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2
武汉疫情大爆发之际，中国举国上下都在等中共第一把手的指示，就像崇祯亡国时，所有人都在等崇祯的指示一样。1月20日，第一把手习近平的指示终于来了，这一天成了武汉疫情的指标日。
在1月20日之前，老百姓完全被蒙在鼓里，而知情人除了八名被约谈被训诫的医生之外，所有的政府官员，不管是武汉政府还是中央各个部门，包括防疫官员、卫生部门、警察部门和宣传部门，都三缄其口，他们都在等党的第一把手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在疫情出现后奇怪地沉默了40多天之后，终于在1月20日说话了。如果说，在1月20日之前，中国的防疫系统处于对公众隐瞒疫情及不作为阶段，那么在1月20日之后，疫情的大爆发，使中国的防疫系统立即陷入了崩溃和濒临崩溃的边缘。
习近平那次讲话话音刚落，马上有成千上万的重症病人和疑似病例向武汉各医院蜂拥，导致医院在接诊、确诊、安排重症病人住院、提供日用口罩和防护服、消毒耗材等方面都不堪重负。医院无法收治的病人，有的回家隔离造成全家感染，有的在空荡的大街上游荡，在各医院之间穿梭求告无门，有的体力不支栽倒在街头。从那种世界末日一般的可怖景象中，外界看到了武汉人的惨状和中国防疫系统的溃败。
可以说，中国防疫系统的溃败，是造成武汉疫情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经过2003非典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建设与完善中国防疫体系，不仅加大投资于疾病预防和研究，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升级全国监测系统，还增加了不少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因此而称中国现在已是传染疾病研究的领导国。有谁能料到，这个「领导国」的防疫体系，在武汉疫情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当年非典时期面临的所有问题，如隔离设施不足、资源严重短缺、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医院内部交叉感染严重等，今天几乎都重复发生在武汉疫情中，武汉面临的瓶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甚么中国防疫系统如此不堪一击？是医疗防疫系统投资不足吗？是医患比例严重失调吗？根据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为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投入了大量资金。2003年，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达八百亿，2015年为一万亿，2016年则为四万亿。关于医患比例，德国之声说，中国每一位医生要照顾将近7000名民众，也就是7000比1，而国际上的公认标准比例是大约1500到2000比1。这对一个号称崛起的大国来说，如此低水平的医患比例，实在太讽刺！
但是，武汉疫情展示的中国防疫体系濒临崩溃，其重要原因并非在于投资不足，恐怕也不在于医患比例严重失调。而在于一系列非防疫因素。中国政府对付传染病，从非典开始到禽流感，再到现在的武汉疫情，实际上采用的是同一个应对模式，即，在疫情初期对大众隐瞒，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不敢作为不愿作为；当疫情发展到无法控制时，中央权威高调介入，采取严苛措施，待疫情被控制后，遂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和党领导的优越性。在这套模式中，保证政权安全远远高于保证人民健康。
在武汉疫情中，中国花大力气花大钱建立的整个防疫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中国官僚从地方到中央照样隐瞒，照样不作为；非典时期的中国卫生部和武汉疫情中的中国卫健委都以「内紧外松」的政策对付，都不向民众通报。不同的是，非典时隐瞒疫情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敢担责的技术官僚如王岐山和吴仪，而现在，习近平政府中除了忠于他的亲信和子弟兵外，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官员。此外，非典时期的中央权威并非当时刚走马上任的胡锦涛或温家宝，而是集体领导，「九龙治水」。但武汉疫情的中央权威却非习近平一人莫属，举国上下的官僚们都在眼巴巴地等著习核心的指示。
对中国防疫体系的溃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是否应该「亲自负责」了？
在1月20日之前，老百姓完全被蒙在鼓里，而知情人除了八名被约谈被训诫的医生之外，所有的政府官员，不管是武汉政府还是中央各个部门，包括防疫官员、卫生部门、警察部门和宣传部门，都三缄其口，他们都在等党的第一把手习近平的指示。习近平在疫情出现后奇怪地沉默了40多天之后，终于在1月20日说话了。如果说，在1月20日之前，中国的防疫系统处于对公众隐瞒疫情及不作为阶段，那么在1月20日之后，疫情的大爆发，使中国的防疫系统立即陷入了崩溃和濒临崩溃的边缘。
习近平那次讲话话音刚落，马上有成千上万的重症病人和疑似病例向武汉各医院蜂拥，导致医院在接诊、确诊、安排重症病人住院、提供日用口罩和防护服、消毒耗材等方面都不堪重负。医院无法收治的病人，有的回家隔离造成全家感染，有的在空荡的大街上游荡，在各医院之间穿梭求告无门，有的体力不支栽倒在街头。从那种世界末日一般的可怖景象中，外界看到了武汉人的惨状和中国防疫系统的溃败。
可以说，中国防疫系统的溃败，是造成武汉疫情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我们都知道，经过2003非典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建设与完善中国防疫体系，不仅加大投资于疾病预防和研究，改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升级全国监测系统，还增加了不少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因此而称中国现在已是传染疾病研究的领导国。有谁能料到，这个「领导国」的防疫体系，在武汉疫情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当年非典时期面临的所有问题，如隔离设施不足、资源严重短缺、大量医护人员感染、医院内部交叉感染严重等，今天几乎都重复发生在武汉疫情中，武汉面临的瓶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甚么中国防疫系统如此不堪一击？是医疗防疫系统投资不足吗？是医患比例严重失调吗？根据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为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投入了大量资金。2003年，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达八百亿，2015年为一万亿，2016年则为四万亿。关于医患比例，德国之声说，中国每一位医生要照顾将近7000名民众，也就是7000比1，而国际上的公认标准比例是大约1500到2000比1。这对一个号称崛起的大国来说，如此低水平的医患比例，实在太讽刺！
但是，武汉疫情展示的中国防疫体系濒临崩溃，其重要原因并非在于投资不足，恐怕也不在于医患比例严重失调。而在于一系列非防疫因素。中国政府对付传染病，从非典开始到禽流感，再到现在的武汉疫情，实际上采用的是同一个应对模式，即，在疫情初期对大众隐瞒，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不敢作为不愿作为；当疫情发展到无法控制时，中央权威高调介入，采取严苛措施，待疫情被控制后，遂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和党领导的优越性。在这套模式中，保证政权安全远远高于保证人民健康。
在武汉疫情中，中国花大力气花大钱建立的整个防疫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中国官僚从地方到中央照样隐瞒，照样不作为；非典时期的中国卫生部和武汉疫情中的中国卫健委都以「内紧外松」的政策对付，都不向民众通报。不同的是，非典时隐瞒疫情的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有能力敢担责的技术官僚如王岐山和吴仪，而现在，习近平政府中除了忠于他的亲信和子弟兵外，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官员。此外，非典时期的中央权威并非当时刚走马上任的胡锦涛或温家宝，而是集体领导，「九龙治水」。但武汉疫情的中央权威却非习近平一人莫属，举国上下的官僚们都在眼巴巴地等著习核心的指示。
对中国防疫体系的溃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是否应该「亲自负责」了？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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