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协定》的“前戏”过程
智效民
双十协定，即《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是在重庆谈判的基础上签署的。为了这个协定，国共两党从1944年5月就开始进行多次谈判。其中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军队国家化，二是政治民主化。
所谓军队国家化，就是军队不属于任何政党，而是属于整个国家；所谓政治民主化，就是政治运作必须在宪政的框架之内，不允许任何政党或个人操控。
这些问题，关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基本格局和未来走向，所以在当时颇受世人关注。因此，回顾一下这次谈判的背景、过程、分歧、结局以及舆论的反应，具有鉴古知今、继往开来的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为此，中共中央于7月15日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宣言，并提出“三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三项要求”是针对国民党提出来的，其中包括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要求。“四项保证”是共产党自己提出来的，其中包括“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保证。
为此，蒋介石在这一年9月23日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次谈话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同时，强调了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重要性。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并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不幸的是，就在国共合作之后的第二年，地处抗战前线的山西发生了“晋西政变”。政变的结果，致使拥有十几万人的决死纵队脱离第二战区序列，从而影响了合作抗战的大局。
到了1941年，又发生举世闻名的皖南事变。从此国共两党的合作趋于瓦解，其关系陷入无法挽回的地步。与此同时，抗日战争也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1943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就盟军在法国北部登陆和加强对日本作战等问题达成一致。会议进行到最后两天，中国外长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参与了有关问题的讨论。这次会议使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也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
为此，蒋介石在9月6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指出：“……中央对于共党亦无任何其他要求，只望其放弃武力割据，暨停止其过去各地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并望其实践二十六年共赴国难之宣言，履行宣言中所举四点”，即上述“四项保证”。此外，这次会议还讨论了战争结束以后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186-1189页，重庆出版社1985年）
1943年9月1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三届二次会议。国民参政会相当于战争时期的临时国会，因此重庆的著名媒体对这次会议非常关注。《大公报》以《促进宪政培养民主》为题发表社评，希望参政会能够成为通向“民主政治的阶梯”。《新民报》则认为：“根据十一中全会的决议与蒋总裁的指示，宪政实施之日，各党派均将有合理的存在，就在目前对共产党也纯取政治的方法保持和谐。这种指示最可以见出国民党的谦让和诚意。”（同上，第1202页）
值得注意的是，《新华日报》也在社论中指出：如果说“要实行宪政首先要训练人民”的话，那么“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就是最好的训练所”。这个道理，与“要想学会游泳就必须跳入水中”是一样的。此外，该社论还要求这次会议能对如何实现民主政治做出“一些具体的决定”。（同上，第1190-1191页）
相比之下，延安的《解放日报》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该报在10月5日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的长达8000字的社论。社论指出：蒋介石所谓“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其实是“准备内战、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至于所谓“四项保证”，我们是无法履行的。因为“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裂合作、举行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失去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同上，第1249-1261页）《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都是中共的舆论机构，二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让人莫名其妙。
除此之外，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还以共产党“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为由，通过了《关于十八集团军之决议》。于是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当即声明退席，并决定不再出席这次大会。至此，重庆和延安的关系到了濒于决裂的地步。
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这种状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44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军令部发出密电，声称毛泽东最近向他表示，延安方面计划从周恩来、林祖涵、朱德中选择一至三人前往重庆“晋谒委座”。
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国民政府军令部于2月上旬回电说：“朱、周、林各位来渝，甚表欢迎。来时请先电告。”（《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350页）这表明延安方面有主动打破僵局、恢复谈判的愿望，而重庆方面也作了积极的回应。
两个月以后，郭参谋又来电称：据周恩来说，中共决定派林祖涵前往重庆与政府谈判。林祖涵就是人称“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主席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虽然资历很老，但是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很高。
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蒋介石决定派王世杰和张治中参加谈判。当时王世杰是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治中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为此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这次谈判如果“全无结果，对外将表现政府无‘政治解决’之能力，在宣传上亦不合算。故我力求获有结果。”（《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四册，第295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这种“力求获有结果”的心态，已经让他处于比较被动的境地。
随后，王世杰和张治中多次晋见蒋介石，讨论有关谈判的问题。其中在谈判地点的选择上，张治中主张要等林伯渠到了重庆以后再开始谈判，但蒋介石认为还是在西安“作初步谈判”为宜；在谈判的条件上，王世杰提出可以容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出任行政院国务委员，对此“蒋先生并不十分拒绝”，但是在场的陈布雷却不同意。（同上，第300页）
5月1日，王世杰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前往西安与中共的谈判代表进行初步接触。临行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于赴西安与中共代表磋商解决之任务，甚觉无把握，但仍愿作严重之尝试。”（同上，第301页）第二天一早，他由重庆飞抵宝鸡，然后坐火车到达西安。与此同时，林伯渠也从延安来到这里。
5月3日，王世杰、张治中在第一战区负责人胡宗南的陪同下，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对林伯渠作礼节性拜访。当天晚上，陈布雷在长途电话中对王世杰说，蒋介石已经向有关部门打了招呼，可以向外国记者透露王世杰与林祖涵会谈的消息，但不要透露张治中参与其中，因为他到西安另有任务。王、张二人在谈判中分别扮演一文一武的角色，因此从这个电话可以看出，蒋介石只想强调国共问题的“政治解决”，却不愿意透露其中的军事内容。
5月4日，王世杰、张治中与林伯渠开始正式谈判。当林伯渠表明来意是“向蒋先生报告陕北情形及‘请示’办法”之后，王世杰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共对于解决目前僵局”有什么方案？为此林伯渠回答说：解决问题的方案早在去年就由周恩来和林彪提出，但至今没有得到政府的答复。（同上，第303页）
周恩来和林彪提出的方案主要有党的问题、军队问题、边区问题和作战区域等四项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共“希望编四军十二师”，并且在军费给养等方面享受“中央军队待遇”（《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352页），也许是担心对方不作主或者是说话不算数吧，王世杰对这个方案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让林伯渠立即致电延安，“询问毛泽东等有无新（的）意见”（《王世杰日记》第四册，第303页）。
5月6日上午，双方就军事问题进行谈判。果然不出王世杰所料，林伯渠在谈判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有“中共军队改编之数额……至少应编为六军（十八师）”等内容。这让王世杰感到“此君仍持讨价还价之意，似无解决问题之真诚。”（同上，第306页）
第二天，王世杰首先向林伯渠指出：以“如此讨价还价方法为手段，便是缺乏真诚”。随后，他们又讨论了关于陕甘宁边区的问题。作为政府代表，王世杰特别坚持两点：一是“区内法令须经中央核准”，二是中央要求“该区停止发行钞票”。对于这两个关键问题，林伯渠虽然“表示在原则上同意”，但还是让王世杰感到“实际上殊无尊重中央法令之意。”（同上，第307页）
第三天，双方就中共的“合法地位”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党报言论问题”、“党人逮捕问题”等内容。
第四天，也就是5月9日，王世杰将连日来谈判的内容写成书面材料（由雷震执笔）交给林伯渠。林当面修改了一些数据之后，表示还有若干问题需要请示延安。至此，谈判告一段落。
5月17日，王世杰乘飞机返回重庆，向中外记者表示了“向来乐观，现在还是乐观”的态度。第二天，王世杰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的情况。他认为，如果这些初步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够成立，“以后或可促毛泽东作进一步解决”。事后他在日记中说，他觉得蒋先生比较同意他的意见。（同上，第315-316页）
出人意料的是，“向来乐观”的王世杰很快就碰了一个大钉子。5月22日，王世杰在张治中住所与林伯渠会面。林带来一封信，其中有十七项条款，并说这是“奉延安之命而提出”的。王世杰看到以后，才知道“其本人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似将完全撤废。”
王世杰所谓“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见”，是指林伯渠在5月4日所说的周恩来和林彪提出来的方案。面对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王世杰、张治中十分愤怒，并表示不能接受。第二天，王世杰向蒋介石汇报了与林伯渠会谈的情况。当时他安慰蒋介石说：“不必重视昨晚之争执，稍缓数日仍应从容与之商谈。”（同上，第317-318页）
6月5日，英美联军攻入罗马，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一天午后，王世杰与张治中约林伯渠谈话，并把“蒋介石核定的提示案”交给对方，林也交给他们一个新的方案。该方案虽然将上述“十七条款”减去五条变成“十二条款”，但是在内容上并没有多大变化。因此，王世杰表示不能向蒋介石转呈这个方案。6月12日，林伯渠致函王世杰和张治中，坚持“要求将其延安所提出之十二条款转陈中央”。这时王世杰态度有所缓和，答应可以考虑。（同上，第330页）
6月15日，王世杰奉蒋介石之命飞赴新疆，欢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两天后，美国空军用最新式轰炸机首次轰炸日本九州等地，这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有力的支持，也好像是华莱士给中国带来的一份礼物。6月22日，蒋介石与华莱士举行会谈。在谈到中共问题时，蒋介石“力述中国共产党宣传之虚伪，指述其拥护抗战，拥护统一，拥护蒋委员长等口号均绝对不可信。”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特别指出“中共确以苏联为背景”的问题。一开始华莱士似乎不大相信，经过一番解释才“相当的相信”。会谈中，蒋介石还向对方介绍了最近国共和谈的情况，并讨论了其他问题。（同上，第339-340页）
7月3日下午，林伯渠再次造访张治中和王世杰，表示延安方面对“蒋介石核定的提示案”不能接受，并重申中共在这个问题是的四点意见：一是放宽民主尺度，二是中共军队要改编为16个师，三是希望张、王二人赴延安进一步会谈，四是恢复中共在重庆的电台。为此，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窥其用意在延宕，并似无解决之诚意”。（同上，第348页）
对于这次国共谈判，林伯渠和张治中于9月15日分别向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作了汇报。那天上午，林伯渠在报告中说谈判的分歧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军事问题。
林伯渠说，当时中共领导的正规部队已经达到47.55万人，应该编47个师。在西安时他提出暂编为6个军18个师的要求，但是张治中和王世杰却不同意，于是他又改为5个军16个师。对此“政府方面仍不愿答应，只允许编四军十个师”。此外，政府方面还要求在整编过程中，受编部队要“限期集中”， 编余部队要“限期取消”，这一切都让我们难以接受。
其次是政权问题。
林伯渠指出，敌后根据地的抗日政府都是由人民选举的，它们不仅让“一切人民和抗日团体享有一切的自由和权利”，而且在坚持抗战方面也有很大的成效。为此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承认它们的合法性，但是中央提出的方案却要取消这些地方政府，这对抗战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不可理解的。
再次是党派地位、言论自由和释放政治犯的问题。
林伯渠说，近几个月来我们在敌后攻克了几个县城，打了不少大胜仗，但是把战报呈送军令部以后始终未能发表，就连《新华日报》也不能发表。我们要求释放叶挺、廖承志和其他政治犯，但都不能实现。（《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344-1345页）
当天下午，张治中在报告中说，6月5日经蒋介石核定批准的“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是根据林伯渠在西安提出的意见制定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在军事问题上，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在各地的部队，可以合编为4个军10个师，除此之外不得另外设立纵队支队或其他名目。
第二、在政权问题上，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区主席由中央任免，其他重大事务须经中央批准才能实行。
第三、在党派问题上，中共应该遵守国家法律，实行自己提出的“四项诺言”，并且与其他政党一样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
张治中还说，当时林伯渠并不认可中央的这个政治解决提示案，而是拿出另外一个方案。该方案提出中共军队本来应该编16个军46个师，但“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张治中认为，这一方案（简称“十二条款”）与5月22日所提的“十七条款”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内容并未改变，因此中央还是不能接受。
基于以上事实，张治中认为，他们“如此态度，很像有意拖延，不愿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觉得谈来谈去，反而是中共的“要求即与时俱增”，双方的“距离乃不能不远”了。（《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第1363-1364页）。
需要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张治中因为参加北平和谈而留在大陆，成为著名的“统战对象”。于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这段经历时，并没有叙述当时的真切感受，而是把他向国民参政会汇报的这份报告原封不动地放了进去。用原始材料来展现当时国共两党在谈判中具体表现。这显然是他在那个时代的最佳选择。
林伯渠和张治中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并在延安和重庆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据延安《解放日报》报道，“此间权威人士”在谈到双方的态度时，认为“中共方面一贯真诚与委曲求全，而国民党政府方面则夜郎自大，耍些无赖手段。”在谈到军令政令统一时，该权威人士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国民党政府的“政令是法西斯的政令，军令是失败主义的军令。要用这么一种军令去统一一切，非特缘木求鱼，而且如果统一了，那就会招致亡国大祸。”（同上，第1379页）
相比之下，重庆各大报纸却是相反的声音。9月16日，《大公报》以《中共问题之公开，民主统一的进步》为题发表社评，并用“公开”和“容忍”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林伯渠和张治中的报告。《大公报》认为：“无论什么事只要肯公开就好！公开可以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公开可以照见无限的隐征，公开可以消灭无形的罪恶，公开更可以潜化可能的危机。”因此，该报在社评中激动地说：“这一公开，太好了，真美丽！”
《大公报》还说：“容忍，是运用民主政治的一个要素，也是排难解纷的一个要着。在容忍的作风之下，就能团结全国，就能统一国家，就能实行民主政治，自然更能解决国共关系。容忍太好了，容忍更是美德！”与此同时，该报还以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要求共产党“尊重国家的统一，服从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同上，第1380-1382页）
《国民公报》也持类似的观点。该报在社论中开门见山说：“中共问题在中国政治上扰攘了二十年，麻烦了国人，也惊动了盟邦。在过去，国共两党似乎各在肚子里做功夫，大家既讳莫如深，中外人士也就不明究竟了。此次参政会开会，国共两方代表均有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事实真相，乃大白于天下，不能不说是一件快人之事。”（同上，第1384页）
《新民报》则以《国共问题之前瞻》为题发表社评说：“不容讳言，国共纠纷，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最可痛心之事”。如今国共两党把谈判经过公之于世，是象征着民主和团结的一件大事。由于“国民党所要求的军令统一，与共产党所强调的民主问题，……乃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无论在朝在野，无论执政与旁观的人，今后只有拿出最真实，最合理的一套东西来给大家看，才会得到同情，才会得到拥护。”（同上，第1390页）
此外，重庆的《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也都发表文章，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这次谈判予以积极的评论。
1944年国共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国民参政会根据中共的请求，于第二年7月派出冷遹、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6位参政员前往延安视察，随后又促成了由蒋介石和毛泽东参加的重庆谈判。令人痛心的是，这一切并没有能够推动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此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非但没有走向和平建国的正确道路，反而又陷入了大规模的内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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