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
戴耀廷:立會過半是大殺傷力憲制武器
颜纯钩:柔性或剛性﹑人性或黨性:中外抗疫之異同
苏晓康:“人群圩田”——“云极权”
苏晓康:鲁班又说话了?
海内外网民联署公开信 营救任志强(任志强朋友向北京市委讨人)
任志强好友:向北京市委要人
鍾劍華:那個體制就是延禍世界的病毒
美国律师起诉中国各级政府隐瞒疫情的法律可行性
旅美学者、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以他个人的经历谈中国公民个人起诉外国政府。他认为,梁旭光起诉美国政府等几个被告,“就是一场由政治势力在背后导演的闹剧。因为,现时中你在中国连一个乡政府都不能起诉,反而起诉美国政府,这显然是龌龊的闹剧”。
梁京:特朗普的歷史性機會
2020-03-31
3月26日特朗普與習近平通話長達一個多小時,這一發展支持了我的這個判斷:由習近平對武漢疫情誤判所導致的這次全球災難,給了特朗普一個歷史性的機會,那就是迫使中國與美國全面合作來應對這場史無前例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以及由此引爆的全球經濟大危機,並通過這一合作,幫助中國走出習近平「定於一尊」給中國、美國和整個世界帶來的險境,從而避免無法估量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2009年,美國前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G2戰略的設想是很有想像力的,可惜的是,昏聵和自私的江澤民和曾慶紅把大權交給了志大才疏的習近平。習近平不僅沒有認識到G2設想給他創造了成為世界級偉人的機會,反而選擇了一條最危險的路:挑戰美國主導全球秩序的領導地位,為此,不惜與美國一戰。雖然這是一條不可能成功的死路,但正如這次危機所證明的,習近平的選擇把中國和整個世界都帶入了空前的險境,也令自己陷入了走不出去的政治死胡同。如果說此次武漢肺炎是明顯的「天譴」,那麽,我們也可以將這次危機解讀為上天的「警示」,因為這場曠世危機給G2創造了一個真實的機會。
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此時此刻,美中領導人的緊密合作,不僅符合他們個人的政治利益,更符合兩個大國和整個世界的利益,這樣的情境前所未有,主要原因就是人類的命運從未如此緊密關聯。這種前所未有的關聯,既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共同風險,也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機會,這就是G2設想的現實依據,但人性的弱點令人類幾乎不可能抓住這種機會,除非有特定的變故。而這次危機,恰恰提供了這種機遇。
簡單說,現在特朗普有求於習近平來應對美國疫情的惡化,而習近平更有求於特朗普來應對經濟危機和個人政治危機的惡化,而兩人的緊密合作將不僅造福兩個大國,更將造福整個世界。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中國現在不僅能為美國提供最緊缺的醫護設備,還能提供許多美國急需的經驗和數據,但也有不少美國人認為,沒有中國的支持,美國也能度過這次危機,無非是多死一些人,所以美國沒有必要求中國。問題在於,很多美國人看不到中國政治和經濟危機可能到來的大爆發,將給美國和世界帶來比武漢肺炎更大的災難,他們更不容易看到的是,沒有美國的幫助,習近平無力阻止中國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大爆發,反而很可能促成這種大爆發。因為習近平沒有能力應對中國的經濟危機,而很可能選擇做困獸鬥來應對正在加劇的政治危機。
習近平無能應對中國經濟危機爆發的主要表現,就是他不敢撒錢,而是堅持搞災難性的基建,至於習近平政治危機的惡化,則可以從任志強一案不斷發酵看得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有甚麽樣的具體機會來救美國、救中國,救世界呢?我認為就是要施壓中國與美國建立應對當前和未來危機的協調機制。一個具體的建議,就是任命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的首位華裔參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作為類似當年馬歇爾那樣的全權特使前往中國,協調兩國的救災和疏困政策。楊安澤將有機會彌補當年馬歇爾的歷史遺憾。習近平會接受嗎?我認為他別無選擇。那特朗普會接受嗎?我不知道,但我認為他有這個需要,也有足夠的想像力。
——RFA
《劉曉波紀念文集》英文版將在美國發行
“这本无价之书展示了刘晓波的兴趣、关注和思考的范围和深度,帮助我们贴近地了解这位杰出的人。这本书作为一本文献,承担了另一种见证,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
“这位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通过这些由他朋友和仰慕者贡献的亲密回忆和深刻反思活了下来。其中许多人,正像刘晓波一样,是为中国民主进行长期艰苦奋斗的英雄。”
编辑:张裕、李洁、廖天琪
许小年演讲:欧美疫情一天不结束,中国出口企业没订单
2020年3月30日星期一
李怡:民主國家的抗疫表現
《經濟學人》雜誌有一篇文章,講一國領袖的抗疫表現,取決於三個因素:對疫情不確定性的態度,健康照護體系的結構與能力,最重要一點是領導人是否受人民信任。
這次疫情作為新發現的病毒,不確定的因素很多。包括被感染者無症狀卻仍然帶病毒傳播;潛伏期長,有時檢測呈陰性,出現症狀再驗才是陽性,而病者已經進入社區活動多時;傳播迅速和廣泛,一個人可能就感染一大群;此外,還未清楚的是:武漢肺炎是像沙士那樣一次性的,還是季節性即隨氣候變化而消失,抑或是長期性的。所有這些,對所有國家都是新課題。
健康照護體系即醫療體系能否負荷,大量疫情增加會否使醫療系統崩潰,是各國最關注的問題。至於領導人是否受人民信任,對民主國家來說是「最重要的一點」,民主制度下失去人民信任,就意味要下台。但專權體制的國家,不需要人民信任,只需要人民服從,而服從則可以通過合法暴力去實現。
武漢肺炎在11月出現首例,中國一直隱瞞疫情拖到1月20日才稱會人傳人,23日武漢封城。而大多數國家或地區在1月20日後才出現首例,隨後這一個月在世界大爆發。這時中國宣稱疫情已獲控制。
《經濟學人》認為:中國靠着強制隔離、大規模檢疫與接觸史追蹤進行防疫。這種做法的人力與經濟成本都很高,不過確實成功降低新增感染數。
這時候,關於中國制度優勢、西方國家失控、社會動亂失序、民主制度欠缺效率、執行力太軟、西方國家終於封城是「抄中國作業」等等言論,充斥中國媒體與網頁。
張倫說,現在歐美的疫情確實比較嚴峻,但是並沒有達到中國人認定的那種程度。這些國家的公眾、媒體和反對黨對政府有批評,不過批評政府本來就是這些國家政治文化的一部份,永遠都會有。面對如此巨大的公共衞生危機,一定會有很多批評聲音,更不要說這些國家的應對之策確實有值得檢討之處。但同時要看到,絕大多數的民眾還是遵守和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的,即使帶來一些不便。政府本就是批評的物件,但它又是公民授權的合法政府,因此還是要遵守它做出的決定。這就是現代國家的公民文化。所以基本上看不到除與防疫相關之外的甚麼社會緊張。「民眾都知道,這種體制哪怕決策有誤,早晚也會跟台上的政治人物算賬。將來可以讓他們下台,甚至就其失誤以公民身份訴諸法律尋求正義。」至今為止,沒有一個西方領袖因武肺疫情而下台,特朗普飽受批評,但民望反而上升。
民主國家政府處理這類問題時需要因勢利導:儘管知道問題可能嚴峻,但是在疫情還沒有擴散上升,人們還不認可的時候,如果採取一些壓制正常活動的過激政策會引起反彈,反而達不到效果。這次的麻煩在於,武肺病毒一旦傳播起來迅猛異常,而行政運作、生活方式、文化宗教活動等要在幾天、半個月內忽然作出前所未有的改變,適應不易。比如戴口罩,且不講是否緊缺,西方有些人一輩子都沒戴過一次。
訪問者提到意大利疫情嚴重,死亡率高,有人因此說,民主制度確實存在效率問題。張倫回答:如果說自由民主制度一定不能很好應對這次公共衞生危機,那麼就沒有辦法解釋日本、韓國和台灣為甚麼防疫成功。即使同為民主體制,不同國家也因應不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人口結構(如是否老化)有不同的應對之策,效果也不一樣。
接下來,他談到中國的「舉國體制」,與不同制度的基本哲學。明天繼續。
——作者脸书
徐少驊:紅二代裏應外合圍堵習近平,美國索償隨時演變成熱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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