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寫出『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的人，是不可能立志『賣國求榮』的。」
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整理前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生前詩文演講書信全集《汪精衛與現代中國》出版，全書共六卷，有許多汪氏至今從未披露的手稿與演詞，當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大事，可與《蔣介石日記》並讀。
蔣汪都是20世紀影響中國的兩大人物。兩人俱是晚清擁有革命救國思想的人物，正值中國脫離皇朝、進入現代化的歷史關頭，兩人俱與日本有淵緣，而又在中日戰爭中分道揚鑣。
歷史人物論定功過，不可以成敗定是非，更不可膚淺地以民族主義情緒將一個人物簡單標籤定論。汪精衛早年是革命志士，一腔熱血，崇尚民主自由，非常熱愛中華民族，為何中年時忽然變了另一個人？
在人物性格心理學上，以幾十年中國歷史對汪氏論斷，顯然不足全信，因為要了解一個人物的真正內心世界，要由人性心理學角度，而不是政治意識形態角度，其中一個依據，是看他對自己得剖白。蔣介石日記是其一，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鈔》與此一文稿全集，是其二。
汪氏是感情澎湃衝動之人，性格浪漫，而且志慮單純，一個寫出「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的人，是不可能立志「賣國求榮」的。汪氏1940年前往南京，投奔日本。據金雄白《汪正全的開場與收場》，前後力證曾於重慶向蔣介石請命：「兄為其易，弟為其難」，抱的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不惜背負歷史污名，企圖救國。
評定一個歷史人物，要看他當時的處境，正如英國首相張伯倫，活在1939年，不可能預知後來希特拉屠殺猶太人、進攻蘇聯、轟炸英國，也不可能預知美國參戰。1939年的張伯倫審時度勢，只知道希特拉這個強敵，英國不可能與之玉石俱焚，只能簽署合約，保存實力，圖後再舉。
但幾十年後的歷史學家，知道希特拉後來不只攻蘇聯，還屠猶而瘋狂，自然有一種偏見：張伯倫姑息養奸，苟且偷生而無能。但當希特拉為露出侵略英國的野心，在那個時空，張伯倫簽署《慕尼克協定》(Munich Agreement)，是最好的選擇。
汪精衛投日，基於當時國民政府呼籲英美日等國，要求援助，充耳不聞。1939年，蔣介石已經失去半壁江山，軍事指揮節節失利。英國封鎖滇緬公路，落井下石。當時的中華民國孤立無援，軍力不足以戰勝日本，他希望回歸南京，盡力保護淪陷區民生百姓。
汪精衛當時不可能知道原來日本很快就瘋狂空襲珍珠港，若他知道美國有一日會回心轉意，對日本宣戰，絕不可能會跳進這樣的火坑。其人之詩詞，淺易明白，清末民初詩詞傾向不用典故，尤其嶺南派吸取了粵語古音，詩詞自成一格，清白雋永，賞心悅目。
但詩詞不可英譯。以汪氏「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一詩，四句可勉強譯為：
Singing loud in the market of Yen,
Calm in the cell as a Chu prisoner,
Beheaded, what a flashing chop,
I live up to my head, more than ever.
所謂「燕市」和「楚囚」，燕與楚都是中國的古地名。對於有人文修養的中國讀者。別含一番滄涼。正如「秦時明月漢時關」一句，為何意景空曠、時空悲絕？因為「秦漢」這兩個字為中國人帶入的歷史深度，人文的時空感，外國人無法領會。一旦譯為The Moon of Chin, The Gate of Han，即意境全失。
汪精衛的一生，以今日大陸的術語論定，「初心是正確的」，卻不幸成通敵叛國罪，好心做壞事。他少年清逸俊朗，有張國榮的氣質，而猶有過之；另青年蔣介石，英氣武凜，有兩分吳彥祖的樣貌，中國人社會如果有創作自由，汪精衛和蔣介石這兩個人物如何惺惺相惜，如何瑜亮爭秀，如何合作，又如何分手，一定可以拍成一齣精彩絕倫的電視劇，惟兩名男主角若由張國榮與吳彥祖來演，吳彥祖在美國長大，不大可能講得出那口寧波腔的國語，不免失諸交臂。
但這一切都不可能了，因為大江東去，覆水重收，正如秦時的明月，漢時的城關，時間的大河兩岸，在這邊觀彼岸，淚眼遙看，山河各異，人間早已兩般風景。（相關報導：為何蔣介石能擠下國父接班人、黨內聲望最高的汪精衛？揭老蔣奪權內幕：原來有槍桿子還不夠｜更多文章）
＊作者為香港知名作家。本文原刊香港《明報》月刊七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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