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感谢，道歉，平反

郑也夫（北京大学教授）

 

要灾民向元首和政府感恩，仅此一句话这官员应该免职。因为他连官员是什么，政府是什么，二者与人民的关系，这些为官的最基本的意识都不具备。不管元首和中央政府向武汉调拨了多少资金，都不是他或他们自掏腰包，而是将全国人民经年累月的纳税用在一时一地的灾民身上。政府不产生财富，而救灾是它的职责。听到要灾民感恩元首，能把吾辈吓死，是诈尸了吗？是明清官员借尸还魂了？这么说，很多古代官员会抗议的，因为他们沐浴过素王的教诲：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岂止21世纪，说这话你在哪朝哪代都要丢官和蒙羞的。能大言不惭地讲出如此话语，说明了官场文化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感恩一定充斥于他们的圈子。

对这位无耻官员的反驳，笔者并不都认同，甚至以为一些反驳也暴露出国人社会关系上分寸感的丢失。而这曾经是中国文化的最长项。近日笔者最常听到的是：不是人民应该感谢政府，而是政府应该感谢人民。或许在话语上这是官场将民间带到了沟里。

要灾民感谢政府是荒诞无耻，加上向其上司的谄媚。这在今日世界已属罕见。而元首和官员感谢人民，则是空洞乏味，却仍流行于世。这其实不是源自民众和媒体，而是政客们最先说出的。他们这么说是为了向大众谄媚。你把事情办好就行了，说感谢人民作甚。何况那个被感谢的群体是匿名的，常常大得不可思议，这是与人类社会生活中数万年来天天上演的感谢表达大异其趣的。因为感谢从来是针对具体人物事件的。但向大众谄媚总比向一个人谄媚好些。虽有虚伪之嫌，毕竟是自主行为。要求他人感恩，有违感恩行为在人类社会中发生时的正常期待。比如你帮助了一个人，他感谢你，你听着舒坦，他没感谢你有些失落。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你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不计较或从此与他拉开距离。唯独一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即提醒他来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你行善后内心可能有弱弱的对感恩的期待，但你期待的是真情回馈，真情必是自发的。经提醒后得到的东西，是你当初的期待吗？故不管索要感谢的主体是谁，索要都是荒诞的。对公民而言，不必说什么政府应该感谢人民，甚至抑制官员说这样的空话才好，要他把事情办好才是真的。

由此想到了道歉、忏悔和平反。笔者以为它们与感谢有类似处：自发则很好，催逼就变味。多少年来，我们喋喋不休地要求日本政府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道歉，身为中国人我都听烦了。要来的道歉有意思吗？真心的道歉当然与外部压力的道歉不同。但光是真心的道歉就可以了吗？当然不是，本有战争赔款的。吊诡的是，政府慨然放弃战争赔款，要求道歉却一而再再而三。理与礼，一头不沾。

再说文革，太多的人要求一些人对文革中的行为忏悔。殊不知忏悔是内心的反省自责，压力下做出的检讨与忏悔风马牛不相及。要他服软已经时过境迁，忏悔又是要不来的，世上总有些事情是无可奈何的。三十年来，民间就六四要求政府平反之声不绝于耳。我曾有这样的想法，用得着政府平反吗？每个公民心里都有一杆秤，后人也当然会有其判定。本届政府否定六四开枪政治上可以得分的，它不想得这个分活该。它的判定有这么重要吗？我从来不高看它的评判？这认识在笔者脑子中只一闪现就放弃了。因为我没有六四中蒙难的亲属，蒙难者亲属有要求索赔的当然理由。还有因六四亡命海外不能回国的朋友们。而索赔和回国的前提是政府重新评价六四。

如此看，二战、文革、六四，在一个层面上堪可一比。有些东西是硬性的。有些东西是软性的。硬的东西更重要，因为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性质的判断。感谢、道歉、忏悔，这些东西不好索要。而对当事者的责任则要一竿子到底，迫使他履行。保证基本利益才有面子，丢失了基本利益，到哪里也找不回面子的。

——光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