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網上出現這張照片，可謂一張「文革經典」，但是下面附著的文字，一看就是杜撰的，說明「文革」在今日中國已經走樣、變形、重塑，可怕的一種預兆。照片中，羅瑞卿被紅衛兵裝在一隻籮筐中抬進北京工人體育場，那是1967年，首都紅衛兵在那裡批鬥陸定一 、羅瑞卿等，最早被毛澤東點名的「彭羅陸楊」黑幫，附著文字稱：
羅瑞卿跳樓未死，元老們嬉笑點評，
——鄧小平：「就像女跳水運動員⋯⋯」，劉鄧乃文革打倒之頭號二目標；
——葉劍英：「將軍一跳聲名烈」，這句詩，可能是唯一真實的；
——毛澤東：「真沒出息」，毛從一開始就拋出羅瑞卿，對他忠心耿耿的「大警衛員」，羅曾為毛而整人無數，羅的下場亦生動證實毛之無情與中共之絞肉機性質；
毛死而文革嘎然而止，鄧小平「復出」，第一個找羅瑞卿為他掌兵，羅說我雙腿皆殘，站不起來，如何帶兵？執意去西德手術，竟死於手術中，詳情至今隱秘。嗣後，鄧才找來楊尚昆掌兵，並於十年後鎮壓學潮，血染長安街。
關於這個北京工體，我有一文《「東亞病夫」摘帽記》。】
八○年代如果有一個晨昏交割的點，我覺得就在一九八五年。天際剛剛露出魚肚白，黃昏又蔓延起來，根本就沒有讓白晝開始。鄧小平那年5月20日接見台大教授陳鼓應，發表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談話。或許只有知識份子有點感覺。
前一天，5月19日，香港足球代表隊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擊敗中國隊後引發的球迷騷亂，才是令市井黎民熱血沸騰的大事件。而且《人民文學》反應迅速，七月號就發表了理由的報告文學〈傾斜的足球場——五一九之夜〉，以及劉心武 的紀實小說〈五一九長鏡頭〉（後一篇更為轟動）。同一事件，在全國頭號文學月刊上，同時發表兩位頂級作家的相同題材作品，恐怕也是空前絕後，可見這個事件之備受關注與嚴重性。以下是理由在結尾處的一段：
據香港報刊報導，鬧事者推倒治安亭一座，交通亭一座，工體場和地鐵通道有若干玻璃被砸碎，垃圾桶四個被砸毀。另外有塔斯社記者，南斯拉夫駐華使館、加拿大使館、盧森堡使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使館二秘、烏干達使館二秘的汽車被砸。被拘留的127名肇事者，有幹部6人，工人79人，技術員3人，學生26人，個體商販1人，臨時工1人，無職業者7人，他們的平均年齡25歲。
今天去看，那場騷亂並不大，含義卻不易釐清。至少，在當時，有幾人讀得出其中的「雪恥」意味、國家想像、民族主義？甚至，這些意識形態最初並不囂張，在民間都較為羞澀地以「落伍」、「遲到」的焦慮呈現。
「五一九」北京「工體」騷亂時，我正在豫皖交界的「洪水之鄉」練村，眼裡唯見豫南災民的悲戚，對足球場釋放的資訊充耳不聞。一個月後，八月號《人民文學》發表了我的黃河報告文學〈人生長恨水長東〉。接下來的八六、八七兩年，我進入「社會問題報告文學」的創作興奮期，連續發表了一批作品，描繪社會上被丈夫拋棄的妻子們、橫行霸道的基層幹部們、清貧執著的中小學教師們、精神分裂者們等等，頻頻引起社會轟動…。
直到八七年夏天，中央電視臺找上門，我才回到「黃河」，八五年「工體事件」也才對我變得有吸引力。
北京工人體育場
球賽在中國是政治物件，如毛澤東跟西方的媾和，是從乒乓球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絕大部分門類的藝術，獨尊京劇，搭配體育，跳起寂寞的雙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書坑儒那會兒還沒體育，所以它能在兩千年之後溜號？這竟然構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單打冠軍莊則棟有染「紅都女皇」江青，成為文革後期膾炙人口的黃段子。
新中國的體育，是一枚「雪恥」的溫度計。中國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恥辱造的孽，委實延續出一段新中國續篇，或可稱一部《「東亞病夫」摘帽記》，卻絲毫沒有引起理論界的重視。要知道，「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構成的恥辱，藏在歷史記憶並不深遠處，卻控制著近代以來華夏民族的潛意識。這個詞的出現，最早據說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上，乃西人泛指「落後國家」，其意與「個人體魄」原本無關；卻是我們的「如椽大筆」梁啟超，1903年發表〈新民說〉，首次用它來說國人；
1904年曾樸用它作筆名，開始發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體質虛弱相聯繫。顯然，這是國人給自己扣的一頂帽子。
「解放後」，中國要出「東亞病夫」這口惡氣，所以前十七年的國家體委主任是元帥級的賀龍，他同時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掌兵權的管體育，可見其功能。但中央領導人對足球賽都很情緒化；六四年國家隊輸給巴基斯坦，賀龍一怒之下竟將其解散；八一足球隊出征前，外長陳毅（也是元帥級）對隊員說：你們要贏巴西隊，「我陳毅就給你們磕頭!」鄧小平要看電視轉播足球賽，下令中央電視臺晚間八點不准插播新聞；九〇年亞運會中國輸給泰國，鄧竟打電話責問萬里：「怎麼搞的，我們這麼個大國連泰國都打不過啦？！」
政客（國家領袖）不一樣，中國球迷跟英國球迷絕對不是一個種類。北京學生鬧事之前，早有球迷鬧事；中國政治危機的先聲來自球場，只是沒人讀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體育場的「五一九」球迷騷亂，我們不妨把它當一個起始點，生發出兩條平行的軌跡：一條是從這綠茵地，延伸到幾年後的天安門廣場，空間變得更闊大，模式則從球迷騷亂轉變為街頭政治抗議；另一條則是銜接到「鳥巢」 ，空間沒有廣場闊大，但是「雪恥」的含義濃烈到了頂點，幾近凱旋式。
「北京工體」（工人體育場）自五九年建成以來，它的空間意義，首先不是中國最大的綜合性體育場，而是一個政治場所，僅次於天安門廣場，說它是古羅馬鬥獸場，或「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屠宰場，皆不為過。文革前這裡即有多少次「聲援亞非拉」的反帝集會，某次舉行支持「多明尼克人民反美鬥爭」大會，陳毅主持，郭沫若發言；這位毛澤東的弄臣剛念了幾句就說：「錯了，這是另一個會的發言稿。」學生們的笑聲在體育場上空迴盪。
文革時期，大戲多在「工體」上演（只差毛澤東親自蒞臨，他最愛天安門。），不知召開過多少次「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誓師大會」，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汪東興；當然也少不了「王關戚」 那仨，粉墨登場多少趟，恐怕連他們自己都記不清。
深深打進歷史記憶的，要算以下兩場血腥集會。一是1967年，首都紅衛兵批鬥陸定一 、羅瑞卿 等人，一聲吆喝「把羅瑞卿帶上來」，全場驚愕；我至今記得文革新聞紀錄片裡的一個鏡頭：羅大將雙腿斷掉（據說葉劍英 曾賦詩「將軍一跳身名裂」），被放在一個大筐裡，由幾個紅衛兵抬到工體跑道上；他們把那筐子往地上一扔，羅瑞卿半個身子竟翻到筐外，任人羞辱。二是1970年，在「一打三反」高潮中，十萬人在這裡開公審大會，宣判遇羅克 、王佩英 等二十名「現行反革命分子」死刑，並立即執行。毛澤東的股肱之臣，和抵抗暴政的卑微草民，都可在此成為階下囚；其間不過隔了三年。
比較戲劇性的是1966年底，首都各界一萬五千人在此盛大集會，歡迎65名被莫斯科限期離境的留蘇學生。另有一場群眾批鬥會，大約七萬名男女青年，在此觀看十餘名「小流氓」被毆打，主持者是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
還有一道諷刺的景觀：歡呼鄧小平垮臺，以及擁護他「復出」，都在這個有八萬座位的「工體」集會。
早有研究者指出，納粹和布爾什維克，都嫺熟大眾集會操作，善於誘發「群眾催眠狀態」（mass hypnosis）。中國的文革大型集會則更進一步，施展仇恨、虐殺、折磨、歧視等等的公開教唆。
1985年，長期被馴化的民眾，突然在「工體」跳出來自己發言。2010年才有人以所謂「重讀八十年代」的視角，鉤沉劉心武的〈五一九長鏡頭〉：
這一天也被一些球迷稱為「國恥日」。我們不難理解這種在足球賽事中所包含著的國家想像和政治無意識……。事實上，當精英知識份子進行維新和革命變革在展開現代國家和民族的想像同時，民眾的自發民族化行動也在展開，並帶有明顯的排外性質。……1901年由聖約翰大學的中國學生組建的第一支足球隊，所包含的動機就是「以圖和『洋大人』們一較高低」。中國現代足球邁出的第一步，就摻雜著民族主義意識，和武術的擂臺賽一樣，是以一種民間的方式展開共同體想像的」。
民間何曾有過獨立的「國家想像」？毋寧我們需要釐清的是體制的霸權，如何把私人的「國家想像」吞噬得一乾二淨？「民族國家」的建構，原本就是一個霸權過程，但在中國的語境裡，它把「霸權」奉還給西方，卻將它自己的那一頂，掩藏在「民族主義」底下。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