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不知道会被王家卫改成什么样，金宇澄跟我说没法看。”
长篇小说《繁花》拿下了中文圈几乎所有文学奖，之后王家卫于一众竞争者中拿到影视改编权。
捂了8年，如今王家卫终于把它搬上荧幕。
金宇澄当然清楚影视剧已是他人的创作，他的表达很克制：“给别人拍也是拍，给王家卫拍，当然更放心一些。”
小说《繁花》，不仅如王家卫所说毫无影视倾向，还有一部分读者表示根本啃不动。
一堆分不清谁是谁的人，不分行的对话，挨挨挤挤的大段落，读得一个头两个大。
但另一部分读者却喜欢得紧。口语铺陈，自由断句，不带修饰，不加滤镜，一来一往，一件事带出一件事，一个人带出一个人，俗世男女，鸡零狗碎，生前身后，蝇营狗苟，可说不可说的摞杂起来，完全不在意什么草蛇灰线，一件事没有结果就仓皇跳过了，一个人无缘无故就不知所终了，一生也就快过完了。
01
金宇澄个人生活的浮世绘，始自1952年他出生的上海。
金父像电影中的人物一样，脱离苏州黎里大家族，赴上海成为潘汉年麾下白区特工，被日本人逮捕又侥幸获救，建国后没几年被审查、抄家，自认一生是滑铁卢式的结局。
担惊受怕的金母一直希望丈夫能安稳写作为业。
金父具有不寻常的信息碎片搜索和文字复盘能力。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超出职业所需的敏感力，他并不算一个好特工。
金父笔下这种沉浸式回顾现场的记录，被金宇澄收在回忆父母过往的《回望》一书中。
“舒舒现在很会讲话……上一个星期日，抱舒舒去看医生，有人牵一匹白马走过，舒舒盯着马看很久，睡午觉时问了一串问题：马为什么白颜色？有绿颜色的马吗？拉它到哪里去？为什么马要背一只袋袋呢？袋袋里有什么……”
1955年金父因潘汉年案被捕，全家被边缘化。到学龄时，金宇澄进了一家“社会新生事物”——民办小学。
「马」 金宇澄画作金宇澄在《繁花》中借沪生的视角回味了这一奇特经历：
瑞金路女房东，让出自家客堂间上课，阴天舍不得开电灯……楼板滴水，允许撑伞……上到第三节，灶间飘出香气，老师边吃带鱼边教课……有男人进来，老师脱了眼镜，香气四溢……每个学期，转几个课堂地点、换几个老师上语文算术，习惯进出大小弄堂……
金宇澄的家也搬了多次，从异国风情的洋房，到香料厂气味扑鼻、氧化铁颜料厂红尘滚滚的城郊，生活方式与环境落差巨大。
父母无暇管束，他像《繁花》中的沪生、阿宝、小毛一样，逃学在弄堂里转，结识家庭背景迥异的朋友，一起攒邮票、看电影、养金鱼、寄明信片。
银器、食物、杂志、电影，理发店的转椅、格子窗前的红酒杯，都是日后作品中详尽枚举的器物。
公园、商店、咖啡馆、公交车线路，上海的地理空间在头脑中形成精确图景，成为他小说中上海这座丛林的GPS。
人、空间、物品、气味兜合起来，暧昧粘稠又疏离落寞，以极细的颗粒度，刷写了少年金宇澄的底色。
他和他的小友们，就像《繁花》开头10岁的阿宝和6岁的蓓蒂爬上屋顶时那样，还不知道时间的洪流将把他们冲向何方。
☷命运
命运的分叉，往往取决于一秒钟的选择。
1968年，16岁的金宇澄花一秒钟在云南和黑龙江之间选择了后者。
理由是“云南一年四季种地，东北冬天不用干活”。
中学辍学生、无业闲散青年，扛着樟木箱、老式皮箱、绣花丝棉被、父母塞进行囊的上海食品、地下交流的翻译小说，集体投放到嫩江一个苏式农场。
他试过躺进棺材，等真盖上盖子，“发现里面不是一般的黑”。他在1986年的小说《风中鸟》中记下了这个细节。
意识到自己也许一辈子都无法离开，人进入平静无望的阶段，就会接受细节，被所谓的技能渗透，甚至有了些格物致知的意思。
金宇澄的手艺人天赋被擦亮，日后他作品中工匠般的细部雕刻皆源于此。
写信给上海的家人、朋友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信中不仅有详尽文字描述，还附上工笔插图，便于说明北方的房顶、大炕如何构建。
有朋友回信说：写得很好，你可以写小说。
多年以后《繁花》获得茅盾文学奖，单位门房交给金宇澄一封信。
这位身居海外久无联络的朋友在信中祝贺他得奖，并用英文写道：
“你当充分享受你的快乐”。
回城潮开始了，有人不惜弄残自己也要回到上海。
得了胃病的金宇澄吃了5次钡餐，冒名帮朋友体检，医生识破后没有举报他，只是叮嘱别再玩儿命。
绝望之下，金宇澄觉得也可以接受回苏州黎里老家，接受姑姑的介绍和黎里一个本地姑娘相亲。
父亲第一时间拍来电报，原文如下：
“就是天仙美女也不能见面。”
几个字再次改变了金宇澄的轨迹。在东北度过7年多之后，他终于病退回到上海。
近8年的东北经历，金宇澄态度十分复杂。
但没下乡的几个朋友，在冷冷清清的里弄工厂和残障青年一起上班八年，眼看知青热热闹闹地回来，会不会也后悔？没人说得清。
“那些躲避了上山下乡的同龄人，我能感觉到他们视角的狭隘，可我还是宁可留在里弄加工组。但如果不去东北，我写不出《繁花》。”
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甚至连自己也看不清。
因为看不清，金宇澄后来的写作有意剥离了批判的意图，自然地白描如日常一样的故事，连心理描写也一概略去。
人生的路其实很窄，人人都是大时代里的小齿轮，要不要转？如何转？转哪里去？因缘流转，谁也不比谁高明。
所以金宇澄的写作轻轻落笔，把自己当说书人，没价值观，没主张，不美化也不补救，不提升意义和内涵，散发力量的只有叙事。
当时各地农村回来的青年，如水银泄地，虾有虾路，蟹有蟹路，重新在上海寻位置，大部分人去了工厂做工。
随笔集《洗牌年代》中有篇《史密斯船钟》：
“我师傅姓秦，钟表厂八级钳工，额角戴一只钟表放大镜，讲宁波口音上海话。1980年代初，我随秦师傅踏进车间，眼前一排一排上海女工，日光灯下做零件。”
金宇澄继续以手艺为生，也和同时代人一样手做大小家什。
80年代初朋友结婚时做沙发，金宇澄在旁帮忙就学会了。把麻袋、棕丝塞进高级面料，打上黄铜沙发钉、金丝线，“蛮有意思”。
但很快时代巨变，改革开放，产品被取代，厂子、机器、师傅都消失了。
人们又重新找位置，一代人千疮百孔。
《失去的河流》《方岛》获1986、1987年《萌芽》小说奖，《风中鸟》获1988年《上海文学》小说奖。
题材都是北方记忆，一度有人以为他是东北作家。
不久后，金宇澄调入《上海文学》做编辑。那是文学神圣的年代，30多岁的金宇澄也希望自己再写出些什么。
但1991年《轻寒》发表于《收获》后，白天当编辑、晚上写作的金宇澄愈发挑剔，自己写的句子改来改去不顺眼。
自此埋头编辑，从小字辈干到杂志社最老的一个。
还要怎样呢？金宇澄承认，自己够幸运了。
03
☳末班
圣经说，上帝给每个人三次机会。
“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我可能什么都没抓住，《繁花》是我的末班车。”金宇澄说。
90年代初到新世纪，上海乃至中国高速成长，也是金宇澄人生的中年盛期。
似乎人人都在寻找机会，你做生意，他从香港美国来投资，热火朝天。
不只上海，《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中，也时常出现下海、跑各种关系、搞批文、送礼的情节。
金宇澄也被牵扯进各类目的不一的饭局。
有同行回忆说，各类饭局里，金宇澄总是旁观者，像小时候想探究一扇扇窗子背后的故事那样，“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特别想听故事。”
设局人、局精、局托儿、陪客、花瓶，角色一个不少。
神侃、讲段子、做生意，无意义的八卦、小动作、眼神，官商汇聚，红男绿女，鱼龙混杂,浮夸至极。
金宇澄还记得1995、1996年除夕，上海乍浦路、黄河路饭店云集，燃放烟花的垃圾堆了半尺厚，最大的烟火箱子都是单人床大小。
“时代进入一场接一场的狂欢，上海像一条洪流在滚。”
王家卫电视剧《繁花》的预告片中，像水库开闸，放出浪奔浪流的1992年黄河路往事。这符合金宇澄的心愿。
当年金宇澄被问及“希望王家卫拍出上海的哪些日常”时，明确说：
“1990年代的黄河路，那些金碧辉煌的色彩和粉色灯光交替……五花八门的‘动植物、微生物’都出来了，就是上海话‘市面’。”
爱以闲谈而消永昼。然而一个个的欢场，总有终局。
繁花生树之后，就是繁花落尽。
随便一个日子里，有人不在了，有人下落不明。熟悉的老上海街区，也在城市更新中变得陌生。
这种繁华落尽的感觉在金宇澄见到一个老太太之后达到顶峰。他认出老太太年轻时曾是某条弄堂里的美女，如今街边叫卖，无人问津。
金宇澄忽然觉得必须要写。
花无百日红，篇终皆混茫，再不写，这一切就真的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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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网友回应热烈，更新稍慢就催爷叔赶紧讲古。互动之下，金宇澄状态更佳。电脑坏了，凌晨跑进网吧继续写。
5个月后，竟有33万字，暂名《上海阿宝》。
多遍修改之后，改名为《繁花》，取“花开花落终有时”之意。
《繁花》出世，2012年获茅盾文学奖，金宇澄时年60岁。
又一个10年过去了。2017年，金宇澄将父母的故事写成非虚构的《回望》。
到了这个年纪，他明白能写出来的只是很小的比例，甚至不敢说懂得上海，只要把自己立足的几平米写明白就好。
金宇澄借用费里尼的话说：
罗马是一位生有更多孩子的母亲，她漠不关心，你来的时候任你来，你走的时候任你去。
上海如是。人间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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