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时代，中G官方对毛文革错误的定性，是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口径，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并推向极端，但没有认真加以清理，而是强调"宜粗不宜细"，文革历史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起来。"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离开了历史细节，一般民众无从了解毛发动文革的真相和罪责。再加上毛的文革遗产与中G官方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掰扯不清，结果八十年代官方的否定文革做成一锅抽象否定、具体含混的夹生饭。
另一方面，邓小平主政后实行的跛脚鸭式的改革，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和民怨，这成为毛的文革遗产复活、兴风作浪的社会土壤。不错，邓主导的改革开放把中国民众从毛时代的贫穷饥饿中解救出来，开始过上小康生活，但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而是为了挽救共产党的一党天下。这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步履蹒跚，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不能容忍胡耀邦、赵紫阳，接连罢黜两任总书记的原因所在。与胡、赵两人相比，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改革派，充其量只是个半吊子的改革派。更深一步说，邓的改革取向，与毛对他有知遇之恩有密切关系，这种情结左右着他的政治判断。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中，邓小平与毛的关系最深。早在中央苏区毛挨整时，邓就是毛派的头子而受到株连，由此得到毛的青睐，刻意扶植，作为接班人来培养，锋头甚至超过林彪。如在淮海战役中，让邓统领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在中G八大时，又先林彪一步进入中央常委。中G建政后，邓一度也是积极贯彻毛的左倾路线的得力干将，在许多事情上，邓都难脱干系，如在反右运动中担任前台总指挥；在中苏论战中，邓直接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参加这个写作班子的康生、王力等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渊源，毛虽然对邓小平跟着刘少奇跑不满，在文革中想整他一下，但始终留有余地，强调"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并给予特别关照，允许邓可以给他写信，指定汪东兴负责照顾邓的生活。所以邓在文革中的境遇，与刘少奇、彭德怀生那种不如死的境遇有完全不同。即便是邓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后，毛仍保留他的党籍，并满足邓的请求，允许他和家人在一起，可谓做到"仁至义尽"。
邓、毛之间这种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D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摆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只求经济发展，拒绝症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
这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G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邓小平是始作俑者。邓是一个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门槛上半新半旧的人物，他一手催生了改革的胎儿，一手又掐死了改革的生机。缺少了政治改革的制衡，一党体制下的经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人和资本的贪婪，必然像当年毛煽动文革狂热一样席卷肆虐整个社会。
天安门事件后，当邓小平在耄耋之年，终于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写入中共十四大党章的那一刻，就为权贵资本主义大行其道打开大门。此后，所谓"改革"已经成为权贵集团的专利，造成利益分配格局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广大底层民众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毛时代的"公平清廉"，把毛看作是反抗社会不公和权贵集团贪腐的旗帜，是人民的保护神。毛的文革遗产更是成为中G党内原教旨派批判邓式改革的利器，社会被严重撕裂，毛左和邓右两种势力水火不相容。这种局面是生前刻意维护毛历史地位的邓小平始料不及的。毛的文革和邓的片面改革，一左一右，共同释放出来的人性恶，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生态环境和道德伦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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