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oYaoTiaoQiang 佛要跳墙 2021年9月
各位，金融的事情一般都比较枯燥、除非像《货币战争》一样大谈共济会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如何统治世界，否则总是让人云里雾里。所以你看那些分析历史的，谈朝堂阴谋的一抓一大把，愿意聊经济规律的没几个。
在现实世界里，金融实力的搭建和维护，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缓慢，也非常容易被政治裹挟，容易掺杂民族感情的业务。
希望大家看完以后，对金融体系的威力，重要性，以及晚清金融方面的拉胯，有个感性的认识。篇幅太长，只能分为上下，喜欢一口气看完的，见谅。
金融是个专业活儿（上）
说起大清的工业近代化，从1862年算起，努力挣扎了几十年。虽说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但好歹曾经风光过，也算为重工业打了点基础。但要说起金融近代化，那他可真是一脸懵逼，从头到尾都没搞明白自己该干嘛。
这也不全怪他，毕竟中国封建王朝三千年，绝大部分情况下，在金融知识方面都处于这种一脸懵逼的状态。按现在的眼光，无论是货币还是信贷政策，处处充满了随意性。
以货币政策为例，我们现在的看古装剧，主角常常拿出几两碎银子付账，就跟现在你掏人民币似的。
这就完全就是现代人的臆想，古代大部分时间，黄金白银要么是“储值工具”，比如政府库银，就是储藏着作为军饷、公用等大额用度的；要么是作为 “价格工具”，比如计算该收多少税，也就是所谓“折算成银两”；要么是“国际货币”，比如清末和外国人做生意，收了一堆“墨西哥鹰洋”；极少有作为日常“支付工具”的，寻常百姓估计大概率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两纹银。
而真正日常支付的货币可谓花样百出，充满了时代特色。比如秦朝用铜，隋唐是铜和帛；宋朝用铜、铁和纸币，到了明朝又成了铜和银。
而且吧，虽然教科书都在强调“大一统”，说秦始皇之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帝国垄断铸币权，设计“秦半两”作为唯一合法的流通币，一举取代楚的蚁鼻钱、三晋的布币、燕齐的刀币等六国的货币，促进了商业流通等等等等……
搞的好像你拿了一吊“秦半两”就可以从西安一路花到山东一样。
然而现实要骨感很多。整个三千年，中央政府从来没办法完全垄断铸币，而且钱的制式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秦朝就不用说了，六国的货币照样流通；唐朝发工资铜钱、实物、绫绢换来换去，安禄山、史思明还搞了不少中亚的钱在大唐流通；宋朝河南用铜钱，四川用铁钱；晚清，各地督抚一直都是自己铸各地钱铜币、银元。
最特别的是在云南，因为经济受东南亚影响比较大，一直到17世纪都还在用贝币，就是那贝壳做的货币，原产马尔代夫，流通于印度、西非、东南亚，在中国可谓独树一帜。
曾经的马尔代夫可不是给你度假的
甚至到了民国，法币也就是在东南比较流通，广西用桂币，云南用滇币，金融毫无章法。一直折腾到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军护送人民币挺进上海，全国货币才正儿八经算统一了。
当然，除了奇葩的民国，这事儿放到古代也不难理解。那年头的货币无论铜钱也好、金银也好，大部分情况下，其内在价值都不是靠面值，而是靠重量决定的。100克铜钱的实际价值就是比90克的高，这就是他的内在价值。那既然大家都是铜，凭啥只有你能铸货币？
而且秦朝天天搞商鞅的重农抑商，冶炼能力不高。秦半两铸造水平相当一般，重量从3克到10克不等，仿造起来也不算太难。
两者叠加，就意味着“统一货币”往往是个政治口号，实际执行中充满了随意性。举例来说，在几乎整个古典世界，朝廷都是“禁止铸造私钱”，但没法禁止“私钱流通”，毕竟私钱也含铜，工艺也不算太差，大家将就着过得了。
而且吧，因为政府总有搞通货膨胀，搜刮民间财富的冲动，所以往往财政一紧张，就降低货币含铜量，主动铸造“劣币”，以至民间的货币常常乱成一锅粥。
比如汉武帝，北打匈奴南征云南，花费如流水一般。没钱了怎么办呢？千古一帝脑洞大开，发行了奇葩的“白金皮币（银锡合金）”，重八两，面值3,000文，合一两值375文。实际市价多少呢？125文。
也就是朝廷拿着价值三分之一的货币去征收民间实物，那可不就是掠夺财富嘛。
结果，白金一出，天下盗铸风行，大家都去做这种利润300%的生意了。几年下来，参与私铸货币的有几百万，被抓到杀头的有几十万，大汉伪币横行，根本分不清谁是“良币”谁是“劣币”，两年后只好停止发行了事。
扯远了，回到古装剧的吃饭问题，主角要走南闯北，恐怕得先搞清楚本地是用啥货币，然后看看自己手头的铜钱是什么来历，接着和老板讨价还价一番这钱能不能算足额，最后才能坐下要碗粗面，真是非常有技术含量。
当然，虽然有各种乱象，不过一般而言，中国的货币政策还算简单，只要政府别乱贬值，搞货币收割，基本就能保持金融稳定。毕竟是农业经济嘛，大部分人一辈子连村都没出过，要用到钱的地方实在不多。
中央的货币政策蒙对了，商品经济就发达一些；货币政策瞎搞了，大家回到以物易物，少花点钱也将就着能过；实在受不了，老百姓就“杀人放火受招安”，几千年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混过来了。
不过到了明朝，事情有了变化。我们反复提到，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明朝参与国际贸易，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常年贸易顺差。几十年来，3亿两以上的白银从日本、南美流入。天量的货币注入，最终帮助大明成为了 “白银帝国”，银子进入了日常消费，而中国正式进入了“银铜双本位”的时代。
所以你看《水浒》，宋江动不动就拿出“十两银子”给李逵赌钱。在银子不属于流通货币的宋代，这事儿根本不可能，拿出两吊铜钱还差不多。显然是施耐庵把他们明代的生活方式给代入到北宋去了。
【图略】这我真没见过
回到明朝，在双本位制度里，财政制度按照白银折算，根据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所有政府税收、支出、高级公务员薪酬，全部以银两计；实际生活用铜钱，老百姓吃喝拉撒，缴税，大部分是用铜钱。两者自由流动，不绑定兑换率。
大家如果不理解什么意思的话，问问很多外企的高管朋友就知道了。人在中国上班、工资是美国总部发，赚美金花人民币，个人所得税按照人民币计算，那美金兑人民币的汇率变化，可不就是缴税额变化嘛。
明朝的这种情况，好处当然不少，市场活跃、商品经济发达；坏处也很明显，中国本地没有银矿，相当于“银铜”双本位中的银子，货币发行权不知不觉转移到了外人身上，这可就麻烦大了。
明末，朝廷本来就被满洲崛起、各地天灾和上下贪腐折腾的一塌糊涂。结果日本开始限制白银出口；欧洲三十年战争开打，南美洲的银子全送到欧洲充了军饷。大明帝国莫名其妙得迎来了一场输入型货币紧缩。
那年头既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金融市场，更不理解什么降准、升息、注入货币。只能大眼瞪小眼，看着银铜比失控。官员计税用银子，百姓缴税用铜钱，银铜兑换比一提高，农民发现自己的赋税莫名其妙增加加了百分之五十。于是，乱套了的金融秩序，在千疮百孔的帝国经济上做了最后的暴击。
估计崇祯到死也没想明白，金融规律这种虚无缥缈的玩意儿，居然能漂洋过海，一路从欧洲来到北京把他逼上吊，实在是匪夷所思。
好了，扯了这么远，主要就是要让大家感受一下中国古典时期金融基础，毕竟“清承明制”，满清入关，基本上把明朝的制度照单全收，自然也就承接了大明的各种金融政策，包括银铜双本位制度。
严格来说，作为一个保守主义的农业国，满清还是吸取了不少明朝教训的，对政策稳定性比较重视，还自己立了不少“最佳实践”，来表示坚持自律搞好国家的决心。比如大清国策“永不加赋”，号称永不加田赋，就是这么自己写在脑门上的。
而仅仅就金融制度而言，即便是在跟准噶尔打仗，财政相当紧张的时候，也没有玩汉武帝“白金”这种货币贬值，算是比较有底线的了。
所以咸丰之前，大清金融秩序还算稳定，银铜比差不多都在830文上下。少的比如西安，跌到过600文；高的比如闵浙，到过1400文。按现在的眼光，80%的波动简直离谱，但放到那个时候，已经算是不错了。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巨额贸易逆差再次导致货币紧缩。道光年间，银铜比例平均到了1200文，高的到了2000文，米价涨了四五倍，明末的那个亡国的苗头又出来了。
之后林则徐禁烟阻止白银外流、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一阵折腾，财政实在撑不住了，只好又拿出了祖宗的法宝：铸大钱，搞货币贬值。于是全国再次“盗铸”横行，剧本都不用改的。
当然，大清比较幸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一把，洋务派搞洋枪洋炮，各种“西学为用”，帮她熬过一劫，迎来了“同光中兴”；但要说到学习西方金融政策，那可就违背“中学为体”的国策，破“夷夏之大防”了。
几十年下来，大清在金融方面几乎没啥像样的长进，与西方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1717年，英国议会同意铸币厂厂长艾萨克·牛顿的建议（对的，牛顿不仅研究力学，还研究货币），把货币（基尼）和黄金直接挂钩，从而形成了第一个金本位制度，拥有价格稳定、流通便捷的优点，此时大清在琢磨是不是该只用铜钱，放弃白银；
万有引力只不过是我小小的贡献之一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提出市场作用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开创了现代经济学，此时大清在讨论银价下跌，物价上涨是不是因为人口太多了；
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表《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探讨“比较优势”，此时大清在思考为啥银铜的比值老是上上下下；
1835年，英国股票市场经历了大崩溃，两年后，又崩一次。无数聪明的脑袋开始研究市场规律，思考如何采用最新的电报技术；此时大清在讨论到底运输饷银能不能用民间票号做汇兑，是不是该继续用镖局；
而1867年，卡尔·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在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终局，此时大清还在探讨北京物价高涨，到底是不是因为京城的“银票”太多，“实物白银”不够，最后的结论是：“重回祖制，京饷继续用镖局”，简直匪夷所思。
【图略】我读书的时候，皇帝还是嘉庆，意不意外
武器的落后固然可怕，但知识的落后才是真正要你命的东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金融竞争的时代，“中学”这个“体”用什么竞争，镖局吗？还是一个打十个的叶师傅？
竞争不过？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回到1864，这一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失败，帝国核心区域基本恢复和平；次年，人类历史上第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银行，香港汇丰银行创立，资本额500万港元，股东包括各大洋行，仅仅一个月后，汇丰上海分行设立。
1865，有形的战争结束，无形的战争开始；新时代金融的力量，悄无声息得在上海登陆，抢滩作战的武器是利率、汇率、股票、债券、准备金、越洋电报、合同……懵懂的大清，即将被卷入一个他无法理解的抽象世界中。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场金融的战争是从合作开始的，而撮合人是晚清金融一哥——席正甫。
大家回想一下这个名字，清末四大买办，三个去了民族企业，唐廷枢、徐瑞、郑观应，大家多少在历史课本里听到过。剩下那个听到很少的，就是他苏州东山席正甫。
现在说起苏州东山，除了枇杷就是碧螺春。但在晚清，这个地方还出一个特产：“洋行买办”。上海滩外资银行，一半的买办是他们东山“洞庭帮”的。
作为一个家里世代巨贾，22岁就能跑到上海开钱庄的世家子弟，席正甫在上海汇丰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跑街”。
这个工种听起来像是外卖小哥，不过实际上倒是非常典型的金融机构发展路线——业务销售，到处拉存款、找投资项目的。按照现在外企的模式，应该是一路拼业绩，努力帮助中国经济增长，混到个中高层，然后去个互联网金融什么的。
不过呢，这不是大清自有国情在嘛。
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搞出了“牡丹事件”，强行吞并了琉球（就是现在的冲绳），宗主国大清自然是非常紧张，于是福建海防的事情被提上议程，作为北洋大臣，李鸿章自然支持搞海防，但钱从哪里来？
一艘小舰艇，比如龙骧号，外号“蚊子舰”，售价七万两；大型军舰，比如经远，算是铁甲舰了，售价70万；旗舰，比如大家熟悉的镇远号，号称亚洲第一巨舰，售价142万两；这还不算运输、军火、培训、码头、基地……
没有一样东西是农业国能生产的，一切都得找洋人买，花钱真如流水一般。
有人要问，为什么不向“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国政府学习，发国债呢？中年读者不妨回想一下小时候看到的“国库券”。印象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一点。
呃，这个问题嘛，请问大清公民买了国债，朝廷要违约，你敢去紫禁城找老佛爷要个说法吗？不敢？不敢你买个屁的国债。大清发国债，发到最后永远是发成摊派，各地政府强行派给大户，摊上的自认倒霉权当坏账——也的确都成了坏账。国债被搞成了纳捐，那还有个毛线的国债市场。
朝廷是指望不上的，厘金也没法提前收30年，那就只剩下外债这条路了。洋人倒是愿意借，毕竟铁甲舰在天津、火轮船停长江，紫禁城里的老爷扪心自问，的确不敢拖欠。1874年，席正甫牵头，李鸿章找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利息8厘，以盐税为担保。
严格来说，这笔外债倒是借的颇有必要，不过问题在于，金融是个大杀器，用好了利国利民，玩砸了祸国殃民，对于还在讨论要不要用镖局的朝廷来说，要理解这其中的风险和收益，实在太难了。
汇丰借款一开，所有人都发现，洋债真是个好东西。外资银行赚到了高息；买办资本家拿了佣金；官员吃到了回扣；列强趁机攫取在华利益；朝廷借了钱大买洋人的军火、机器，顺便带动了列强的工业；除了大清百姓，简直所有人都是赢家。
于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借债；刘铭传搞福州船政局，借债；云南、广西抵挡法国蚕食，要加强防务，还是借款……自力更生遥不可期，但外债却如毒品一般，堆积如山。
我倒不是说借外债就是卖国，毕竟现代国家就没有不借债的，新中国刚成立就从苏联借了3亿美金来恢复经济搞发展。问题在于，大清的债，是用各种 “主权”做抵押的。为了搞钱，抵押品从关税、盐税、厘金，一路到了矿山、铁路。
等到《辛丑条约》签订，4.5亿两银子巨债压顶，大清海关已经成了先偿外债、看剩下多少再还给朝廷的局面；为了赔钱，甚至差点把盐税、厘金的经营权都抵押给英德。大家想象一下，人在中国，每个月却是洋人来收税这种酸爽。
而且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抵押还是用贱卖的方式。
读书细心的朋友会发现，我说大清金融落后，第一条举得就是大神牛顿的例子。他老人家在搞出力学三大定律，改变了人类历史之后；勤勤恳恳做了几十年皇家铸币厂厂长，把英国从原来的金银双本位，缓慢切换了金本位，再次改变了人类历史。
1816年，英国出台法律，锁定英镑和黄金比例，从法律上确定了金本位制度，并逐步在其推广；57年后，1873年，欧洲优等生德意志帝国依靠普法战争的赔款，进入金本位和全球商业扩张的时代；同年，看到这个趋势的法国和美国加入了这个行列，之后是北欧、荷兰、奥匈、俄罗斯，以及后进的日本。
后果不难猜测，白银被剔除出货币，开始逐步贬值，而谁还在用白银作为货币呢？大清。
几十年里，大清帝国通常都是借钱用黄金，还款用白银。《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以盐税和关税为抵押，连本带息9.8亿，很惊人了对不对？事实更惊人，赔款数额以各国金本位货币折算，随着白银贬值，朝廷每年还得增加三百万两列强“汇率损失”，人称“磅亏”。
大清被割的肉痛，请好朋友赫德爵士代为商议，结果好朋友说了，“合同说了是外币，那就得以外币折算”。果然是“清末最高效的官员”，连挥舞镰刀收割韭菜都如此高效。
在大清最后的岁月里，赔款照付、“磅亏”照给、日常就是翻家底，看还剩什么能抵押出去的；嘴上虽然不认，但身体已经成了洋人的收税专员。以至于之后几十年中，对朴素的百姓而言，“借外债”名声巨臭无比，几乎成了“卖国”的代名词。
百姓们倒也是没错，在晚清的战场上，列强用坚船利炮割走了台湾、香港；在借款合同里，同一帮人靠发达的金融体系，用利率、抵押和借款条约，割走了盐税、海关、厘金和铁路，完成了军舰和大炮无法完成的侵华任务。
这种被抽血的破事儿甚至到了民国都还在继续，北洋政府继承了大清的外债和金融政策。最离谱的是在1922年，法国搞出个“金法郎案”，把本国货币贬值的损失转手甩到了北洋政府身上，一举从段祺瑞政府身上多薅了6000万银元的羊毛，简直匪夷所思。
一直要抽到什么时候呢？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新中国一声炮响，去特么的不平等外债，想要钱，自己去慈禧太后的棺材里要吧，从那天起，4万万同胞才总算摆脱了这破事儿。
强调一下，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说“破事儿”，并不是说“外债”是破事儿，而是“不平等外债”是破事儿。朴素的百姓认为借外债就是卖国，这当然是爱国思想，但毕竟只是“朴素的爱国思想”，而靠“朴素”那是没法建设社会主义的。
新中国要自强，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靠的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靠的是 “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平等外债是没了，平等外债还是可以有的嘛。
30年后，1978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全国工业化项目经费紧张到了极点。4年后，祖辈和席正甫一样，同属“洞庭帮”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挂帅，通过日本野村证券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支持国家化工项目，以国家信用背书，新中国承诺有债必偿。当月，债券抢购一空。
这些钱拯救了几乎停工的17万吨“仪征化纤”聚乙烯项目，开启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星辰大海。
再过几年，“东海化工”聚乙烯项目缺钱，“老徐”提醒“宋运辉”参考“仪征化纤”的案例去借外债，终于搞定了二期工程。
请大家再琢磨一下这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感受一下荣毅仁先生和席正甫的不同，再感受一下伟大的改革开放下，这改变十四亿人命运的努力。
【图略】外债是好是坏，就看在谁手上
好了，讲完外债，我们再次回到晚清现场，政府外债丧权辱国，被骂的天昏地暗，那社会金融体系呢？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外资银行在华除了努力收割官方资产之外，民间自然也不会放过。
下一章，我们继续讲大清民间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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