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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時美國的反戰運動歌曲，常常被拿來錯誤引用洗白中國的野心和併吞台灣的和平統戰運動，包含Bob Dylan 的〈Blowin' in the Wind〉和John Lennon 的〈Give Peace a Chance〉與〈Imagine〉，這些都是喬治歐威爾在1984講的：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這樣類似的新語。
最近又有人將蔣雨融在哈佛的畢業演講比擬為約翰·藍儂的〈Imagine〉，乍聽之下似乎帶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浪漫，但若從歷史背景、創作脈絡、人物身份與時空條件來檢驗，這樣的類比其實極其不當，甚至可以說是對歷史與思想粗暴的簡化與誤讀。而且經過這幾天許多訊息的揭露，不少文章的分析和批評，這樣的比擬真的是不倫不類，不是無知、就是有特別的目的。
1971約翰·藍儂在越戰、美蘇冷戰、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如火如荼的年代創作imagine 這首歌。他批判的是資本主義與軍工複合體、國族主義與宗教制度對人類和平的阻礙，整首歌深植於當代的左翼理想與反體制情緒。歌詞中的「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no religion too」直接挑戰主流社會的價值觀。
蔣雨融演講則出現在中國與美國處於高度地緣政治對抗、中國人權紀錄飽受批評的背景下。她呼籲「全球團結」與「共同人性」，但迴避了中國政府對言論自由、人權與國際秩序的實質挑戰。這樣的言論沒有對壓迫進行批判，容易被視為一種「清洗政治現實」的空洞呼籲。
Imagine 是對「強權與制度」的挑戰，蔣的演講則避開對強權的批判。
另外，約翰·藍儂是英國利物浦出身的勞工階級音樂人，自 Beatles 時代便關心社會議題，後期更以反戰行動、Yoko Ono 合作的和平運動著稱。他公開反對越戰、曾在美國面臨驅逐令，是當局眼中的「不安定分子」。他用名氣與音樂為弱勢發聲，長期與體制抗衡。
蔣雨融出身中國精英階層，父親與被指與中共政府掛鉤的 NGO 有關聯，這些組織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附庸，能夠在裡面擔任高級主管都是共產黨重要的幹部。
蔣接受的是英、美一流學府的教育資源，其發聲權來自體制的青睞與平台的授予，而非反叛或草根倡議的積累。她的發言未曾觸及任何「不能說的現實」，更無明確反對壓迫者的姿態。
約翰藍儂是挑戰權力的體制外者，蔣則是獲得權力青睞的體制內者。
〈Imagine〉 的歌詞帶有強烈的普世主義與烏托邦氣息，但也充滿矛盾與思辨的空間，挑戰宗教、國族、私有財產，這些在當代仍是尖銳的議題。即使它簡單，也帶有一種「想像力的暴力」——去除你以為不能去除的結構。
蔣雨融的演講語言則是典型的「外交式空話」：強調「連結」、「共同人性」、「文化的力量」，但缺乏尖銳的問題意識。她的語言像一封面面俱到的獎學金申請信，不冒犯任何一方，也不喚起反思。Imagine 的語言是衝撞與顛覆，而蔣的語言是安全與中庸。
Imagine 的時代 是體制正在震動的年代，全球各地的抗爭與改革風起雲湧，藍儂的想像是一種激進的參與。蔣的時代 是在極權技術更加高明、言論審查滲透更細緻的中國政府體制下，一場在「高牆與雞蛋」中明顯選擇不碰高牆的演講。她呼籲世界包容與理解，但對無法被包容的極權視而不見。
將哈佛蔣的演講與〈Imagine〉相比，無異於把一首用來擊穿現實迷障的詩歌與一篇小心翼翼維持平衡的致詞混為一談。這不只是格局的差距，而是價值觀與立場的根本不同。
若〈Imagine〉是一首願為人類未來冒險的「異議之歌」，那蔣雨融的演講，只是一張經過國際精英化妝與修辭訓練後的「公關文牒」。
這樣的類比，離譜，不只是侮辱了藍儂的理想主義，更掩蓋了我們這個時代真正需要的勇氣與誠實。
判斷一件事情，人事時地物只要一個不同，就無法簡單類比。而這場比擬，五個條件皆異：動機、背景、處境、語言、風險，無一相同。
〈Imagine〉不是拿來漂白體制的抹布。
它是來對抗像這樣試圖控制語言、改寫現實、用「理解」與「連結」來要求受害者沉默的人。
正如藍儂在歌詞中所寫：
"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但這樣的夢想，不是為了讓你統一別人的意志、抹去他人的存在。這樣的夢，是為了提醒我們：真正的和平，不是來自統一，而是來自對差異的尊重；真正的理解，不是讓弱者噤聲，而是讓強權退後。
若還要用這首歌替極權化妝，我只想回問一句：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pretending he just doesn't see?
— Bob Dylan, 《Blowin' in the Wind》
我們早已看見，也不會再假裝沒看到。當語言失去意義，歷史便不再被記得，而極權統治者將繼續用「和平」的名義發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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