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訪綱 | 中央社《中共百年專題》：統戰與宣傳

【苏晓康按：2001年，二十多年前有一次在法拉盛圖書館舉辦文革演講，聽眾提問時一個少年問：那會兒是誰在指揮紅衛兵？還有個女大學生模樣的侃侃而談：你們說得那麽具體幹嗎，怎麽沒有理論高度的分析？我才知道我們在談三十歲以下的人再也不懂的一件事情，是一樁在年齡上有不可逾越之界限的事件，而且他們不懂，描繪不清楚細節的歷史事件是沒有理論可以提煉的，我還講，中國文革至今未能如同猶太人的Holocaust，成為人類共同記憶（universal memory），原因很多，但等到這些暴虐細節被徹底遺忘幹凈之後，文革可能會以另外的解讀被重建起來，那時毛澤東就可以借屍還魂了。今天北京正在努力做這件事情。我們還能向下一代和外國人講清楚中共是一個什麽東西嗎？去年「七一」我努力向台北中央社講過一次，今天慌忙去硬盤裡找，居然找到了，趕緊再貼一次，好像多貼幾遍，它就不會被遺忘了似的。】

第一大項 統戰

1、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毛澤東以統戰方式拉攏左派人士與政敵，而獲得巨大的成功，並以此為契機持續壯大。老師認為當時毛澤東得以成功的關鍵因素是什麼，跟中國共產黨本身的體質或中國當時的社會結構有關係嗎？而毛澤東式的統戰手段又與當時世界上其他共產社會的手段有什麼樣的不同之處？

2. 為什麼統戰工作對於中共而言這麼重要？在不同的時期統戰在中共維持政權的角色上，有不同變化嗎？

3. 毛氏的傳統統戰手段大約在什麼時候停止或逐漸變換？往後在毛澤東時代，影響著中共統戰手段的外在因素有那些？

4. 日前老師曾提到，華僑與組織演著對中共外統戰的角色，關於這一方面，能否請老師再進一步說明詳細情形？這到目前為止都還是正在進行的嗎？

5. 中國經歷歷任領導人，也面對到不同的國際情勢。老師觀察，自毛澤東以來到習近平，各不同領導人的統戰風格、手腕有什麼不同。而此刻習近平與毛澤東差異最大的地方在哪裡？

1、 統戰的來源和作用

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被称为革命斗争的三大法宝，通俗解釋：黨權、軍權、權謀；在二次大戰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抗日，叫著「统一战线」，其實「國共合作」換個說法而已，然而我們知道「國共合作」從二十年代起，雙方都是一場爾虞我詐的陰謀，中共落敗才長征到邊緣的陝北。此後毛澤東在延安崛起，遂有三大法寶之說，其中「統戰」升級成為一種新的謀略：爭取（騙取）一切可以騙到的社會階層、力量，為中共服務，四九以後則是為國家服務。內戰、建國初期、災荒後、文革後、直到最近習政權穩住後，皆撕毀之前的統戰承諾，或大開殺戒或大肆整肅。毛鄧時期皆如此。

統戰手段，在六四屠殺後，由鄧小平翻新出一個新術「韜光養晦」，針對歐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獲全勝：

老布什与邓小平的博弈；

與克林頓，「笨蛋，是经济」中谁是笨蛋？

剥削廉价劳力、全球化；

2、 華僑在海外統戰中的作用

六四屠殺，令中共在僑界一夜之間崩潰，

傳統僑界是廣東人，忠於孫中山，反共，

江胡兩屆就是收復失地，花錢買通；

3、 習近平的統戰

放棄「韜光養晦」，大國崛起，跟西方徹底翻臉，又搞「戰狼」外交，無「統戰」可言，因為用腐敗、賄賂收買西方政客，不是傳統的統戰，現在也被美國識破，博明講的，主要是這一塊：

A、中共统战部门干部的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四倍。中国外交部负责与各国政府进行外事活动，统战部则在搜集他国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他们专门关注外国的精英阶层和机构。实际上，统战人员是集情报、宣传和心理诱导于一身的通才。【重點：盜竊美國技術，2018年底加拿大扣押华为孟晚舟、美国芯片技术核心人物张某（被中共收买）自杀，两事显示中共高科技及「工业2050」遭遇重大挫折；2020年春開始美国宣布对中兴公司禁令，禁止任何美国公司向中兴公司销售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长达七年。這家中國最大的通訊設備上市公司應聲"休克"，中國大陸輿論一片嘩然。對此習近平批示，「要加快在芯片技術上實現重大突破，實現彎道超車，勇攀世界半導體存儲科技高峰」。】

B、中共给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公民建立了数字档案。跟据上个月披露的材料，一个中国数据库中包含了超过 2 百40 万个外国公民资料，包括许多今天在线的各位听众，这说明中共将传统的列宁主义与强大的数字监控新工具相结合的宏大部署。 对我们公开和私下的数据进行收割建档的企业是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公司。据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称之为「攻心战」。根据公司网站披露，其产品的买家是中共国安系统。 振华汇编的人事档案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每个国家。王室、议会、 法官、文职人员、科技专家、新兴企业家，海军上将、军舰水手、教授、智囊团成员、中央和地方官员， 不一而足。资料的使用一如既往， 用于施压、勒索、奖惩、威胁、恐吓、奉承、污蔑、分化和征服。

C、「大數據」。博明使用的「數位化列寧主義」這個概念，我在《鬼推磨》中已經使用了，它還有一個更形象的叫法：「雲極權」，乾脆是我的一個章節的小標題，中共从二〇〇〇年就开始建构「天网工程」，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整合所有个人资讯，在此基础上，又启动「雪亮工程」，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称为「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

2016 年中国共装有1.76亿个监控摄像头（其中由公安系统掌握的有2000万个），而到2020年将达到6.26亿个。这里的几个要素是：视频监控、联网、资源共享；效果是「事前预警」、「快速反应」；目的是「防范」「免疫」。这很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国家」以影像的采集和归档等技术手段，对民众和社会实施监控。数码影像技术和网络等「信息社会新技术」的突破，并非只普及「民主」「人权」，也使国家机器提升了监控的强度、效率和范围。

D、實際上，中共計劃2020年監控整個中國的戰略部署，已經不動聲色地擴展為監控整個西方和地球，這正是博明挑破的要害。

E、2017年秋，习的十九大报告，长达三个半小时。对于这个中共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西方根本没有人关注。习的计划有五个方面，称为「五步控制世界」：

第一，2025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将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

第二，一带一路，「一路」就是中国从丝绸之路开始扩张，把中亚那些重要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控制「世界岛」；「一带」，是在波斯湾、吉布提、南中国海，用海军、用港口控制世界岛屿，把沿途的主要港口都连接起来。

第三，5G网络；

第四，是金融技术；

第五，用人民币取代美元。

这个战略部署，是中国到2030或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去年初瘟疫氾濫全球，中國成眾矢之的，西方越来越认为，这是中共发动的一场生物战，所以开始追查武汉「病毒源头」。中共基本在窮途末路。

第二大項 宣傳

1、宣傳一直以來都是中共的一個核心工作，不論是對內或對外，並有中宣部負責相關工作。老師認為中共看中宣傳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這是共產黨本來的核心嗎？抑或是中共特別加強的一部分。

2、老師曾在《沙灘晚唱》一書中提及，年幼時曾住進被稱為中宣部大院的「北大紅樓」，並且穿梭於審片室等地方，接觸了不少當時正被審查的作品。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這段過往嗎？以及在老師當時的觀察，以及往後的經歷中，如何去解讀中共宣傳的政策。

3、老師的《河殤》當初應該也是經過審批後才得以以電視劇形式播出當時在與文化部或中宣部的互動之中，有遭遇過刁難或是一些特別的情形嗎？然而這部最後又被禁播，這是否代表宣傳或文化審批的標準是浮動的？

4、近年每每在重要時節、紀念日，中宣部都會發動大量的宣傳活動，不論是抗戰或抗美援朝主旋律電影，或是建黨百年的紅色旅遊與慶祝活動，這是否象徵宣傳手段與任務對於中共而言是越來越重要？

5、習近平5月3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要求，要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提升中國「在重大問題的對外發聲能力」。有分析認為是在強調中共大外宣的戰術轉型，老師怎麼解讀近年中共對外宣傳政策的變化？

1、槍桿子筆桿子，地位極高，特點：

A、中共是列寧式政黨，其特點簡單講，就是領袖至上、意識形態封閉，從斯大林開始，又變成領袖個人獨裁、其個人思想直接成為意識形態，所以中國自四九後在毛時代十七年，宣傳的特點就是造神，因為意思形態的需要，這叫「奇理斯瑪」現象，結果毛一死，整個系統崩潰；

B、毛控制意思形態，靠兩個人：中宣部長陸定一，秘書胡喬木；

C、這種模式到文革發揮到極致：黨組織和政府全部摧毀，毛僅靠中央文革和社論（「两报一刊」）指挥全國達八年之久，這可以說是中共宣傳的奇觀；

D、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復出，他是一個沒有思想和理論的領袖，所以中共宣傳功能盡廢，陳雲反對鄧的改革，派鄧力群當中宣部長，宣傳左的政策，不得人心。

2、《河殤》的特例：鄧小平放棄意識形態，對外開放，趙紫陽時期停止對文藝作品的審查，黨放棄管媒體，中央電視台自負盈虧，因廣告需要收視效應，大搞電視劇、電視片，這是《河殤》出籠的背景；

3、 王滬寧的意識形態特色，倒退回文革做法，大外宣的失敗，据报道，中国自2009年启动「大外宣计划」后，在全球形成一个庞大外宣体系，每年据估耗费上百亿美元。但是，大外宣效果不佳，就连也被视为属于大外宣体系的『多维』评论说：「可与高昂投入极不成比例的是，外宣的产出实在尴尬，常年饱受诟病，甚至被讥讽道尸位素餐。别说在国际上为中国崛起提供舆论助力，但是增进和改善海外社会对中国的认知，都不尽人意。」

4、戰狼外交，其實是重回毛泽东时期以意識形態為主的文革式外交，典型反映習近平內政外交皆無新術，只能返回毛澤東時代的倒退路線，徒然謾罵攻擊，也反噬其張揚的「大國地位」，流於可笑。

——苏晓康脸书

附：

宣傳工作奏起主旋律 筆桿子畫出建黨百年路

中央社記者吳柏緯 2021/06/28 10:10（15:29更新）

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同時被另一支名為「宣傳」的「筆桿子」支撐著。從建黨之初，一步一步藉由宣傳打造意識形態，為中共往後百年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時值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加上中國控制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有成，為著力宣傳黨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肩負宣傳重任的中共中宣部自然成了這波帶動主旋律的核心要角。

從黨為中心向外擴散，以至於在全中國掀起大規模學習黨史運動，並修訂、出版了全新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作為官方指定學習材料；此外，打造「建黨百年紅色旅遊百條精品線路」，藉由旅遊重回與中共黨史有關的故地，用歷史文化喚起中國人民忠黨愛國之心。

另一方面，超過10部，從方方面面讚頌中共「豐功偉業」的「主旋律」電影、電視劇將接力上映，其中更有多部定檔在中共建黨日7月1日，「為黨祝壽」意圖明顯。

這一連串的手段都再再展示出，在這歷史風尖浪頭的時刻，如何用手上的工具，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成了宣傳的主旋律。

流亡美國的30多年的中國作家蘇曉康接受中央社採訪時形容，宣傳系統在中共黨組織中的地位和軍事系統一樣重要。中共1949年建國初期，為了維持穩定，毛澤東極為仰賴「槍桿子」與「筆桿子」兩者。槍桿子是指軍隊，也就是國防部；筆桿子則是意識形態，當然就是中宣部。

談起中共的宣傳方式核心，蘇曉康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列寧式政黨，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藉由封閉的意識形態，確立集體共有的意識與價值。而在毛澤東手上，這套意識形態就等同於毛澤東的個人思想，藉由造神的手段打造領袖至上的威權統治，而所有的宣傳工作都圍繞著領袖的個人魅力、思想而展開。

蘇曉康指出，在當時的國際共產社會中，首先將領袖個人的思想化做意識形態並加以宣傳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史達林。毛澤東反而是在1949年之後，逐步學習史達林的這一個手段，並且「發揚光大」。

此外，在這樣的「大內宣」之下，自然會有許多的「標兵」成為牢固這套論述的配角，在當時時空之下被宣傳系統看上，最有名的一個莫過於是「雷鋒」。

1962年，年僅22歲的解放軍士兵雷鋒，在營區發生車禍事故而喪生。而據軍方發布，在雷鋒死後，他的日記被翻了出來，字裡行間滿是對毛澤東的崇敬與愛戴，言必稱毛主席，「學習毛主席」、「按毛主席指示辦事」，堪稱表率且令人「為之動容」。

1962年解放軍士兵雷鋒（前）作為特邀代表，出席瀋陽軍區首屆共青團代表大會。（圖取自維基共享資源，版權屬公有領域）

雷鋒的公祭不但辦得風光，雷鋒的故事也隨著宣傳系統滲入軍隊、教育及社會各階層。隔年3月5日，毛澤東親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更把雷鋒精神推向高潮，雷鋒因此成為中國共產黨塑造成黨員革命象徵與模範。

只不過，在這樣集體造神的運動背後，雷鋒日記的真偽也在後世一直受到質疑與挑戰。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雷鋒只是一個被宣傳系統選上的棋子罷了。

蘇曉康認為，毛時代為意識形態宣傳奠下基礎，靠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一，以及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等人。

據他的觀察，中共對於毛澤東的宣傳就印證了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卡里斯瑪型權威（魅力型權威）即為「對某一個人神聖、英雄或出類拔萃之非凡特質，及其彰顯出的行為模式之遵從」，並建基於領袖「超凡的個人特質、神奇的洞見或成就，並吸引跟隨者盡忠和服從」的權力。

然而這樣的體系隨著極具個人魅力的毛澤東逝世後，出現了空缺，接替而上的人難以再次複製，這套毛氏建立的封閉型意識形態雖然仍以各式文宣存在中國的社會之中，但終究缺乏核心的精神。

只不過，在中共建黨百年以來對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倒也不是始終牢牢握在手中，在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後重新上台直至六四之前，蘇曉康認為這約莫10年的時間，是中共史上最為自由的一段時間。

蘇曉康指出，最大的原因在於鄧小平不像毛澤東一樣，可以建立一套強而有力的思想與論述，此外他在黨內面對陳雲等人的挑戰。

他說，那段時期鄧小平幾乎是放棄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對外開放，於此同時，趙紫陽時期停止對文藝作品的審查，黨放寬對媒體的管制，中央電視台自負盈虧，因此許多過去與未來不可能播出的作品，也在那時候誕生。

流亡美國30多年的中國作家蘇曉康（圖）認為，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後重新上台直至六四之間的10年，是中共史上最為自由的一段時間。（蘇曉康提供）中央社 108年6月2日

蘇曉康以自己於1988年參與製作的央視紀錄片「河殤」為例，當時第一集「尋夢」的樣片出來時，他自己都嚇了一跳，「我當時也不認為這樣的內容會通過審查」，然而後來在審片會議上，這部受到了央視內的相關人員、文化界的巨擘支持，最後就在這樣的情況，「河殤」得以在央視播出。

然而好日子並未持續太久，這部作品在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反而被貼上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反革命」的標籤，開始受到大力的抨擊，並被禁播，蘇曉康與王魯湘兩名總撰搞人也被官方點名。後來在學運期間上街支持學生的蘇曉康流亡美國、王魯湘則遭判刑9個月。

「中國確實曾經有過這樣的時期，而且在當時的時空下，也才能有好的創作。」他說。

蘇曉康觀察，近年習近平上台之後，在整體宣傳手段上，又有一些回到過去的既視感。

他說，習近平的宣傳手段，在主管文宣系統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手下運作，除了持續握緊江澤民、胡錦濤以來的愛國論述與民族情緒，更將其推向一個高峰；此外，同樣是理論學者出身的王滬寧，有意學習陳伯達、胡喬木等人的手段，凝聚屬於習時代的意識形態。

只是，雖然從國內外的理論學說中尋求支撐，然而「連語言都很缺乏，有種為倒退回文革鋪路的樣子」。

除了大內宣之外，在國際上「說好中國故事」的大外宣體系，近年也接連遭遇挫敗。習近平日前要求，對外宣傳要塑造「可信、可愛、可敬」形象，隨後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也向中央政治局講解此議題，被解讀為中國「戰狼」外宣風格可能轉向。

蘇曉康說，張維為「獻策」多少透露出整體宣傳的方向與手段應該改變，然而若沒有建構一套新的意識形態，一樣只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