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10 月 9 日，东德陷入困境的领导人在考虑暴力镇压莱比锡类似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时，援引了 “中国方案”。当局在最后关头退缩了，史塔西没有向人群开枪，而不是北京式的大屠杀。假如 “中国方案 “按计划进行，德国共产主义政权是否会像中国共产主义政权一样经久不衰？相反，东德的示威游行声势浩大，领导层僵持不下，1989 年 11 月 9 日，市民冲破柏林墙，成为当年东欧被推翻的几个共产主义政权之一。
1982 年 9 月，胡耀邦（左）和赵紫阳（右）在北京。（新华社/法新社/盖蒂）
假如胡耀邦没有在 1987 年下台，而是继续与赵紫阳合作，中国很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更加自由、开放与和解的国家。赵紫阳已经在中共中央下成立了一个政治改革研究小组，小组成员正在考虑一系列潜在的激进改革，包括省级直选，最终是国家级直选；真正由选举产生并获得授权的国家立法机构；更独立的司法机构；专业的公务员制度；更大的透明度；更自由的媒体；公民社会的权利；党政军分开；更大的党内民主；以及将权力从北京下放到各省，建立一个联邦式的国家经济和法律体系。假如这些改革得以推进，中国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假如没有天安门大屠杀，中国政权肯定不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至今仍背负着持久的污名。然而，历史终究发生了，中国再也不会是那个样子了。
“如果胡耀邦在 1987 年没有被赶下台……中国很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更加自由、开放和易相处的国家。”
胡耀邦死后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他生前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思考中国过去 35 年的发展历程时，胡耀邦的地位举足轻重。然而，时隔如此之久，才有学者对这位已故中共领导人进行历史分析，并为其撰写权威传记。罗伯特·苏廷格（Robert Suettinger）在《党的良心： 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者胡耀邦》（哈佛大学出版社，2024 年）一书中，罗伯特·苏廷格完成了这项工作。
这本近 500 页的巨著汲取了大量中文原始资料，是十年研究和写作的成果。该书秉承了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埃兹拉·沃格尔（即傅高义，Ezra Vogel）、迈克尔·舍恩哈尔斯（Michael Schoenhals）、托尼·赛奇（Tony Saich）、陈兼（Chen Jian）和其他学者的中共细部史传统，这些学者就像侦探一样，挖掘不同的中文资料并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在苏廷格的著作中，72 页的脚注证明了他使用了许多珍贵书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期刊以及一系列在线资料。
苏廷格在中国互联网上进行的广泛搜索揭示了现在有多少东西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获取，以及为什么学者们不一定要前往中国进行研究。在许多方面，今天中国研究的状况——在习近平实施的严格控制和审查之下——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相似，当时中国完全不对外国研究人员开放。正如 苏廷格的研究所示，至少在今天，研究人员可以利用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以及电子数据库。在中国以外的图书馆和私人收藏中也能找到很多印刷资料。苏廷格只去过中国一次，参观了位于江西省富华山的胡耀邦墓。
苏廷格拥有情报分析家和汉学家的双重背景，几十年来积累了丰富的中共党史和运作知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已故的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于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央情报局，成为该局最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之后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情报委员会任职。在布鲁金斯学会，他还撰写了《超越天安门： 1989-2000 年的美中关系政治》（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一书（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04 年）。现在，他将目光转向了一位催化了天安门抗议活动，但却鲜有学者关注的党的主要领导人。
“如今，在习近平的严格控制和审查之下，中国研究的状况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相似。”
胡耀邦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担任的正式职务比任何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多，曾在列宁主义共产党的所有主要机关工作。他曾担任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部长（分别为 1977-78 年和 1978-80 年）、中央党校校长（1977 年）和共青团主席（1952-1978 年）、政治局委员（1978-89 年）和书记处书记（1980-82 年），以及中共总书记（1982-87 年）。此前，他还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1964-65 年）和中国科学院院长（1975-76 年）。
1937 年至 1940 年间，胡耀邦年轻时在延安。（Wikicommons）
胡耀邦 1915 年出生于湖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 1934 年至 1935 年长征的 8000 名幸存者之一（根据 苏廷格 的估计），并活跃在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根据地。1939 年，毛泽东任命他在中央军委组织部担任要职，使他的仕途突飞猛进。从那时起，胡耀邦开始长期参与党内人事问题，包括被称为 “整风 “运动的党内肃反。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在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之前，胡耀邦作为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国内战期间的许多战斗。苏廷格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尤具独创性，他同样不遗余力地追踪胡耀邦的职业生涯，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胡耀邦开始长期担任共青团领导人。与其他许多干部一样，胡耀邦在 “文化大革命 “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苏廷格带领读者详细了解了胡耀邦所遭受的苦难，包括他如何在 1966 年被红卫兵 “拉出去斗争”，以及他是在那年夏天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中第一个受到人身伤害的中央委员。1966 年 8 月，胡耀邦被“一名 17 岁的女孩用皮带抽打他的头部和脸部，鲜血直流。在此期间还有一次，胡耀邦遭到木棍殴打，几天来他无法站直，没有拐杖也无法行走。”
12 月，胡耀邦再次遭到袭击，”被几个红卫兵摔在地上，用皮带抽打，痛得胡耀邦在地上打滚叫喊”。胡耀邦在共青团的同事胡克实与他一起受罚，他估计胡耀邦 “在此期间被打了十到二十次”。随后，1967 年 7 月，胡耀邦被派往一家汽车厂参加进一步的 “斗争会”，”那里的工人把他打得失去知觉，以至于他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无法行走”。1969 年，胡耀邦被派往河南省新成立的 “五七干校”，进一步遭受虐待。他被迫从事体力劳动，”有好几次都因精疲力竭或热衰竭而昏倒”，还患有直肠脱垂、痔疮、肩周炎和严重的背痛。
苏廷格 的结论是，胡耀邦之所以能在这种折磨和酷刑中幸存下来，是因为他 “精神坚韧、意志坚强、顽强”。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肉体和精神迫害后，1972 年 10 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他终于获释，并被允许回到北京的家中。
胡耀邦职业生涯的最大贡献或许是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 “中的过激行为，尤其是在 1975-78 年和 1982-86 年期间。在这两个时期，胡耀邦作为 “内务清理员”，为纠正和清理毛泽东时代的人事弊端做了大量工作。1975 年，他突然被（毛泽东未来的继任者华国锋）派往中国科学院（CAS）——一个他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机构，从事他所知甚少的工作。一到中科院，胡耀邦就对陷入困境的工作人员说：“我是谁？我小学毕业，初中读了半年。我根本不适合，我没有任何自然科学基础。”
胡耀邦的任命看似不起眼，但实际上是周恩来将国家从革命转向现代化计划的核心。1975 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 “四个现代化 “计划。但是，如果没有一大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胡耀邦在中科院的任务是清除渗入学院的毛派 “红人”，代之以被解放了的技术专家，他们将负责推动中国的科技进步。然而，他并没有在那里呆多久。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7-78 年），这是党内人事管理的神经中枢。在那里，胡耀邦亲自监督（并加快）了 “50 多万件冤假错案的平反，……影响到 400 多万干部及其家属。” 这些人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清洗的干部，包括 “几百起涉及毛泽东个人敌人的案件”。
省委工作组组长被批斗，被戴上高帽，列举其罪行，1966年8月。（李振盛，音译）
在 1957 年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中，估计有 54.7 万人被打成右派，胡耀邦在为其中许多人 “脱帽 “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毛泽东时代，”戴帽子 “的政治做法是指那些被作为大规模批斗对象的人被迫戴上圆锥形的 “帽子”，帽子上刻有他们的 “罪行”。苏廷格 指出，“胡耀邦亲自审阅了大约两千封来自不同级别和背景的人的请愿信。”
“胡耀邦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贡献或许是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
尽管苏廷格没有对此进行讨论，但胡耀邦在启动一项为期三年的整风计划（1982 年在党的十二大上宣布）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该计划中，4000 万党员必须重新登记，并接受对其文革活动的审查。这是为了铲除 “四人帮 “的盟友。”四人帮 “是一个政治派别（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他们在 “文革 “期间参与了 “打、砸、抢”。这场运动还清除了 “文革 “中的 “工农兵 “政治受益者和 “文化水平低”（即缺乏教育）的人。1978 年 12 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CDI）成立，这是一个旨在管理党内队伍的新机构，胡耀邦与另一位革命领袖陈云一起被任命为纪委书记。同样，胡耀邦的工作是清除缺乏专业知识的党员。
胡耀邦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1977 年）和中央宣传部部长（1978-80 年）期间，也在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在 1978 年推动邓小平提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口号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口号在党校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后，成为邓小平各种务实政策的思想依据，开启了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有句名言 “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苏廷格的研究揭示了邓小平有时与胡耀邦意见相左，或只是给予他 “勉强的支持”——这是对传统观点的修正。苏廷格还揭示了胡耀邦与胡乔木、邓力群以及邓小平本人在 1979 年 1 月理论工作方针会议上的思想斗争，以及 1982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和决议是否定教条主义毛泽东时代的重要转折点）的起草过程。但他的结论是：”邓小平仍然需要胡耀邦为他的工作带来的才能和热情——卓越的组织能力、宣传资源和清正廉洁的声誉”。
正如苏廷格所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胡耀邦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相当进步，与教条保守派展开斗争，并在塑造毛泽东时代后的意识形态格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在毛泽东逝世后这一相对短暂的时期，胡耀邦这位进步的改革者才真正崭露头角。然而，在毛泽东时期，苏廷格将胡耀邦描绘成一个忠诚甚至谄媚的干部，小心翼翼地追随党主席或党的路线，而不是抵制。
胡耀邦有机会抵制毛泽东的时期是 1961-64 年，即灾难性的 “大跃进 “和随之而来的饥荒之后的经济紧缩和恢复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 “退居二线”，离开了领导岗位，大部分时间留在北京以外，而包括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姚依林和刘少奇在内的其他党的领导人则留下来收拾残局。这些更加务实的领导人起草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如 “农业 60 条”、”工业 70 条”、”科学 14 条 “和 “教育 60 条”），这些文件不仅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恢复经济的综合方案，而且后来成为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改革的纲领性基础。
1953 年，胡耀邦（左）和朱德（中）出席中共青年团会议。（Wikicommons）
这对胡耀邦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借此彰显自己的改革家风范——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胡耀邦与这些务实的改革家和政策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真正的怪现象。苏廷格 将这一时期描述为 “胡耀邦旁观 “时期，并补充说：”胡耀邦在这一动荡时期的想法不得而知”。众所周知的是，就农业改革而言，新领导层采取了 “包产到户 “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在恢复粮食产量和克服饥荒方面立即取得了成功。然而，就在这些务实的领导人推行这一新的农业制度、农民群众热切欢迎这一制度时，胡耀邦却对改革提出了批评。苏廷格告诉我们，1964 年，“胡耀邦的首要任务不再是提高产量，而是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称其 “具有危险性”。(1981 年，他前往安徽省，向同样那些干部道歉，承认 “他们是对的，而他却帮助把农村政策引向了死胡同”）。
“在毛泽东时代，苏廷格把胡描绘成一个忠诚的、甚至是谄媚的、严格遵循党的路线的干部。”
通过对胡耀邦仕途进行如此详尽的历史记录，苏廷格为历史记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仔细研究了中国大陆历史学家做梦都不敢发表的少为人知的信息。秉承邓小平的优良传统，苏廷格 “实事求是”。
然而，这项研究的优点有时也是缺点：大量的事实细节和经验数据可能会让人应接不暇。按照时间顺序，苏廷格慢条斯理地向读者讲述了胡耀邦生活和事业中的每一个转折——无论多么微小。如果本书能有一些总体性的论述和元叙事，引出数据的意义并为读者提供主题基调，那将会大有裨益。此外，还可以将此书的解释与有关该主题的知名学者的二手文献进行比较而受益，例如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以斯拉·沃格尔（即傅高义，Ezra Vogel）和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等人的解释。但这些都是相对次要的批评意见。苏廷格撰写了关于胡耀邦生平与时代的权威研究报告，对我们了解中国共产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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