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意大利法西斯與現在的中國，誰更糟糕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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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哲學家翁伯托·埃柯（Umberto Eco）有一年在美國紐約出差叫了一輛計程車。計程車司機是個巴基斯坦人，他問哲學家：你們意大利人的敵人是誰？哲學家感到相當困惑不解。司機解釋道：意大利歷史上總歸有一些宿敵吧，比如殺過誰或者被誰殺過，比如領土糾紛、民族矛盾和邊境衝突等等都算。哲學家回應說：意大利沒有敵人，距離上一回打仗都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情了。但巴基斯坦人十分不解：一個國家怎麽可能沒有敵人呢？¹
事後，埃柯忽然意識到意大利並不是沒有敵人的。只不過意大利的敵人不是來自外面，而是來自裏面。很長一段時間意大利都在内鬥：比薩跟盧卡打仗、支持教皇的圭爾夫派（Guelfi）和支持神羅皇帝的吉伯林派（Ghibellini）打仗、北邊跟南邊打仗、法西斯跟游擊隊打仗，甚至黑手黨跟國家、政府跟司法部門也都處在長期對抗中。
埃柯甚至感慨說：過去半個多世紀裏，對於意大利來説，其中一個不幸的地方就是缺少真實的敵人。歷史上意大利統一有賴於對抗奧地利這個外部威脇。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獲得全民支持也有賴於成功塑造内部和外部敵人。
為什麽要有一個敵人呢？埃柯說，敵人不但關係到一個群體的身份認同，還會製造一種價值體系方面的障礙：一個群體只有在尋求克服這種障礙的時候，才會彰顯自身價值。
埃柯說，敵人是被塑造出來的。敵人往往並不是直接威脅，而是在沒有產生威脅之前就被塑造成威脅。「敵人」與「我們」不同，這種「不同」本身就被當成是有威脅意味。
埃柯甚至更進一步說，文明的歷史進程不能夠沒有敵人。即使對於一個溫和的人來説，需要敵人也是一種第二天性。我們的道德感並不是在假裝沒有敵人的時候才流露出來；在設身處地理解敵人的時候，我們才是有道德的。不管是凱撒敬重高盧人，還是塔西佗稱贊日耳曼人，又或者是古希臘悲劇作家艾斯奇勒斯（Aeschylus，又譯埃斯庫羅斯）在作品裏公正地對待波斯人，對待敵人的方式體現著人的道德感知：嘗試去理解其他人意味著消除成見同時並不否認、也不忽視他者的他異性。
敵人對中國人來説是一點都不陌生的東西。中國從古至今都不缺少敵人，不從外面找，就從裏面找。中國歷史上還存在一個特殊現象：外部敵人也可能融入到中原王朝的歷史意識中，演變成漢民族歷史認同的一部分。鮮卑人、契丹人、女真人、黨項人、蒙古人和滿洲人建立的政權在漢民族的歷史認同中，并不是純粹的外國政權，即使他們與中原王朝（或中原民族）為敵，即使語言、文化、習俗互相不通，「他們」也是「我們」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一些模糊不清的邊緣地帶，比如匈奴、突厥、回鶻和吐蕃，他們並未很好納入到漢民族的歷史認同中。他們或者沒有被納入到「二十六史」中（儘管西夏史也不在此之列）；或者通常在歷史敘述中作為沒有與中原王朝很好融合的外來者出現；又或者長期缺席，仿佛在被征服以前沒有自己歷史，在被征服以後還長期處在被遺忘和被覆蓋的歷史邊緣。
對中原地區來説，在清末形成現代民族國家意識以前，歷史認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在扮演著民族國家認同的角色。不管是融合，還是不融合，這些外來的敵人都在塑造中原地區的歷史認同。當歷史意識中包含「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是「我們」的一員，即使「他們」曾經是「我們」的敵人，甚至是「我們」的征服者。歷史意識也可能告訴「我們」：「他們」并不一定是「我們」的一員，但在強化「我們」的生存危機，最終強化了有關「我們」誰才是自己人的共同體意識。
埃柯提到的塑造敵人但尊重敵人的傳統，乍一看像源於歐洲的騎士傳統，其實並不一定是歐洲特有。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耶路撒冷征服者薩拉丁（Saladin）就以騎士精神對待獅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I）。薩拉丁本來在戰場上處於劣勢，但仍不妨礙他尊重自己的對手。民間有很多有關薩拉丁的傳説，比如薩拉丁在理查一世生病期間把自己的御醫派給理查一世治病。還有傳説稱理查一世的坐騎死在了戰場上，薩拉丁就派自己的使者牽了兩匹阿拉伯駿馬給理查一世，使者告訴理查一世說：馬是薩拉丁給的，他認為國王不應該徒步作戰。中國先秦時代也有類似的傳統。《左傳》記載宋國内亂，公子城與華豹交戰。先是華豹射了公子城一箭沒射中，又迅速拈弓搭箭準備再射一箭。公子城立刻罵華豹卑鄙，因為根據當時的戰場規則，射完一箭不等別人射回來又補一箭，就是很失禮的事情。華豹明白，搭好的箭只好放下來不射了，結果公子城一箭射來就結果了華豹的性命。《左傳》還記載楚國和晉國邲之戰：晉軍在前面逃跑，楚軍在後面追擊，但是晉軍車馬陷在爛泥裏動彈不得，結果楚軍只好手把手教晉軍怎麽脫困。晉軍一脫困就反過來嘲諷楚軍：我們不像你們逃跑經驗豐富。在這裏，楚軍並沒有趁人之危給晉軍殺個全軍覆沒，這種行為是符合周禮的，在今天看來這就是尊重戰場規則的貴族精神。《左傳》類似的記載還有很多。可見先秦時代各諸侯國還是知道怎麽尊重敵人的。
現在中國是怎麽對待敵人的呢？就2020年《人民日報》和央視等官媒接連多天痛駡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是「人類公敵」來看，中共當局似乎敵意過剩，不知道怎麽尊重敵人。
近二十年，中國在對外關係上表現出來的過剩的敵意，既是基於歷史認同和現實需求的民族意識外化的表現，也透露出在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仍然面臨價值體系上的困惑和混亂：恰恰是因為這樣的困惑和混亂，才使得現在中國需要塑造一些敵人（儘管從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就一直不斷塑造内外假想敵）。不管是中共當局還是中國社會，都很少以比較公正的態度對待敵人，更談不上尊重敵人。為什麽會這樣呢？這種情況跟中國的假想敵受到選擇性歷史重構有關。
中共政權塑造出來的敵人，就像埃柯説的那樣：在沒有產生威脅之前就被塑造成威脅。日本僅僅因為歷史遺留問題，就被塑造成了敵人，這種轉變發生的歷史背景，還是中日關係黃金時代（1980-1990年代）。美國在二戰期間是中國的盟友，在冷戰期間是中國的敵人，後來在改革開放期間，美國重新拉攏中國導致中美關係重新升溫，但到2018年以後中美關係又急劇降溫。但是即使在關係升溫時期，中國社會對美國的敵意卻樹欲靜而風不止，宣傳機器仍給民衆反復灌輸冷戰時期（尤其韓半島戰爭時期）的美國形象。中共當局始終假設美國要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阿拉伯地區茉莉花革命更加重了這方面疑慮。另一方面，歷史上侵占中國領土最多、殺害大量中國平民的俄國卻沒有因為歷史問題變成敵人，反而還得到了寬恕（儘管在整個蘇聯時代，中蘇關係都長期交惡，而且在冷戰結束以後，中俄也長期「政熱經冷」、「官熱民冷」）。毫不誇張地講，中國的假想敵就是選擇性歷史重構的結果。這種選擇性歷史重構無疑也造成很多認知性混亂。
中國社會和國家行為表現出來的過剩的敵意，加上認知性混亂，經常讓人聯想到法西斯國家的某些特點。美國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家邁克·貝克利（Michael Beckley）2024年說中國變得越來越像法西斯國家，尤其在針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極端民族主義、奧威爾式全民監控以及崇尚軍事力量等方面。²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前榮譽教授約翰·維克斯（John Weeks）則認為中國的法團主義和沙文主義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特點。³ 不論是哪種説法，人們用「法西斯」來形容中國，並不是為貶低中國而貶低中國，而是拿中國的一些社會特徵來跟法西斯政權做比較。
埃柯曾經列舉過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的十四條文化特徵，他稱之為「原初法西斯主義」。他説這些特徵可能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還無法嚴格控制在一個系統以内，但只要沾上其中一個，法西斯星雲就會開始凝結。近年來，也有人援引埃柯來説明中國究竟有多像法西斯政權，但並未將法西斯的十四種特徵拿來一一比照，最多只能説明中國現在具有法西斯政權的部分特點。⁴
如果仔細比照現在的中國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我們會發現：中國不止是像法西斯政權這麽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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