社驻东京的记者把此事描绘成日本政坛地震之源；而后，又在冲绳本地特约华裔人士给大陆报刊写文章，描述普天间民 众的反美、反日美同盟的情绪。

仅就前者来看，所谓的日本政坛地震根本就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件，一如前节所引加藤文章，「首相的人选发生变化，在日本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大事情了」。相反，它恰恰「让日本民众充分地体验了自己国家的高度民主性」。

在 外国记者的追问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承认了一项事实：当局阻止保钓人士在厦门出海去与港澳台的保钓力量联合行动。九月十四日，台湾方面公开表态：台湾 政府方面的保钓与中国大陆无关，「未与大陆联手向日本施压」，「没有相关也没有牵连」。这说明两岸三地民间保钓的事前通气与政府行为是两回事，但是，马政 府排出了军舰为台湾民间保钓行动护航助威，与中共政权不让保钓人士出厦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马政府曾三拒中共「善意」

就是在没发生这宗近年来最大的领海冲突事件之前，中共当局的「善意」已经三次遭到了台湾方面的回绝。第一次在五月中旬，大陆方面表示两岸合办明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年纪念，但是，马政府认为辛亥革命之时中共还没产生，没有资格参与纪念的主办。

第二次在七月中旬，大陆方面表示用撤除对台两千枚导弹的条件换取对岸「一个中国」的明确表态。台湾国防部的公开意见是：一者，导弹撤了还可以重新布置，而且 机动性大、所用时间短，因此这个选项没实质意义；二者，大陆军队进行的思想教育与其「善意」表达相反，一直鼓吹与台湾必有一战的调论。

第三次遭拒发生在八月中旬，中共军科院少将衔研究员罗援希望两岸军人「守『祖』有责」，一起来捍卫南中国海利益。台湾方面未做任何明确反应，以沉默不语对 之。因为仍是这位少将，在去年十一月份还发表文章抨击马英九的「三不」政策是和平分裂。时隔不到一年，发生如此之大的转弯，未免太灵活了一些。

巧合仍在继续发生

美国全球战略调整背景下的中日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巧合。在钓鱼岛冲突尚未有结局之前，日本内阁中的鹰派前原诚司出任外相之职。前原以主张对北韩采取强硬态度而著称，对钓鱼岛的态度亦十分强硬，声称：「东海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

中共方面推迟中日之间关于东海油田开发的第二轮谈判，只是给自己找个下台阶而已，尽管现在实行了东海军舰巡逻措施。虽然军舰在东海巡逻，但至今中共未敢宣布取消十月十五日日舰访问青岛的外交安排。

日 本鹰派崛起实际上是对美国鹰派主导外交政策的一个呼应。美国鹰派认为：即便把人权问题完全从双边关系中剔除，中国也不会在汇率、南海、环境问题上对美国做 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因此，一些战略专家（如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约瑟夫・博斯科撰文）认为：应当彻底放弃对台的模糊战略，明确协防台湾，而且「如果中国 使用武力，美国会立刻承认台湾为正式国家」。

欧 盟和日本之间也有巧合。欧盟在八月下旬，对中国第二季度削减百分之四十的稀土出口规模表示强烈不满。中国一方面减少了出口配额的发放，另一方面也大幅上调 了出口关税。这项双管齐下的政策对日本的打击远比欧盟要沉重。日本前政府产业相直岛正行在八月下旬曾与中国工信部长李毅中、商务部长陈德铭会商，希望中国 在第三季度增加稀土出口配额。日方之愿未遂，中国宣布第三季度稀土出口削幅百分之七十二。

台湾战略考量有远见

台湾政府方面的保钓态度远比大陆要强硬，这是因为台湾一方面与琉球南岛地区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关系，缓冲余地很大；另一方面，美国拉住台湾巩固第一岛链的心态 更加急切，日台冲突实质化时，美国自然会出面协调。钓鱼列岛作为中华民国固有领土是美军当作海军靶场任务结束后转给日本的，与琉球群岛的南岛（八重山与宫 古两群岛）所涉及的中日关系不是一个性质。

之于前一项，马政府显然是为防大陆以突发事件（比如大陆军方鹰派政变上台）的形式袭击台湾之时，将战略预备力量转到石垣岛与宫古岛去的战略安排，其中尤以利 用宫古岛的平良港为首选。目前，宫古群岛地方政府大力推进价格低廉的台湾游客「三口之家周末游宫古」活动，无形之中加强了两地民间交流。台湾岛东侧的花莲 市与日本八重山群岛首府石垣市是友好城市，不仅旅游交流多，而且还有交换职员及学者互访的制度性安排。

马政府明确否认保钓未与大陆政权联合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台湾难以在中共「恩赐」下取得相应的国际空间。比如，对于台湾与大陆在联合国的「一国两席」之说， 中共坚决拒绝。这也是马英九对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两岸合办建议予以拒绝的未在言表之原因。所以，看两岸关系不能只看ECFA，还要看两岸的国际空间博弈。 这个大选项正如看台湾政治不能只看台北表达，还要看花莲与石垣的交流――那样的小项一样。

中共不可能处理好中日关系，也不可能处理好两岸关系，正如不可能处理好与国内绝大多数人民的关系一样。

――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10月号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396/396spfeature/spfeature28.html

大陆打压台湾导致甲骨文申遗失败 （余英时）

2010-10-01

台湾中央研究院收藏有甲骨文，最早的文字是商朝的，已经3500年了，这是中国最早被发现的文字。这个2500多片甲骨文是1928年到 1937年，中央研究院的考古队在河南安阳，就是在殷朝王的墓里面、很多大墓里发现的。这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当时档案馆一样的墓、商朝的档案馆，刻字的有 25000片，都是占卜的。我们才能第一次把中国的历史推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推到3500年前，就是靠这些甲骨文。

这个是大家公认的中国最重要的一批档案。这个档案台湾今年要申请进入"世界记忆的名录"，就是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在1993年开始第一次聚会，设立的"世界记忆"的计划，就是"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

这个计划就是要收集全世界各地的最早的档案、最宝贵的档案。从1993到今天，已经十几年了，已经收藏了一共有1190多项。大陆也参加、拿到过好多次。

这一次台湾是由文化总会开始提出申请，要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把甲骨文整理出来，做一个报告，向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申请。

历史研究所对这件事情非常认真，由专门的研究员负责这件事情。同时还请了各国、各地的专家，英国的、美国的、欧洲大陆的，还有很多大陆的第一流的专家，都请来了，到台北开会。大家都一致公认这是重要的东西，都一致赞成提出，包括大陆的学者在内。

这个申请没有一个公约，就是说不是以国家为单位，而是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只要有好的东西，只要能保留很好的档案之类的东西，都可以去申请，也不限制必须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都没有。

台湾虽然不再是联合国的一员，但是这个"世界记忆"并不要求以国家为单位。所以当初大家估计这样的东西是一定能拿得到了。

不料得到回信，说是台湾的申请没有准。虽然正式的公文还没有来，但是已经得到很确实的消息。原因是中共已代表中国已经先提了两项，而每一国只限两项，这是以前没有提到的。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中共限制，台湾是它的一省，所以就没有资格提了。

共产党提了两个东西，一个是《皇帝内经》，《皇帝内经》是战国东西，它很迟，主要的是它有一个元版的、元朝的，差不多十四世纪初的一个版本；另外一个就是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是因为这两件东西，甲骨文就没有办法接受了。

事 实上这是共产党故意闹出来的事情，从前并没有人提一国只能有两件，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华民国，可是共产党一直认为是它的。所以它就用 这个方式，通过联合国的秘书，来把这个事情退还给台湾。正式公文虽然没有到，但信已经来了，说你们可以跟中共协商，和在一块提。

这件事情引起台湾学术界普遍的愤怒。这个当然不能怪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是在共产党压力之下，不敢接受这个案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他们说你们两年以后再来吧。

每两年才能申请一次。现在第一次申请失败了，下一次就是2012。事实上我们知道只要中共在联合国占上风，你不可能让台湾进去的。除非你屈服，承认是它的一省，跟它联合起来提，这样才能够让甲骨文进入"世界记忆"。

就是说共产党没有一件事情不把它政治化。政治化了以后就是矮化台湾，让台湾变成一省，慢慢逼它就范。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严重呢？因为最近大陆和台湾表示要合作。

民进党下台以后，国民党上台就希望两岸多做沟通，而且"三通"已经通了，同时最近又定了经济合作的条约。大陆希望不战而胜，就是慢慢把台湾收复过来，不用打仗，台湾自然就过来了。

好象大陆已经改变面目了，已经不是穷凶极恶的强盗，而是谦谦君子的样子。而且也派许多人，包括文化部长到中央研究院访问，还在胡适的墓前，表示敬意的样子。事实上都是来视察的，来探测风声的。

共产党只懂得一件事――只懂得强权。强权可以占有一切。所以它现在表面的笑，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我不相信任何人在台湾做政治领导敢做一个决定，说我们现在放弃自己独立国家政治单位的身份，变成中国的一部分；或者学香港，变成一个行政特区，这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可是共产党永远不会放弃的。一到重要关头，它凶狠面目立刻就出现了。所以这甲骨文事件可以是一个很大的测验。在这个测验之下，我们看共产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

（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yuyingshi-10012010133507.html）

胡平：中共是靠民主得天下吗？

    常有人质疑我们民运人士：别看你们现在高举民主大旗，谁知道你们掌权后会干什么？当年共产党民主口号叫得比你们还响，后来呢？最近，针对温家宝关于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的讲话，也有人批评说，40年代的共产党讲得比这还要好呐。证据便是45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对黄炎培说的用民主克服历史上王朝兴衰周期律，证据就是笑蜀先生编辑的那本书《历史的先声》，该书收录了从1940年到1946年中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社评以及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文章共90多篇，内容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

    由此就引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中共是靠着高举民主大旗而赢得天下的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以俄为师，而且是在苏联共产党一手扶持下成立起来的。和有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取名劳动党、工人党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叫共产党，这就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它的政治宗旨和理念。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一直高举的是共产革命的旗帜而不是民主的旗帜。这点应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共一度也唱过民主高调呢？特别是在40年代，例如《历史的先声》一书收录的那些文章，不但大力鼓吹民主，而且在“民主”的前面从不加上“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它所鼓吹的民主，正是被共产党自己反复批判的所谓“一般民主”、“超阶级的民主”或“抽象的民主”。其中不少文章甚至明确地把英美视为民主的范例，频频引用林肯和罗斯福的语录。单看《历史的先声》，今天的读者很难相信那些文章竟是出自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机关报。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中共后来背叛了当年庄严的承诺，但问题还不如此单纯。这里涉及到中共的两套纲领。

    所谓两套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公开声明：“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根据这两套纲领，共产党可以心安理得地今天做一套，明天做另一套。

    正像李慎之后来写到的那样，当年他们这批左倾青年，虽然也向往民主，但对于民主其实却很无知。在当年的他们看来，美式民主固然是民主，苏式民主也是民主，而且是更高级更先进的民主。当时的他们，也分不清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反正最高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组织联合政府而努力时，我们拥护；当谈判破裂、政协失败，中央一再传达说‘国民党不肯跟我们搞联合政府，我们就单独打天下，省得拖泥带水’，我们也拥护。” 在左倾青年那里，苏联是民主的样板，延安是民主的圣地。所谓实现民主，就是把延安那一套推行到全中国。这样，到了1949年，随着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极权统治由此确立，然而在左倾青年心目中，那就是“民主”的全面实现。在这里，我们责备共产党食言，背弃了民主的承诺，其实未必准确。因为共产党早就用它那一套“新话语”（New Speak）彻底颠覆了原有的民主概念。共产党兑现了它许诺的“民主”，而它许诺的“民主”实际上就是彻底的极权。

    在民主问题上是如此，在其它问题上也是如此。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头天共产党把土地分给农民，第二天又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搞集体化公社化，他们并不觉得这是出尔反尔是翻云覆雨是欺骗背叛。他们认为这是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相结合，这是从最低纲领过渡到最高纲领。

    李慎之还告诉我们，在当年他们这批左倾青年心目中，民主固然是一个美好的价值，但在民主之上，“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

    由此可见，所谓中共是靠民主得的天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不错，当年中共也唱过民主高调，但是它早已篡改了民主的内容。中共在掌权后实行专政，与其说是背弃承诺的食言而肥，不如说是错误理论的原形毕露。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和把握未来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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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

陈迹：“中国特色”民主之“先进性”何在

在深圳，温家宝高谈"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阔论以其"科学发展"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体制改革，激起舆论热烈议论。而《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等中共喉舌，唯恐人们误解了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厌其烦地诵念"紧箍咒"，要求"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

可怜，这些喉舌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吹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以为把出自西方社会的马克思学说，这样胡乱地"中国化"一通，就可以成就他们所谓"创新理论"。

早些年，中共为其"社会主义"建立论述体系，曾煞费苦心， 将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论述为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此将社会制度脱离现实社会生产力性质制约的论述，可以视为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业之先声。如今，中共苦心经营的计划体制在改革开放中被否定，市场经济发展难以阻挡，现实生产力性质的决定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显现出来，它先前的论调不能不有所收敛。然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思维惯性根深蒂固，不时地还是要厚着脸皮吟唱一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先进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就是最新的一轮演奏。

那么，如此先进的"民主"，其"先进性"究竟从何而来？

喉舌"秋石"声称，"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发展历史时， 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俨然以"理论权威"面目出现的"秋石"，在这里自作聪明地耍了个手腕──"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马克思看来，是自然经济之后的"第二大形态"，即市场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在号称消除了资本主义，却还是难以回避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

这种"物的依赖性"普遍存在着，可以表现为依赖金钱， 也同样可以表现为受到权力的制约，而后者，在东方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应在权力异化方面多下功夫，但是，中共喉舌们念念不忘的是批评"金元民主"，对于中共一党专政下权力对民主的压迫，则避而不谈。其实，在民众相当普遍地拥有资产性财富的社会变化影响下，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已经有了极大发展。民众权利与（资本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博弈，实际体现着社会中"物的依赖性"本身发生的变化。形成对照的是，"社会主义民主"名义上"以人为本"，实则以权力及资本为本。在这里，权利受到严厉限制和压迫，民众在社会事务中只能旁观权力部门以及垄断国企的博弈，实为"物的依赖性"泛滥之典型。

喉舌们喜欢嘲笑西方社会选民投票率低， 只因它可以较真实地体现那里的人们对于政治的淡漠，而喉舌们不好意思提及的是，网络中的政治参与正在西方社会里兴起，在线"微支付"，以及社交网络与微博客，诸如此类的变化，改变着"金元民主"的面貌，而中共对这些变化的防范，也的确在全球堪称独领风骚。

喉舌们自己身在"物的依赖性"之中而不自知，自然就不知道那" 先进性"来源可疑，于是也就免不了有更多的胡说八道。

中共反对"三权分立"，喉舌们给出的理由是，"权力多元行使"， 致使"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和政治权力运行效率不高、成本昂贵"。于是，中共掌中的"民主"标新立异，党权凌驾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上，言论出版结社等诸项权利的立法，都止步不前，但是，"各权力机关之间互相扯皮、互相掣肘"，还是无法避免。

在改革开放中，为避免这样的状况，曾设立体改委， 时任总理赵紫阳即为其第一任主任，并聚集了一批视野较为开阔的中青年学者，协力推进改革。"六四"后，体改委逐渐消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改革模式恢复了以往的风气，"互相扯皮、互相掣肘"愈演愈烈。不久前，《中国经济周刊》报导了收入分配改革步履维艰的内情，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诸于众，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下部门之间的利益较量"──"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宏大的改革主题，越是从枝节入手，结果是宏大的改革思路碎片化，碎片之间盘根错节、相互掣肘，最终宏大的改革思路难以实现"。

无独有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近发表研究报告， 指出中国的外交决策过程受制于代表不同利益的不同行为者的影响，变得更加费劲和复杂，并且一再导致外界误解。"德国之声"对此的报导，用了一个颇为传神的标题："半打新厨师参与搅和外交政策的汤"。

当今社会，多元化乃显著特征，权力是多元的，权利也是多元的。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力之间的博弈，在现实的民主生活中难以回避，也难以或缺，否则，民主本身就变得可疑了。

当年，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消灭了多党制，但他后来发觉， 不允许其它政党存在，不同的阶级利益之影响就会在共产党内表现出来。在中国，到"文革"后期，毛泽东也以他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却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只好忿忿不平指责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文革"结束，中国转入改革开放，而现实的变化，却未能使得顽固的中共转变思维，它仍然坚持它的一党专政。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他认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 致使必要劳动的比例逐渐下降，这一基本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劳动异化为价值，就失去其合理性──用后人的话说，资本主义因为"创新式毁灭"而崩溃，取而代之的，是社会有意识、有计划地调节经济。至于社会究竟如何调节，马克思当时只是提出他的判断，未具体说明，因为他确信，现实生活本身会显现出它的答案。共产党理论家则顾不得那许多，没有现实根据，他们会生造出根据，论述说，计划经济必然需要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来调节。现在，喉舌们要论证中共一党专政，还是同样的思维方式──他们争辩说，中国实行多党合作，而这种合作，"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长期稳定地向前发展"。若指望他们能有所长进，实在难乎其难。

中央计划经济曾经辉煌过，然而它终究在现实的发展中被否定。 至于一党专政，其历史渊源可谓悠久，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类似的信念，甚至自诩"天子"，而中国否定帝制已近百年，中共的顽固坚持，不过是延续他们的愚蠢而已。

――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10月号

管见：探探胡八股

胡锦涛在深圳讲话，八股气十足，象往常一样，以"要"如何如何的句式发出他的指示。读这样的东西，实在让人头疼，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中共党政机器的特色，近年来尤其明显，若是不能硬着头皮推敲其中的涵义，往往就会忽略其中那些微妙之处。

胡锦涛谈论改革开放，讲了五"要"。第一"要"是改革总论，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四位一体的全面体制改革，然后，一"要"谈经济改革，两"要"谈政治改革，另一"要"则又再讲经济，是讲开放型经济，这看来是意味着，开放乃经济的开放，不涉及政治。

胡锦涛讲经济改革，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其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以"科学发展"为核心。 胡锦涛宣称，改革开放是"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源泉"，为此，须"抓住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症结"，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都围着"科学发展"打转，而这样一来，胡某人的"科学发展"就露出了马脚。

市场经济的精神，在于自由发展。由此，用马克思的话说，它"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从而能够孕育更高的经济形态，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现实的发展阶段上，市场经济有其具体的运行状态，马克思分析了其中的矛盾。共产党人则认为，有了这一分析，就可以否定这种状态，凭他们聪明的脑袋，造出一种更高的经济形态。

这种"高级"经济，以计划为运行特征，而计划的依据， 都掌握在深谙"科学发展"奥秘的党政机构手里。实质而言，"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就是以共产党及其政府掌握所谓"科学发展"理论、洞悉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

当初以计划体制取代市场机制， 据说是它能够克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之无政府运行状态，而如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则迎合人们对于市场化改革中延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造成惊人的高耗能、高污染，形成普遍性环境破坏的厌恶心理。于是，在纵容"国进民退"的同时，悄悄地向计划体制回归。

其二，具体而言，胡锦涛要求"尽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个说法，似乎很新颖，很全面──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形成似乎不够，要兼顾其它，然后又再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实在煞费苦心。

倘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有"基础性作用"，则资源稀缺程度、 环境损害成本，总会以各种方式，在市场供求关系中体现出来。天下的市场经济，都是如此。但是，中共官僚偏要自作聪明，他们以为，世上只有他们才真正能够把握那似乎很奥妙的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也就须由党政机构来干预市场供求关系，由他们来控制要素与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大陆的油品价格之形成，号称与国际"接轨"，而政府机构在其中把持着定价权，以垄断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市场供求之上，堪称"中国特色"之范例。

这样，胡锦涛的八股文章，实际上告诉人们，市场化的改革， 正在被中共党政官僚机器一点儿一点儿地加进非市场的因素，市场经济的精神被扭曲，"看得见的手"的控制空间越来越大。计划经济看上去已从前门被送走，其实，它又从后门悄悄地回来了。

的确，正如温家宝所说，经济改革的进展，实际上已"得而复失"， 乃因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那么，温先生说了一通政治体制改革的话，看来不算数，现在看看胡先生怎么说。

胡锦涛比温家宝爽快得多，他不说诸如" 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之类尖锐的漂亮话，直接点出他眼中的关键──"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确，中共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即为其一党专政之"自我完善"，或曰加强其执政能力，胡锦涛对它从未回避，相反，他一向很是专注于此。

这位总书记很清楚，这种政治制度，过去的经典提法是"工人阶级（ 通过共产党）领导"国家，现在实际上也同样是"人民（通过共产党）当家作主"。无论如何民主，也无论民众权利如何，重要的是，除了"通过共产党"之外，民众在中国式政党政治中无从选择，只能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跟党走"。

在此前提下，实际的改革只局限于所谓"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所谓"转变政府职能"，而这一口号，比"扩大内需"更为历史悠久，到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在"为人民服务"红色牌匾下面，党政官僚的嘴脸更为蛮横无理，他们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已是前所未有的心安理得。

不过，中共一党专政的"自我完善"，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

优势很明显：它以专政之实，有不断完善的"民主"包装， 甚至也不排斥宪政，因为宪法体现中共的意志，写入了中共的领导地位，即使实行宪政，也难跳出一党专政的手掌心。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当然要高唱"自我完善"之歌，当然要坚决排斥"三权分立"，当然要把一切反对党扼杀在摇篮里。胡某人所谓"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云云，其实只是委婉地承认，现实中的选举、决策、管理，民主只是口头要求，其实都是不民主的，而民众的监督，官僚们常常是不予理睬的。

但是也有其劣势，毕竟人治有人治的难题。 中共精心维护着这一大片不允许竞争与选择的政治沙滩，在那里摆弄"民主"、"法治"，其"党和国家活力"只能依靠"伟大领袖"或"英明领袖"，而庞大的党政机器绞杀人的个性，能脱颖而出的多为庸才，尤其以现任总书记胡锦涛最为典型。

中共之老大难问题，即为保证" 权力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选择"革命接班人"攸关生死。"文革"十年斗得你死我活，还是一蹋糊涂，而改革开放中两任总书记接连倒台，还是未能"自我完善"。尔后，一代领导核心两任十年一思想之"计划政治"格局虽初步成形，也仍然笼罩在重重黑幕之中，难以令人感觉到多少现代政治的气息，扑面而来的总是一股子陈年霉味。

――原载《争鸣》杂志2010年10月号

林保华：钓鱼台冲突谁怕谁？

韩寒贴文被删vs.中国色厉内荏

 

文革期间中国以「反对帝修反」自居，自我孤立中自我陶醉，于是流行一首歌曲：「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中国「崛起」后谁怕谁？不妨观察这次的钓鱼台冲突。

 

这次冲突其实有三个角色的互动：日本政府，中国政府，中国人民。

 

九月七日擦撞事件后，中国政府抢先进行一连串作秀式抗议，制造可以压倒「亲中」日本政府的气势。日本却不为所动，坚持司法程式处理。中国政府遂升级事件到运动群众。十五日，有自称的中国民间团体告诉「亲中」的日本媒体朝日新闻，表示获中国政府批准将在九月十八日举行反日游行。中国政府没有否认这个说法，日本政府虽然紧张，担心出现暴力事件，但是并没有屈服。奇怪的是，正宗的中国保钓团体却表示他们并未申请游行。

 

在声称中国官方批准游行后，有上访民众表示他们也要出来举行爱国游行，引起中国政府的紧张，结果北大学生被劝别出来游行，广州两名维权人士被捕，各地保钓骨干被监控，连异议作家余杰门口也有便衣。白色恐怖下，九一八那天，只有几个大城市有稀稀落落的反日游行，最多一个据说上千，其他几十、几百，甚至几人，完全不成气候。显见所谓批准游行云云，只是中国官方吓唬日本人的把戏。

 

为何落得如此结局？这从中国新一代人气最高的着名作家韩寒所写的「游行的意义」中可以得到解答。他说：「一个对内不能和平游行的民族，他的对外任何游行是完全没有价值的，那只是一场集体舞。」（这篇文章上网后立刻被删除。）也就是说，包括中国民间的保钓团体，他们认清了共产党利用群众的本质，拒绝「陪舞」。而从公安的大阵仗，乃至比游行人数还多来看，中国政府的最大敌人乃是中国人民，而非日本政府。

 

面对这样难堪局面，中国政府只能再次升级，进行经济报复与断绝两国间的某些交流。经济报复受到伤害的是双方，这是中国历来的观点，现在也不顾了；至于断绝交流，过去中国一向是把「政府」与「人民」区别开来，如今混在一起打。可见中国政府已经「失魂」。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动用军队，声称会派军舰巡逻。中国真的准备打仗？一心想几个月后访问美国来提高自己权威的胡锦涛，敢挑战美日安保条约？

 

纸老虎再被揭穿就非常难堪。丢丑丢到国外没有关系，在中国老百姓面前失去「权威」才不得了。可笑的是，中国利用香港媒体还在制造中国强大而日本害怕的舆论，为自己壮胆与欺骗中国老百姓。日本还坚持要走完司法程式，再扣押中国船长十天。

 

大概感到自己的孤立，中国政府突然宣布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将在下星期访问中国，并且被安排访问曾经发生两次「日俄战争」的东北地区，拜祭俄国阵亡将士。甲午战争后，日本曾在俄罗斯压力下放弃辽东半岛，中国要重温满清的「以夷制夷」旧梦？一贯臣服「老大哥」脚下，网上早称呼中共是「黄俄」。

 

最无聊的是马英九政府，居然在九月十三日派出十几艘舰艇去保钓。如果马英九决心「不惜一战」，可以自择黄道吉日开战，现在选择配合中国政府的行动，在中国正派的人民，例如韩寒眼里，不是太下贱了吗？也怪不得陈文茜早觉得韩寒不是他们的同类而破口大骂。

 

（作者林保华为资深时事评论员）

 

（穿越30多年时空的重要评论，以及人生的酸甜苦辣，请看林保华部落格 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新旧评论还在继续增加与上网中）

 

（要了解中国最新重要资讯，请观看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网站http://www.twyac.org/内的“共产中国”网站：http://redchina.ning.com/）

鮑彤：害怕諾貝爾獎的外交部

图为鮑彤（左）与劉曉波

劉曉波被中國官方稱為刑事犯，在新聞報道裏面，他也是被官方全面封鎖屏蔽了的中國公民。中國的外交部對諾貝爾研究所所長龍德斯塔德先生說，如果把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將是一個很不友善的舉動，將會損害挪威和中國的關係。這是什麼？這是外交醜聞。
中國的外交部好像對中國的司法一無所知。因為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司法潛規則下，劉曉波不是依法判刑，而是依黨判刑——黨說有罪就有罪。司法權在中國沒有獨立的地位，必須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為維護統治權力的穩定而作戰。
正 是因爲這樣，當今的中國是冤假錯案最大的原產地。對於自以爲在維護黨國穩定的某些領導人和國家機構來説，最危險的刑事犯不是殺人犯放火犯，不是貪污犯，而 是為人民仗義執言的政治犯和思想犯。也正是在這種有中國特色的制度之下，非但前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而且包括彭德懷，習仲勳，以及鄧小平等等，都 是這一制度製造出來的冤假錯案的犧牲者。
眾 所周知，08憲章的主要起草者劉曉波先生是一位不屈不撓為民權、為憲政、為和平、為愛國而坐牢的「刑事犯」。劉曉波被判刑之後，包括前人民日報社社長胡績 偉先生等在內的老共產黨人，已經指出了宣判者對本黨歷史的無知；包括知名律師張思之先生在內的法學界，已經指出了此案的審理不符合中國的法律。宣佈劉曉波 和08憲章犯罪，無異于宣佈共和國有罪。
中國政府理應從劉曉波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一事中獲取教益：從此學會對本國的人民和法律負責，從而學會對世界和平和國際社會負責。
中國的外交部歷來是為黨的一元化領導服務的，因此把「東西南北中，工農兵學商，黨領導一切」 當作天經地義，而對國際社會的基本常識卻顯得相當生疏。
在國際社會裡，特別是在以人為本的制度下，權力不能領導一切，核心不能說了算。在獨立的司法權面前，官府和民間組織具有平等的正常關係。
諾貝爾和平獎是聖潔的象徵，獨立公正的象徵，只服從真理，傾聽民意，維護和平。諾貝爾委員會不會屈從於強權。她沒有向「國家社會主義」的希特勒屈服過，沒有向「科學社會主義」的斯大林屈服過，也不會向舊時代的暴君，或者新「崛起」的權勢頂禮膜拜。
對 諾貝爾委員會採取任何巧妙的或者拙劣的手腕，施加任何強硬的或柔軟的壓力，都不可能達到目的。難道中國的外交部居然以為「崛起」后的中國就有權對諾貝爾委 員會發號施令了嗎？企圖迫使諾貝爾委員會就範，是對國際社會基本制度的無知，是對諾貝爾和平獎的污辱，同時，也替中國外交部自己樹立了一個形象——一個害 怕諾貝爾獎的外交部，一個害怕本國公民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外交部。
十 月一日是中國的國慶，本來需要說些吉利話，可惜聽到的卻是一條醜聞。如果有新的新聞，比如中國領導人因順應民意而啟動政治改革，廢除黨禁報禁，把言論權和 選舉權還給中國老百姓，如果他們因此而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崇高榮譽，我想，全中國人民一定會非常非常振奮。但迄今爲止，尚未聽説有誰認爲他們現在已經有了 資格獲此殊榮，——反倒有不少人，其中包括我，覺得劉曉波最終將當之無愧地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

——RFA

陈奎德：《自由中国谱系》 前言

中国大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后，内外贸易如潮。有一件东西，其消费速度凌驾万物之上。若问何物？答案是：“观念”。八十年代以降，诸种理论和思潮，蜂 拥进口，粉墨登场。新角亮相之日，“弦管齐鸣，票房热卖”。然其寿命，却相当有限。大红大紫的角儿门，登台几个回合，被快餐式倏忽消费之后，就都免不了一 一鞠躬，黯然下台。

三十年来，“时髦”成了“创造性”的同义词。

历史悠久的自由主义，居然也成为上述诸观念之一。据说，它在1998的中国大陆“浮出水面”，风行草偃，笙歌一片。随之，发生了自由派与新左派的激烈论战。 但不过几年，就风闻“自由主义已死” 的消息，并且�，“自由主义已成为某些时髦人物口中的笑料”。传言纷纷，据说都在替它准备葬礼了。于是，即使有人偶尔提及自由，也识时务地不再“主义” 了。它已变成脏词。

特别是2008年之后，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议论高调出场。随后，恰如笔者在金融海啸甫一发生时所预言的，这一轮对“中国模式”的颂词和论争被赋 予了意识形态的涵义。事实上，若干论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 论著已日渐喧哗。据报道，“一名中国外交官在2009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一个活动上，问Ian Bremmer，“现在自由市场已经失败，你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中起什么作用?”( 见《纽约时报》) 其居高临下之势，果然气贯长虹。

目前精神世界的局面，不由不令人自然联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范围内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时之盛，同时也勾起对中国当年开明知识界内部关于“国难当头，民主还是新式独裁”大争论的回忆，那是九十年前回荡在中国前辈海归们之间的一场大辩论。

世事循环如斯，夫复何言？

但时髦的猎奇者们或许忘了一点小小的专属于自由主义的特征。诉诸历史，这只文雅纤弱其貌中庸的自由鸽，却是一只“不死鸟”——屡仆屡起，长生不老，且“桃李 无言，下自成蹊”，悄悄带起了一个弥漫全球的“扩展的、延续的秩序”，持久不散。而当年很多别出心裁，深刻犀利，武功超凡，风头旺健的思潮，却倏忽而起， 轰然而落，而今业已灰飞烟灭，不知所终。

好几年前，笔者曾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个讲座系列连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追溯自由主义进入近代中国的脉络及其相关代表人物，曾引起中国内外读者的关 注，同时收到一些颇 有见地的建议和讨论。唯因当年囿于讲座的形式，所以略嫌简略。如今，时移世变，这条线索已经日益彰显，一些新的材料已经破土而出，一幅更全面具体的中国自 由主义族谱的轮廓也愈益澄明。因此，笔者对原系列做了大幅更动，增添了人物，深化了内容，参考了近年的一些学术进展，遂有了这本《自由中国谱系》 。

如所周知，自由主义是近代欧洲的产物。它的有些基本要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希腊罗马，追溯到欧洲中古时期，其来有自，源远流长。而远古与中古时期的中 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与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有相当不同的政治生存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换言之，它们是两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划然有别。

然而，自从近代各文明体系有了大规模的空间接触之后，中国也同其他文明一样，进入了深刻互动的全球流变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作为西方主流的政治思潮与制度 构架，自由主义自然也就进入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其中的知识阶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由主义顺理成章地也继承了其屡仆屡起的“不死鸟”特性。

有论者也许不以为然，或称：中国之自由主义极其幼稚，岂能谓之已成传统？顶多不过是一些零星人物与思想，难见贯通浩荡前赴后继之势；同时，很多著名自由派人 物其实并非纯正的自由主义之辈。 此外，吴国光教授也敏锐地指出中国上世纪的自由主义赋有某种“反政治”的特征（吴国光：“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的失败”《当代 中国研究》2003年第四期），从而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自废武功，难望推动中国的宪政转型。

诚然，如殷海光所指出的，中国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些相关人物的思想精芜并存，并不纯粹。然而，这并不足以得出逻辑结论：中国自由主义没有传统。事实上，我们确乎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它的一条活生生的内在传承脉络。

此外，诚如国光所言，胡适等自由主义先贤赋有某种“反政治”倾向，这固然是事实；不过，它也正是中国“政治缺席”的残酷社会现实与儒家士大夫传统互动的产 物。这一特征，使中国自由主义难有立竿见影抵达宪政之政治效用。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某种捷克人哈维尔式的“反政治”的政治。从长程历史眼光看， 作为思潮，总是“不安于室”的，它不可能永远游荡在学院象牙塔中，并非总是自外于中国的政治萌动过程。回顾历史，中国推动宪政的自由力量，有两条基本的成 长线索：一是“办刊议政，一是“参选组党”。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 际从政者为主。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起了精神和组织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前者立言，后者立功。并且，这两者并不是完全隔离的，事实上，它们常常相互渗透，相互促进。这点在台湾的《自由中国》事件和《美丽岛》事件中呈现得非常清楚。胡适先生，无论在中国大陆时期还是在美国以及台湾时 期，自然属于办刊立言者，确如国光兄所说，是走的精英路线。然而，不可否认，虽然是滞后的，但他的思想与言论仍然产生了某种政治功能和效应，在精神上引领 了中国特别是台湾的政治转型。

揆诸历史，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历经《新月》、《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诸公，挟带“人权论战”、“民主或独裁论战”烟云，再至《申报.自由谈》、《大公 报》、《客观》、《观察》撰稿人群体，之后穿峡过海，《自由中国》运动涌起，与台海西岸1957年北大的5.19 运动、右派群体之鸣放虽断绝交通，却“心有灵犀”，遥相呼应，其后台湾的《文星》撰稿人群、“美丽岛运动”与大陆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八九 天安门运动”、1998年中国自由主义复兴、2008年《08宪章》运动……，一以贯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在中国近代史中，其价值指向昭昭在目，同 气相求。把这一条绵延贯通的精神脉络命名为“自由中国谱系”，是有其实实在在的历史依据的。

从外缘影响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体上有三条基本支系，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拉斯基、杜威和罗素影响的、赋左翼色彩的自由主义，另一条则是上世纪 后期受海耶克等影响的、赋右翼色彩的自由主义，第三条则是受罗尔斯影响的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何以因时代差异而在政治思想光谱上有如此不同的分配？显然， 第一条线索与上世纪前半叶的全球左翼的精神氛围以致共产主义的崛起并至中国掌权有密切关系，第二条线索则与共产主义大失败息息相关。第三条线中国的追随者 尚少，目前未成气候。

本书目的之一，正在于呵护自由这只“不死鸟”，期待其繁衍滋生，代代不绝。犹记六十年前，《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专门撰写的创刊号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如 果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便谈不到文明。”此言与他的前辈严复先生所言“自由为体，民主为用”遥相呼应， 勾勒出了自由中国谱系的精神线索。

  关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有一典型例证。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公元1946年，中国各党各派政治力量，齐聚一堂，探求国家走向，正处于一个重要的 历史关头。留英归国的储安平先生，趁此国运转圜之机，于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政论周刊——《观察》。当年，有70名中国知识界人士，均为鸿学硕儒引领 风潮之一时之选，以特约撰稿人身份，把自己的名字列在《观察》封面。承载着70份诚挚而严肃的承诺，未几，《观察》销量竟高达十万。一份以思想和时论为主 的周刊，竟致洛阳纸贵，遂成一时佳话，这一赋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言论重镇，点燃了中国进入现代宪政的希望。不幸的是，内战的烽烟，不久后即以燎原之势弥 漫开来，《观察》在风雨飘摇中勉力挣扎，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就被逼仄的历史格局所腰斩，而中国也遁入更深的暗夜之中。但《观察》所标举的自由主义旗 帜，以其理性之清明，立场之客观，精神之宽容，却从此化成了现代中国精神天空中的一颗恒星。

  《自由中国谱系》，是要重新点燃半个世纪前被窒息的自由之薪火，并把它传递到更为深邃广袤的时空中去，以完成其未竟之志业，发煌其自由的道统。这一近 代中国的自由脉络，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降，至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储安平、周树人、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徐复观、张东逊、史量才、邵飘 萍、张季鸾、罗隆基、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顾准、遇罗克......；从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联大的集结、《申报》、《大公报》与《观察》的 惨淡经营,直至1957年春季、1976年“四五”、1979年西单墙、1980年代、1989年等各次民间力量的涌动。.....

这一历史脉搏，时断时续，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虽屡经横逆，仍不绝于缕。本书勉力追溯和探究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一脉细微而柔韧的自由香火。

 本书所处理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即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在近当代的繁衍发煌。在这个意义上，北美和欧洲的左右两翼自由主义，都共存于这一传统之中。譬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都在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笼罩之下，而不是单指狭义的美国加拿大的自由派(liberal)。

 这里的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以人物为经，事件为纬，讲述自由主义在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历程，探讨它的影响和局限，它所取得的成就，所遭遇的挫折，所陷溺的困 境。诚然，以当代自由主义学理来衡量，我们所阐述的人物，绝大多数基本上都笼罩在全球左翼的精神氛围之下，很多都留有费边主义的深深烙印，有些人甚至可能 还不能称为自由主义者；但是，以他们在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及地位，以他们的基本倾向，要洞悉考察中国自由主义事业，是不可能绕过他们的。正如法国 的《先贤祠》中的人物的作用一样，他们仍是引领中国的星辰。通过对他们的梳理和叩问，当可更清晰地界定我们当下的历史位置，更清楚地确定我们的精神坐标， 从而导入和扩展自由秩序。

在自由中国群体出现之前的1820年，对精神的流变有惊人敏感与直觉的先驱龚定庵曾以《又忏心一首》为题赋诗曰：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
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

诗成三十四年之后，1854年，中国自由主义的盗火者严复出生，一卷卷璀璨的自由中国谱系于焉铺开。展读这一幅幅身姿各异心胸豁然的人物画卷，本书祈愿读者 诸君能借以想像自由先驱们的音容笑貌，贴近他们的“经济文章”和“幽光狂慧”，亲炙他们那一颗颗“汹涌”而“缠绵”之“心灵”。从而展开一场跨越两个世纪 的精神对话，再续慧流。倘能如此，予愿足矣。

（首发《纵览中国》）作者供稿

胡少江：中国的朋友在哪里？

2010-10-01

此次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主权引发的外交冲突虽然渐趋平缓，但是事发后各有关国家的态度却十分耐人寻味。暂且抛开中、日两国政府出自各自的 国内政治考量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两国国内民众的反应不谈，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的渔船和日本的巡逻船在钓鱼岛这么一撞，的确撞出了中国多年来政策成败 的真实状况。

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而领土完整则被中国政府划定为国际的核心利益。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无可非议。因为任何在领土冲突中作出让步的政府都 会失去民心。在民主国家，这就意味著政府的更换。而在非民主国家，则意味著本来就没有多少合法性的政府在政治上更加脆弱，搞不好还会引起政权以至于整个体 制的更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政府在钓鱼岛冲突上也的确没有多少退路。

钓鱼岛既然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世界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则反应了中国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朋友。多年来，随著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政府也逐渐开始从邓小平制定的"韬光养晦"的既定外交方针中走出来，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这样做也实在是不得不为之。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大与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无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也理所当然地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从各主要国家的政府对于这次中、日冲突的态度看，近些年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国仍然缺乏坚定的政治盟友。

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的态度并不是中国政府所高兴看到的。一方面，美国方面表示希望中、日两国通过对话理性地解决争端；另一方面又明确地表示保卫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涵盖范围。这意味著一旦中、日之间就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将不得不派兵帮助日本。美国的表态使得在钓鱼岛一事中持强硬立场的日本外相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对日本的巨大鼓舞。由此可见，作为日本的盟国，美国对日本的支持立场十分鲜明。

另一军事大国和地区大国俄国的态 度也并不令中国人开心。钓鱼岛冲突后，俄国总统梅德维捷夫访问中国。俄国政府生怕这一访问被中国政府所利用，忙不迭地通过总统夫发言人的方式申明，俄国总 统的访问是早就计划的，主要是为了出席上海世博会的俄国国家馆日的庆祝活动，并不表示俄国在钓鱼岛冲突中站在中国一边。在中日领土争端中，俄国持中立态 度。多年来俄国被中国视为国际事务中对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伙伴，同时俄国与日本也有著领土之争。在中国核心利益上，连俄国的态度都是如此的无情，中国的沮丧不难想像。

欧洲各国、亚洲另一各人口大国印度、中国的"全天候"朋友巴基斯坦、甚至连仅仅依靠中国的支持而存活的缅甸等都在这一问题上表示出一种超然或者中立的态度。由于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在日本手中，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就是支持维持现状，而这正是日本政府所希望的。至于与中国 有南海领土争端的东南亚国家，他们上个星期在美国高调地举行了与美国的峰会，欢迎美国以领导者的身份重返亚洲。而这一切正好发生在中、日钓鱼岛冲突之际， 这一举动实在是耐人寻味。

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的盟友究竟在哪里？假如在这一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竟然没有一个的国家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RFA

金鐘：屁股指揮腦袋

（ 開放雜誌十月號新聞稿）

    這個標題似乎不登大雅之堂，卻是中國俗文化的凝聚，是對中國社會自上而下沉悶保守的生動解釋。利益決定價值觀，你坐擁豪宅，日日笙歌，就絕不思民間疾苦、政改前途。因之此話已流傳官場與民間，泛指廣大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已經失去了「形而上」的思維功能，「形而下」的物質慾、生理本能決定一切。形成社會停滯不前的巨大障礙。
　　

針對當前的僵局，本期來自北京的特約報導〈九個老男人何時醒來？〉有相當概括的描述。北京知名的黨校教授已經對當局提出預警，再不改革，遲早要出事。陳丹青則將現狀比擬為國人等待毛死亡的情景。賀衛方更指中南海九常委還在酣然高臥——有識之士都在「于無聲處聽驚雷」，高層卻是顢頇而無能，社會的異象已如大地震的先兆比比皆是。
　　

近有友人大陸歸來，說及種種趣聞。一位傳媒工作者在香港出了一本書，廣受佳評。回國敬獻於領導，領導連夜披讀，大讚好書。後質問於作者，怎麼你寫的和平常聽你說的完全不同？豈不是陷我於不義——這樣好的人才，被我埋沒？作者無語，低頭憨笑。
　　

這不是黑色幽默。是大陸人都熟悉的現象，在政治高壓之下，人們普遍的兩副面孔，雙重人格，有若毛時代的「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不能苛責，乃是社會的變態。那作者如是，那領導何嘗不是？我們常說毛獨裁之下，沉默的自由都沒有，現實嚴酷，逼你說假話，說廢話，甚至以言害人。今日中國有了鬆動，有了沉默的空間，甚至有了無數ＮＧＯ的活動空間。但是，要衝破禁忌說真話並以傳媒出版方式訴諸於公眾，還是難於上青天。
　　

屁股指揮腦袋，在社會上層包括權貴階層，則是更為厲害的規則。高官厚祿，醇酒美人，無限的特權，福延子孫，豈容一言之失而受損？除了酒後失言，我們見到的幹部富商，哪一個不是一派官腔官樣？本期兩篇文章提出中國正義轉型話題，實是政治體制改革不容迴避的一個側面。劉源只是尖端一例而已，薄熙來又豈能例外？不僅他文革中被關押，母親也被逼自殺而死，這帳能算在誰身上，四人幫還是五人幫？然而，今天在大陸反潮流而動，狂熱捧毛頌毛者，且以公權力行事，就是他。以其在東北的劣跡觀之，誰能相信他是出於信仰？那屁股不僅坐歪，而且不乾淨。
　　

我們議卞仲耘案，討回公道，乃是正義的復仇，復暴君之仇而非少女殺手。類似慘案並非孤例。北京女十五中校長梁光琪也是紅八月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遺二子。幼子現在美國，患憂鬱症。在北京的兄長，政協委員，竟越洋電示，要他學薄家孩子「顧大局，識大體」，不要再說母親的事。
　　大局！多少醜惡假汝之名，得以遮蓋，得以妄行！誰家的大局？道義的大局，百姓的大局，還是一黨之私的大局？不回答這個問題，侈談改革就是一個騙局。

（2010-9-30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