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武汉肺炎荼毒神州大地、当北京出现首个死亡案例、当香港讨论是否封城、当美德日等国从武汉鱼贯接出他们的公民、当全世界谈武汉色变之际，习近平政府封了偌大一个武汉城，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讲了几次话，表示自己一直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豪言中国一定会战胜这场瘟疫。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组长是王沪宁，李克强和王沪宁均为政治局常委，其馀七名成员全部都是副国级官员，政治级别不可谓不高。李克强在当了8年总理之后，终于戴上了一顶领导小组组长的桂冠。有好事者问，已经身兼近20个小组长的习近平为何此次舍得让出这顶桂冠？答案自然是见仁见智了。
不过，比这些答案更能见真章的恐怕是习近平关于武汉肺炎的几次讲话。自从上周一（20日）习近平首次谈武汉肺炎之后，他在成立疫情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和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时，屡次谈到武汉肺炎。其中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点：一是抗疫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二是加强舆论引导，三是强调党对抗疫的绝对领导。这几点虽说是老生常谈，却足见习近平当局处理武汉疫情的思路。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我可以断定，习近平成立的中央抗疫领导小组是个政治挂帅小组。其成员中没有一个是懂抗疫的技术官僚，而是清一色的政治官僚，甚至是清一色的习近平亲信。这样的成员构成，与其说是抗疫，不如说是在执行一种政治使命，即借助政治和宣传机器，删除不利于维稳、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淡化危机的严重程度，防止有人把疫情当作攻击中国的机会。
问题是，这样一个政治挂帅小组能够有效地管理、控制、协调武汉和全国的抗疫行动吗？国人中有不少迷信党国效率，他们认为，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一旦动员起来，力量比外界想像强大得多。这种体制对付传染病最有办法，说隔离就隔离，说封城就封城，效率极高，民主体制没法比。对此，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感概。譬如，经常批评中国问题的BBC评论说，国际社会现在共同默认的是，这场疫情「幸亏发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敢封城，BBC甚至赞赏说，「中国封锁疫情扩散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增加一份世人的安全系数。」
只是世人的安全是由被封在城里的1100万武汉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的。1100万武汉人的被围困是不由分说的，是事先不知情的，是没有选择的。封城意味著留在城里的每一个健康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BBC说，这种做法「就是要求1100万人放弃避免感染病毒的机会来帮助政府控制疫情。」这和1666年英国发生黑死病时，埃姆村村民自愿作出的选择很不一样。那时，埃姆村村民为换取他人不被感染，而把村子封锁起来，自己放弃生的希望，最后，350名村民中死了260人，死亡率数倍于英国其他地方死于黑死病的比率。他们的「舍身取义」至今被英国人怀念。
武汉封城的问题在于，政府用强制性手段迫使1100万武汉人「舍身取义」，直接后果就是民怨沸腾，沸腾得史无前例。民众认为，首先，武汉政府瞒报疫情的根子在习近平；其次，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武汉封城或武汉肺炎，这让民众感到「寒心，恶心，痛心」；其三，中共对疫情信息赤裸裸的垄断令民众反感，习近平政府一直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第四，许多民众认为，习近平应当对疫情的扩散扩大负全责，一些死者的家属甚至要求习下台。
武汉封城可能集中体现了这个体制的两面性。正是因为它的舆论控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而导致了今天这个扩散到全球的大灾难，即便它可能通过集权/极权手段，靠国家动员、战时机制、举全国之力而获得最后战胜疫情的胜利，它却有可能变本加厉地搞舆论管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并导致更大的人类灾难，甚至和文明世界同归于尽。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组长是王沪宁，李克强和王沪宁均为政治局常委，其馀七名成员全部都是副国级官员，政治级别不可谓不高。李克强在当了8年总理之后，终于戴上了一顶领导小组组长的桂冠。有好事者问，已经身兼近20个小组长的习近平为何此次舍得让出这顶桂冠？答案自然是见仁见智了。
不过，比这些答案更能见真章的恐怕是习近平关于武汉肺炎的几次讲话。自从上周一（20日）习近平首次谈武汉肺炎之后，他在成立疫情领导小组的会议上和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长时，屡次谈到武汉肺炎。其中值得关注的有这样几点：一是抗疫要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二是加强舆论引导，三是强调党对抗疫的绝对领导。这几点虽说是老生常谈，却足见习近平当局处理武汉疫情的思路。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我可以断定，习近平成立的中央抗疫领导小组是个政治挂帅小组。其成员中没有一个是懂抗疫的技术官僚，而是清一色的政治官僚，甚至是清一色的习近平亲信。这样的成员构成，与其说是抗疫，不如说是在执行一种政治使命，即借助政治和宣传机器，删除不利于维稳、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淡化危机的严重程度，防止有人把疫情当作攻击中国的机会。
问题是，这样一个政治挂帅小组能够有效地管理、控制、协调武汉和全国的抗疫行动吗？国人中有不少迷信党国效率，他们认为，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体制，一旦动员起来，力量比外界想像强大得多。这种体制对付传染病最有办法，说隔离就隔离，说封城就封城，效率极高，民主体制没法比。对此，国际社会也有类似的感概。譬如，经常批评中国问题的BBC评论说，国际社会现在共同默认的是，这场疫情「幸亏发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这样的体制才敢封城，BBC甚至赞赏说，「中国封锁疫情扩散的每一份努力，都会增加一份世人的安全系数。」
只是世人的安全是由被封在城里的1100万武汉人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的。1100万武汉人的被围困是不由分说的，是事先不知情的，是没有选择的。封城意味著留在城里的每一个健康人都增加了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BBC说，这种做法「就是要求1100万人放弃避免感染病毒的机会来帮助政府控制疫情。」这和1666年英国发生黑死病时，埃姆村村民自愿作出的选择很不一样。那时，埃姆村村民为换取他人不被感染，而把村子封锁起来，自己放弃生的希望，最后，350名村民中死了260人，死亡率数倍于英国其他地方死于黑死病的比率。他们的「舍身取义」至今被英国人怀念。
武汉封城的问题在于，政府用强制性手段迫使1100万武汉人「舍身取义」，直接后果就是民怨沸腾，沸腾得史无前例。民众认为，首先，武汉政府瞒报疫情的根子在习近平；其次，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武汉封城或武汉肺炎，这让民众感到「寒心，恶心，痛心」；其三，中共对疫情信息赤裸裸的垄断令民众反感，习近平政府一直在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事关疫情，只有官方可以说话，其他人一律闭嘴；第四，许多民众认为，习近平应当对疫情的扩散扩大负全责，一些死者的家属甚至要求习下台。
武汉封城可能集中体现了这个体制的两面性。正是因为它的舆论控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而导致了今天这个扩散到全球的大灾难，即便它可能通过集权/极权手段，靠国家动员、战时机制、举全国之力而获得最后战胜疫情的胜利，它却有可能变本加厉地搞舆论管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并导致更大的人类灾难，甚至和文明世界同归于尽。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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