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敵視的臺灣知識階層
在臺南，我姊與我妹以前唸過的一高女被降級成了二高女，原本臺灣人唸的二高女，則被升格成了一高女。排行在我底下那個被我取名為「素沁」的妹妹，進了新的一高女當老師。我們那鄉下地方沒有什麼我可以做的工作，一直待在家裡看我父親損失所有財產又很煎熬，於是不到兩週，我便決心上臺北。
跟我一樣從日本回到臺灣鄉下後沒地方可去的東京時代的朋友們，全都聚集到了臺北。總之，得先找個工作，於是我便去拜訪了前臺灣總督府主計局長鹽見俊二先生。鹽見桑為了交接事宜而續留臺北。他把我跟中央大學畢業後曾在東京都廳工作過的楊廷謙，送進了主計局的後繼單位——臺灣省財政廳。鹽見桑回去了日本後，馬上從高知縣出馬競選參議員，後來又擔任好幾屆大臣。他好像很期待我跟楊廷謙這種受過日本高等教育的人，能夠為臺灣將來的財政掌穩方向，但可惜新成立的財政廳就只是人多而已，根本沒什麼事可做。
不過上班的時候還是得好好待在辦公桌前。桌上放了毛筆跟硯台，要是想練書法的話，那是再適合不過了，可惜我們這種一心想盡一份心力的年輕人，真是每天無聊到「掠虱母相咬」。血氣方剛的楊廷謙才做了三天，就踹了他的桌子忿喊：「不幹了！」而我呢？雖然多少懂得忍耐，但我也只是三天跟三個月的差別而已，最後也跟他一樣，放棄了公務員的飯碗。
那時正好有位在新店那地方挖礦的新發財的人，叫做劉明。就像戰後日本，礦業大亨走路都特別有風，臺灣也是礦業的人特別吃得開。劉明那人臉瘦瘦的，一看很溫柔，但因為工作關係，很習慣抬著下巴指使一些粗野人。他做人很有點義氣，花錢也不手軟，看我們這些日本回來的過得這麼不順，便主動說：「我去跟那些財界的募款好了。」因為那時我們這些留日的人在職場上不是被攆走，就是連臺大教職員的位子都沒得坐，所以我們就決定乾脆辦一所私立大學，讓朱昭陽當校長。我們的「私立延平學院籌備處」就設在了劉明的辦公室一角，大家成天到晚都窩在那邊。
但這私立延平學院的成立事宜卻遲遲沒進展。因為行政長官公署把我們這些人視為是反政府分子，不但遲遲不肯發下許可，還公然指責我們是「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不良分子」，因此辦大學的事就這麼被拒絕了。但由於也要顧及那些去跟教育廳交涉的人的面子，最後就好不容易勉勉強強答應讓我們降一級，成立初高中。不過，沒多久後，針對臺灣人反政府運動的打壓愈來愈嚴厲，稍微被當局視為反抗分子，便會被檢舉，抓進監牢。不然就是流放到邊疆，關去綠島（日治時代的火燒島）。我聽見最為活躍的劉明也被抓進了監牢去的時候，我人已經逃離了，逃到了香港去過流亡日子。當時心中真是感慨萬千，要是我還待在臺灣，搞不好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吧。
那時我本來想，要是辦成了私立大學，我也想去跟人家擠一擠、當一當教授，於是在還沒拿到許可的過渡期，便先去了一所叫做大同中學的地方當英語老師。當時是教一些連ABC都還不會的孩子，還能混一混，不過我這種日本學校學的英文應該很快就會露餡了，所以我那份教師工作也只做了三個月就辭職。
就這樣，混來混去，沒個安定地過了半年多，終於意識到了從中國大陸來的政府，其實是把我們這些臺灣知識分子視為眼中釘。雖然給我們一個形式上的省參議會跟南京政府參政員選舉，但那些選上的，全都是跟著新政府從大陸一起過來的臺灣人，至於從日本時代就一直住在臺灣的原本的臺灣知識分子及有力人士，全都被新政府給竭力排除了。我們臺灣人叫中國大陸叫做「長山」，所以戰後從大陸過來的外省人，就叫做「阿山仔」、跟著阿山仔一起回來的臺灣人則是「半山仔」。不用說，都隱含了輕蔑。
省參議會議長的黃朝琴、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啟光，後來擔任內政部長的連震東，還有再晚一點擔任副總統的謝東閔，全都是「半山仔」。這些半山仔是在日治時代因為反抗日本人而逃去了中國，就只是這樣，卻在回臺後被當成抗日有功而成為論功行賞的對象。我們這些從日本回來的，則不但被冷落，還被從所有政府機關裡頭攆走。我們眼前只剩下了幾條路，不是去當一個與政局無利害關係的老師，就是經商，就這樣。
那陣子我常在臺北跟一些從日本回基隆的船上認識的年輕朋友們碰面，大夥都在回臺灣後遇到了一樣的困境。於是就說，那不然大家一起創業好了，來當企業家！便各自出了一點錢，成立了一家承攬產業建設工程的外包公司。我朋友認識的人裡剛好有個日本時代做外包高空作業的工頭，便請那個人負責所有工程經費估算還有施工事宜。
那已經五十歲的工頭師傅，不愧曾經在日本人底下做過事，非常老實，而且很有氣魄。只是我們只承攬到了一項工程，拆了老舊設備，重新建好了儲槽後便沒有其他案子了。好幾個月，我就天天帶著公事包，去事務所坐在總經理位子上，漸漸地連房租都快付不出來，最後只好關門大吉。
我那時候搬進了我弟弟一位回去日本的日本朋友所留下，位在大安十二甲的房子，幾乎不用付房租，但我也不能天天混吃等死呀，那時候，臺北的美國領事館已經成立，副領事竟然就是我們高中時代教英文的葛超智老師。我再度看見老師後，才恍然大悟，原來老師在戰時是美軍在臺灣的情報員呀。他在大東亞戰爭即將開打前，也對我們這些臺灣學生非常關愛，很受大家愛戴。他看見臺灣光復後臺灣人的生活比日治時代還慘，便直接幫我們去跟行政公署的官員陳情，我們這些昔日學生又跟從前一樣，非常仰慕老師，一天到晚跑去窩在他家。
同樣也是那時期，一對叫做廖文奎、廖文毅的兄弟也從上海回臺。他們是臺南州西螺的大地主兒子，兩人都拿了博士。文奎兄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後任教金陵大學，還是個曾英譯過《韓非子》的學者。他弟弟文毅則是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的工程師，不過他的政治家性格比他的工程師性格濃厚許多。兩人都是從大陸去美國留學，英語講得跟中文一樣溜，經歷與我們這些人很是不同，兩人都娶了美國人。本來他們也是「半山仔」，可以乖乖當國民政府走狗的，但偏偏他們兩人都呼吸過了美國那自由平等民主的空氣，不甘只是做當局的走狗。文奎兄住在上海，有時回來臺灣，文毅兄則是帶著家人搬回了臺北，就住在離我住處不遠的豪宅裡，更在市內事務所發行了一本叫做《前鋒》的雜誌。
廖文毅兄透過這雜誌，把不滿被政府無視的分子集聚起來，定期舉辦名為「省都無力者會議」的座談會。我對於他們到底在幹嘛實在很好奇，不時會去偷看，可惜我雖然是一個堂堂東大畢業的年輕人，當年還只有二十二歲，每一次都把自己縮成小小一隻窩在角落裡。第一次見到文毅兄時，他蓄著一對像羅納．考爾曼那樣嘴上短短的兩撇鬍，繫了小領結，穿著白色麻料西裝，一看就是留洋歸國的打扮。這種人，到底為什麼不跟國民政府沆瀣一氣，反而要跟我們這種無力者站到一塊呢，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撼動全臺二二八事件
一過完年，臺灣發生了撼動全臺的二二八事件。廖家兄弟當時人正好去了上海，可是蔣介石援軍一從基隆上岸恢復秩序之後，行政長官公署便指名廖家兄弟是二二八事件煽動者，發布了全臺通緝令。怎麼想，廖家兄弟都應該與二二八事件無關，可是趁這種時候，將向來視之為眼中釘的心頭刺除之而後快，這向來是國民黨的作風。雖然臺灣發出的通緝令一時片刻還危及不到人在上海的廖氏兄弟，但我還在臺北時，聽文毅兄的姪子廖史豪說文毅兄臨時決定不回來臺灣了，搬去了香港。
從我先前提到的那些情況裡應該也可以略知一二，二二八事件其實可以說是一場原本就會發生的暴動。貪官污吏橫行霸道、濫權瀆職，臺灣人一個個被踢出了公家機構，在這樣的情況下，甚至還出現了急劇惡化的大通膨，可以說，民眾的日子過得比戰時還艱難了。一包包的米跟糖，就這麼被從基隆港運去了上海，再從上海走私香菸運進臺灣。當時臺灣有從日治時代就有的專賣局，人民不可以私賣菸酒，但外省人哪管你這些，私運菸草進來販售給一般商人，當時臺灣人苦於沒有工作，困苦的人只好偷批私菸在路上賣，雖然知道這樣做是違法的。然後接著呢，那些專賣局的巡邏官再來查緝私菸，統統沒收。原本要辦，應該要辦那些走私菸酒的，但專賣局卻對那些非法走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專欺負沒有法子的老百姓，這就是國民政府的作風。
戰爭結束後兩年，也就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時，專賣局查緝員一如往常正在外頭查緝時，逮到了一位賣私菸的老婆婆，要沒收她的菸。這位老婆婆跟查緝員跪下，苦苦哀求，可是查緝員沒血沒淚地欺負她。這時候，剛好一個在二樓陽台目睹整個情況的男人，對著那些查緝員喊：「你們放過她吧！」沒想到查緝員一把舉起槍，把他射殺。這名男子身子前仆，趴在了陽台扶手上，心臟遭子彈貫穿。
很不巧，這個男人剛好是大稻埕的鱸鰻（流氓）家人，人家哪有可能不作聲。於是隔天，二月二十八日，這群鱸鰻扛起了舞龍舞獅的面具。地方上一些有點頭臉的人趕緊四處招呼店家：「今天不做生意了，門快拉下——！」大白天的，店家們趕忙紛紛拉下鐵門，舞龍舞獅的隊伍由獅頭帶領，開始在路上遊行。一路來到了專賣局門前時，已經集結成三千人大隊。民眾們包圍了專賣局，要求「槍決殺人兇手、全面廢除專賣局查緝制度、專賣局長引咎辭職、負責死者治喪費及撫卹金」，並要求專賣局回應，但專賣局長一看形勢不利，馬上就躲得不見人影了。
示威隊伍等半天，等不到一個回應，不耐煩下終於掉頭往行政長官公署方向前進。原址是臺北市役所的行政長官公署前面那片廣場，馬上被憤怒的群眾們擠得水泄不通。
「叫陳儀出來！」
「把豬官放出來！」
「槍決殺人兇手！」
群眾們怒喊咆哮。要是那時候陳儀裝一下，出來陽台上跟群眾們發表點有誠意的演講，也許當下混亂就可以結束了，但陳儀可能內心有愧，怕直接面對憤怒的群眾，遲不現身，甚至過了三小時之後，發現群眾們還不走，便命令武裝軍隊從陽台上開槍。長官公署上面機關槍亂發，人民倒下，血濺四地。憤怒的群眾們這一下更是怒火狂燒，有些外省人當時也混在群眾裡頭看戲，立刻被揪出來打。發狂的人民分成好幾大隊，殺進了專賣局內破壞，把菸從倉庫裡頭搬出來堆在馬路上點火燒了。一個佔領廣播電台的隊伍，立刻就向全臺廣播，要求「省政自治」。
這不管怎麼看都不是一次有計畫的反政府暴動，可是臺灣人一得知廣播電台已經被臺灣自己人給佔了之後，全臺各地一些政府機關紛紛被臺灣人攻佔，幾乎要讓人懷疑這會不會是事前就策畫好的？大家看見外省人抓了就打，搞得外省人只好躲進天花板或是改穿日本人穿的作業服。被日本軍訓練過的臺灣青年，高喊「代天行道」在馬路上遊行，自動自發組成了治安隊伍，架起拒馬，盤查過路人身分。臺灣女人怕被誤認成外省人，紛紛改穿洋服，不敢再穿漢服了。外省人裡頭有些人也跟臺灣人一樣會講福建話，所以治安隊伍一看見有點怪的人便強迫說：「喂，唱《君之代》！」臺灣人沒有人不會唱《君之代》（日本國歌），但跟著陳儀來的那些外省人就不會唱。
發生了如此嚴重的暴動，臺灣人的有力人士以及一些領導者一時之間都不知如何是好，但也不能放任無政府狀態這樣下去。於是以省參議員及臺北市議員為主，組成了一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面維持治安，一面跟陳儀政治談判。
會議連續在臺北市中心的中山堂（原本的公會堂）進行了好幾天，我也把工作丟著，跑去中山堂看是什麼情況。結果沒能進到中山堂裡頭。我還是年輕小伙子，在那些有力人士的眼裡，根本還派不上用場。
結果這卻讓我免去了牢獄之災，也免了殺身之禍。大陸的援軍一抵達臺灣，名字在處理委員會上的我那些前輩還有一些有力人士全都被抓走，再也沒有回來。我要是再多長個幾歲，稍微有點社會地位，恐怕也逃不過一樣的命運吧。
作者為臺裔日籍作家、實業家、經濟評論家、經濟顧問，一生足跡橫越東亞，遍布臺灣、日本、香港與中國等地，閱歷極為豐富。
出生於日治時期的臺南，父親為臺南商人，母親為日本人。小學畢業後負笈臺北，就讀臺北高等學校，與李登輝、王育德等人同期。高等學校時期的邱永漢就已展現濃厚的文藝氣息，畢業後，因擔心殖民地出身難以憑藉文學安身立命，選擇到東京帝國大學就讀經濟學部。戰後旋即返臺，卻於隔年經歷二二八事件，並因而投身參與臺灣獨立運動，為了躲避國民黨追緝，逃亡至香港。
一九五四年移居日本，投身小說創作，並在兩年後以小說《香港》獲得直木賞，是該獎史上第一位非日本籍獲獎者。之後因撰寫財經專欄、理財致富而聞名日本，享有「賺錢之神」、「股神」等美譽。七〇年代返臺投資，成立《財訊》雜誌、永漢日語、永漢國際書局等事業。
邱永漢畢生著作高達四百六十種，類型橫跨經濟評論、投資理財、社會評論、亞洲地緣與文化評論、飲食與旅行散文、小說等。二〇二三年，集結其重要小說作品的《看不見的國境線：邱永漢小說傑作選》首度在臺灣上市。
書名：《我的青春臺灣，我的青春香港》
作者：邱永漢
出版社：惑星文化
出版時間：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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