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當天,香港如臨大敵。維多利亞公園十步一崗,銅鑼灣警察比行人還要多。即使如此,香港人還是堅持用自己的方式,紀念那一場史無前例的民主運動。有人舉著手裡的蠟燭在街上走,有人在路邊打開手機燈光,有人揹著寫著標語的背囊,在公共電話停裡,放著五六個小蠟燭,上面寫著「支援天安門母親」。
社民連三個成員,戴黑口罩,口罩上面打上白色叉叉,在街頭引起圍觀,滿街黑壓壓市民,默默站立聲援。美國與歐盟駐港領事館窗內,點點燭光輻射正義能量。
香港人沒有忘記,沒有膽怯,我們還在歷史洪流中前行。
歷史不在街上,歷史在人心裡,專制政府防民之口勝於防川,但世上沒有一個水壩可以攔得住滔天洪水,水壩未垮不代表堅固,只代表水還不夠大而已。終有一天,天怒人怨,化作傾盆大雨,什麼壩都擋不住。
香港人自八九六四起,國家情懷大爆發,那不是香港人無端愛國,是中國這個國家變成什麼樣,都與香港人的禍福息息相關。中國變好了香港才會好,中共越反動,香港人越淪落。此所以支聯會從一開始的口號就是「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本來,中國民主不民主,依基本法的規定,與香港人關係不大,但問題是,中國沒有民主,基本法隨時可以變成國安法,那中國有沒有民主,就與我們關係極大。
中國走上民主發展之路,香港才有保持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可能,否則,五十年不變只是五十年漸變,甚至是二十五年快變。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就是變成眼下這樣,連六四都不能光明正大地紀念,言論自由成了禁忌,無數敢於抗爭的香港人,未經審訊被無理囚禁,一個生機勃發的香港,變成一座死城。
這就是為什麼,直到今日,國安法凌駕頭頂,維多利亞公園成了禁地,香港人還用各種方式,冒著政治風險,也要繼續呼喚六四愛國學生的民主精魂的理由。
八九六四被稱為愛國學生運動,那時學生們就是愛著這個國家,希望它變得更光明更有人性。六四槍聲擊碎了學生們的理想,自此以後,沒有人再愛著這個中共暴政的國家。他們對中國還有愛,他們愛的不是中共國,是那個終極意義上的中國。
自八九六四以來,香港人的中國情懷就一直未曾間斷,不但為天安門學生籌款,還組織黃雀行動拯救學生領袖。八九過後,仍有不少香港人到內地扶貧,組織醫療隊深入窮鄉僻壤,唔每次大陸有天災人禍,香港人的捐款都是天文數字。
香港人到大陸創業,帶去資金人才和先進的管理經驗,扶助珠江三角洲最初的勃興。香港先進文化往北方輻射,直接影響九十年代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可惜我們都上了中共的當,對中共的狡猾和無恥認識不夠,今日幡然醒悟,但力量微薄,我們無力改變香港的宿命。
但是,我們改變了世界。自反送中運動以來,中共的假面具被香港人一把撕下,全世界一夜之間看清中共的猙獰面目,西方世界也被震醒,美中爆發貿易戰,中共自絕於全世界。
與此同時,透過香港人的抗爭,台灣人也看清楚一國兩制的本質,國民黨的親共路線被唾棄,蔡英文高票當選,民進黨進入穩定執政期——我們跌入深淵,但世界被我們撬動了。
直到今日,香港人仍保有一份濃重的中國情懷,我們關心香港,也關心中國的命運,因為只有中國變好了,香港才有未來。
余英時先生一生保持一份濃厚的中國情懷,我經手他的一部著作,書名就叫做《情懷中國》,他在海峽兩岸出版的著作中,也有不止一部書用中國情懷這個意念命名。
余先生很喜歡引用一個佛經寓言,說一隻鸚鵡看見山中起火,沾濕自己翅膀去澆水滅火,有動物笑牠不自量力,牠說:曾在這山中住,就是不忍心。
余先生的中國情懷來自這種不忍,眼看故國山河破碎,欲救無從,內心之痛苦唯有自知。香港人眼看中共國之淪落,中國人之苦難,念及自身處境,對八九六四的記憶更不忍遺忘,這也是我們的宿命之一,我們要接受現實,我們也要改變它。
有一個傷口叫六四,有一種情懷叫中國,有一個信念叫「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有一種共識叫堅持。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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