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痛哭,王广发急怒,抗疫绝代双骄拔不出“犬儒的刺”
恰是人间四月天。只是,那些爱,那些暖,我都不能说。清明已经来临,武汉还是要哭上一场。这样的哭泣,是哀伤。这几天,纽约时报一则消息引人注意——元旦之后两天,在与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通电话时,谈及武汉疫情,高福在电话里哽咽失声痛哭。特定时间,特定主体,特定对象,令这次哭泣,充满值得沉吟的深度。老将认为,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内涵段子,而是一个巨大的权力隐喻。显然,彼时的高福,对武汉疫情形势何等急迫,心中已经充溢忧惧!那半月,武汉看似“也无风雨也无晴”,其实病毒在暗处,已是“风急雨骤一地红”。想到元旦时的高福痛哭,想到微博上王广发的急怒,老将想说,那根“犬儒的刺”,永远扎在这绝代专家双骄的心上了。这篇《高福失声痛哭》的文章,清晰梳理出高福在疫情中的时间轴。2020年1月22日,武汉官方发布了一条信息:武汉市登记报告最早的新冠肺炎患者陈某,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8日,经救治后痊愈出院。高福发现这个信息,是在2019年12月30日。那时,时间已经过去了22天。经向武汉疾控中心求证后,高福深知事态重大,连夜向国家卫健委多位领导报告。然而,仅仅在两三天后,高福就对美国同行失声痛哭了。也就是说,短短时间内,高福已深知疫情可能会有多么严重!1、湖北、武汉呈报的材料中就已经说明疫情问题严重。2、那两三天,赶赴武汉的专家也可能通过一些途径反馈了问题。3、高福的专业和常识,让他预感到,接下来会发生怎样的风暴。前面两点,我就不解释,易懂。围绕最后一点,说说我的感想。绝不能低估高福的学术专业能力。这个传奇人物的成功史,应该也是一个人的苦难奋斗史。高福,与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还不同。他的海量论文,足以说明,他铺下了一定的扎实的专业学养底色。当然,除了专业学术层面的判断,高福那一刻的焦虑,是考虑自己的权力身份有关。一个行政官员,基本的素养,就是懂得什么时候闭嘴,什么时候开口。开口闭口之间,如何拿捏,如何应风险,是极大挑战。非典历史也会让他明白,要打赢这场防疫战,不只是医疗界的事。决策、利益、社会、文化等各种要素,都带来大量不确定性,足以让他怕。这些焦虑担忧,在当时,他难以找到合适的话语平台进行表述。从高福那一晚痛哭算起,半个月后,专家组王广发还在用“可防可控”专业说词绕来绕去。这样的处理,也许出于同样的心理干预。时间作证,高福至少痛哭过。不是良知未泯,而是看重官位。。人命大于天。我是多么希望那一晚,高福在痛哭完,能就豁出去,用呐喊,刺破铁屋子。也许,从此,世间只有学者高福,再无官员高福。但是,高福先生,人格也从此站起来了。当然,这段日子,我对高福恨意复杂。时常想起先生那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坐上权力高位,受数十年的专业伦理影响,高福的心中,注定会深深扎下一根“犬儒的刺”。1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疫情“可防可控”。1月14号——16号,看到发热门诊病人很多,从病人肺部CT片子看出,是非常典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判断出当时武汉疫情肯定是被低估了。3月6日,王广发同李文亮同获“疫情防控先进个人”。获得国家荣誉后,王广发在微博日渐活跃,频繁斥责侮辱网友质疑,态度急怒、骄狂:
此时此刻,王广发围绕“可防可控”在自证清白,他一路狂奔,遇神杀神,遇魔杀魔。民意确实是不能成为民愤。但是,王广发一脸急怒,对民意充满气愤。从现在的王广发表现看,他心中也有一根“犬儒的刺”。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权力场如同江湖,各种高手过招,危情危局之下,要想站直身子,防御各种风险,必须见招拆招,笃定判断。无论是深夜痛哭的高福,还是口吐“可防可控”莲花的王广发,都深知自己没有练成金钟罩,可以独立挡住各种权力洪流。于是,他们的选择,只能在心头上扎下一根“犬儒的刺”。既想讨好上意,又不想惹怒民意,王广发的绝招是把专业装进文字游戏。人格志一直倡导的价值观,是以人格提升实现人生提升。不在身上植入“犬儒的刺”,这往往是心向往之,其实难至。高福与王广发,是这场疫情专家中的“绝代双骄”。他们如此多娇,引无数士人竞折腰。只是,他们身上那根“犬儒的刺”,尽管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但是,此生,他们将永远会觉得,身后总有人在愤怒地吐口水,会有一种目光在刺穿他们的灵魂。是的,就算得到再大的权、名、利,也永远拔不出,他们身上那根“犬儒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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