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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导正及《炎黄春秋》停刊声明 |
《炎黄春秋》杂志是中共党内自由派硕果仅存的一份刊物。习仲勋曾经给《炎黄春秋》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讽刺的是，这份得到习仲勋支持的杂志，能度过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偏偏到了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全面掌权的时代，反而倒办不下去了。
习近平上任之初，不少人对他寄予厚望。主要根据就一条：习近平是习仲勋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嘛。可是《炎黄春秋》的遭遇告诉我们，偏偏是习近平这个当儿子的，最不买习仲勋的账。习近平上任以来，不但没有纠正他的前任们打压言论的错误，反而倒进一步强化了对言论的打压。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习近平不象习仲勋。
前年12月号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习仲勋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作者高锴，曾担任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
文章写到，在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期间，习仲勋就大力主张言论自由，主张保护不同意见。习仲勋说："谁都爱听好话，听赞成自己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是假话，有的是捧场，有的是敷衍应付。我们征求意见的目的，本来是为搜集各种补充意见，但是，人们一听到比较尖锐的不同意见就往往不高兴，'你小子，拆我台！'有权的人有这种想法就很危险。"如今，大权在握的习近平痛骂那些尖锐的不同意见，是"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这话不但在意思上，而且在口气上，都正好和他父亲批评的那种态度一模一样。习近平这个儿子，实在和他的父亲太不象了。
高锴的文章写到，习仲勋说过："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
针对有人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但言论不能出格，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习仲勋明确表示不赞同，因为什么叫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标准很难掌握。习仲勋说："改革之初，我在广东省工作，建议中央批准设立经济特区。当时就被一些人斥为向境外资产阶级投降。如果对现行政策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还有可能改革吗？"结论很简单：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任何人都不能因发表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
著名律师浦志强，前年年底还被《中国新闻周刊》评为"年度法治人物"，去年五月出席了徐友渔等人在郝建家中举行的座谈会纪念六四，就被扣上"寻衅滋事"的罪名关押。其后又挖空心思搜集浦志强的经济问题和别的问题，但一无所获，后来干脆把浦志强先前在微博上发表的一些言论当作罪证。这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因言治罪。倘若习仲勋死后有知，定然会对这种做法投反对票。
我们知道，保护不同政见，确立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象习仲勋这样的老革命，为什么到晚年会产生如此明确的自由主义思想？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茱迪.史珂拉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论文，题目是《恐惧的自由主义》。文章指出，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产生于对残酷的宗教迫害不肖子习近平 (2015.5.4)的恐惧。史珂拉写到："自由主义......起源于后宗教改革的欧洲。它起源于基督教内部教义的正统性要求与博爱、信仰与道德之间的极度紧张。宗教战争的残酷性使得众多基督徒从教会的公共政策转向了这样一种道德，这种道德把宽容当作基督教的博爱的一种表达。例如，有人会想起加尔文教徒中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昂。"
关于这位卡斯特里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有详细的描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为了宣扬新教思想，曾经遭到罗马教廷的无情迫害；然而，等到新教得势后，手握大权的加尔文却实行了比罗马教廷更严厉的思想专制，在迫害异端异教方面竟然比罗马教廷还更残酷，美丽的日内瓦城一度陷入无边的黑暗和恐惧。在这时，年轻的教士卡斯特里昂挺身而出，发表了《论异端》一书，有力地谴责了宗教迫害和思想专制，为宗教宽容和思想自由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正像茨威格所写的那样：物极必反，两极相通。恰恰是在那些受到不宽容的理念影响最大的国家，令人惊讶地变成了欧洲最早实现宽容思想的自由国家。政治自由的理念恰恰就是从要竭力扼杀个人自由的加尔文思想体系中演变而来。恰恰是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些最早受加尔文思想体系影响的国家最热衷于把自由民主作为立国的理念。
不难看出，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和当年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过程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西方中世纪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
物极必反。文革浩劫不只是中共思想专制的顶点，也是其盛极而衰，走向破产的起点。普遍的迫害带来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软弱形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观产生了新的乐观，普遍的绝望唤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历史倒退为真正的历史进步提供了空前的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民间，不只是年轻人，就在中共党内，就在中共老一代领导人中间，也萌生了宽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思想，例如胡耀邦，例如习仲勋。习仲勋正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痛感多年来中共对不同意见的迫害造成的巨大灾难和恐惧，所以才旗帜鲜明提出要保护不同意见。
也许有人会说，胡耀邦、习仲勋都还是共产党人，都还信奉共产主义，怎么算得上自由主义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史珂拉。史珂拉说："除了禁止干涉他人的自由之外，自由主义没有任何关于人们如何生活或者应该作何选择的特殊而积极的学说"。"自由主义原则上并不必依赖特殊的宗教思想体系或哲学思想体系。只要它们不拒绝宽容，就不必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
史珂拉提醒我们，要把各种心理学上的亲缘关系和逻辑结论区分开来。一个人信奉共产主义，那么，在心理学上，他可能更容易导致不宽容，导致思想专制，但是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不宽容，并不必然导致思想专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确实有不少真诚地信奉共产主义的人，也同样真诚地主张宽容主张思想自由。事实上，在各种主义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其中有两种人，有的人很通情达理，能够尊重和保护不同理念不同信仰，有的人却蛮横武断，总想强加于人。只不过在各种不同的主义中，有的是前一种人多，有的是后一种人多。
正如史珂拉所说，对自由主义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划分一道界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定的强制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对强制施加限制，必须禁止侵犯个人领域，首先是禁止侵犯思想的领域、信仰的领域，也就是说必须保护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不同意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习仲勋是自由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习近平是习仲勋的不肖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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