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 | 从革命宣传到政治异议：“古巴高尔基”为何出走

程映虹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JUN 21, 2024

从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来认识二十世纪的重要革命，除了俄国、东欧和中国本土那些读者熟知的名字以外，其他国家还有很多类似的重要人物应该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投身古巴革命的著名记者和作家卡洛斯·佛兰基 (Carlos Franqui 1921—2010)的经历和他离开古巴后对革命的思考就有这样的价值。

1 古巴革命的宣传家

佛兰基出生贫苦，父亲是甘蔗园主的佃农，祖父的兄弟中有人参加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惨遭分尸，他自称这个家庭背景对他反叛的个性有很大的影响。他没有上过大学，但热爱文学，思想左倾，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文青"。他刚成年就加入了古巴共产党，一度担任过党报《今日报》的文字编辑，但很快就因和斯大林主义影响下的古共格格不入而退出。

这段和古共的短暂同路，不但奠定他一生中拒绝斯大林主义、反对古巴革命后卡斯特罗政权全面倒向苏联的思想基础，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是一个左翼自由主义者甚至社会主义者，但不是共产党人。

1953年卡斯特罗（为行文方便，以下分别用菲德尔和劳尔指称卡斯特罗兄弟）发动反抗军事独裁者巴蒂斯塔的"蒙卡塔袭击"失败并被判刑后，佛兰基决定加入他的运动。他和监狱中的菲德尔多次通信，成为后者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秘密宣传机构的负责人，创办了地下报刊"革命报"，为此被巴蒂斯塔的警察逮捕，受到折磨和威胁，但后来很快被释放，其遭遇正像发动武装暴动被判无期但最终只关了两年不到就被假释的卡斯特罗兄弟一样。

当时迫于国内外舆论，巴蒂斯塔企图把自己通过政变夺得的权力披上合法外衣，于是不但宣布要实行普选，而且释放了像菲德尔这样的对手。用佛兰基的好友、古巴著名作家卡布莱拉·印凡提（G. Cabrea Infante 1929--2005）的话来说：相比之下，巴蒂斯塔不过是一个"业余的专制者"（a part-time tyrant）罢了。

卡斯特罗1956年十月乘"格拉玛"号回到古巴开展武装斗争后，佛兰基来到游击队的大本营马埃特腊山区，在那里建立了电台"起义之声"（Radio Rebelde），这成为他对古巴革命的主要贡献。

1950年代的古巴，广播电讯事业在拉美是最发达的，六百万不到的人口有各种私营电台一百六十多家，人均收音机拥有量超过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电讯网路四通八达。"起义之声"电台本身功率不大，但它充分利用这个技术条件，秘密建立了三十二家信号接受和放大站，广播网基本覆盖了古巴全岛。"起义之声"不但是宣传机构，而且用暗号向政府军控制地区的地下组织发出行动指令，就像二战中盟国通过BBC向欧洲大陆德国占领区的抵抗运动发出指令一样。它还是一个公关项目，卡斯特罗在电台向全国发表多次讲话，声音沉着、平和，树立了一个坚定而理性的反政府领导人的形象，赢得了外界的好感。

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后，佛兰基在哈瓦那恢复和主持了被巴蒂斯塔取缔的"革命报"。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代表古巴出访苏联、西欧和北非，宣传古巴革命，争取西欧著名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例如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和他的伴侣波伏击娃1961年初对古巴的那次著名的访问就是佛兰基促成的。

2 从历史照片上被抹掉

当佛兰基投身革命时，"七·二六"运动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政治上推翻军事独裁，恢复宪政，社会政策上实现公平正义。这也是当时由宪政民主派、知识文化界的各色自由主义者、独立工会、学生反政府组织等组成的反巴蒂斯塔政权的民主统一阵线的共同纲领。

当时古巴有公开活动的古巴共产党，其领导人追随苏联在拉美的和平过渡路线，视"七·二六"运动为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但到"七·二六"运动掌权后，古共又转向极左，帮助菲德尔和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联系，推动古巴革命朝社会主义迅速转变，在拉美建立一个苏联模式的政权。

从1959年一月菲德尔进入哈瓦那到1961年四月猪湾事件后他宣布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古巴高层政治总的趋向就是背弃联合阵线的共识，成了一列朝亲苏亲社会主义方向飞驶的快车，由此决定了过去联合阵线各派的表现和最终的命运：他们绝大多数被抛出车厢，或是离开古巴，或是留在国内被彻底边缘化，在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基本销声匿迹，或者至多成了"七·二六"运动的陪衬。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的光谱和政治前途的选择中，佛兰基思想上是左翼自由主义，社会政策上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政治上是宪政民主派，国家发展道路上坚决反对古巴加入苏联阵营。所以，当菲德尔的革命表现出日益明显的个人专断，向更左翼发展，寻求和苏联东欧集团建立同盟时，佛兰基和他们发生了冲突。他的文人气质和作风使得这种冲突更具有戏剧性。

当古巴革命完全转向之后，佛兰基被解除在"革命报"的职务，后来离开古巴，定居意大利。1968年八月，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强烈谴责。但古巴公开表态支持，西方左翼阵营大失所望，佛兰基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谴责苏联入侵的公开信上签名，正式和古巴政权决裂。古巴官方为了抹掉他的历史存在，把一张革命时期他和菲德尔在一起的照片上他的形象完全抹掉。

由于在革命的重要阶段主持过新闻和宣传，佛兰基可以说是投身古巴革命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虽然从事意识形态工作，但对革命、政治、文化、社会和人性的思考始终坚持了独立性，尤其对重要领导人在重要政治场合的细节描写，非常具有历史的深度。他1984年在兰登书屋出版的《近看卡斯特罗--我的回忆》(Family Portrait of Fidel—A Memoir以下简称《我的回忆》)是国际上研究古巴革命早期阶段的重要参考书，书的封面就是那张历史照片的原貌和他被抹掉后的版本。

那么，佛兰基是如何与革命分道扬镳的？他的思考又有什么历史价值呢？

3 菲德尔：你的胡子不属于你，属于革命

在我看来，对菲德尔个人禀性和品质的洞察，是佛兰基对古巴革命在感性上从投入到疏离的关键。菲德尔作为领袖的个人魅力，是他赢得国内外巨大声望的重要资源，尤其对于众多红色浪漫文人。但同样是文人革命者，佛兰基追求独立的个性使他对这种魅力天生具有一定的免疫力，加之和菲德尔相处甚久，毫无神秘感可言。他和菲德尔说话非常直率甚至随便，似乎始终没有接受对方至高无上的"总司令"(革命中和胜利初期菲德尔的头衔和尊称)的地位。1959年一月初，当旧政权瞬间土崩瓦解，古巴万众欢腾，菲德尔前往哈瓦那去接管政权时，佛兰基对他作了一些非常生动和深刻的描绘，包括一段有关胡子的争执。

游击战期间，部分是因为艰苦的物质条件，绝大多数游击队员都蓄起了胡须，菲德尔和其他领导人在西方媒体上的形象就是如此。久而久之，胡须似乎就成了菲德尔和他的追随者的形象特征。巴蒂斯塔政权垮台，游击队从山上下来时，黑色长胡须（或者络腮胡须）、橄榄绿军装和美式步枪成了革命者的"标配"。为了维持这个特殊的群体形象，菲德尔明确要求不准剃胡子。留胡须的游击队员(guerrilla-barbudo)或简称"胡须汉"（barbudo）拥有地位和特权，乘坐公交车、进电影院免票，因为他们名义上不领工资。革命后的哈瓦那蓄胡不但"政治正确"而且引领时尚，男人们纷纷仿效，市面上美国产剃须刀销量大跌。

但是佛兰基一进哈瓦那就找了个理发匠剃掉了胡子。菲德尔到了哈瓦那第一次看见他时吃了一惊，质问道："你怎么会弄掉胡子的？"佛兰基说："理发匠帮我剃的。"菲德尔说；"这怎么行？胡子是革命的象征。它不属于你个人。它属于革命。"佛兰基说："哈瓦那太热了，再说我的孩子会认不出我，我做爱时也嫌长胡子碍事。别忘了我是个平民，不是军人。"菲德尔仍然摇头说："我仍然搞不明白你怎么可以剪掉胡子，真搞不明白，你这个蠢驴。"佛兰基说："菲德尔，胡子毕竟是我自己的，对吧？"菲德尔说："不，不。我不允许这里的任何人剃掉胡子。"佛兰基说："我可以保证，将来这里只有一个人会一直留着长胡子，那就是你自己。不信打个赌？"

佛兰基说这话半个多世纪以后，一直到去世，菲德尔都留着他那象征古巴革命的一把大胡子，而绝大多数游击队出身的领导人包括劳尔不久就都剃掉了胡子（尽管他的胡子远不如乃兄）。

4 道成肉身—看穿个人崇拜的本质

那么，胡子的象征性仅在于革命吗？彼得大帝发动欧化改革时曾经视俄国人留长胡子为陋习，颁布"剃胡令"，但俄国人视胡子为东正教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圣像上的耶稣和后来的多数圣徒都是留胡子的，所以很多人抗拒，彼得规定不服从的起码要为胡子付税。作为天主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古巴革命在心理深层其实很有或明或暗的宗教情结。卡斯特罗兄弟少年时都是在古巴最严格的耶稣会学校当住宿生的，深受天主教文化熏陶（古巴革命后期他们都和罗马天主教会妥协，甚至规定党员可以信教）。佛兰基说他不服从菲德尔的"蓄胡令"就是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圣像上走下来的圣徒。

菲德尔当初乘坐"格拉玛"号从墨西哥回到古巴时，队伍被政府军打散，只有十二个人跟他上了马埃特腊山，正好暗合了耶稣基督和十二个门徒的典故。这个暗合在古巴的广泛流传从来就是受到菲德尔默许的。佛兰基甚至说菲德尔视自己为革命的"三位一体"—"七·二六运动"（象征是红色与黑色）、游击队（象征色是橄榄绿）和他本人。三位一体是天主教概念，即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都体现神性。和菲德尔有关的一个近似神迹的现象也受到官媒的渲染：在革命胜利初期，菲德尔好几次在公共场合露面或发表演说时（包括一次访问美国在纽约街头），都有鸽子从天而降，栖息在他的肩膀上，引起围观群众如痴如醉的欢呼。

佛兰基观察到，从巴蒂斯塔垮台到菲德尔进入哈瓦那有一周时间，菲德尔不让任何重要的游击队领导人如格瓦拉先期入城，尽管后者的队伍就在哈瓦那城下，而是等自己从古巴岛的东端游击队大本营所在地长途进军，一路上像先知被信众环绕一样接受群众的欢呼并到处发表演说,最后在万众欢腾的高潮中进入哈瓦那。佛兰基说，这正像圣经中说的"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中文一般译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里用"言"以契合本文的语境。圣经英文版中就是大写的"Word"。）。

从1959年初开始，尤其是在六十年代，菲德尔在群众集会上发表了难以计数的现场演讲，通过古巴革命前就建立的先进的无线电和电视网络向全国转播。这些演讲动不动就是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腔调激进而武断，完全不再像是那个马埃特腊山上清醒理性的反对派领导人，而是一个教长甚至先知，然后其文本又将报刊的版面几乎全部占满。

这些巨量的话语和他无处不在的形象、视察和指导（佛兰基说这就是所谓神的"全在"） 将菲德尔的个人存在极度放大，充分占据了民众的听觉、视觉甚至想象空间，不但等同于革命，所谓道成肉身（本人就是革命的化身），而且逐步使得很多古巴人把他的存在作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菲德尔"、"革命"和"生活"三个概念在古巴几乎成了同义词。

今天回首二十世纪的革命，个人崇拜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在不同的国家，个人崇拜有不同的形式，很多都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而所谓宗教色彩其意义是很广泛的，但其核心不外乎都是道成肉身。很多人说古巴没有个人崇拜，这是用其他国家的形式去套，好像只有喊万岁才算。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甚至意识，就会把制造出来的个人崇拜当作是自发的大众支持，不但陷入概念误区，而且曲解革命的历史。佛兰基的观察在这个意义上对祛魅很有启发。他对鸽子落在肩膀上这个似乎不可思议的现象的嘲弄就是如此，他说或许那些鸽子只是找到了一个非常方便落粪的地方。

个人崇拜也有比道成肉身更世俗更现实的一面，就是盲目相信领袖万能，类似求神拜菩萨。革命前的古巴金融、商业、地产业和服务业高度发达，革命后政府手里接管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为了赢得大众的支持便随意挥洒，降低房租和消费品物价，开放海滩和服务业，一方面提高工资，另一方面还免费提供很多公共服务，城市贫民和下层民众一片欢呼。菲德尔走到哪里，都会被群众围绕，向他要这要那。佛兰基说他们给菲德尔起了个"马"的外号。"马"是古巴华人社区博彩业中的幸运号码，得了就是大满贯。以此称呼菲德尔，意为有了他什么都有了。对这个外号，菲德尔一开始很不高兴，后来也就默认了。法国哲学家萨特1961年初访问古巴时看到这个情形，又兴奋又担心地问菲德尔："要是他们向你要月亮怎么办？"

5 不当政府部长，宁愿独立办报

革命初期佛兰基和菲德尔的另一次冲突是关于佛兰基的工作安排。巴蒂斯塔垮台的消息传出时，菲德尔不在总部，所以佛兰基通过"起义之声"发布了一些临时指令，菲德尔都认可了。当他向哈瓦那进军的途中，一路上忙于发布人事任命，接管旧政权。

当他遇见佛兰基时他说：你知道我的想法，你来当劳工部长吧。佛兰基用玩笑回答说如果劳工部长的任务就是在工厂建立社会主义，让工人来管理，那我可以。菲德尔又说："那你来做财政部长怎么样？"佛兰基说那更是离谱。他说自己在西方和拉美文化界有很多朋友，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在古巴发动一场文化改造和文化复兴。但菲德尔认为文化工作完全不是当务之急。

这个插曲让我想起了十月革命时列宁把机关枪手派去接管国家银行的故事。佛兰基说，菲德尔认为自己了解他的想法，这就够了，所以任命自己做部长，但实际上没人了解他的想法。他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想法，他没有这样的习惯。他只告诉别人他的决定。这既有可能是菲德尔自己当时确实对突然降临的管理国家的责任毫无准备，也有可能是他驾驭部下控制局面的权术手段。

对菲德尔任命的拒绝让佛兰基再一次面对革命胜利后的那个困境：为了推翻巴蒂斯塔，是不是只有接受菲德尔？在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的时候，他只能对自己说：我参加斗争可不是为了到了胜利的时候再退出。他决定继续观察菲德尔，采取"既在革命之中又和革命保持距离"的立场，通过办报纸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回到哈瓦那，他就恢复了被巴蒂斯塔取缔的"革命报"。

"革命报"虽然和"七·二六"运动有历史关系，但它的恢复不是菲德尔的授意。由于"七·二六"运动没有自己的出版物，所以在一段时间里，"革命报"就成了革命舆论的主要喉舌。菲德尔对它是既利用又观察，而佛兰基的原则是既不完全听命于菲德尔又不过分忤逆他的意志。

6"星期一"周刊与短暂的文化自由

除了政治新闻，佛兰基为"革命报"创办了一份名为"星期一"的文化周刊，宗旨是贯彻古巴民族主义之父何塞·马蒂 "文化带来自由"的思想，提升古巴民族的文化水平。"星期一"大量发表西方和拉美文化名人如萨特、福克纳、毕加索、米罗（Joan Miró i Ferrà，西班牙著名画家和雕塑家）、伍尔芙、布莱希特、博尔赫斯、聂鲁达等人的言论和作品，甚至包括托洛茨基和帕斯特尔纳克的作品，同时发表反映古巴社会变迁中复杂现象的深度报道。

在形式上，佛兰基想把"星期一"办成不同于传统报纸而更像是现代都市媒体的图文并茂的大型刊物，在版面安排和视觉上追求冲击性效果，借用西方新兴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形式，甚至字母的样式和句子的排列都别具一格。由于这份周刊聚集了古巴最有影响的作者群，它体现了古巴文化知识界革命后的动向和追求，似乎成了他们的思想文化阵地，发行量达到二十多万份。后来，佛兰基还以这份刊物的方针和内容为基础开办了一个电视新闻节目。

"星期一"相对独立自由和新潮的办刊方针终于使得佛兰基和官方正统的立场发生冲突。1961年六月，官方的文化委员会召开了有关《星期一》的文化工作座谈会。以古巴政府文化委员会领导人为一方、以佛兰基和数百名《星期一》的主要作者为另一方展开了辩论，卡斯特罗兄弟和古巴所有高级领导人都在场。

"星期一"受到的指控包括企图用文艺从内部分裂革命，反苏，散布意识形态的混乱，把波兰和南斯拉夫的非社会主义观点引进古巴，为西方的腐朽文化代言，等等。一开始，佛兰基以为这些指控的背后策划者是亲苏的劳尔和领导集团中从原来的古巴共产党领导人中吸收进来的成员，他们企图在古巴建立斯大林主义的文化统制政策，所以他希望菲德尔说句公道话。但很快他就清楚了：这场"座谈会"正是菲德尔亲自发动的。

座谈会开了两个多星期，菲德尔最后做了总结性发言，后来成为古巴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他说围绕《星期一》产生的争论，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在革命的古巴，作家和艺术家有没有表达自我的自由？艺术的标准又是什么？菲德尔说有人担心革命会损害创作自由，但是只有那些还没有把自己真正和革命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才会有这种担心。在革命的古巴，艺术的形式上的自由始终没有限制，但内容的自由是有限制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艺术家必须始终把革命的任务放在个人的创作之前。所以在古巴，艺术的标准是革命而不是美学。在古巴，艺术家只有参加革命才能获得权利。他在会上说了一句堪称经典的名言：艺术家"和革命相结合，就有一切；离开革命，什么都没有。"

这次座谈会和卡斯特罗的讲话宣布了《星期一》和以它为代表的自由创作的命运：革命初期相对的自由化结束了，菲德尔现在开始抓新闻和文艺工作了，知识分子逐渐被收编进体制，自由职业者消失了。三个月之后，《星期一》和那个电视节目都被停办。此后不久，菲德尔发表指示，佛兰基不再担任"革命报"的主编。值得一提的是，一年以后，古巴共产党报"今日报"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西班牙文版在古巴发行发表文章，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去年6月30日对一大批古巴作家和知识分子发表的'对知识分子的讲话'"基本上和中国领袖的观点一致。

7 法制与食品的双重短缺

在《我的回忆》中，佛兰基描述了古巴革命后短短两三年间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剧变，以及这种剧变在心理和道德层面上的深刻影响。正是这些剧变和影响使得他与革命日益离心离德。法制和食品的双重短缺就是一对看上去似乎无关但实际上密切相连的现象。

法制的缺失指的是革命胜利后，"七·二六"运动从最初对巴蒂斯塔政权人员的大量镇压到后来对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也用专政的手段去解决，在佛兰基看来造成滥杀和恐怖。佛兰基说，1959年一月，由菲德尔同意的未经任何审判就由各地游击队对旧政权的军警人员执行的死刑非常普遍，流行的政治术语就是"把他拉到墙边去！"有一个游击支队的队长甚至在电视新闻的镜头前对一个旧军官执行死刑，全国观众都看到死者脑浆迸裂。劳尔在圣地亚哥甚至把一个趁机抢劫的团伙全体执行死刑。

过了几个月，菲德尔召集了会议，决定对各地的游击队发出通知，停止死刑，建立起码的司法程序。但劳尔坚决反对，在会上和菲德尔发生了冲突，佛兰基目睹了这罕见的一幕。当劳尔最终同意这个决定时，佛兰基得知他对别人说："等我的队伍收到这个命令时，正好最后一批死刑刚被执行。"

当时古巴城乡都可以听到"巴列东"（paredon)这个词。巴列东在西班牙文中原意为墙壁，现在转义为判处枪毙，这是从殖民地时期就存在的，只不过革命后更普遍罢了。中国诗人郭沫若1961年2月访问古巴，当时风传美国要入侵，政治气氛紧张，郭沫若对此有诗云："人民斗志气如虹，万众齐呼巴列东"。

佛兰基说，刚进城的时候，出于对旧政权军警人员的愤恨，自己也同意对他们执行死刑，但没有想到这种极端手段会失控。他说：问题还不在于那些被杀的人是否该杀，而在于那些杀人的人一旦学会和适应了杀人之后是否会停下来，是否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死刑对象。回顾历史，打游击的时候，菲德尔命令不准虐待俘虏，给他们治疗，提供食品，晓以大义，再行释放。当时佛兰基认为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但一旦夺取了政权，这一套优待俘虏的政策就完全被死刑和长期监禁所取代，甚至对那些主动投降者也是如此。

革命初期建立的国家专政机器和暴力很快就成为常态，一般社会治安问题也用大规模逮捕和突袭来处理，成了政治打击。哈瓦那有几个街区，尤其是靠近中国城的地段，集中了夜生活的场所，也有文人艺术家居住和工作，是各色人等出没的地段。为了清理这些街区，新政府发动了代号为"P"的严打行动，在一个晚上突然调集了大量武装人员和车辆将那里封锁，没有携带身份证的人员或者形迹可疑者全部投入监狱再行甄别。佛兰基的一些朋友也受到逮捕，他不得不出面保护他们。当他前往有关部门去交涉时，才明白这次行动的部分目的是针对同性恋，模仿苏联东欧国家对同性恋的政策，将它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但在古巴，同性恋一向不少见，虽然受到社会的嘲笑甚至鄙视，但却从来不是罪行。

就在法制缺失的同时，一度由政府慷慨挥洒的生活物资忽然也变得十分紧缺。佛朗基说：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咖啡、大米、糖、肉、豆类、牛奶、水果，什么都要配给，当时革命成功才两年。菲德尔提出食用一种薯类的根茎，类似中国人说的瓜菜代或草根树皮，是游击队在山里充饥的。甚至连香蕉和柑橘这些常见的热带水果也缺货。古共领导人多铁戈斯（革命后加入"七·二六"领导集团）出面宣布柑橘是"资产阶级的水果"，佛兰基说这真是打破了政治讽刺的记录。

一个热带食品的天堂为什么在短短两年里会变成配给制的王国？佛朗基说原因第一是政府对生活物资大大降低价格的政策人为刺激了消费，两年内耗尽了储存物质，不但肉牛连奶牛都被吃光，这很像中国人不久前从在公社食堂敞开肚子吃饭到连种子都没剩下的经历；第二是对农场和畜牧场的国有化使得大量业主出走，派去管理的是城里的外行，导致产量大降；第三是对商业的"苏维埃式管理"，他举哈瓦那一个历史悠久的大规模农贸集市为例，本来那里由自由贸易的规则自发调节，井井有条，什么都有。但派去管理的干部是一个老资格的古共成员，他充满自信地说要把自由市场变成"红色市场"，于是把整个市场"苏维埃化"，硬划成条块，结果每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生活物资的短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满。马坦扎斯省的卡迪那斯地区1961年爆发了由贫苦妇女发起的示威游行，她们敲打空空如也的锅碗瓢盆，高呼要粮食和食品，被调来的安全部队镇压了下去。佛朗基也前往观察，受到很大刺激。

8 和高尔基相反的人生轨迹

1961年春天的猪湾事件之后，菲德尔公开宣布自己站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佛兰基说："我知道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相信民主和人的尊严，我是古共和苏共的敌人。我通过'革命报'发表的言行是很清楚的：我们反对用军事方式执政，支持发展文化和艺术，支持自由工会，对同性恋容忍，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我的敌人指控我从内部分裂革命……到了1963年，我感觉一个历史性的时期结束了，'革命报'也该寿终正寝了。"

1964年初，他应邀参加纪念古巴革命五周年的晚会。在会上，他明显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异类，和劳尔以及多铁戈斯等人发生了正面冲突，劳尔甚至威胁说要把他"拉到墙边去"。离开会场后，他在哈瓦那街头倘佯，留下了这样的描绘：

"我神经紧张，需要在外面走走放松一下。我走在昔日热闹的热带集市街区，可集市消失了。没有鱼。没有水果。没有鲜花。这些都去哪儿了？'社会主义市场'空空荡荡，只有官僚主义和外观的丑陋。整个城市变得海地化了【海地是加勒比最贫穷的国家】。很多人家在阳台上放个笼子，里面养几只鸡。只要外面有一点土地，居民就种上蔬菜，而在革命前只有华人才这么做。空气里的盐分正在毁掉房屋的墙壁，但再没有人去刷上油漆。离天亮还早，但人们已经为了得到一点面包和咖啡开始排队……天渐渐亮了，过去的一切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1959年一月，当从马埃特腊山上下来进圣地亚哥城时，我真该多想一想。菲德尔说他会怀念战争年代。我知道我不会，但现在我知道我会怀念另外一个东西—我曾经为之斗争的未来。"

这就是佛兰基对古巴最后的描绘和心情。作为被严格监视的对象，他并没有交代自己究竟是何时和怎样离开古巴的，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谜。他离开古巴后去了意大利，在那里隐居，直到1968年八月表态反对古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和菲德尔公开决裂。

此前半个世纪，由于编辑和出版"新生活报"批评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极端政策，高尔基获得列宁的许可离开苏俄，在意大利定居，但1928年在斯大林的盛情邀请下从意大利回归故国，从此成为斯大林体制下的超级文豪。对比之下，佛兰基从编辑"革命报"始，以去国他乡在意大利定居终，其政治生命的轨迹正好和高尔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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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歐盟過去把中國視為「可信賴的夥伴」，如今已把中國與俄羅斯並列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G7《聯合聲明》明確指出：「我們繼續依照我們的法律系統，針對中國和向俄羅斯戰爭機器提供實質支持的第三國的行為者採取措施，包括金融機構，以及針對其他為俄羅斯為其國防工業基礎採購物資提供便利的中國實體採取措施」。什麼措施，一句話：全面圍堵！

 

南海：三戰的起點

 

對於中國在南海的激進挑釁，G7同聲做出譴責，明確反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以及持續升高的脅迫和恐嚇，這是針對中國5月間公布了《海警機構行政執法程序規定》並於6月15日生效的行動。根據該項法規，中國對未經同意進入南海的外國船舶，將「有權」進行扣船與扣人，最長可達60天。中共以自訂的行政法規否定國際法，就是執意升高南海緊張情勢的有力證明。果然不出所料，6月17日，一艘菲律賓補給船隻在仁愛礁附近海域，與一艘中國海警船隻發生了碰撞。可以預見，碰種之後就是開火！

 

中國一再援引早被海牙國際仲裁法院否定的「歷史性權利」，公然將南海每年高達3兆美元貨物運輸的戰略性通道，竊占為「中國內海」，這種幾近海盜國家的型圍，絕不會被世界各國所接受。然而，在中國的「領土妄想症」與「主權肥大症」一再惡化之下，「南海決戰」並非不可能，而是正在倒數計時的時間問題。在我看來，南海這一美麗而壯闊的海洋，必將是世界三戰爆發的起點。

 

加緊遏制中共在台海的軍事動員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證明，中共圖謀武力併吞台灣的野心已是圖窮匕現。6月13日，「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舉行聽證會，多位專家認為，中國正在為台海衝突以及與美國正面開戰的極端情況做好準備，美國需要從軍事、金融、能源、糧食等多個領域加強搜集和監視中國的儲備能力和戰爭動員的變化情況。聽證會中最引人注目的證詞是：中國已經做好了必要時和美國正面對抗的準備。

 

實際上，早在2023年10月，美國國防部就作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與安全發展》的報告，仔細檢視中共近年加大對台軍事脅迫的趨勢，報告中甚至列出6種中國對台動武的可能情況。看來，「修昔底德陷阱」已經難以跨越，美中不僅「終須」一戰，而是「終將」一戰！

 

中國將成為下一個俄羅斯？

 

有93個國家參與和80個國家簽屬公報的瑞士「烏克蘭和平會議」6月16日落幕。無論會議是否取得進展，但顯然「烏克蘭和平」的願景已經成為「民主國際」的共識。然而，中國不僅缺席，甚至被「有證據的指控」阻止一些國家參與這次會議。實際上，「烏克蘭和平峰會」的真正意義在於：世界「二元冷戰」的格局已宣告成形，「中俄軸心」與「民主聯盟」的對抗已經無法避免，更是中國將成為「下一個俄羅斯」的顯形與預告，兩大集團的「陣營型修昔底德陷阱」已經隱然形成。

 

種種跡象已經顯示，即使俄烏戰爭結束，世界將不會恢復太平，因為習近平將成為普丁的繼承人，中國將成為下一個好戰的俄羅斯。然而，處於經濟潰敗的俄羅斯，不具備如中國電動汽車低價傾銷的能力，也不像中國那樣擁有將北大西洋「內海化」的實力；換言之，如果俄羅斯製造的僅僅是單場的「侵烏戰爭」，那麼中國所製造的將是全面性世界大戰，這將是包括中國在內全球所無法承擔的災難！

 

中國，下一個好戰的俄羅斯，已是民主陣營的最新共識！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

王庆民：拒绝参加瑞士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的中国，再次走向封闭的趋势

王庆民 Matters 20240618

6月15日，讨论乌克兰问题和俄乌战争的瑞士国际和平峰会开幕，超过90个国家与会。除了与俄乌问题无关、无心无力参与的一些域外小国未参与会议，世界各大国及与俄乌有较多关联的国家几乎悉数与会。虽然本次会议是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主导，但相对中立甚至亲俄的巴西、印度、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也参与了本次峰会。

   而本次峰会缺席的唯二大国、俄乌问题相关国，是俄罗斯与中国。俄罗斯作为入侵乌克兰的一方，且没有撤军停战的诚意，不被邀请自不必说。但中国作为第三方，主动拒绝出席瑞士峰会（哪怕泽连斯基和西方很希望中国参会），就颇为令笔者和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安和忧虑了。

   笔者之所以不安和忧虑，既是因中国缺席峰会将不利于俄乌和平，更是从本次事件及许多迹象判断，近年来中国已日益放弃1980年代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和文明秩序的尝试，重新走向封闭及与西方强烈对立。这已对中国造成严重伤害，未来将会有更多更大的恶劣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内政外交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在1950-1970年代，曾长期呈相对闭锁状态，并与西方高度对立。1970年代初虽与美欧日等国改善了关系，但中国社会整体仍是封闭的。

   直到1978年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才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再次与世界积极的交流。中国专门设置若干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对外国人才求贤若渴。虽然后来发生了政治变动，但在经济、科技、学术等领域，中国仍然积极与世界接触。江泽民时期，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工厂"。而中国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举办"中非/中欧/中国-东盟合作论坛"等，也都是积极融入世界、与国际社会深入交流的典型成果。

    数十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教文卫的进步、中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大大加深。中国在接受外来影响同时，也在海外有了更大影响和力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拓展了国家利益，推动了世界繁荣和一体化。

    当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自身底子比发达国家差等原因，中国在国际经贸分工合作中，长期处于产业链下游，以出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赚取收入，多数利益被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所得。中国本土工农业也遭受了国际企业的冲击。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不公正，也让中国也长期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处于较边缘地带，与国家体量不完全相称。总之，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中，确有吃亏的一面。

   但即便如此，中国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所得仍远大于损害、受益远多于吃亏。低效率的国企遭受了外国产品冲击，但更多中国工人和农民从改革开放中受益。而且中国之所以处于产业链下游和国际秩序的边缘，正是在于中国没有及早的加入国际大家庭（或者说1949年之前本已加入，却因故退出）、长期主动的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也没有跟上二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浪潮、全球化的大流，不能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同步，才让中国"一步落后、步步落后"。

   中国之所以能从1970年代后期的"一穷二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GDP全世界倒数到超过世界平均，一半应归功于对内改革，另一半在于对外开放，且二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而欧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相关规则秩序，虽然并不完全公平，也有诸多严重的缺陷，发展中国家在其中也确有吃亏情况，但它仍是人类有史以来相对最为人道、和平、繁荣的国际体系，最大限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权民生改善，也颇为有效的维护了和平。相较于古代乃至近现代帝国血腥征服、殖民压迫、君主专制、种族屠杀等世间常态，近几十年欧美主导的国际社会虽也不平静和谐，但杀戮与破坏少了95%都不夸张。

   而且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日战争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正是在于当年中国积极呼吁国际调停、得到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民间的同情与支持。有这样的经历，中国人民应该更为支持国际社会介入俄乌战争、支援乌克兰反侵略、捍卫主权、追求和平的抗争；也更应该支持和加入基于人道和平、普世价值的国际多边合作体系。

   而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普世价值观，也确是人类应前进的方向。即便中俄等国也不否认这些理念，只是认为内涵和实现方式与西方不同。而就实践情况看，欧美对普世人权的践行显然比中俄更优。中俄等非西方国家及西方内部的左翼总是批评美欧的霸权主义，可如果是中俄取代欧美成为国际秩序主导者，世界人权状况恐怕远比现在更为不容乐观。另外，欧美在科技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环境保护、多元和包容性社会建设等方面，也都显著领先于其他国家，并促进了世界整体的创新与进步。

  所以，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国家，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遵从相关的规则与秩序，是利大于弊的事。而且，如果中国真正融入普世价值体系，以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深厚的文化底蕴、二战以来为世界做出的各种贡献，完全可以与西方一道，成为制定规则、主导秩序的一员甚至首席。

   日本和韩国近几十年亲近西方、成功融入、还成为影响力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和塑造者，就是值得中国效仿的前例。日本还成为世界最主要发达经济体组成的G7的成员国（中国二战后本来很可能加入类似于G7这样的组织，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与西方对立，错失加入G7（俄罗斯被接纳后和踢出之前是G8）的机会，同样是中国疏离发达文明世界的举动，对中国是悲剧）。韩国在1990年代之后，迅速成为活跃在世界各地各领域的新兴发达国家，在部分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上胜过体量远大于其的中国。

   而最近十几年的印度，也在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印度在俄乌战争中的态度，就成功平衡了印度与西方、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比同样与俄罗斯关系友好的中国更加高明，更利于本国经济和对外关系。

   最近几年的中国，却走向另一条与其他国家及中国自身之前路径几乎完全相反的、颇为令人担忧的道路。不同于1980-2000年代坚定的改革开放、拉近与西方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近年的中国日益强调"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安全"问题，把维护制度稳定放在首位，尽力与西方"脱钩"、减少对西方的依赖。

    而由于中国体制和政策问题，西方也不信任中国。而同时西方保守民粹影响下贸易保护浪潮也冲击了与中国的关系。于是中国与外国的许多经贸合作（如"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如"孔子学院"）纷纷由热变淡，甚至项目关停。中美、中欧还爆发了贸易战。

    中国不仅拒绝加入西方主导的体系和组织，还"另起炉灶"，和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柬埔寨等国加紧关系，并明确批评西方国家的立场和政策、反对西方的作为、对抗西方乃至更广泛的自由民主阵营。且无论争议的具体是非如何，中国都倾向于和西方"对着干"。中国在台湾问题、中国与菲律宾南海冲突、俄乌战争等问题上的表现，充分反映了这样的趋向。

  虽然中国也多次表态不赞同中美/中欧"脱钩"、领导人时常前往欧美加澳等国访问、施行单方面免签和其他便利措施吸引各国人士赴华旅行，但这些有限的开明言行，并不能掩盖整体上重新闭锁国家的趋向。就像1970年代初中国曾开放各国友好人士来华访问、组织翻译外文书籍、减少批斗"帝国主义"的宣传一样，并没有改变闭关锁国的整体状况。

   相对于技术性的开明措施，中国拒绝出席瑞士和平峰会、在中菲海上冲突中采取强硬态度、激烈批评欧美涉华政策等，更能反映中国在对外领域的本质立场。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不自由不民主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更让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不相容，中国日益闭锁的趋向越发明显。而这几年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萎缩、新冠"清零"期间的入境管控，也是中国日益减少对外往来的例证。

  本次瑞士和平峰会，本是中国展现大国影响力、促进国际和平、为中国拉取更多好感和争取利益的机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前多次向中国示好，希望中国参与峰会、促成俄罗斯撤军。西方各国也都希望中国参会。但中国却拒绝参加，还时明时暗的站在俄罗斯一边。中国虽提出了一个实现俄乌和平的"替代方案"，但那个方案显然是利于俄罗斯的，没有要求俄罗斯撤军、归还侵占的乌克兰领土，还反对西方军事援助乌克兰，乌克兰当然不愿意接受。

   中国拒绝参与瑞士峰会，也拒绝与泽连斯基直接对话，意味着中国扔掉了泽连斯基和西方递来的橄榄枝，宁愿搞坏中乌、中欧、中美关系，也要站在俄罗斯一边。

   这无益于（乃至有害于）中国国家利益，但中国官方却仍坚执如此。这也正反映了中国这些年来秉持的反西方、拒绝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排斥基于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的外交原则和底色。这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符、与人道和平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相悖，也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意愿。

   但中国这样的外交立场与政策，恐怕将长期继续下去。笔者对此无能为力。但作为一个中国国民，我也希望借此文表达个人的态度，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忧虑。

   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繁荣富强的正途。若干年前许多中国人曾为引入外国资本与技术、加入世贸等问题激烈争议，很多国人恐惧开放，后来的繁荣证明了引入外资和入世的正确。而1950-1970年代的封闭、2020-2022年的"清零"时外贸几乎全停，都带来了经济的停滞、人民的贫困。这样的经验教训，还不能说明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对外交流的重要吗？

  而在对待国际议题上，不应以"西方支持的都反对，西方反对的都支持"这样的教条和赌气方式决定政策，而应根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来做出判断和决策。如在巴以问题上，中国可以批评西方对以色列的偏袒；但在俄乌战争中，中国应反对俄罗斯的入侵。这样中国可以赢得各国更多尊敬，而非只与俄朝伊叙柬等国组成小圈子"自娱自乐"。

   笔者希望，中国各界人士尤其外交事务的决策者，应明白对外开放的可贵、全球化的益处、遵循现代国际秩序的必要，放下狭隘与教条，对外关系要讲道理、有理性、一切决策应基于国益和民生。当中国官方无法履行这样责任时，中国民间社会在内各领域人士，都应积极为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誉，促进中国对外依理的、有道的、有益的、互利的交往，促成中外关系的良性循环。这样的中国，才会赢的真正和持久的尊重，也会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既有巨大影响力、又益于和平与人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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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世澤：各懷鬼胎的新軸心國聯盟

黃世澤 RFA 【澤論四方】20240621

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平壤，大家都知他此行的目的，在俄羅斯軍火工業產能不足時，他以俄羅斯的各類資源，以至軍火技術，換取平壤在彈藥生產等方面的支持。中國、俄羅斯、北韓，很明顯是新的邪惡軸心國聯盟，但一如二次大戰時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三國軸心，他們的合作並非基於意識形態，而只是基於利益，這三國能否真的衷誠合作，實在值得懷疑。

中俄朝聯盟純粹是利益掛帥

在二次大戰時，雖然法西斯、納粹和軍國主義立場相近，但實際上，日、德、意的合作十分之有限，甚至有些意識形態是有衝突。像意大利在反猶方面，雖然反猶政策在1938年意德合作時開始，但採行與德國一樣瘋狂的政策，卻是在1943年意大利王國政府向盟軍投降，德軍揮軍意大利北部建立意大利社會共和國這個傀儡國家之後的事。而日本更公布了禁止在日本本土及其屬地，以及滿洲國驅逐猶太人的政策。而當意、德對蘇聯交戰時，日本因為害怕再重覆諾門罕戰役的失敗，堅守蘇日中立條約，並無對蘇作戰，直至德國戰敗投降後，蘇聯乘勢抽水才宣布撕毀當時仍然有效的蘇日中立條約。在對蘇聯態度上，納粹德國與蔣介石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更相近，否則也不是有德中合作，甚至有中華民國軍隊接受德國軍事訓練。上一代的軸心國，都不見得是一個堅實的同盟，只是一個共同利益集團，這一代中、俄、朝新軸心國也是一樣。

當然，軸心國縱使意識形態同利益不一致，他們都有合作的理由和計算。正如日本沒有對蘇聯作戰，德國都仍然願意將日本納入軸心國的一員，因為日本大規模對英、美作戰仍然對德國向西入侵有相當的幫助。英國陷入歐亞兩面戰爭的泥沼，美國亦會在援歐上相對吃力。意大利採取沒有那麼強的反猶政策，在某些戰場上，意大利的表現是豬隊友，但地中海戰場，包括北非戰場沒有意大利幫忙也是打不成。同樣道理，俄羅斯需要中國的金融上以至電子工業上的支持，中國亦需要俄羅斯去拖美國後腿，北韓也需要俄羅斯提供武器技術，也需要中國一定程度上資金支持。某程度上，意識形態的分歧，不一定影響軸心國的合作，更何況普京、金正恩和習近平根本不算得上有強烈意識形態，只不過是赤裸裸的獨裁者。

沒有共同理想 邪惡聯盟不會維持長久

因此，只要利益上有稍有不同，中俄朝三國軸心國就會翻臉不認人，一如意大利王國在盟軍進迫意大利後，推翻墨索里尼，單獨向盟軍求和，德國便派兵進入意大利北部，建立所謂的意大利社會共和國，由墨索里尼繼續主政，以維持地中海的戰爭。日本亦乘機將意大利在中國境內的租界完全清掉，並將租界的土地轉交汪精衛的傀儡國民政府。同樣道理，現時普京、習近平和金正恩之間所謂堅實關係，純粹只是有共同利益，如果中國不再支持俄烏戰爭，或俄國在台灣或朝鮮半島問題上另有看法，三國之間突然翻臉也不會令人意外，畢竟這是獨裁者之間的利益合作。而中、俄、朝三國，除了有核彈外，實際上實力，並不及當年的德、意、日三國軸心。因此，只要三國當中有人自身難保，這聯盟就會崩潰。

中俄朝三國軸心維持的前提，在於各方都會採取行動，以滿足各自的野心，只不過以現時中國、俄羅斯和北韓幾乎七癆八傷的戰力，恐怕總有一方有如當年意大利王國一樣，會自行向西方國家求和，或求取好處，屆時所謂的友誼無上限的聯盟，恐怕只不過是笑話。沒有共同的理想，只有赤裸的利益，這或許是邪惡聯盟總不會維持長久的原因。

- 黃世澤

陈家梁子：习近平说“美国正试图诱骗中国入侵台湾”背后的“弯弯绕”

陈家梁子 Matters 20240619

近日，金融时报报道，"2023年4月，习近平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一次会晤中做了这样的警告：美国正试图诱骗中国入侵台湾，但他不会上当。另一位人士说，习近平曾向他的官员发出过类似的警告。"

乍一听，这番话听上去怪怪的，匪夷所思。不知习近平这样说的根据和用意是什么。既与国外对台海情形的认知不同，也与中共自己一向对台海的定调不同。于是，外界纷纷猜测习近平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或者是不是习近平的脑回路出问题了。

确实，要理解习近平这番话颇费心思，这里面有些"弯弯绕"。客观公正而言，台海局势紧张是中共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侵扰所致，这是因；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果。怎么能颠倒因果关系呢？

美国为了增加中共侵台的难度和代价，加强台湾的军事防备能力，协助台湾实施"豪猪战略"，向台湾军售和提供其它援助，以及扩大与台湾的非官方交流和支持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国武力保卫台湾从战略模糊转为战略清晰。拜登几次承诺将武力介入台海战事。这些都是因应中共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侵扰而做出的反应。

但在习近平及中共的认知中，台湾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其它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和扩大交流，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中国的挑衅。

这些中共所以为的来自于美国的挑衅，显然屡屡突破了中共以往给美国所划的"红线"。按中共以往的宣示，它应当予以还击。但实际上，中共又不敢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军事上处于劣势，经济上代价太大。只能打嘴炮，不敢采取实际的行动，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中共对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前后的应对就是如此。

这种言行的不一致就需要向自己和其它人有个解释和交代。对内的解释就搞了个很玄妙的"战略定力"出来，用来向党内干部和"粉红"解释为何面对美国的挑衅，我们却无动于衷和无所作为。当然这个高级词很可能不是习近平想出来的，但对他的胃口。其潜在含义是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无耻挑衅，我们要有长远的目标，要保持冷静，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不要一时的冲动而坏了大事。"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例如习近平2022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说，"如果在战略上出现了偏差，那后果将是很严重的，付出的代价将会很大。党在早期有过惨痛的教训。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战略上判断错了，看不到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性，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付出了极大代价。所以，我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明显就是在安抚党内干部不理解习近平及中央怎么对美国的挑衅如此软弱。

那面对冯德莱恩，习近平如果也搬出"战略定力"来解释他的行为，就很不着调了。可能因为冯德莱恩是女性，习近平就大打悲情牌，装无辜和可怜，以博得冯德莱恩的同情。暗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对中国的挑衅，是想诱骗中国入侵台湾，趁机给中国沉重的打击，阻止中国崛起和超过美国的伟大目标。把美国描绘成诡计多端，阴险十足的小人，而他则是纯真无瑕、坦荡磊落的正人君子。但也不是"傻白甜"，一眼就识破了美国的阴谋诡计，不会上当。言外之意，一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对中国的挑衅；二是如果台湾发生战事，责任完全在美国；三是请您放心，中国现在不会武力统一台湾，不会引起世界局势动荡。武力统一台湾还不是时候。另外，习近平向冯德莱恩说，他不会上当，而不是他们不会上当，无意间流露出打不打台湾他一个人说了算，取决于他个人的意志。

看来，中共统一台湾的企图会成为泡影。一方面国内经济衰退，内部矛盾丛生和激化，已搞得焦头烂额；另一方面，中国的军事实力始终与美国存有很大差距，武力进攻台湾没有胜算。一旦战败，那将加速中共的崩溃。从理性出发，习近平和中共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做出武力进攻台湾的决策。但也不能把中共逼到墙角，让其没有退路，没有糊弄它自己煽动的大一统民意的余地。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共不做出实质性的强烈反应也有垮台的风险，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可能会攻打台湾。所以，台湾保持现状是最明智的选择，时间在台湾一边。

2024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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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全球放映 声援被捕导演陈品霖

撰文 ：四月
歪脑 06/20/2024

尽管已在多个场合播放或观看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但Johann和很多人一样，是在2024年5月，相关的起诉书被披露后，才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导演陈品霖的长相的。即便失去了自由，面对着“寻衅滋事罪”的起诉，他仍然面带笑容，而且笑容是如此平静和安详。

被关押在看守所的陈品霖，可能想不到他冒着巨大风险制作并发布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已在全世界掀起一场放映风暴：从2024年2月至今，一场由年轻人发起的“全球接力放映”行动，正让这部关于中国“白纸抗议”的历史性记录，传播到更多的地方。立足欧洲的独立杂志《莽莽》就宣称：“把我们的脚下都变成乌鲁木齐中路。”

那些焦急寻找”网络幽灵Plato”的日子

《乌鲁木齐中路》导演陈品霖遭当局起诉。（网络图片）

五月中旬的一天，在阿姆斯特丹的“《乌鲁木齐中路》（英文名: Not the Foreign Force）放映会”结束后不久，作为组织者之一的Johann收到一位参与者发来的后台消息：“非常感谢你组织这场放映，这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未来组织活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也很愿意参与！” 

这不是一个人的心声。约80多分钟的记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在一年后再现“白纸抗议”中那些珍贵的镜头，让很多观看影片的人感动甚至热泪长流。

2023年9月，“白纸抗议”发生一周年之前，一些曾经的参与者，收到了一条相同的信息。信息内容如下：“我也曾参与去年乌鲁木齐中路抗议活动，我目前仍在中国，看到局域网内对白纸革命和乌鲁木齐路所进行的抹黑和诋毁。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我正在收集当天参与者拍摄的视频素材，准备制作关于乌鲁木齐路最初两天，以及白纸革命成因的纪录片，做历史留念，以正视听。如方便，可否提供现场你曾拍摄过的素材？”

后来大家知道，这条化名Plato发出的信息就来自陈品霖。当时，27岁的黄意诚也接到了这条信息。白纸抗议发生时，他在上海并遭遇抓捕。2023年初他到德国后，开始向全世界讲述自己的经历。当时，收到来自Plato的这条消息后，他一度十分担忧对方的安全。后来，他也曾接受媒体的采访讲述当时的情况。

当时，面对担忧以及关于他身份的询问，Plato只回复说：“可能一直到我肉身离开后才会公开身份，在此之前，我只是网络上的幽灵Plato。”

2023年11月27日凌晨，白纸运动一周年到来之际，“Plato如是说”的账号在Youtube/Twitter等平台上出现并发布了记录这场运动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英文名称：“Not the Foreign Force”（并非境外势力）。

此时，白纸抗议已经过去一年之后，这部片子再现了那些激荡的日日夜夜。一段段镜头，记录下了街头振聋发聩的呐喊，也记录下了抗议声如何从小到大，人们如何走上街头，慢慢汇聚成河的过程。不仅是北京、上海，也收录了全国各个地方的珍贵影像。

和其他人一样，看到片子的Johann，再次被镜头里勇敢的人们触动，潮湿了眼睛。

但是，仅仅两三天以后，这部纪录片就被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劫持”。“Plato如是说”的账号在各个平台上消失了。看起来，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没能如愿只做一个网络上的幽灵Plato。Ta是主动销号了？还是被注销了？只是被喝茶？还是更糟糕的情形？和Johann很多人一样，不敢细想。

Tracy是纽约热风沙龙的活跃成员之一。她说，当时，大家都非常关注Plato的安全。“在那个时刻，很多人很希望继续传播这部纪录片，但是在没有更多信息之前，为了制作者的安全考虑，我们还是坚决地呼吁大家先暂缓传播。”

虽然一些关心Plato安全的人担心大规模的传播会让Plato的处境更为不利，但纪录片还是以最快的速度传播了开来。新近披露的起诉书证实了这部作品的传播力量。起诉书中称：“从发布影片到被抓不过48小时，‘纪录片’在境外互联网扩散传播，其中‘推特’浏览点击量达21万次……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在关注与担忧中，有人创建了陈品霖的豆瓣页面。通过分享链接，口口相传，更多人知道了这位年轻导演的名字——陈品霖就是神秘的Plato。

全球声援开始  一场去中心化的“四月之声”

【图略】《四月之声》 视频截图

2024年2月份，随着一份逮捕通知书在网上流传，陈品霖的遭遇被确认——他已于2024年1月5日被正式批准逮捕，并且保释申请被拒绝。

此时，那些身在海外，一直关注着陈品霖的年轻人开始迅速地行动起来。人们知道，这份难得的记录制作不易，需要让更多人知道真相，看到影片，支持影片，也支持身陷囹圄的导演。

“告诉老大哥，不仅你看着我们，我们也在看着你。”Tracy对歪脑说。在发起这场声援之前，她已准备了很久。“知道了陈品霖最新的情况，既然是被起诉了，我们要尽力给这个系统一点压力。”

“最早的时候是我们同议和热风，想探索全球的声援的可能性，准备一些物料，方便各个地方的参与者加入这个放映和声援活动。”来自南加州的社群“同议”的Daisy这样描述这次全球放映活动的发源。

大家迅速地联络起来，并且很快就制作出了统一的海报。“一开始，准备时间很紧张，需要志愿者制作英文字幕，也需要人参与校对，推动各社群敲定第一批放映的时间，也需要制作统一的宣传海报，赶在4月之前发布出来。”Tracy告诉歪脑，选在四月推出全球对《乌鲁木齐中路》的接力放映和声援活动，也是对上海2022年四月开始全面封城，以及随后大家接力转发《四月之声》的一种纪念。

“其实这种方式我们在前几次Me Too的声援中已经都尝试过，比如在蔡崇国事件中，我们就通过共享一些海报和文案的方式，让全球各地想发声的社群，可以迅速参与进来。”Tracy告诉歪脑，这种“去中心化”的声援方式“效率更高、门槛更低，而且可以找到理念上更接近的伙伴”。

【图略】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全球放映的海报之一。（受访者提供）

在这个宣传海报上，列数了第一批放映的组织者：“同议”、“德国民主墙”、“萤火虫行动者”、“Unicome温哥华”、“擦星星事务所”以及“热风”（按照海报顺序）。很快，越来越多的社群加入进来，前人整理的放映资料包降低了参与放映的门槛，后加入的人们又会“反哺”，扩充资料包的材料，并且分享。这也让加入放映变得更容易。

根据独立杂志《莽莽》的统计，“截至2024年4月30日，共有28场公开放映已经举办或即将举办，涵盖3大洲、9国、27个城市，包括了伦敦、纽约、柏林、巴黎、台北等主要城市，这其中许多放映活动是由‘白纸运动’后新成立的离散行动者团体负责筹办的。”4月之后，大规模的响应有所减少，但是多伦多、海牙、洛杉矶……更多的城市都在加入放映的行列。

一起对抗遗忘   三年疫情后的一次集体疗愈

【图略】2023年11月25日，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纪念白纸运动现场。 (RFA)

“封城期间，我是住在上海的，可能是人的自我保护吧，我很少去回想那段回忆，但是今天刚进到这个场地，放映（纪录片）前在放四月之声，我那段时间的回忆就全都回来了，一下子眼泪就流下来了。”一位观众在荷兰的映后讨论环节这样分享自己的感触。

“记得准备纸巾。”这是一条来自组织者的建议。Johann说：“在阿姆斯特丹放映的前20分钟，我就听到有人哭得止不住，本来列在准备清单上的纸巾还是给漏了。” 事实上，在白纸抗议发生一年半后，这种观影，更像是一场疗愈——这也是很多人在观影后提到的关键词。

但即使是身在海外参加这样一场活动，人们仍然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很多社群在活动通知中，都提到可以戴口罩前来观影。也有组织者发现，人们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提前登记观影意愿，而无法准确估计出席人数。但是，随着放映的进展，大家也变得松弛下来。

来自“擦星星事务所”的Ginger分享了一个放映过程中的例子：“有一个观众入场的时候，不愿意签到，也不跟任何人说话，套头衫的帽子竖起来，还戴着口罩。但是最后，他不仅摘掉了帽子和口罩，还在我们现场发披萨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吃了，能感受到他的心防也渐渐放下了吧。”

事实上，这个织放映的过程，本身也是很多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新人”慢慢克服恐惧的过程。在温哥华的放映中，就没有提醒大家“戴口罩”什么的，希望不要给大家一种紧张的氛围。组织者说，确实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或许是关于疫情的记忆，让大家内心有更多的共鸣。

对一些放映的组织者来说，过去其实也很少有这种公开活动的经验。但去中心化的模式，以及大家共享资料包，都很方便参与者“上手”。一位参与者说，每次放映后，他们也会把现场的一些元素，例如海报、休息时“投屏”的素材，以及一些声援素材，都再放到资料包里，也方便其它组织做活动借鉴。“一回生二回熟，不断克服恐惧，这也是一个循环、增长的过程吧。“一位参与者如是说。

放映的过程不仅是疗愈，也让组织者和参与者获得了一些力量。就如在鹿特丹的映后反馈中，有一位观众这么描述自己的感受：“跟大家一起哭到头疼，但放映结束我还是想说：人还是应该不顾一切去爱。”

冒着风险  他们在中国的客厅里做了一场放映

【图略】2024年4月10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事务组织和旧金山华语离散社群擦星星事务所共同举办了《乌鲁木齐中路》的放映活动。 （VOA）

这部记录下人们所经历的荒诞，以及最终爆发勇敢抗议的纪录片，需要被更多人看到，尤其是对于依然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因为面对来自政府的系统性屏蔽，遗忘也可能变得更容易。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内地组织放映的T和X，在受访的时候，多次提到，他们放映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记忆、记住当下、记住历史”。

在中国，要放映这样一部片子，让组织者面临更大的危险。但是T和X认为，即使危险重重，哪怕只能做小规模的客厅放映，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三月份看到这个全球放映的活动，我们就很想加入，这件事发生在中国，全球放映不应该缺少了中国。”他们说，正如《乌鲁木齐中路》纪录片里所说，如果这场运动注定在中国大陆要被污名化，那就更应该努力还原和传递它真实的样子。

在放映过程中，T和X还有意外的收获。“我们的活动虽然必须保持在小规模，只有十个人左右参与，但是其中有三位，是当时在上海或者其它地方参与了抗议活动的，甚至有两个人还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如果不是这次放映，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也不会谈起这段经历，大家在一起观影，重回对自己整个人生都很有冲击力的那几个日日夜夜，又一次彼此确认了价值观。”

无独有偶，在放映现场、通过影片的片段，人们重新回到那个令人难忘甚至改变生命轨迹的场景中。运动发生一年半以后，有些通过“走线”来到美国的人在放映现场，在观影过程中，竟然意味地发现了自己的身影。

这些在全球各地的放映中，重回自己生命现场的人，不仅有来自上海“白纸之夜”的参与者，还有来自很容易被忽略的其它城市的抗争者。一位来自贵阳的参与者岚，在鹿特丹的映后讨论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当时在网络上看到上海的情况，我身处家乡，也很想呼应他们，但是身边实在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消息都很快得被审查、被删除。我只能和另一个朋友约好，两个人带上白纸去市中心闹市区的一个商场抗议，但人数太少了。而且只持续了40分钟，我们就被赶来的警察带走。”

对身在海外的一些行动者来说，也有很多惊喜。例如“擦星星事务所”的成员们，在组织放映的阶段，回顾起当时在旧金山的声援“白纸抗议”的活动，才惊讶地发现，当时很多人其实已经在抗议现场彼此见过，大家打卡拍照的“乌鲁木齐中路路牌”就是其中一位成员制作的。只不过那个时候，因为恐惧和对安全的担忧，大家严密防护，“包到亲密的朋友都不一定认得出来的程度。活动结束后又退出了群组，没能留下联系方式。”而放映活动，让大家又再次连接了起来。

“我们都是维吾尔人”

【图略】2022年12月2日，在波士顿唐人街举行的烛光守夜活动，纪念乌鲁木齐火灾中的遇难者。 （网络图片）

这次全球《乌鲁木齐中路》的接力放映活动，除了声援被捕的《乌鲁木齐中路》导演陈品霖以外，也包括对另外两位涉及白纸抗议而被捕的维吾尔青年的声援。他们分别是因转发白纸运动的视频而在2022年12月被捕、后获刑三年的维吾尔大学生卡米莱·瓦依提（KAMILE WAYIT），以及因在成都参与白纸运动、二次被捕至今仍身陷囹圄的维吾尔歌手亚夏尔·肖合拉提（Yashar Shohret，艺名：Uigga）。组织者通过放映向公众传达信息，鼓励观众通过写明信片的形式，对三人提供支持。

“要让老大哥知道，不仅你在看着我们，我们也在看着你的一举一动。”Tracy介绍道，热风在寄明信片声援政治犯、与纽约的维吾尔人组织沟通合作，以获得声援信息等方面，已积累了经验。通过这次全球接力放映和声援，也将“寄明信片”这种形式，向各地华人社群推广，增加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感。

在德国和荷兰的放映活动中，乌鲁木齐火灾的遇难者家属，也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加入到映后的讨论当中，现场设置了维吾尔语翻译，以传达他们的声音。遇难者家属在活动中表示，他们非常感动，没想到在时隔一年半以后，仍然有这么多人还记得这件事，还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

在荷兰，为遇难者家属提供维语翻译的维吾尔活动家Abdul在映后环节向现场观众做了个快速调查：“有多少人虽然知道白纸运动，但是通过这部影片才知道乌鲁木齐的火灾？”他表示对他个人而言，在放映、讨论和声援的环节，也可以纳入维吾尔人的声音，让参与者用维语而不是其他语言表达，是非常重要的。随后，他也在现场分享了他的家庭遭遇。

或许这一场活动不可能马上消弭人们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但是影片中发生在抗议现场的那一声：“我们都是维吾尔人！”还是振聋发聩。也许正如维吾尔人权活动家拉希玛．马赫穆特（Rahima Mahmut）希望的那样，“白纸运动”可以成为汉人和维吾尔人和解的契机，让中国年轻人开始了解新疆的真实情况，并连接维吾尔人遭受的苦难。

参与过白纸运动并被捕的夏巢川，在她参与的多场放映活动中所提到过，2022年伊朗的阿米尼示威对她和其他白纸运动的参与者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在一场放映活动的现场，一位伊朗的参与者在了解了明信片的意义后，写下了他对陈品霖的支持。即使语言无法相通，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体会到背后的情感，诗歌可以穿过语言的隔阂。

一位伊朗人在放映会后，写下寄给导演陈品霖的明信片。（受访者提供）

或许，历史上的相同处境也可以让人相互理解，一位德国观众在观影后表示：“你们非常勇敢，这让我想起了东德史塔西秘密警察时期的处境。”

中文语境下其它地方的一些行动者，例如台湾、香港社群也积极参与进来，他们愿意了解事情的背景，也为各地的放映活动提供了很多帮助，包括“擦星星事务所”在内的多个组织者，都谈到与港台社群合作的感受：“也许是经过了2019年以来的抗争，大流散后的港人在社群组织过程中，展现出了丰富的经验和组织能力，与他们合作让我们受益良多。”

回到中国大陆内，除了语言，还有审查、封锁等其他障碍，但正如纽约的放映后有观众在反馈中写下的：“自我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自然也会发生在中专生、富士康工人、不会科学上网的人、上海人、四五线城市、城乡结合部的人，我们所有人身上。”

而这样的放映和讨论活动，也正是在努力促进这个漫长的过程。“让这个过程多些进步、少些回退，虽然回退也许难以避免，但只要我们在思考和行动，就有希望。”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地方的华人社群加入放映的行列，这场全球放映声援活动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热风和同议这两个社群的预期。

放映活动的组织者们也在思考，在未来的华人社群中，如何让这种有几分“破圈”的活动延续下去。正如影片中说的那样：“如果把那一夜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喊出过的口号汇总起来，可能不下百种。”这百种口号在每个人、每个群体身上的意义都可能是不同的。全世界各地华人面对的境况也不尽相同，如何在他们自己的故事背景中，继续把这百种诉求延续下去，也许是个问题，但是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必然会催生出各种各样的社群、活动与未来。

——网友推荐

【書摘】《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毛澤東思想的消亡

【書摘】 思想坦克 2024 年 6 月 20 日

毛澤東思想的消亡

一九五○年代晚期到一九六○年代早期，毛澤東發現自己在黨與政府的領導階層愈來愈被排擠。中共高階領導人與大躍進劃清界線，也與「偉大的舵手」本人保持距離。毛澤東的黨內對手認為他一味煽惑人心，已成為政治包袱。許多黨領導人厭惡他日益狂熱的偶像崇拜與政治個人化，兩種傾向都會傷害黨的組織健全性與政治實力。有些領導人嘗試將政治焦點從毛澤東身上移開。一九五九年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上，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取代毛澤東、接任國家主席，黨內派系界線清楚劃分。

毛澤東失勢，然而並沒有出局。他利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所有力量步步進逼，冷酷無情地懲罰政敵。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企圖重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大躍進的大災難之後，毛澤東擔心黨會過度官僚體系化，改由技術官僚規劃者——而不是意識形態純粹主義者——當家作主。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圖從下而上重燃革命狂熱，重現一九五○年代初期到中期的群眾動員光景。透過推進四清運動，毛澤東再次強調「紅」比「專」更重要，前者意謂意識形態純粹，後者被他視為資產階級傾向、反革命。面對黨內同志的反對，毛澤東與軍方結盟，特別倚重解放軍領導階層效忠他的山頭。

來到一九六○年代初期，毛澤東已經為後來的文革做好準備工作。他訴諸極權主義方式，從一九六六年開始鼓動群眾進行文革。他利用自己的革命個人崇拜來動員大學生，訴諸他們的理想主義與意識形態狂熱。學生運動組織化為紅衛兵，代表數以百萬計追隨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青年。他下令紅衛兵「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他看來都是資產階級傳統的餘孽，與社會主義現代性水火不容。文革由基層的紅衛兵執行，但傀儡操縱者高高在上——毛澤東本人。

紅衛兵為中國社會帶來暴力與混亂，他們摧毀寺廟、炸毀建築、推倒紀念碑、焚燒書籍。他們闖進人們家中大肆破壞，只因為這些人不夠「紅」，被他們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紅衛兵向自己的學校與大學進軍，點名批判甚至毆打自己的老師與教授，指控他們教的是傳統的資產階級課程。毛澤東鼓勵紅衛兵攻擊沒有表態效忠他本人、服膺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黨部官員。有些紅衛兵甚至向當局舉發自己的親人。

研究中國的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描述，紅衛兵引發的文革混亂「讓中國瀕臨無政府狀態」。他進而指出：「紅衛兵不但打擊權威，任何人的行為只要稍稍偏離紅衛兵要求，就會遭到毒手。」文革造成的死亡沒有官方統計數字，但是學者根據檔案研究估計數十萬人因此遇害，甚至可能多達數百萬人。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對中國社會與經濟造成巨大傷害，毛澤東本人則重創了中國共產黨。當文革在街頭如火如荼，中共領導階層的派系鬥爭也日益激烈。毛澤東因為黨內聲望地位江河日下，訴諸文革來動員自己在黨內的權力基礎，批鬥政敵。菁英政治淪為街頭政治。

在軍方支持之下，毛澤東開始整肅黨內兩大對頭：劉少奇與鄧小平。劉少奇在一九六六年被剝奪政府職務，也不再擔任黨的副主席，由毛澤東的軍方盟友林彪接任。劉少奇後來被開除黨籍，飽受迫害，一九六九年病逝。毛澤東也將矛頭對準鄧小平，儘管後者曾經是他的親密戰友，並負責執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毛澤東將鄧小平開除黨籍，下放到農村地區接受思想改造，鄧小平一直在農村待到一九七○年代中期。

文革與中共黨內的混亂和腐化持續貽害中國社會，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亡，他的文革共犯「四人幫」遭到逮捕。文革後來被稱為「失落的十年」，以及毛澤東的獨裁統治，讓中國與中共百廢待舉。當時的中共儘管掌權近三十年，然而並沒有多少組織實力可言，政治結果的決定要素是個人主義政治，而不是黨的正式體制。主導黨內政治狀況的是派系對立與個人恩怨，而不是有意義的政策分歧。政治力量透過個人運作，而不是體制規則。

當時的中共也欠缺發展正當性。發展亞洲其他的經濟體藉由經濟發展來獲取績效正當性，然而毛澤東治下的中共倚賴意識形態正當性與革命功業。中國民眾不再信任這個政權，認定中共帶來文革浩劫，以及一九五○與一九六○年代的發展災難。毛澤東統治末年，中國的經濟與世隔絕、效率低落，實際上陷入停滯。一九六○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九十美元，到一九七八年也只略增至一百五十美元，這是近二十年社會主義發展的結果。在此同時，中國的「資產階級」亞洲鄰國則遠遠跑在前面。

中國經濟起飛

毛澤東死亡之後不久，中共過渡時期領導人華國鋒讓鄧小平恢復職務。鄧小平很快就動員自己在黨內的盟友，對中國的發展擘劃出一個改革派的願景。他提議推動一場「第二次革命」，與毛澤東分道揚鑣，並帶領中共走上一條新道路。他以政治手腕鬥倒華國鋒，結合黨內元老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改革集團，到一九七八年時已鞏固自己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身分。

鄧小平很清楚，中共必須廢除許多毛澤東時期訂定的計畫與政策。更為根本的是，中國必須放棄毛澤東對於社會主義發展的僵化意識形態執著，徹底改變中共的現代化計畫，優先推動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中國還是由共產黨當家，發展仍然要接受社會主義原則指導，但中共改革計畫的動力來自經濟務實主義，不再是意識形態純粹性。鄧小平認為，中共在一九
四九年靠意識形態訴求與群眾動員贏得政權，但是除非人民能夠從發展獲益，否則光靠社會主義理想與意識形態教條將無法讓中共繼續掌權。

鄧小平政權訂定三項目標。首先，中共要優先推動經濟發展。一九七○年代晚期，中共黨內改革者驚覺許多亞洲鄰國如日本、臺灣與南韓，經濟成長都讓中國望塵莫及。鄧小平承認大躍進與文革讓中國倒退了數十年，中國已經遙遙落後。鄧小平對經濟成長採取務實做法，關鍵則是他願意接受更為自由化、順應市場的經濟政策。對於自己的務實做法，鄧小平有一段名言：「黃貓、黑貓，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譯注：「黃貓」在流傳中變成「白貓」）他也為中共擘劃了一個新角色，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正確性仲裁者，而是與國家機器一起轉向技術官僚化、專業化，納入更多專家與經濟計畫人才。

鄧小平的第二個目標是重建黨的運作機器。不難想見，文革之後，中國民眾普遍對中共心存懷疑鄙夷。中共掌權近三十年，帶來的破壞更多於發展，黨內派系對立與政治鬥爭也重創了黨的治理能力。鄧小平著手整頓黨的組織，他為了打造一個強而有力的改革聯盟，將幾位改革派官員如趙紫陽、胡耀邦與陳雲擢升至政府與黨的高層。黨內就算還有毛澤東的忠實信徒，也被他投閒置散。鄧小平還推行一種更分散、更集體化的政治決策風格，並加以體制化，試圖根絕毛澤東時期主導黨內政治的個人崇拜。

第三項目標，中國的新領導人特別重視穩定中國社會。穩定性攸關威權政權的治理能力。對中共而言，維持穩定對於中國的現代化至關重要，特別是有鑑於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革命內戰動亂，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後的發展災難。威權體制想要達成穩定性，一種做法是鐵腕統治；因此中共也保持鎮壓的能力，尤其是透過黨對於軍方與國家安全機構的掌控。

然而，鄧小平也體認到經濟績效正當性十分重要，可以為政權提供政治權力，同時也是社會內部政治與經濟穩定性的關鍵要素。如此一來，一九七八年之後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將績效正當性——特別是經濟績效正當性——置於發展計畫中心。本書探討的其他發展亞洲威權政權，都試圖以推動經濟發展來保持社會與政權穩定，鄧小平也是如此，他將中國帶進發展亞洲的行列。

「四個現代化」運動是鄧小平改革願景的核心，全力推動中國農業、工業、科學技術與國防的現代化。很重要的是，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彼此關聯：中國的農業與工業發展有賴於引進現代的技術，這麼做也會強化中國的國防能力。為了加速在這四個領域的現代化，中國小心翼翼對國際經濟打開大門，採行因應市場需求的經濟政策。在許多方面，四個現代化運動都是對毛澤東時代政策的直接否定。

在鄧小平領導之下，中共對於經濟成長採行更關注市場的做法。雖然國家繼續負責擬定計畫與目標，但政府也將市場誘因與機制帶進經濟活動。中共並沒有完全揚棄社會主義計畫，而是容許市場機制與國家部門一起運作。一段時間之後，政府逐漸從經濟領域的制高點撤退。

鄧小平也採行更為開放的國際經濟政策。他反轉毛澤東閉關自守的立場，將中國經濟帶進國際貿易、投資與資本流動，同時也為中國引進外國新科技。儘管中共政權仍然對國際資本與外國影響心懷疑慮，但它瞭解中國如果想要加速發展，就不能繼續對世界關上大門。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出雄心勃勃的改革計畫。計畫第一階段著重農業改革與廢除人民公社，土地所有權在法理上仍然屬於國家，但是實質控制權交還給個別農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意謂農戶負責自家的農業生產，不必透過集體機制或公社。政府持續訂定生產目標，但收購價格從一九七八年開始提高。包產到戶容許農民將超額收成（超出生產目標或收購目標）賣到公開市場，這種做法有助於促進農作多樣化，鼓勵對高效率農業科技的投資。 一九八三年，改革起步僅僅五年之後，幾乎全中國的農戶都加入包產到戶體系。改革初期，生產力與農民收入都有所增加。

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共以相當類似的方式改革工業部門。在國家訂定的計畫之外，政府容許另一個平行的市場體系（譯注：稱為「價格雙軌制」）。企業主管對於生產與定價負起更大責任。一如包產到戶體系，超額的生產成果可以不受管制的價格出售，企業因此會相互競爭。來自「計畫外」利潤與營收的吸引力，促使企業投資於高效益的產能、採行創新的技術，以獲取競爭優勢。

市場機制的引進激發了蓬勃的創業活動，新公司一一成立。儘管國有企業仍然主宰中國的工業部門，但是非國有企業的工業生產力突飛猛進。從一九七九到一九九○年，非國有企業占整體工業產值比例從二一．五％上升至四四％。同一時期，鄉村地區鄉鎮企業的工業產值占比也增加超過一倍，從九％到二○．五％。來到一九八四年，中國零售消費的產品與服務約有五成來自非國有企業。

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發展願景相比較，鄧小平改革計畫最激烈的變化在於反轉中國的閉關自守政策。鄧小平的改革讓中國開門迎向全球經濟，試圖將中國內向型的成長模式轉變為出口導向工業化模式。類似東亞地區其他發展型國家的工業化早期階段，中國在海岸地帶主要城市建立經濟特區，以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並為中國企業提供出口基地。一九七八年中國得到的外國直接投資幾近於零，到一九八四年已增加到將近十五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讓策略性產業的合資企業得以成立，也為中國各地的公司與工廠帶來商機，將產品賣到全球市場。

因此不足為奇：中國的國際貿易從一九七八年開始快速擴張，十年間從二百億美元增加到超過一千億美元。中國的出口更是成長為五倍，從一百億美元增加到五百三十億美元。中國大器晚成，對國際貿易與投資敞開大門之後，終於「加入」發展亞洲的行列。

然而我們必須強調，鄧小平一九七八年的改革並不等於將整個中國市場化，政府制定的生產與收購計畫仍然是中國經濟的核心。中共並沒有完全鬆綁對物價機制的掌控，也沒有放棄執行生產配額制度的管制權力。鄧小平的改革是在計畫經濟之外，平行引進市場機制。

國家的角色並沒有縮減。舉例而言，國有企業的規模仍然是龐然大物；公營銀行對於控制、主導信貸與國內投資仍然大權在握。勞工流動性與企業僱用、解僱員工仍然受到國家管制。政府的確提供了市場定價等誘因，但只限於超額生產。在這些層面上，中國一九七○年代晚期的經濟改革代表改革者逐漸「走出計畫經濟」，但是並無意取代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相較之下，東北亞堅定不移、堂而皇之的資本主義發展型國家，簡直是另一個世界。

儘管如此，鄧小平的改革依然是與毛澤東年代的社會主義發展背道而馳。來到鄧小平時期，生產力與消費上升；貧窮程度大幅下降，尤其在鄉村地區；農戶收入從改革初期就頗有起色；通貨膨脹受到控制，物價維持穩定；愈來愈多鄉村勞工到城市、鄉鎮的企業與工廠就業。中國也維持貿易差額順差。從一九七八年開始，中國經濟每年成長近一○％，與亞洲其他強勁的發展型國家並肩齊步。簡而言之，鄧小平改革計畫的早期經濟成果可圈可點。

丹．史萊特，研究專長為民主與獨裁的政治與歷史，特別專注於東南亞地區。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及社會系，擔任該校國際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目前為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擔任幾個國際組織的顧問，例如自由之家、經合組織與世界銀行。著有《建立秩序的權力：東南亞的抗爭政治與威權體制》（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 in Southeast Asia）。

黃一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暨國際副校長，曾任該校亞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興趣涵蓋比較公共政策與政治經濟學，對亞洲民主轉型有深入研究。著有《生技賭注：亞洲發展型國家的創新與限制》（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健康的民主國家：臺灣與南韓的社會福利政治》（Healthy Democracies: Welfare Politic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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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
作者：丹．史萊特（Dan Slater）、黃一莊（Joseph Wong）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