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扫黑」考验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和执政能力

习近平决定在中国展开一场「扫黑除恶」运动，这个运动将成为对他的治国理念和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

多年来，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的黑社会化，一直呈愈演愈烈之势，那么，他为什么选择在自己第二个任期，而不是更早就开展这个运动？这显然与习近平不得不首先巩固自己的权力有很大关系。权力不稳，其他问题都很难排上日程，于是金融和地方及基层治理这两个危机的恶化，都成为习近平集权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正如一些评论指出的，习近平"扫黑除恶"与他强力反腐一样，有非常直接的政治动机，比如说清洗政治对手在政法系统的势力，也会有类似当年薄熙来重庆打黑的财政动机，也就是从那些受到政敌保护的地方富商和黑恶势力中，夺得一笔数量可观的财富，以缓解地方财政的危机。但是，"扫黑除恶"毕竟与高层打虎有重大区别，因为这个运动必然触及底层社会的权力和利益结构，因而涉及到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因此，如果此次"扫黑除恶"的结果是加剧社会秩序的危机，将会给习近平带来更大的麻烦。

应该说，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原因之一，与习近平偏爱中央集权的治国理念有很大关系。习近平为了巩固个人和中央的权力，避免选拔任何有个人魅力的官员担当地方大员的重任。这一点对于"扫黑除恶"非常不利。我们都知道，在法治不彰的中国，要在地方"扫黑除恶"，必须靠有道德威望和个人魅力的"包公"式人物。也就是说，没有强龙，难压地头蛇。

但如今举目四望，在中国的大员中可以说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强龙"。我相信，这将会给习近平的"扫黑除恶"带来相当大的难题。北京的蔡奇出师不利，虽然给习近平带来很大的政治损失，但习不敢处置，说明习近平已经认识到，他如果像当年胡锦涛在非典爆发时那样撤掉自己的爱将，就更加无人勇于任事了。但如果地方大员"扫黑除恶"都像蔡奇驱赶低端人口那样乱来，局面也将难以收拾。总之，如今习近平重用的地方大员，既无地方根基，又无个人魅力，会给"扫黑除恶"带来很大变数。

"扫黑除恶"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中国经济已深陷困境。在前些年地方政府财力充足的时候，官场中有一句话很流行，就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钱本身成了问题。在财政动机推动下的"扫黑除恶"，必然会带来类似李庄案那样以黑打黑的司法黑暗，但在经济增长乏力，就业越来越困难的今天，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扫黑除恶可能危及许多小人物的生计。不难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人的生计，事实上与黑恶势力的各种非法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扫黑除恶"一开始推而不动的可能性不小。这是否意味著这场运动会不了了之呢？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没有法治的社会，黑恶势力是一种恶性肿瘤，不可能像法治社会那样，成为正常秩序能长期忍受的一种病症。因此，在中央对各省大员的高压下，"扫黑除恶"终成风暴也是难免的事。到那时，没有司法公正程序约束的所谓监察机构是否能控制住局面，习近平还能不能守住不轻易开杀戒的底线，中国的基层秩序能否承受住一种人人自危、为自保而相互加害的局面？都将是习近平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挑战。

——RFA

管见：徐泽荣误读马克思学说的逻辑

图： 中国流亡作家马建，在马克思的墓地前，为马克思披上写着89，64，25周年等数字的中国国旗……（张安安摄）

先是在《开放》杂志上读到连载着的徐泽荣先生大作《马学劳动价值学说逻辑证非》，又在《纵览中国》上读到徐先生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之谬误根源》。过去读过徐先生的一些文章，受益非浅，因而对徐先生的论述有所期待，然而，感觉却是失望。

徐先生对马克思学说及其内容组成部分，提出他的看法，读来感觉不妙。然后，在《开放》的文章里，徐先生建议读者不妨读徐禾等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不一定读语言晦涩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原著，因为徐禾等已经把马氏的原意用足够简明的语言说得很清楚了。笔者感觉，大为不妙。而《纵览中国》上的文章，徐先生再赞同王沪宁为中共构思的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说它"乃从政策层面质疑了劳动价值学说，默认了效用价值学说"，不免长叹一声。

徐先生说，马克思认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属于科学，马学变为科学的前提，就是抛弃哲学，即马学绝对没有哲学，而将哲学纳入马学，乃是普列汉诺夫、乌里扬诺夫（列宁）的节外生枝。然而，马克思于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基础之上，逻辑推理出他的社会革命思想，尽管他自己没说，后人将其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对此，徐先生认为无可厚非。

然而，马克思的学问，开始就是从哲学做起，建立他的辨证唯物主义哲学之后，应用于人类社会，得到唯物史观，并由此形成他的社会主义观念。而大体是与此同时，展开他的经济学研究。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徐先生弄错了。

所谓科学社会主义，至少是在马克思做经济学研究的同时，或应该是更早些。马克思等人是革命家，对1848年革命有参与，更有研究，其时，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已有基本框架，但他们当时认同"不断革命"，到后来才予以否定，走出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二步。

将马克思学说分为哲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起自恩格斯。恩格斯写《反杜林论》，得到马克思鼓励，而其分篇，即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此后，恩格斯将其中部分独立成另一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奠定了这种划分。后来才有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至于普列汉诺夫，他似乎不大在乎这样的划分，他本人更多地是哲学家，对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深入研究。

■价值为异化劳动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的《资本论》及其它手稿，浸透着他的哲学思想，其核心概念，即为异化劳动。

什么是价值，即使在马克思写《资本论》后，也还是众说纷纭。中国经济学家中，笔者所见，唯林子力一针见血：价值即异化的劳动。不了解黑格尔哲学，不理解异化概念，就很难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徐先生居然建议人们读中共的经济学教科书，以帮助理解马克思学说的经济理论，真叫人哭笑不得呢。

《资本论》一至三卷，仍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第四卷，是考茨基将马克思手稿编成书，其实乃为整理，与恩格斯编辑《资本论》二、三两卷相比远为逊色，而这部《剩余价值理论》也仍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色彩。马克思的《资本论》，他自己从手稿到完成著作的，只有其第一卷；恩格斯的整理，当然功不可没，但与马克思自己从手稿到完成著作，毕竟还很不同，那究竟为如何模样，已不得而知了。

马克思在前人基础上，论述他的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出现，有其价值，而据笔者所见，两者的研究其实是在不同的层面，硬要将其扯在一起，甚至断言此是彼非，未免牵强。

中共学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资本论》去掉其哲学逻辑，且不顾其局限性，似乎它已是完整的著作而非半成品。徐先生赞同那位金教授将哲学剥离马克思学说的看法，以为中共学者的教科书"已经把马氏的原意用足够简明的语言说得很清楚"，这或许是他最大的失误了。

马克思写道，"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象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

这些语言，并不晦涩，把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原意，说得一清二楚。

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其背后，以哲学语言来说，即为异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物化，在经济过程中异化，而异化，就是说，劳动者自己的劳动，物化为产品，不再受劳动者支配，异化为价值，异化为资本，反过来支配劳动者。

马克思在其哲学－经济学手稿里，反复地论述劳动异化为资本，资本即死劳动，死劳动支配活劳动。《资本论》中，这种哲学色彩似乎减弱，实则，其哲学完全融入其论述，成为《资本论》的逻辑。

价值乃异化之劳动，价值规律即为劳动规律在市场经济中的形式，而劳动规律，是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则价值规律，成为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规律。

共产党本能地敌视马克思的异化观念，它的所谓政治经济学，对价值规律一知半解，或者将其作为价格规律来论述，或者为"社会主义"经济杜撰所谓"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毛泽东说"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而这"大学校"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有天知道。

徐先生认为，如果认定劳动时数就是交换价值本数，那么就可认定，只有劳力持有者才是产生交换价值的主体，资本持有者、技术持有者对于价值生成所起作用轻微，反之，认定效用序数就是交换价值本数，则相反，而剩余价值，乃至阶级斗争、党权专政之类，也都消失。

这样的认识，实在是太武断了。

劳动异化为资本，劳动者自己拥有这种资本，就成为资本家──劳动者与资本家，原本就是相互转化的。管理劳动、技术劳动，也是劳动，同样异化为价值，异化为资本。《资本论》对此的论述或不甚清晰，予以完善便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其框架基本稳固，而环境生态学说及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则须具体研究，它们是否动摇马克思学说的基础，也须深入分析。

"剥夺剥夺者"是政治口号，其背后，有马克思学说为支撑，有其客观与主观条件限制，并非可以任意而为。但共产党夺权、实践"社会主义"，基本上完全背离马克思学说，基本上依恃国家政权之力量。它只是以马克思学说为其名义，似乎马克思学说本身就无视社会主义的经济必然性。

■共产党实践背离马克思学说

徐先生断言，阶级对抗观点乃是劳动价值学说必然产物；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法、造反有理说、共党专政制全部源出马学元论。这样断言，缺乏依据。

1848年革命时，马克思30岁，他认为，工人支持、参与了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即镇压工人，阶级对抗已经明显，于是他赞同"不断革命"。其时，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还在进行之中。阶级学说，劳动价值论，都是前人所创，马克思做了他的研究，建立了他的阶级学说和劳动价值论，它们之间的联系，不可以简单而论。

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是有相当权威的马克思学说理论家。他们基于马克思学说，反对十月革命，他们对共产党专政的生长与发展，都有很深刻的认识。那么，照徐先生的看法，他们真如共产党人所说，是假马克思主义，而列宁是真马克思主义？

当然，列宁对马克思学说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政治斗争中背离马克思学说，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而后来，他对"十月革命"也有他的说法，与斯大林主义完全不同，这里不赘述。

徐先生以为，国际共产主义"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头脑"，表明他分不清楚马克思学说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同时也无视国际共产主义中苏联及东欧改革浪潮的理论思考。

至于王沪宁，他以他的政治学思想，包装中共的理论，中共自己的说法，那叫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沪宁有西方政治学说的功底，他做的包装，或许与西方学说的效用价值论有联系，而笔者以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认定它不属于马克思学说，就此戳穿中共的伪装。而徐先生另作主张，或许有其意义，但是，王沪宁的包装为中共披上"三个代表"之外衣，即使与西方学说有什么联系，笔者愚钝，实在看不出如此"左勾出拳撞出的思想火花"在哪里：莫非以西方学说证实了中共之"伟大"，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效用价值论，证明中共真的是什么"代表"之类，徐先生真的以为，那就算是某种成就了么？

对于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具体而言，分为两方面。

其一，学术研究。马克思对其哲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且经普列汉诺夫论述──列宁对他有高度评价──更为丰富，对其展开分析与批判，需深厚功力。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框架已建立，展开之中，因为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而走向另外一端取得成功，其研究与论述基本中断，是为遗憾。至于效用价值，它与劳动价值论之间为何关系，笔者在此不涉及。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先是将社会主义观念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然后，坚持这一哲学理论，否定了"不断革命"论，恩格斯承认了他们先前的错误。但是，其进一步发展，被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所中断，而社会党方面，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也已经减弱。

笔者醉心于此方面的研究，只是进展甚少，在徐先生那样的自信之态面前，自愧不如。

不过，笔者看过一些对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特别是对其劳动价值论的批判，说老实话，这样的批判，多建立在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读之上。

其二，鉴别真伪。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为理论权威，但在政治实践中有失误，为托洛茨基论述他的"不断革命论"提供了方便，而列宁在十月革命之际、与托洛茨基携手之时，实际认同了其"不断革命论"，于是十月革命的实践开始背离马克思学说。后来列宁在争辩中有遏制这种倾向的迹象，但为时已晚。这样，"社会主义"实践走向共产党专政，它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学说已经完全无关了。许多人见不及此，无可厚非，但对徐先生，则另当别论。徐先生自诩在作学问，但是，作学问有其规矩，尤其是批评一种学问，切不可武断。

笔者以为，共产党自诩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实根本无视马克思学说，中国共产党更自我标榜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么，揭示共产党人的"理论"与马克思学说的区别，有现实的政治意义。笔者不才，窃以为，当今之际，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属于学术讨论，而揭露共产党人自诩"马克思主义"政党，兼具学术和政治的意义。

以自由主义或别的理论，批评马克思学说，都可以有其意义，而其基本规则，应该是准确地理解对手，对其表达应恰如其分，否则，即失去意义，且会弱化对共产党"理论"的批判。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马克思学说，或共产党理论的批判，往往得不到多少反应，讨论很少而党同伐异者多，长此下去，批判者自己也受到影响，论战的能力减弱。笔者对徐先生直言不讳，希望对此状况有所改变。

——纵览中国首发

未普：特朗普这次来真的？

去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一次超高规模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在故宫破例接待，特朗普投桃报李，一个价值2500亿美元的特大定单于是诞生。特朗普回美后几乎每天都在晒他在北京故宫、中南海的欢乐图片，毫不吝啬地推特他的溢美之词。

那时，特朗普对于美中贸易的失衡问题，宁可去怪罪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也不肯去责怪真正的罪魁祸首。他说，美中贸易现在成了一种非常不公平和不平衡的关系，"但即便如此，我不怪中国。谁能怪一个国家为了自己国民的利益而利用另一个国家呢？"但是回到美国不久，特朗普突然变脸了。

1月22日，特朗普政府批准对外国的不公平贸易实施惩罚性措施，中国首当其冲。这些措施包括以301条款和201条款对进口洗衣机和太阳能产品徵收"高额保护性关税"，美国海关将于4月对太阳能产品课以最高30%的关税，对洗衣机课以最高50%的关税。美国又启用232条款在对中国钢材和铝材进行国家安全调查，将于4月底做出制裁决定。

特朗普早在2016年竞选时，就声称一定要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进行严厉制裁，但他上任后一直没有玩真的。那么这一次会不会像过去一样，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笔者认为，不会！这次特朗普政府的动静很大。他似乎不再愿意让中国政府继续为了自己国民的利益而利用美国了。

首先，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挑战，等同于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挑战。12月18日，特朗普发布首个国家安全战略，称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两个大国"决心让经济变得更加不自由、不公平，发展军队，控制信息和数据，以便压制社会，并扩大它们的影响力"，并"试图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这种说法已经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全方位的潜在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ames Mattis）于1月19日公布了一项国防战略，称在著重打击恐怖主义近二十年后，美国正在把重点转向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这一战略将是美国未来几年的蓝图。

其次，美国方面正式宣布，因中国离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远，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是个错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满十五周年时，中国政府认为，中国应在那天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但是美国、欧盟和日本都表示异议。最近，美国方面更进一步指出，世贸组织规则"不足以制约中方扭曲市场的行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显然是错误的决定"，"美国将不再对违规、欺诈或经济侵略视若不见"。

第三，美国直言批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制度结构在经济中发挥的巨大扭曲作用。美国商务部在报告中称。"由于中国的制度结构，以及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通过这种结构施加的管控造成的扭曲，商务部认为在适用美国反垄断法时，中国仍是非市场经济"。商务部还说︰"美国对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仍然感到担忧，比如在钢铁和铝等产业中广泛存在的产能过剩，以及许多产业和部门中的国家所有制"。可以说，美国、欧盟和日本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理由是一致的。

对于特朗普的突然变脸，中国官方及其媒体和学者都有点儿想不通，为何美国一方面要同中国发展伙伴关系，一方面又把中国放在对立面上。中国驻美大使馆认为这种变脸是"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某副教授倒是很体贴地说，这跟特朗普的捉摸不透的莽撞性格和经验不足有关。不过他们也搞不清楚，特朗普是不是在有意挑战中国的底线？

总之，中国的日子突然不好过了。继美国对中国变脸之后，欧盟反倾销法也可能年底完成，中国亦有可能中弹。此外，美国撤出后由日本领军完成的环太平洋十一国协议将于3月在智利签署，届时对中国的贸易围剿也是可以预见的。

看来美国已彻底放弃试图通过贸易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将中国纳入全球主流价值观的全部假设和努力。以贸易战为标志的新冷战在2018年很有可能白热化。

——RFA

人权观察：中国,国际刑警红色通告人员家属被骚扰——停止利用‘连坐处罚’追捕海外嫌犯

（人权观察新闻稿）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8/02/01/314426

 

 

中国：国际刑警红色通告人员家属被骚扰

停止利用'连坐处罚'追捕海外嫌犯

 

（纽约，2018年2月1日）－人权观察今天表示，中国当局应立即停止骚扰和拘押海外贪污嫌犯的家属以迫其返国。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和各国政府应拒绝中国滥用"红色通报"（red notice），即国际刑警组织通知各国政府注意被通缉人员的系统。

 

人权观察对五名"红色通告"人员（红通人员）进行访谈发现，中国当局对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实施各种形式的连坐处罚──使人因他人行为而受罚的非法措施。当局还逼迫红通人员的家属前往他们所在的国家，去劝说他们返回中国。

 

"中国当局为了逼使贪污嫌疑人返回中国，不择手段对他们的亲属施加非法压力，"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说。"这种折磨无辜者的株连手段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2012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所谓"反腐败斗争"。作为开展斗争的手段之一，中国要求国际刑警组织针对旅居海外的涉贪人员发出红色通告。

 

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是为了逮捕、遣返逃犯而设的警报系统，根据追捕逃犯国家的请求发出。不过，它并不是国际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各成员国可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法律行动因应。

 

在某些没有和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中国当局曾尝试向红通人员留在中国境内的家属施压，迫使其必须返国。官方报导通常描述说他们一开始拒绝返国，但后来因为"法律威慑、政策吸引和家庭影响"而改变心意。

 

人权观察研究揭露，中国当局以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报为借口，用各种方式故意骚扰红色通报人员的家属。公安、检察人员常访问或传唤他们的亲属，却不出示任何法律文件，还威胁他们若不配合劝说红通人员返国就要加以逮捕。人权观察发现至少两起当局正式逮捕家属的案例。

 

公安机关禁止所有家属出国旅行──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和兄弟姊妹及其家属。有些红通人员子女被禁止出国留学。他们的亲属显然遭到当局连坐处罚，包括冻结财产，解除国有企业职位，或警告生意伙伴使其拆伙。

 

人权观察对于下文提到的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案例不做内容评价。然而，就算是合理发出的红色通告，也不能作为对家属连坐处罚的正当理由。

 

红通人员居留国家的有关当局，对于中国官员或其代理人是否骚扰该等人员或其家属，应予调查。居留国当局应确保国内红通人员享有适足保护。若红通人员有被引渡可能，相关当局应确保其有适当机会对引渡决定提出复议，而且不得将任何人引渡到中国而致其面临迫害、酷刑或虐待的危险。

 

人权观察表示，国际刑警组织在处理来自中国政府的信息时，以及在协助中国与其他国家警察机关分享情报之前，均应审慎执行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并应确保红通人员及其家属的基本人权获得保障。

 

"中国恣意虐待贪腐嫌疑人家属已够恶劣，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国家不应再帮助中国把侵权行为输出国外，" 理查森说。

 

骚扰家属的详细情况，请见下文。

 

查阅人权观察有关中国与西藏的其他报导，请浏览：

https://www.hrw.org/zh-hans/ya-zhou/zhong-guo-he-xi-cang

 

查询详情，请联系：

华盛顿特区｜索菲・理查森 (英语, 华语): +1-202-612-4341; 或 +1-917-721-7473 (手机); 或 richars@hrw.org. 推特: @SophieHRW
香港｜王松莲 (英语, 华语): +852-8170-1076 (手机); 或 wangm@hrw.org. 推特: @wang_maya

 

 

"红通人员"家属遭受拘押、威胁和骚扰
人权观察访谈了四名现居美国人员和一名现居加拿大人员。访谈方式包括电话和面访。这五人分别来自中国四个省份和一个直辖市，全都自述名列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名单。人权观察并访谈了三名代理红通人员案件的律师。有三名红通人员要求匿名，以免其国内家属遭到政府报复。人权观察并检视数十则有关遣返红通人员的政府和媒体报导，大体符合前述人士的说法。

 

拘押、威胁拘押
受访者告诉人权观察，他们留在中国的家属非常害怕政府官员上门。他们说检警人员常以国际刑警红色通告为由处罚其家属。

 

商人梁建国（化名）表示，"警察向我家人说，政府可以对红通人员家属采取'任何管控措施'，我一天不回国，他们就一天不能过上正常生活。"

 

张大同（化名）说：

 

他们先打电话找[我太太]说，"我们明天早上8:30到你家来，你别出门。" 我太太当然不敢拒绝。...他们一再威胁我太太，如果我不回去，就要抓她。...我太太多次对我说，"你不知道我们受到多大压力。" 她很担心自己做错什么，让他们不高兴或激怒他们，他们可能不让我们的孩子上学。

 

张大同说，公安还骚扰他70多岁的父母："[我爸妈]也非常害怕。有一次，他们和我妈妈谈话后，引起她因高血压问题住院一个月。"

 

湖北武汉商人李钢（音）说，他的母亲因为持续被骚扰而产生精神错乱迹象：

 

当局开始骚扰我妈时，她已79岁。2016年9月到10月，压力真的很大。当局三天两头上门找人。去年底，我妈妈中风住院。...我兄弟告诉我，妈妈已经疯了。她常自言自语，念叨着 "钢钢[李钢的小名]，快回家吧。不会有事的，只要你把钱的事情解决。"

 

前商人王利和（化名）说：

 

他们无数次传唤我的兄弟姊妹，包括县里和省里的公安机关...今天传唤我姊妹，明天我兄弟，后天我侄女，就这样...[警察]威胁他们，如果我不回去，他们都会被抓起来。

 

商人梁建国说：

 

起初，警察一星期来[我们家]两次；后来每个月两三次。每次一两小时。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他们爱来就来，行为跟流氓一样。他们威胁我太太，说她如果不照他们要求做，就要她坐牢，如果她被抓了，就再也出不来。

 

梁建国说，公安也向其他家属说同样的话，包括他的小孩。"他们都怕死了。每次我太太打电话来，她都不停地哭，哀求我回国。"

 

现居加拿大的前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谢卫东表示，为了逼迫他回国，中国当局逮捕他的妹妹和已成年的儿子，关押逾一年。谢卫东向人权观察提供了有关他案件详情的文件。

 

谢卫东的妹妹谢卫芳和他的儿子谢苍穹分别于2016年9月、2016年12月在北京住处遭湖北省检察厅逮捕，押往湖北省。检察官指控谢卫芳收受贿赂，另指控谢苍穹是谢卫东挪用资金案的共犯。谢卫芳于2017年1月获无罪开释。谢苍穹仍被关押在湖北省看守所。

 

谢苍穹的母亲王莉伟（音）（已和谢卫东离婚）致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表示，官员对谢苍穹实施酷刑，并威胁她："我儿子和他姑姑，经过用刑...已经写信要求谢卫东回国。[检察官]威胁我...命令我要谢卫东回国，否则，我也会被关进去。"

201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揭露一起红通人员家属被关押的案件。山东商人储士林2016年从加拿大返回中国，此前两个月，他的前妻许建红遭当局以涉嫌"窝藏逃犯"罪名逮捕，因为许建红从中国汇钱到加拿大助储逃匿。

 

限制迁徙自由
中国当局逼迫红通人员归国的另一惯用伎俩，是限制其国内家属出境。受访者说，官员禁止他们的家属出国，但从未出示法律文件。有些亲属直到计划出国时才发现自己被边控，其他人则得到当局通知。

 

王利和说：

 

我的家人全都出不了国──我妈妈、兄弟姊妹、还有他们的配偶、子女。甚至我公司的员工。我有一个员工原本在美国，但他们回国以后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兄弟连在国内也不能旅行，他不能搭铁路，也不能坐飞机。

 

张大同说：

 

我女儿已经收到美国高中的入学许可了，但她不能出国。我们只好帮她另找[国内]学校。我儿子才8岁。他[在机场]被海关拦住。连海关人员都很奇怪地说，"这么小的孩子，会有啥事？" 但他就是不能出国，只能折回家。

 

李钢说：

 

[当局]没收我弟弟的护照。他们威胁我弟妹说，"我们知道你孩子上大学，而且是美国大学联合课程。如果你不说服[李钢]回来，你儿子就别想出国。他会被'边控'。"

 

谢卫东说，"我另一个妹妹全家移民加拿大很多年了。她女儿两年前回国，现在无法再离开中国。"

 

梁建国说：

 

我父母、岳父母、兄弟姊妹、我太太的兄弟姊妹和他们的所有子女，每一个都被"边控"。我儿子在英国读书一年多，念的中学。但他放假回国以后，却没办法再回英国。

 

2010年，云南某公立医院院长江春光以贪污罪嫌被捕。不久，当局对其妻郭欣发出红色通告，郭当时在美，被控与丈夫共同犯罪。郭欣2017年10月返国。回国前，郭欣发表公开信表示：

 

检察院...阻止身在加拿大的兄长及其妻女入境探母；否则，兄长入境后将被扣留。...[反贪局]副局长打电话告知家姐...边控将扩大到家里的第三代，侄女这一辈都将被限制出境。

 

财务控制
受访者说，当局冻结他们的国内财产，包括银行联名账户和不动产，但没有向他们的家属出示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件。他们的家属直到试图提领现金时才发现账户被冻结。他们的房产则被当局贴上封条。

 

一名受访者说，他上了红通名单后，家人也被工作单位解雇。

 

李钢说：

 

我弟弟是国企职工。他们把他解雇。他们强迫我弟每天到检察院去协助办案，但不给他发工资。他们告诉他，只要我回去，他就可以拿回全部工资。他每天都得坐在[检察院]办公室，和坐牢没两样。

 

李钢说他前妻的弟弟也被迫每天去检察院报到，"协助调查"李案。

 

张大同说，"[当局]冻结我所有账户，连我给女儿交学费的账户也一样。她得给录取的高中付保证金。"

 

谢卫东说，他妹妹移民加拿大后留在国内的资产，"和我的案子没半点关系...也全被冻结了。她想卖掉其中一件房产时才发现。"

 

梁建国说，当局 "没收我家所有财产，包括我太太、孩子住的房子。他们现在无家可归。我儿子的教育费全没了。母子走投无路。"

 

境外骚扰

中国当局派出官员到红通人员所在国家去逼迫他们归国，有时使用威胁手段。中纪委201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公安人员到法国将红通人员郑宁逮捕归案。2017年5月，有官员前往美国秘密会见国际刑警红色通告在案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施压要他回国。这椿秘密行动被美国执法当局察觉，并由美国媒体披露。

 

受访者说，中国当局把他们的家属、律师或朋友送到他们所在国家去会见他们。人权观察访谈的多名律师说，家属受命出国时常有官员陪同，甚至当他们和名列红通的亲人会面时，这些官员有时也会在场。

 

谢卫东向《全球邮报》（Globe and Mail）表示，当局把他在押妹妹的前律师和律师妻子送到加拿大，对他和他的另一个妹妹进行骚扰。2017年12月，这对律师夫妇凌晨两点到谢卫东在多伦多的住处找他；他们也到谢卫东妹妹在渥太华的家去找她。

 

"警方没有对这个律师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认为他没有违法，" 谢卫东对人权观察表示。"我们越来越担心。"

 

湖北当局也曾要求谢卫东在国内的前妻王莉伟一起去加拿大，协助官员把谢带回国。他们威胁王莉伟说，如果她不配合，就要无限期拘留她的儿子。

"[当局向我前妻表示]带着中间人去加拿大，有助掩护官员[到加拿大以后]和我当面交涉，" 谢卫东说。

 

李钢说：

 

春节前后，检察院官员明白告诉我弟弟，他们[2017年]3、4月份要去美国。一共六个人：三个检察院来的，两个地方纪委来的，加上我弟弟。他们告诉我弟弟，此行的任务就是"说服李钢回国"，还给我弟看行程表。

 

根据一份中纪委报告，当局曾送一名家属到海外会见一名红通人员，并成功令她返国：2013年，当局对前云南省能源国企行政人员陈祎娟发出红色通告，指控她收贿和洗钱。报告说陈祎娟的表亲和她丈夫的律师一同到英国找她，劝她返回中国。陈祎娟已于2016年返国。

 

梁建国说，"[当局]送我的朋友──警察认为他和我比较亲近──来找我。我拒绝见他。我不会告诉他们我在哪里。"

 

人权观察在另一案例中发现一种做法，或许也是中国当局常用的，即派遣已在该国居留的中国侨民去骚扰红通人员。

 

一名在美中国公民租了家里的一个房间给王利和，她说自从王利和搬进来，有三个她以前认识的朋友多次打电话、发短信或者上门来找她，劝她把王利和赶走："他们不断跟我说，[王利和]是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犯，是个大坏蛋，说我不应该让他住在我家里。他们曾经到我家里来骚扰我和王先生。"

 

这位女士说，她认为这三人是为中国政府工作：

 

有一次，我不经意告诉那个男的，说[王]先生和女儿一起去参加[某个活动]。[王]先生后来告诉我，[该活动]第二天，他在中国的亲戚打电话给他，说[当局]告诉他们[王]先生去了[那个活动]。

 

这位女士还说，当局告诉王利和的家属说，因为王和女儿关系很好，他们会设法把他女儿带回国，这样就可以迫王返国。

 

"天网"、"猎狐"行动背景

自从2013年习近平掌权后，中国政府便开始大举实施反贪腐斗争。在国内，这项行动部分通过"双规"秘密拘押制度──据人权观察纪录涉及大量侵权行为──捕捉了数千名中共领导人和基层政府官员。在国外，中国政府则发动称为"猎狐"和"天网"的追逃任务。

 

2014年6月，当局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来自八个政府机构，包括中纪委、公安部和外交部──追捕逃往海外的涉贪嫌犯。据中纪委报告，截至2017年10月已从90馀国追回3,587名嫌犯。

 

2015年4月，中国发布一份称为"百名红通人员"的通缉名单，包括一百名涉嫌重大贪腐案件的官员和企业家。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17年12月，"百名红通人员"之中已有51人返回中国。据报导，其中10人是被外国政府引渡回国，另外35人则是通过"劝返"而"自愿"返国。

 

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应中国要求发出红色通告的人数不明，通告至今有效的人数也不明，因为许多通告只有国内执法机关知道，而且很多人本身并不知道自己上了红通名单。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网页上公布的中国人共有83人。

 

中国的红通迫害；国际刑警组织的中立性
国际刑警组织宪章规定，国际警察合作应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即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应当遵守的人权标准。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处理规则》规定，国际刑警资讯系统中的数据处理"应尊重合作对象人员的基本权利。"

 

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不得违反该组织的中立性政策。依照宪章第3条，该组织不得"实施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干预或活动。" 然而，中国将红色通告用来对付海外异议人士和其他中国希望逮捕的人士。在德国从事新疆维吾尔运动的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已被列入红色通告超过十年，至今无法要求除名，以致国际旅行受限。旅居美国的异议人士王再刚据信就是因为在海外参与民主运动而被列入红通名单。

 

鉴于中国素有任意拘押、酷刑、强迫失踪和非法强迫引渡的纪录，人权观察曾在2017年9月致函国际刑警组织，被列入红色通告的中国人士可能面临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危险。

 

人权观察同时也质疑2016年11月就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孟宏伟，能否遵照国际刑警组织宪章维护该组织的中立政策，并做到尊重和保护人权。孟宏伟身兼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其部属涉及对无数行使基本人权的人士实施骚扰、任意拘押和酷刑。人权观察尚未收到国际刑警组织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