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邊境沒有修牆，美國會重蹈羅馬覆亡的覆轍嗎？
北美保守评论 20251004
在羅馬秩序之下，羅馬公民的身份有多麼尊貴
羅馬是第一個建立世界秩序的帝國。羅馬偉大的歷史學家波里比阿（Polybius）贊歎說：「有誰會如此懶惰，如此漫不經心，竟不希望去了解羅馬人是如何、在何種政制下，於不到五十三年的時間裡，將幾乎所有由人類居住的世界征服，並置於羅馬單一的統治之下？」羅馬的成功離不開武力，但維持這種成功不能單單靠武力，更仰賴於羅馬的政制與文明。
美國歷史學家伊迪絲·漢密爾頓（Edith Hamilton）在《羅馬精神》一書中指出，羅馬軍隊長驅直入，與他們的刀劍一起來到的還有他們的觀念：生活必須有秩序，人的行為有自我控制的必要性。隨著羅馬寬闊的道路和高架水渠一起誕生的，還有代表它們的理想，建立在法律基礎上並靠法律維繫的文明。這一觀念意義重大。正是羅馬人無論進軍到哪裡，就把這一偉大的思想帶到了哪裡：在一個羅馬人被證明有罪之前，他應當被認為是清白的；所有羅馬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生而」平等。由此產生的羅馬文明，一再顯示出那種單靠外力（不管其有多麼強大）無法擁有的力量。
羅馬公民享有特定的權利和責任，包括選舉權、擔任公職、從事貿易、擁有財產、服役於軍隊、追求法律訴訟、獲得公正審判等。在聖經《新約》中有一個故事生動地展現了羅馬公民的身份有多麼尊貴：在《使徒行傳》中記載，羅馬的地方行政長官命令鞭打使徒保羅，但在保羅聲稱自己是羅馬公民後，該地方長官頓感恐懼，馬上將保羅釋放了，並向保羅發出一封官方道歉信。後來，保羅再次在耶路撒冷被抓時宣稱：「你們是否有法律依據鞭打一位羅馬公民呢？況且，你們還沒有找到我有罪的證據。」雖然保羅最後被判處死刑，但是他的公民身份顯然讓他只能接受砍頭的懲罰（而不是受酷刑折磨或者釘死在十字架上）。
羅馬建國之初，只有一百個元老家族擁有完全的羅馬公民身份。隨著時間推移，羅馬公民身份的範圍不斷擴大，包括羅馬的土地擁有者、拉丁部落、義大利人（不包括奴隸）、羅馬人後裔以及行省的菁英。根據一份公元一世紀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羅馬公民在帝國的總人口中不到百分之十，這顯然是一種特權。
和其他任何古代強國不同，對於不同民族來說，羅馬帝國代表著一種「共同的祖國」。從不列顛到阿拉伯半島，所有被征服的人都想成為羅馬的子民，都想成為「羅馬人」。為了安慰被自己擊敗的對手，羅馬拋出了公民身份的橄欖枝，像海綿一樣將其吸納其中。幾個世紀以來，羅馬靠這一方法維繫了帝國的統一，讓它有能力擴張到已知世界的邊緣。
羅馬公民的身份，表明某人是羅馬承認的菁英中的一分子。被征服地區的羅馬化，始於其貴族階層成為羅馬公民。殖民地的各類公職，一般由被授予羅馬公民身份的當地貴族擔任。由此，當地菁英逐步羅馬化，開始認同羅馬的統治，並將自己的利益與帝國的國運聯繫起來。正如阿里斯提德斯所說：「根本沒有必要動用警備部隊來保護他們的大本營，每個城市中最著名和最具影響力的人都為你守護著國家。」
一旦某個民族被羅馬征服，被征服者會主動模仿羅馬的生活方式並沿用羅馬的價值觀：通常在兩代人之內修建羅馬式的城市和圓形劇場，各地菁英會把孩子送到羅馬上學，當這些孩子長大成人以後就會完全變成羅馬公民。英國歷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認為，在各殖民地，羅馬的地方官員「很少需要軍隊的輔助」，因為「那些被征服的民族都融合成了一個更大的民族，他們放棄了重新獲得獨立的希望或者幻想，並且很少有人認為在羅馬帝國中，自己與其他人有什麼區別」。
當公民權與榮譽和責任脫鉤，羅馬帝國就走向衰亡
羅馬的錢幣和獎章上通常鐫刻著這句著名的銘文：「永恆的羅馬不可戰勝。」羅馬詩人魯提里烏斯（Rutilius）詠歎說：「猶如天上的群星數不盡，誰也道不完羅馬的榮光。」然而，羅馬未能擺脫盛極而衰的歷史鐵律，吉朋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指出：「一個城市的興起竟然擴張成一個帝國，這樣奇特的現象，值得哲學家進行深入思考。但羅馬的衰亡是偉大到達頂峰狀況後，非常自然而且無法避免的結果。繁榮使腐敗的條件趨於成熟，毀滅的因素隨著征戰的擴張而倍增。一旦時機來到，或是意外事件的發生移去人為的支撐，龐大無比的機構無法承受本身重量而倒塌。」
很多史家認為，日耳曼蠻族因受到匈奴壓迫，南下進入羅馬帝國疆域，是羅馬覆亡的重要原因。其實，災難的草蛇灰線潛伏在更早的時刻：公元二一二年，羅馬帝國皇帝、有阿拉伯血統的卡拉卡拉（Caracalla）頒發「安東尼努斯憲令」（安東尼努斯是其真名），賜予羅馬帝國境內所有居民以公民權。然而，此一看似高大上的憲令，卻敲響了羅馬帝國的喪鐘：對於羅馬帝國來說,公民權這種層級制度，是其文治武功的根基。此前，那些沒有公民權的自由民必須靠參軍入伍、身經百戰，以戰功來博取公民權；如今，既然公民權從天而降，還有誰還願意繼續流血犧牲、捍衛家園呢？世上的東西，除了上帝的恩典，不應是白白得來的，若是白白得來的，必然是毒藥。當公民權跟榮譽感和責任感脫鉤後，帝國還不等蠻族入侵，自身就已搖搖欲墜。
卡拉卡拉頒布此法的目的，當然不是追求羅爾斯式的「平等」，更可能是為了增加納稅和服兵役的人口，因為當時帝國的財政和兵源已非常困窘。然而，這項法令對羅馬帝國產生巨大且永久的影響。一些歷史學家批評說，將羅馬公民身份授予那些持有與羅馬相悖的價值觀和傳統的人，削弱了羅馬的價值觀，減少了愛國熱情，並降低了行省居民為獲得公民身份而參軍的動力，從而啟動了羅馬帝國的崩潰。英國古典學家邁克爾·格蘭特（Michael Grant）在《羅馬史》中寫道：「服役不再是愛國主義的義務，而被視為一種能躲則躲，能逃則逃的苦差事。統治當局制定了嚴厲的恐嚇令：凡割斷大拇指逃避兵役者，一律燒死。然而，在這個危機四伏、動蕩不安的世界裡，不管大棒還是胡蘿蔔，任何軟硬兼施都不能使人嚮往士兵的生活。鎮守邊關的世襲保衛者幾乎消失殆盡，甚至當入侵者來到眼皮底下，城市也無人保衛。」
普通民眾怠惰懶散，貴族統治者亦歲月靜好。元老們逃避公共生活，寧願待在家中，悠閒自得地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對天下大事漠不關心。儘管很多貴族高唱永恆的羅馬萬世不朽的高調，但他們卻不準備為拯救帝國流一滴汗水。相反，他們總是不遺餘力地挖帝國的墻角，而無視莊園外已然洪水滔天。
這一時期逐漸淪為近衛軍玩物的皇帝，自然也不復帝國初期皇帝的英明神武。當局試圖實行高壓統治，以達到維持軍隊開支和支撐帝國大廈的目的。然而，他們作繭自縛。儘管他們希冀保存帝國，但他們的做法只能加速帝國的滅亡，因為他們摧毀了全部個人的忠誠和首創精神。須知，只有這種忠誠和首創精神才能挽救帝國。於是，羅馬的命運走向了盡頭。
美國的國父們在起草憲法和創建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型共和國之際，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聚焦於羅馬。他們個個博覽群書，精通古典作品和古典歷史。對他們來說，羅馬既是美德的樣板又是惡行的反面典型。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稱許羅馬的混和政制；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指出，「缺少元老院的共和國，沒有一個長命」；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則認為，羅馬給西方政治思想留下最經久的遺產，是將對立與競爭作為自由的組成部分。他們都期望美國能成為一個更加美好的新羅馬。
杭廷頓的大哉問：誰是美國人？如何應對文明的衝突？
羅馬的成敗，是美國的前車之鑒。處理移民問題不慎，導致羅馬亡國。於今天的美國而言，同樣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它一體兩面，既是內政，也是外交。川普及「川普主義」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與此有關。
而要充分洞悉川普及其支持者的心態和思路，必須回頭去讀杭亭頓。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是當代美國數一數二的政治思想家，生於一九二七年，於二〇〇八年辭世，除曾短暫在詹森政府與卡特政府擔任顧問之外，長年任教於哈佛大學。他在國際政治學界極富盛名，多本著作致力於探討政治秩序和價值衝突，屢屢因觀點尖銳而備受爭議。他一生皆為民主黨員，雖相信自由主義，卻自詡為老式、右派民主黨人，堅信自由主義無法建立在放任的個人主義與虛無的理想主義上，因而被譏為偏狹的保守主義者、墨索里尼的同路人，還曾一度因不見容於標榜左翼的長春藤學府而去職。他的預言雖一一兌現，但他在學界始終是一名被孤立的局外人。
杭廷頓一生之思考與著述，主要回答兩個問題：誰是美國人？如何應對文明的衝突？
冷戰剛結束，杭廷頓與其弟子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即對未來提出截然相反的預測。福山主張「歷史終結論」，並在一九九二年出版《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樂觀地認為西方價值與制度是歷史演化最終的贏家。身為老師的杭廷頓卻不以為然，駁以「文明衝突論」，他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悲觀地指出，國際衝突未隨冷戰結束而終止，文明分歧將取代意識形態對立。
杭廷頓認為，文明是一種整體生活方式，是價值觀、規範、制度、血緣、語言、歷史、宗教信仰、人類主觀自我定位等的組合，也是身份歸屬中，最大的「我們」。文明不只是文明，作為一種認同，文明的政治影響力不容小覷。後冷戰世界由七或八大文明所構成，不同文明各有不同的價值行為主張。過去五百年間，在西歐、美國接力擴張之下，西方基督教文明獨步全球。然而，當代經濟發展、人口規模等因素決定了文明實力互有消長，非西方文明開始崛起，挑戰西方文明的領導地位，其中尤以伊斯蘭文明與中國文明為最，揭序「後冷戰」時代的文明衝突。
在文明衝突論背後，杭廷頓真正關懷的是：如何保障美國的民主自由價值？《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數年之後，他又完成《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認同的危機》一書，亦是其生前最後一本著作。他在書中挑戰甚囂塵上的「政治正確」，認為美國社會過份強調多元文化必然招來重大危機。他主張美國人應回到當初盎格魯薩克遜人來到北美的文化和價值認同，重新建立殖民地時期所信仰的新教文化和信仰，如早期般成功地把移民同化成「愛國的美國人」，方能應對眼下的國家認同危機。
無疑，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移民是美國繁榮的重要因素，但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也被認為是美國嚴重社會問題的根源。不受控制的非法移民，衍生一系列複雜問題：失業、犯罪、毒品泛濫……支持川普的選民此類現象深惡痛絕，對自身遭受的經濟不公待遇極度不滿。川普能當選，正是因為有此社會背景。
移民問題的實質，就是價值和信仰問題。如果新移民是基督徒，是美國價值的熱愛者和維護者，是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是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支持者，那麼這種新移民不論來自哪裡，美國都願意接納，他們將幫助夯實美國秩序的根基。但是，若新移民是美國價值的反對者或顛覆者，是基督教文明的對立面，是期望「打土豪、分田地」、企圖不勞而獲、白吃白喝者，這種移民美國當然應拒之於門外，他們的到來必定將破壞美國秩序的根基。在此意義上，川普並非反對移民，他反對的是非法移民，更是民主黨人打開國門、藏污納垢的東郭先生式的移民政策。
美國秩序需要疆界來維持：美墨邊境牆不是柏林牆
在二〇一六年的總統大選期間，川普即一語驚人地提出修牆計畫。他嚴厲譴責非法移民，「很多國家都把他們最爛的人丟到我們的國界，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他解決方案是：「我會建一座高墻，而且不會花費很多錢。……我們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固南邊國界——必須現在立刻開始。我們必須阻止非法移民湧入，最好的方法就是蓋一座牆。」這道高牆不僅可以阻止非法移民侵入美國，還能遏制每年從邊境流入美國的高達兩百億美元的毒品。
很多人反駁說，根本不可能在長達二千英里的美墨邊界上修牆。但川普分析說，這段漫長的邊境，東段主要是河，中段主要是沙漠，西段有包括山谷等複雜地形。有些地方已有天然屏障防守，有些區域的地勢險峻，人們難以跨越，所以新牆只需要守住一千英里就可以了——後來，在其四年任期內，儘管遭到民主黨屢屢阻撓和破壞，川普仍完成了將近五百英里的高牆。若他沒有被舞弊的民主黨人竊取二〇二〇年大選的勝利，成功連任一屆，他必定已完成全部邊境牆的修建。
川普的移民政策不止於修牆，他在一次演講中闡述說：「我的移民政策其實很簡單。我們應該修法，讓對這個國家有幫助的人可以更容易地在這裡合法居留，然後完全阻止犯罪和其他人非法移民過來。我要世界各地的人都來美國，可是我要他們合法地留在這裡；我們可以加速申請移民的程序，可以獎勵傑出和有成就的人，可是我們必須遵守法律程序。然後那些利用系統漏洞非法移民過來的人，永遠不該享有美國居民——或者美國公民——的權益。所以，我反對讓無證移工還有其他非法入境居留的人成為公民，也反對讓他們成為公民的所有途徑。」作為一名合法移民和新移民，我舉雙手贊同川普的移民政策。
川普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不是慣於跳票的無良政客。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入主白宮第五天，他就簽署了一個行政命令，正式要求聯邦政府利用現有資金去修牆，以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他在推特上發文，表明自己沒有忘記競選中的核心承諾——在美國和墨西哥的邊界築牆，並稱這將是「國家安全的偉大的一天」。他還說：「我們的南部邊境正處於危機中：來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數量增幅前所未有，令墨西哥和美國雙雙受到損害。從今天開始，美國要奪回對邊境的控制權，奪回邊境。」該法令還包括停止接受難民三個月，以及在今後三十天裡對多個來自穆斯林人口占多數的國家的來訪者不予發放入境簽證。
新版美墨邊境牆是川普政府最核心和最具爭議性的政策之一。負責監督建造及維護邊境牆的國土安全部及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發布公告，規定了邊境牆的設計要求：必須高——「牆高最好是九米，至少五點五米；在沒有梯子的情況下不可攀爬；難以使用普通和更複雜的攀爬輔助件」；必須牢——「牆壁必須能抵抗穿透或從其下方穿過，能成功承受諸如大錘、千斤頂、鑿子、衝擊鑽等各式工具的破壞行為，以防打洞穿過」；必須「美」——「邊境牆要有美學上令人愉快的顏色，融入或匹配美國周圍景觀」。「邊境牆」的堅定支持者、國土安全部部長凱利（John Kelly）認為，加強邊境管控能夠起到效果。數據顯示，在川普上任第一個月，從墨西哥偷渡邊境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數量，比上一個月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二〇一八年初，在討論該財年政府預算時，川普強烈要求將五十七億美元的修牆費用編入政府預算，但遭到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反對。為此，川普不惜擱置政府預算，讓美國聯邦政府關門三十五天。他進而宣布南部邊境進入緊急狀態，並且動用軍隊資金修建邊境牆。
在眾多反對修牆的聲音之中，有一個聲音特別刺耳：德國首都柏林的市長米勒(Michael Mueller)向川普喊話：「總統先生，不要建這道牆。不要重走隔離的道路。」米勒說，曾是冷戰象徵物的柏林牆帶給柏林恥辱，如今的邊境牆也會造成「奴役和痛苦」、「催毀數以百萬計的人的日常生活」。這個歐洲左派政客的說法完全引喻失義，因為兩者根本沒有可比性：修柏林牆，是東德當局阻止其民眾奔向自由，是為了維持其極權統治；而美墨邊境修牆，並非閉關鎖國，而是不讓非法移民侵入美國、破壞美國秩序，每一種秩序、政制和文明都有其疆界，只能提供給疆界內的公民。
「川規拜隨」：拜登也修牆，卻欠川普一個道歉
拜登在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日竊據白宮當天，即簽署了開放邊境的總統令。第二天，他又签署命令，停止了川普的邊境牆建设。由此，拜登大規模引進非法移民，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沒有邊界的國家。據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二〇二三財年報告顯示，進入美國未被拘留的非法移民人數為：二〇二一財年達三百七十萬人，二〇二二財年近四百八十萬人，二〇二三財年增至六百二十萬人，三年共計一千四百七十萬人。若等到二〇二四財年的數據出爐，拜登執政四年湧入美國的非法移民當超過兩千萬！民主黨人只考慮為自己建立票倉，完全罔顧美國國家利益，堪稱賣國者集團。
惡政必然結出惡果。二〇二四年二月一日，紐約市警察局公布一群非法移民聯合攻擊毆打警察的監視器影片，震驚整個紐約市。被捕者中大都是慣犯，隨後檢察官卻讓多數被捕者無保獲釋，還決定不將這些人驅逐出境，引發輿論大嘩，就連左派的紐約州州長霍楚(Kathy Hochul)都表示不認同如此處置。
一直以來，紐約州被視為是極左派的州，對於非法移民持非常開放的接納態度，甚至以所謂「去汙名化」的「無證移民」來替代「非法移民」的說法。然而，不計其數的非法移民湧入，讓左派自食其果、寢食難安。左派的紐約市長亞當斯(Eric Adams)除了要求聯邦政府給予財政支持，還不只一次抨擊拜登和其政府將國家應承擔的責任都讓地方來承擔，無視他的求助，紐約市將會被非法移民給摧毀。事實上，不僅在紐約市，全美有越來越多民眾對拜登當局放任大量非法移民進入美國忍無可忍。民調顯示，移民問題僅次於物價與通脹，被美國民眾認為是國家第二重大議題。
在與川普的辯論中，拜登若非老年癡呆，就是掩耳盜鈴，拒絕承認非法移民湧入給美國帶來的巨大社會問題。非法移民在美國的犯罪情況確實相當嚴重。移民及海關執法局表示，在二〇二三財年，司法機關共逮捕了七萬三千八百二十二名有犯罪紀錄的非法移民，被捕者有二十九萬一百七十八項相關的起訴和定罪，平均每人四項。被起訴的罪行包括暴力攻擊、性騷擾和性侵、攜帶武器犯罪、謀殺、綁架等重罪。
紐約州「錫耶納學院研究所」的一項民調顯示，越來越多紐約人覺得非法移民是嚴重問題。二〇二三年八月，有百分之八十二的受訪者認為非法移民問題相當嚴重；二〇二四年一月，該數字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五。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二〇二三年八月的民調，有百分之七十七的民主黨支持者和百分之六十八的自認為左派的人認為大量非法移民湧進紐約是嚴重問題，到了二〇二四年一月，數字雙雙上升，民主黨支持者有百分之七十九、自認為左派的人為百分之七十二。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與民調諮詢公司「哈里斯」所作的全國性民調顯示，百分之八十二的美國民眾認為非法移民問題是嚴重問題，百分之七十認為需要較嚴格的新移民政策來減緩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的趨勢，超過一半的人(百分之五十七)認為川普的移民政策比拜登的移民政策好。
由《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和《華盛頓郵報》合作的民調則顯示，拜登處理美墨邊境問題的支持度只有百分之十八，是歷次民調中、所有總統裡，最低的支持度。
民意等於選票，總能讓想連任的執政者改變政策。二〇二三年十二月，拜登表示願意在邊境政策上作「重大妥協」，打算採取嚴格的邊境政策——如果超過一個星期每天都有四千名非法越境的移民，國土安全部將以國會通過授予的緊急權力去關閉邊境。這個說法被反對者認為是笑話。
其實，早在此前兩個月的二〇二三年十月六日，國土安全部就在聯邦公報上表示，將在德州邊境增建圍牆及道路，並且強調，這是二〇一九年川普任內國會已經通過的專款。拜登說，「這筆撥款被指定用於建造邊境圍牆，我試圖讓他們重新撥款、重新分配這筆錢，但他們並沒有這麼做，也不會這麼做。」拜登表示，因為築牆經費必須專款專用，言下之意似乎迫於無奈。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者欲蓋彌彰地指出：「政府沒有就邊界築牆提出新政策，從第一天起，政府就明確表示，邊境築牆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儘管拜登百般狡辯，但邊境牆早已成為川普政府限縮移民政策的代名詞，所以拜登此舉有如對川普的政策棄甲曳兵，甚至證明川普當年堅持建邊境牆做法無誤。 川普透過社群平台表示，他早說過數千年來只有兩樣東西一直有效，就是輪子跟牆，「喬·拜登會為拖這麼久才採取行動向我跟美國道歉嗎？……我等著他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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