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李江琳:尋找美國共產黨的蹤跡

 20201015

我出生於中國的共產黨家庭,全家除了我以外全部是共產黨員。我從小就見到過很多共產黨員,長大後對共產黨為中國帶來的一切非常敏感,常常想為什麼一百年來的中國和共產黨有如此沉重的關係。三十年前來到美國,自然會想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資本主義的美國發展得如何。我早就知道,共產黨招牌性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是芝加哥的工人運動開創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革命是在資本主義最發達而陷入危機的地方首先爆發,而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革命階級。那麼,美國理應是共產黨大有作為的地方。可是,在中國無論何時何地我一抬頭就能遇見一個共產黨員,到美國幾十年卻一個共產黨員也沒見著。美國共產黨在哪兒?

 

我的史學訓練引導我先去尋找美國共產黨的歷史。有關美共歷史的著作不容易在書店或公共圖書館找到。好在美國有出色的圖書館館際互借系統,我的多年圖書館工作經歷讓我對這個系統很熟悉。就這樣,我在疫情期間的美國,通過館際互借系統讀了一批有關美國共產黨歷史的書籍,試圖瞭解美國共產黨及其在美國社會所起的作用。

 

美國共產黨的前生今世

 

作為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美國的社會主義政黨早於共產黨。美國共產黨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76年成立的美國社會主義勞工黨(Socialist Labor Party, SLP)。1890年代,該黨的左翼部分分裂出來,組成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SPA)。SPA反對暴力革命,主張通過「議會道路」實現社會改良,支持工人運動和婦女運動等社會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中,SPA的右翼支持美國政府,左翼則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上反戰。1917年俄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即「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政權,向世界共產主義政黨提供了一條有別于「議會道路」,而是通過「武裝革命」來實現其目標的路徑。SPA中的左翼支持「十月革命」, 右翼堅持「議會道路」,兩派發生衝突。1919年3月初,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亦稱Comintern,即「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當時美共尚未成立,因此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中代表美國的是SPA的左翼。這一派隨後正式從SPA分裂,於1919年9月1日宣佈成立美國共產黨,執行書記為查理斯·愛米爾·盧森柏格(1882-1927),同時期出現的其他共產主義組織後來在共產國際的要求下與其合併。

 

美國共產黨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76年成立的美國社會主義勞工黨(Socialist Labor Party, SLP)。(圖片摘自網路)

 

美共成立之初,主要活動地區在芝加哥、紐約、洛杉磯和其他一些大城市裡。 1881至1900年間,9百多萬歐洲移民為逃避戰亂和貧困投奔美國,他們多數集中在這些大城市,從事低收入工作,成為城市貧民或者血汗工廠的工人。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歐洲就是受歐洲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左派,還有一些知識份子和大學生,加上少數生活富裕而精神空虛的富家子女,他們成為美國共產黨的 「基本群眾 」。美共成立時,成員約兩千到三千人,如果加上帶有無政府主義者色彩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激進派別,人數則達到五至六千人。早期美共成員多為低收入的產業工人,其中絕大多數不懂英語,懂英語、美國本土出生的成員只占5%。因此,美共有個「國際部」,不是為外國「兄弟黨」,而是為本國非英語的黨員而設,該部出版十幾種語言的報刊和宣傳材料。

 

中國共產黨在宣傳自己的時候有一句話是我們這一代耳熟能詳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美國人倒並不需要十月革命才有機會瞭解馬克思主義,大量歐洲移民早就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帶到了美國。但是,無疑是蘇聯革命的成功催生了美國共產黨。原來只是在思想上服膺馬克思主義的人,現在看到了這種革命理想是完全可能實現的,美好的烏托邦就在眼前,只要你伸手就能抓住。

 

1930-1940年代是美共的鼎盛時期,黨員人數達到五萬多人(一說七萬五千人)。這個數字沒有包括相當於「共青團」的美共青年組織和其他與美共有關的組織。在這個時期,美共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在社會上頗為活躍,其正式成員,即所謂「擁有黨證」的成員雖然不多,人數跟國際勞聯等工會組織無法相比,但是他們組織產業工人和農場工人罷工等行動一度頗為成功。除了組織或者參與工運、婦運、黑人平權運動等,美共還積極參加地方和聯邦選舉,推出市長、州長和總統參選人,雖然並無值得一提的斬獲,但是大大提高了知名度和影響力。

 

作為國際共運的一部分和共產國際的成員,美共和中共一樣,接受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美共的重大決策必須經過共產國際批准,也必須執行共產國際的決定,在重大國際問題上持蘇聯立場,其內部紛爭也由共產國際協調。這樣的狀況使得美共時常處於一種尷尬處境,在這塊土地上建立國家,已經生活了幾代的美國民眾眼裡,美共是帶有「外國代理人」性質的組織,它的革命主張就顯得對美國生活方式具有威脅性和顛覆性。 這是美國產業工人對加入美共並不熱心的原因之一,因此早期美共成員很多都是新移民。為了改變這個狀態,美共試圖組織自己的工會,與社會主義政黨的工會競爭。由於美共的領導者及其培訓的「運動組織者」多為小知識份子,為了讓他們瞭解工人的實際生活狀況,美共甚至派他們「下廠鍛煉」 ,但是績效不佳。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美共一直是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活動,卻始終不是美國左翼政治的主流。事實上,對於工人大眾來說,投入共產黨的革命運動,必須以生活貧困到走投無路的地步作為必不可少的推動力。這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然而,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美國,恰恰是貧苦大眾有較大喘息機會的地方。自然空間廣闊,制度空間寬鬆,使得大眾有較多的機會改變生存狀況,以「破壞舊制度」為號召的共產黨革命,對普通貧苦人群來說,並不是一個于己有利的選擇。

 

1950年代的「羅森堡案件」發生後,美共以全黨之力,窮盡一切法律途徑來幫助羅森堡夫婦,在美國民衆眼裏,似乎更加强化了美共「外國代理人」的印象。「麥卡錫主義」對美共造成一定程度的打擊,有好幾年的時間裡,美共中央為「保存實力」,命令幾名高層幹部和數千名中層幹部轉入地下。一些知名共產黨員或者同情者受到聯邦調查局的調查,遭到起訴,有的被判刑,有的流亡歐洲。1954年,艾森豪總統簽署《共產黨人控制法案》(Communist Control Act),禁止共產黨。雖然該法案從未真正執行,但法律上依然有效。

 

羅森堡夫婦被指控為蘇聯進行間諜活動,判決與死刑的過程轟動了當時西方各界。(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然而,對美共的最大打擊不是來自聯邦調查局,而是來自蘇共二十大。

 

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突然發難,做了一個清算史達林主義的秘密報告。CIA獲得了這個秘密報告並將之公佈,許多美共成員才知道蘇聯的現實,深感理想幻滅。加上冷戰期間美國社會對共產主義思潮和共產黨的防範,導致大批人退黨。僅僅一年多的時間裡,美共成員減少到一萬多人,差不多回到了成立之初的人數,其中還包括聯邦調查局悄悄打進來的一千五百多個線人。此後美共再也沒有恢復其在美國政治舞臺上的直接影響力。此後的幾十年中,美國社會出現重大事件時,至少在姿態上美共依然積極參與,但通常只能敲敲邊鼓。

 

美共作為一個政黨至今依然存在,總部設在紐約曼哈頓。2000年4月,美共27大對其黨章進行了修改,規定其性質是「美國共產黨是為美國工人階級服務的美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其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原理」 。從美共官網上的相關介紹可見,加入美共遠不像加入中共那樣需要經過一整套程式,不必宣誓「保守黨的秘密」,「永不叛黨」之類。美共聲稱自己是一個群眾性的、自願加入的組織,只要接受其黨章,付每年60美元黨費,在網上填一份申請書,或者找到當地類似「黨小組「的club,向club 負責人或者任何一名黨員提交申請書,經過批准就可以了。

 

然而,美國共產黨的真正影響力不在於其黨員人數,而在於它的「同路人」(他們稱之為fellow travelers),即共產主義運動的同情者或支持者。這些「同路人」分佈在各行各界。他們未必是美共正式黨員,但支持共產主義思想,同情國際共運,有意或有無意地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因而直接或者間接地擴大其影響力。據美共的「過來人」說,美共成立之後的幾十年裏,約有一百多萬美國人在一生的不同時期曾經是「共產主義者」 ,當然,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同路人」,而非正式的美共黨員。

 

美共在其鼎盛時期很注重訓練「組織者」,這些人被派遣到各地組織抗議集會、罷工等活動 。這個傳統顯然延續至今。今年上半年開始的黑人組織BLM發起人之一Patrisse Cullors坦承,她就是由幾位六十年代的「同路人」訓練過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許可以説,美共以類似的方式依然在發揮作用。

 

BLM發起人之一Patrisse Cullors坦承,她就是由幾位六十年代的「同路人」訓練過的「馬克思主義者」。(湯森路透)

 

美共的歷史證明,美共一百年始終不成大氣候,又始終存在於美國直到今天,有其必然的原因。北美新大陸為所有來到這塊土地的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平等和機會,在其他地方很有吸引力的共產黨革命在美國就失去了讓人捨生忘死的魅力,這從根本上破除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必然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神秘。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只要人類社會存在明顯的貧富差距而且社會不去有意識地抑制全球化造成的不公,那麼,共產主義烏托邦就永遠有其市場,特別是在缺乏社會認識和生活經驗的年輕人當中。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誌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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