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天地之道

——写在大地震后又一个“六四”之将临

十九年前，人们为推动改革开放，为推进政治改革而有所行动，并以悼念胡耀邦逝世为由而呐喊起来，结果被指为“动乱”。在中共强硬态度的刺激下，抗议示威一次次地出现高潮，而且每当转为平缓之际，就又被中共新的强硬姿态所刺激，抗议示威随之重现势头。

官民双方都有人为政治对话而努力，然而，中共囿于对民间组织的恐惧，学生组织为群众运动激进化的规律所驱使，实际对话很难进展。街头政治伴随着党政高层权力斗争，成为主旋律。终于图穷匕首见，从宣布戒严到“六三”晚间开枪，激起民变，被指为“反革命暴乱”。

此前，在西藏已经动手镇压藏人，宣布了戒严，但镇压汉人更为引人注目。

十九年后，藏人为其三月“抗暴纪念日”而再次抗议示威，多次遭到殴打，三大寺等寺院被当局关闭，到14日示威再次警察阻拦和殴打，终于激起民变。官方宣传机器又大肆开动，展示藏人攻击汉人、展示“暴徒”的“打砸抢烧”，民族情绪受到强烈刺激。

恰逢北京奥运正在进入倒计时，奥运火炬传递以空前的规模在世界各地展开，却普遍地遭遇抗议。抗议者形形色色，有各种人权分子，当然更有支持西藏“自由”或 “独立”的人，在韩国还有抗议中共政府对待“逃北者”政策的人。但是在中共政府引导下，维护奥运火炬的激烈情绪聚焦于“藏独”。汉人普遍支持对藏人的镇 压，将藏人所有的不满、抗议都视为“藏独”闹事，民族对立达到空前的高度，而汉族群众的民族情绪则空前高涨，全世界瞩目。

随后，一场八级大地震袭来，刹那间，地动山摇，房倒楼塌，无数家园损毁，数万生灵涂炭。中共当局反应很快，迅速展开救灾动作，不过，危机反应的组织、管 理、协调的弱点也迅速暴露出来。它放开了国外媒体的采访，也无法有效约束国内媒体；它表现出对外国援助的开放姿态，就无法长久地拒绝国外专业救援队进入； 而面对灾害造成的巨大的生命损失，它终于不得不对民意低头，破天荒地在这样一个“共和国”第一次地为普通民众罹难而降下国旗，举行全国哀悼。另一方面，民 间救援反应甚至更为引人注目，有官方支持的志愿者进入灾区，其他各种志愿者也自动赶赴灾区，被称为“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在官方默许之下，各种非 政府组织（NGO）活跃起来，展开了它们的活动。

这样看来，从十九年前的“六四”，到今年“三一四”，再到“五一二”，事变中展现出清晰的脉络。

•头上有“天”

从胡耀邦逝世到对首都市区实施戒严，再到军队进城镇压民众，政治上的焦点和对立，一开始就集中在结社自由上。大学生仿效波兰工人而组织“团结学生会”，发 展到后来的“高自联”以及“工自联”等其它组织，并要求与中共对话，俨然有了某种“反对党”的模样，这当然触犯了中共之大忌。即使全社会的民众、舆论，以 及所有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开明人士，都站在学生一边，要求中共根据其“十三大”的政治路线，与学生对话，但中共高层不为所动，唯恐在对话上的让步会导致 承认社会自发组织、承认反对派组织，导致出现步向多元社会的多米诺骨牌式变化。中共不仅坚决对抗多元社会的发展趋势，更坚决维持其党内的专制，以“维持一 种声音”、“反对多种声音”为由而整掉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为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亦即政治平庸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而开辟了道路。

邓小平南巡，明确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明确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同时，避开了马克思学说经济理论所证明的“市场经济自发地 发展为资本主义”的普遍趋势。于是，中共确定了开放市场经济的立场，给市场经济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作为维持国有体制支配地位、维持政府控制市 场、垄断资源的根据，同时也为权力与资本的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开放市场经济，或多或少地意味着开放竞争，意味着承认资本的合理性、承认企业家阶层的地 位，从而扩大了经济自由的空间，使得经济生活在90年代初短缺阴影大面积消退的基础上，出现向着“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模式的跃进，体现为“中国制 造”的迅速成长。不过，权力、资本携起手来，权利的发展就十分有限，则“大规模消费”远落后于“大规模生产”，表现为“拉动内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内需 成长却还是很缓慢。

市场经济的成长，迫切需要人们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能够真正与时俱进，而中共的政治平庸却突出表现在，它对于真正把握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的精髓，缺乏政治勇气，不敢驱散笼罩在“社会主义实践”上的“不断革命”阴影，不敢真诚地面对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孕育成熟的现实趋势。这样，它就 只能玩弄“三个代表”理论把戏，堆砌所谓“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之类的“创新理论”，掩盖它自己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面前的苍白和无能。

国有体制与现实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之间的矛盾，是目前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使得官民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官府权力压制公民权利成为矛盾的主要表现。这种矛盾和表现日益发展，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然而，最具爆炸性的事变却是今年三月的西藏事变。

对和平示威者施以暴力，在西藏更为随意，更无所顾忌，而藏人一旦反抗，特别是令人疑团重重的“藏人暴力攻击汉人平民”展现出来，就在汉民族中引起强烈情 绪。政府镇压迅速得到普遍的民意支持，而支持“自由西藏”的西方人士抗议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更使得以汉人为主体的海内外华人同仇敌忾。

仔细想想，却发现，与美国对比一下，非常有意思。

美国社会本身，对其资本与劳动的深刻矛盾，付出了长期的协调努力，取得了相当成效。相对地，资本的跨国扩张，则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比较尖锐的矛盾冲突。这种 矛盾冲突的尖锐表现之一，是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美国的反应是发动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美国在军事上很强大，政治解决的手腕则逊色许多。这突出表现在， 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军事打击得到国内民意支持，迅速取得胜利，而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状态却迟迟难以结束，因为政治进程遭遇到重重困难，美国显然对此缺乏 足够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民意出现了变化，对布什政府的支持大幅度下降。

在我们这里，中共政权压制公民权利，矛盾正在逐渐地尖锐化，而它对藏人权利的压制，更突出地显示出它的专制特性。中共对藏人反抗的镇压，得到汉民族民意的 支持，而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人们还看不到多少希望。不幸的是，人们也很难指望汉民族对政府治藏的支持会出现多少变化，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反 恐战争是在新闻、舆论监督下进行，而中共政府对西藏的治理，则相当封闭。

一位女大学生，因为出国去留学，有机会与西藏同学有较多接触，于是她对西藏的看法有了改变。人们不一定都有这样的人际接触机会，但多读些关于西藏的书总还 是有益的。学者王力雄对西藏情况有深刻的理解，特别是，他在《天葬》中对西藏之“天”多有论述。他指出，藏人以其人种特征而适应于西藏之“天”，藏人的 “自治”乃至“独立”的要求，实际上都以西藏之“天”而为其合理基础，而中国在西藏建立边防，或西藏独立而自己建立边防，西藏之“天”也都是现实的制约因 素。

这样，西藏问题实际上引导人们面对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原理，即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

对这一决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对地理环境决定性的论述不很系统，似乎是因为这在他们的理论中已是不言而喻。系统论述方面贡献较大的是普列汉诺夫。他在其《论 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论丛》等着作里，对此有出色的论述。普列汉诺夫指出，“人是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取得材料，来制造用来与自然斗争的人工 器官。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生产资料则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其不可避免的情形，正如一个军队的武装决 定它的整个编制和它的组成员的相互关系一样。人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 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然而，社会环境的进化，会“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直接的变成间接的”，“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这种关系都和以前 不同。地理环境对于凯撒时代的不列颠人的影响和对现代英国居民的影响大不相同”。

现代社会发展很快，地理环境的变化则相对缓慢，它的决定性已经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即对此不屑一顾。他在《矛盾论》中对其提出批评，说 它是“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轻视地理环境决定性的传统态 度。

但是，西藏事变，以及大地震的袭击，鲜明地把地理环境的决定性展示在人们面前。

头上毕竟有“天”，天道岂可常违。

•脚下有“地”

西藏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或曰西藏之“天”，支撑现代经济的资源、生态及环境基础极其脆弱，完全靠当地的条件，很难想象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现代经济，而即 使外部将现代经济模式“嵌”进去，成本也极其高昂。与这种自然环境条件相应，藏人有其宗教信仰，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还相当隔膜。然而，这却意味着，西 藏之“天”确实要求在西藏探寻一种不同于一般发展模式的发展。

王力雄深入地分析了中共政权面临的“无人进藏”的局面。他之所谓“进藏”，“不是临时进藏，而是进藏扎根，不是那些来到西藏的外地人，而是成为西藏本地的 汉人”。西藏之“天”决定着那里不适于汉人长期生存和发展，因而出现了“无人进藏”局面，而大量的临时进藏的汉人涌入西藏，他们有着现实的利益冲动，对西 藏本身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不可能有深思熟虑，甚至根本就无暇一顾。这样，西藏的长远利益，要求藏人自治，而临时进藏的人们涌入西藏，短期利益冲动恰恰在威 胁着西藏的长远发展。中共政权刻意培养的藏人干部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看上去是在实行“自治”。这种“自治”装饰着外部“嵌”入的现代经济之“橱窗”，点 缀着大量临时进藏汉人烘托的“市场繁荣”，对于西藏及藏人本身，既缺乏现实的利益联系，也缺乏长远的实际意义。

回顾起来，1950年代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当时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到内地时对中共产生过兴趣，曾提出入党的要求，他回到西藏，则着手考察当地的状 况，也开始有了改革的想法。可以说，旧西藏的政教合一以及奴隶制度，本来也不会延续多长时间，在中共政权的帮助下，西藏自治状态的自然发展，本来是有希望 的。但是，中共推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断了这一进程，而达赖喇嘛流亡国外，在政治上引入西方式的制度，宗教观念也相当开放，这样，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 至今仍不失为西藏自治政治领导权的有力竞争者。相比之下，中共本身轻视地理环境的决定性，对西藏的治理着眼点是维护基于权力控制的“民族统一”，置人权、 民族与宗教问题于不顾。“自治区”党组织把持权力，区党委书记的权位控制在汉人手里，党政机构中的藏人数量在增加，在表面“自治”的格局里只能形成为特殊 利益集团，无法真正为西藏自治效力。

西藏之“天”决定着，西藏只有真正自治，才能长治久安，而西藏之“天”的气候恶劣、生态脆弱，又决定着，西藏须与周边的大国和谐相处。在现实的政治条件 下，西藏走向独立，只有在对其拥有主权的国家不允许它自治的情况下，才有其合理性，而它的独立，也只是对其权力层才有真正的利益吸引力。实际上，目前中国 对西藏拥有主权，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问题只是在于中共政权给予西藏的自治空间徒具表面意义，且顽固地以“主权”与“民族统一”为由，回避藏人现实的人 权、民族及宗教要求。殊不知，正是西藏人权、民族及宗教问题的恶化，才真正威胁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及中国的民族统一。

诚然，西藏之“天”极其特殊，中国其它少数民族自治区域没有这样的“天”，也就缺乏应对中共政权控制的自然地理基础。汉民族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长期处于专 制权力的控制之下，自己缺乏公民权利的意识，对其它民族的权利意识往往还抱着敌意。这是传统亚细亚社会的常态，而中共掌握政权以后的作为，未能改变这种状 态，反而更为变本加厉。

中共领袖毛泽东先前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时还很谨慎，他承认，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然而一旦掌握了政权，他就醉心 于他所谓“社会主义”，把民主主义踩在了脚下。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为了其自身权力的稳固而敌视公民权利与公民社会，把所有社会组织都控制在它的掌握之 中，千方百计保持住民众与社会本身“一盘散沙”的状态。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格局──如何频总结的，“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势力 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竞争”，由此奠定了“中国不能立即民主化”的坚定信念。

这让人很绝望，因为，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打破这一僵化到极点的黑暗格局。

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八级大地震袭来，却让人们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

毕竟与数十年前唐山大地震时不同，此时，市场经济已再现发展势头，尽管中共政府竭力扭曲市场经济，竭力在其进程中为它自己攫取利益，社会本身还是发生了变 化。于是，就象普列汉诺夫说的，“地理环境对于凯撒时代的不列颠人的影响和对现代英国居民的影响大不相同”，地震对于“文革”时代中国人的影响和对改革开 放时代中国人的影响，也大不相同。

在自然的灾变面前，中共强大的党政权力的力量，也显得渺小了。与面对雨雪冰冻灾害时几乎如出一辙，地方党政组织反应缓慢，而中央政府在地震后尽管反应很 快，实际救灾行动却受到环境条件、破坏状况及自身条件的重重阻碍，加之对国外救援队又疑虑重重，许多被埋在废墟下的人们终于未能得到救援而死去，死亡数字 无情地上升，再次重演数十年前唐山的悲剧。同时，在龙门山断裂带上建造的紫坪铺水库大坝，以及地震后形成的数十个堰塞湖，象一把把利剑悬在人们头上，而地 形复杂的震区，使得灾区、灾民的分布也极其复杂，救援力量往往因为缺乏信息支持而盲目乱撞、顾此失彼的情况多有发生。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性的自发行动迅速展开，一是媒体报导，一是志愿者与NGO的民间救援。

遭遇震灾之后新闻报导的开放，实际是媒体冲破中共束缚而打开的局面。中共对新闻和媒体的控制仍然奉行其老习惯，全国哀悼日期间停止“公共娱乐”，实际上电 视台停止了科学、法律、财经、历史、文化类等所有节目，为明显的例证。但是，许多媒体不顾中共禁令而自行采访报导震区情况，而中共禁令在灾区惨状的面前， 也变得渺小而一度失去了它的力量。

开放国外救援、实行全国哀悼、展开心理救援，以及追究学校建筑质量、追究地震预报责任、关注善款使用透明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和事项，都来自于民间建议和议 论，而对灾区的各种救助行动，更是从一开始就出现热潮。民间的热情，民间的智慧，民间的力量，在党政权力的力量面对自然灾变而显得渺小之际，却显示出草根 的特性，无所不在，生生不息。更可贵的是，不象党政机构那样刻意追求宣传效果、执意大规模地表现民众对其感恩，民间社会的许多人们宁愿默默无闻，真正恪守 着奉献的宗旨──“越来越多的社会名流们要到这里来演出和慰问了，我也该走了”，看到韩寒这样的文字，真是让人深为感慨。

在市场经济有所发展的环境中，大地震激发起公民与社会的自治热情，尽管还很稚嫩，却弥足珍贵。

大地震，实际是地理环境决定性的一种极其特殊的表现。党政权力再怎样强大，再怎样力图控制一切、垄断一切，在自然面前毕竟渺小；人间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 使它改变，就只有自然之“天”才有力量让它充分暴露出其弱点，这是事情的悲剧所在。中国共产党无法任意对大自然发号施令，终究成为它无法永远对社会任意发 号施令的一种启示或参照。社会中公民自治的权利和能力，实际上是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而中国地域广阔，联邦体制是其地理环境所自然要求的国家 体制──西藏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的政治解决之道，就在于联邦体制下的地方自治。

无视西藏之“天”，西藏社会之“地”不会和谐。无视中国之“天”，中国社会之“地”也不会和谐。突发大地震，是为塌天大祸，社会之“地”的另一种模样令人不无惊异地从“一盘散沙”常态中浮现而出，是为大幸。

“天变”是很慢很慢的变量。毛泽东以为“天”不变，则其“道”亦不变，竟然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一个新型专制体制，在共和体制成为全球潮流之际，实乃大逆 不道，只是“天”决定性弹性实在很大，人们一时奈何它不得而已。“地变”，相对于比较活跃的生产力变化，也是很慢的变量，不过三十年来它毕竟在蠕动着，蜿 蜒曲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地震释放大地能量之际，引人注目地也释放出它积累的能量。

沉重的伤感之中，又逢“六四”之际，得见此“天地之道”，不由得感念：苍天有眼，佑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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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57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