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网上对柴玲的“宽恕”说议论纷纷，本来无意加入讨论，看到陈汉中和王亭芳二兄的评论邮件，颇生感触，也就简单谈几句粗浅的想法。
（王策供稿）
我想对此问题的议论关键是要辩清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处事原则。
首先，民主运动和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弟兄、邻居、朋友、同事、男女、同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指导后者之间关系的宽恕原则，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前者之间。六四天安门运动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是正义和邪恶之争，是民主和专制的两军对决，不能拿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原谅、宽恕、不记仇等原则来说话。当两军对垒，胜负未分，况且甲方还在继续杀人时，作为乙方的指挥官却主动放下武器，宣称宽恕，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这就是柴玲的“宽恕”说为什么会引起众多的批评。
事实上基督徒并不是烂好人，可以宽恕一切。为了制止邪恶，基督徒可以去刺杀希特勒、可以去狙击本拉登、可以去绞死萨达姆，从而执行正义的最高原则。即使这样，并不表示这些执行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一个有爱心、有宽恕精神的人。
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关系原则，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雨果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九三年》一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就是交战于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不同原则而双双以生命殉之。
故事描写保皇党军队的首领朗特纳克侯爵，在同共和军作战败逃时听见一位母亲的呼救声，竟然放弃他稍纵即逝的逃命机会，返身冲进火海，救出那位母亲的三个孩子。共和军的政治委员—神父西穆尔登即时逮捕了朗特纳克，并决定送他上断头台。身为西穆尔登学生的共和军司令郭文却为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行为所感动，宽恕并释放了朗特纳克，反将自己关在牢里。于是第二天，西穆尔登将视同自己儿子的学生郭文送上了断头台，以后举枪自杀。
小说写西穆尔丹是这样的人：“西穆尔丹具有恻隐之心，但仅仅是对穷人。在令人厌恶的痛苦前，他奉献自己，不嫌弃做任何事，这就是他的善心。他乐于行善，其方式既丑陋又完美。他专门去亲吻脓疮。面貌丑陋的善举往往难以做到，但却受到他的偏爱。有一天，王宫医院的一位病人因喉部肿块而窒息，危在旦夕，这种脓疮发出恶臭，极为难看，而且可能有传染性，必须立即除掉。西穆尔丹正在那里，他将嘴贴到脓疮上吸脓，吸满了一嘴后吐掉再吸，就这样吸干了血脓，拯救了病人。”
郭文则是西穆尔丹倾注了他毕生心血和怜爱的人，是他精神上的儿子：“精神也能生孩子。这个学生，这个孩子，这个孤儿，是西穆尔丹在世上唯一爱的人。”
临终的前夜，郭文在狱中对他的老师西穆尔丹说：“假若上天没派您来到我的摇篮边，那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还在黑暗里！我的责任感是从您那里来的。我生下来绳索缠身，偏见就是绳索，是您解开了绳索，使我能自由成长，使毫无生气的我重新成为儿童。您向我这个可能发育不全的儿童灌输良知。如果没有您，我会越长越渺小。是您给了我生命。从前我只是领主，您使我成为公民；从前我只是公民，您使我成为有头脑的人。您使我的身体适于尘世的生活，使我的灵魂适于天堂的生活。我寻找人类的现实，您给我真理的钥匙；我要去更远的地方，您给我光明的钥匙。呵老师，我感谢您，是您创造了我。”
总之，郭文认为“在革命的绝对性之上，是人性的绝对性。”但此时此刻，本堂神父西穆尔丹却认为，在这保皇和共和两军殊死作战的时刻，“除了一丝不苟的正义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他不能宽恕身为远征军司令的郭文对保皇军首领朗特纳克侯爵的宽恕。第二天郭文被他老师送上断头台，就在郭文首级落地的那一刻，西穆尔丹举枪射进自己的心脏，自杀相殉，师徒二人高贵的灵魂双双升上天国！
细细体味郭文和西穆尔丹二人的信念与行为，可能会对理解柴玲的“宽恕”说有所启发。
我个人认为柴玲信奉耶稣基督后的心态改变是无可指责的，她愿意活出耶稣的样式来值得尊重，这是她学习的一个过程，就像郭文在神父西穆尔丹的教育下学会了宽恕与爱心，完成了她自身生命的转化和超越。但是身为原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是八九民主运动的象征。所以从中国民主运动的立场出发，在中共专制当局尚未认罪悔改，并继续杀人作恶的时候，就做出这种宽恕的宣示，让人觉得是对“正义”追求的欠缺，她更应该担当像神父西穆尔丹的职责。
我个人也并不反对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在实践“转型正义”的过程中，放弃报复清算的心态，对前朝的政治人物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以达成社会的和解，从而创造持久的和平。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23年过去，死者的墓木已拱，近日又见六四壮士李旺阳的屈死。恰是未消旧恨，再添新愁！苟活的我们，年年此日，心潮呜咽，不知上苍的正义之剑何时出鞘？
愿以此文和柴玲姐妹和诸位仁兄共勉！
【附录1】
宽容是一种境界
王 亭 芳1994年9月的一天，在意大利境内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对美国夫妇带着十岁的儿子尼古拉斯・格林正驾车向一个旅游胜地进发。突然，一辆菲亚特轿车超过他们，车窗内伸出几支枪杆，一阵射击之后，他们的儿子中弹身亡。
这对夫妇本该痛恨这个国家，因为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失去了爱子。可是，悲伤过后，他们作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把儿子健康的器官捐献给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即使是正常死亡的本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也很罕见。于是，一个15岁的少年接受了尼古拉斯的心脏，一个19岁的少女得到了他的肝；一个20岁的妇女换上了他的胃，另两个孩子分别得到了他的两个肾。5个意大利人在这份生命的馈赠中得救了。这件轰动一时的事足以令所有的意大利人汗颜！1994年10月4日，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将一枚金奖章授予这对美国夫妇，为他们的容纳百川的胸怀以及悲世悯人的情操，还有以德报怨的人生境界。
仇恨带给人类的灾难太深重了，该怎样把仇恨化成一种美好呢？这对美国夫妇给人们作了一个成功的榜样。他们的爱子在异国无辜惨死，可他们的理智却抑制了仇恨的烈焰，并毅然作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使5个年轻人获得了重生。使冤死的儿子永远活在意大利人的心中！宽容是一种境界，她如水，使纷繁经过过滤而变的纯净；她似火，使平淡通过煅烧日趋鲜明。宽容不是姑息，不是滥情，更不是放纵，而是经历了痛苦煎熬后的感悟，宽容是内心对天地间一切生活产生的博爱。1989年6月4日发生在中国的惨案震惊了世界，中共政权的暴行遭到了来自国内外正义力量的同声谴责。23年来，对中共而言，六，四死难者的英灵如同挥之不去的阴霾无时不在困扰着他们的每天每夜。从暴乱到动乱到政治风波，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惨案的心里防线在崩溃，所有当时的责任者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卸责任，戒严部队的“勇士们”没有一个人赶佩戴那枚带血的“镇暴纪念章”，因为他们知道清算罪孽的一天肯定会到来。恐惧、焦虑、痛苦正是通往良心和忏悔的道路。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柴玲——曾经是那个时代的符号之一。23年来的经历和痛苦的思索，构成了她23年后的“六，四感言”。 毫无疑问，柴玲她是真诚的，这同无操守的随波逐流相比，可谓泾渭分明。“我的宽恕是我个人的，是来自一颗被耶稣的爱而转化的心。我的原谅不代表任何人，也不是要求任何人跟我一样的去原谅。这样重要的事情必须是自己的选择。…….。我的原谅并不等於说是忘记了他们做了些什么，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宽恕,也不是要免除李鹏或任何领导人从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实行屠杀的责任………。难道你们会怀疑他们是否会要付代价吗？他们当然会的。…….然而,即使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神还是呼召我原谅他们对我的伤害。要我为他们得到宽恕而祈祷，这是因为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来爱敌人和压迫者是无法形容的困难,但它是一种救赎.这样使得我们解放,使我们的敌人谦卑,他们会发现越来越难以继续恨我们。“…….。“横看成岭则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柴玲的宽恕引来了众多的非议，柴玲的虔诚被同道们指责为姑息养奸和典型的伪善，柴玲已经不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柴玲”了。这场旷世争议，令我回想起数十年前游福建泉州开元寺时，在菩提树下的感慨：天下名寺僧占多，朗月清风，花放水流，古往今来，信徒蜂拥。梦想成佛者接踵而至，真正修成正果的，又有几人呢？阿弥陀佛，成佛不易，入仙更难。柴玲是人，不是神，但柴玲的“原谅”、“宽恕”和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精神境界非常人所能拥有。人类的和平，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正是需要这种宽容、博爱的精神境界吗？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于日本东京
【附录2】
六月十三日致柴玲及其他
(1)學會放下。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曾經對我說過﹕“不必放棄﹐但應該學會放下”﹐讓我受益良多。我想請柴玲和一眾朋友們抽一點時間來琢磨琢磨﹕ 是不是有什麼不該放棄的的原則﹑正義﹑公理被放棄了﹐ 是不是有什麼可以放下的光環﹑過氣的名號﹑“責任” 沒有學會放下。
(2)柴玲有沒有權“原諒”以及有沒有權說“原諒”。美國是個民主的國家﹐是個“海納百川”維護思想自由﹑維護言論自由的國家。在美國﹐只要不是從事恐怖主義活動﹐ 柴玲毫無疑問地有權想其之所想﹐也有權說其之所說。 柴玲最近所說的話屬不屬于“異端邪說”﹐是一個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的爭議性高的議題﹔縱然最終被認定為“異端邪說”﹐ 真正的民主社會並不排除“異端邪說”﹐甚至以能夠包容“ 異端邪說”而自豪。當我們奮起向“異端邪說”排炮攻擊的時候﹐ 是否感覺到自己的民主素養正在經受考驗﹖
(3)柴玲變了。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二十三年的風霜雪雨﹐使一個清麗可人的學生變成了老成持重的公司總裁﹐令一個“ 廣場共和國”的靈魂人物變成了虔誠的教徒﹐能不變嗎﹖ 在二十三年前的那個短暫的非常特殊的歷史環境中﹐ 柴玲和她的年輕夥伴們代表著中國大陸的主流民意和主流價值﹐ 牽動著全世界所有關心中國大陸前途命運的人們的心。 二十三個春夏秋冬之後的今天﹐如果我們還認為柴玲繼續代表著中國 大陸的主流民意和主流價值﹐或者我們認為柴玲應該繼續代表著中國 大陸的主流民意和主流價值﹔我建議﹐ 大家都需要謙虛地回到小學的課堂里重溫<<刻舟求劍>>這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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