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父亲李锐4月13日进入百岁，他的"口述往事"被扣一案已经过去快两年半了。不知道他还能再挺过几个两年。】
三月一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给我发出第七次延长审理期限的通知书，三中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确实是将我这个原告玩弄于鼓掌之中。但是这种乐此不疲的玩法，让所有知道这个案件的人从不相信中、高两院，到鄙视两院。我还是耐心地走着瞧，他们实质上玩弄的不是我而是法律，这种玩法太危险，我替合议庭庭长捏把汗。
现在的国内会时不时生出些好事情，让我感到自己的案子在现时段不过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最近的第一件好事就是任志强在自己的微博上提出了质问："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他因此被封了微博号，被官方媒体群起攻之。结果官方媒体里就有人出来打抱不平了，新华社一名叫周方的先生在网上发出公开信，他在信中说："在网管部门的粗暴统治下，网络舆论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侵犯。"接下来有了一件更好的事儿：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蒋洪接受了"财新网"的采访，而且被"财新网"贴了出来。蒋代表说："对于党内的事情，我作为党外人士，不说三道四；但是作为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要保障"。
习近平上任以来，面对体制性腐败造成的无官不贪的危局，采取了针对个体（即表象）而不是整体（即体制内因）的反腐策略。三年过去，打出的"老虎"和"苍蝇"扳着指头数得过来，一些人把这说成是"反腐行动势如破竹"。我对这种说法无法认同，因为体制的腐败——对上的谄媚，对"最高"的阿谀逢迎不但没有丝毫的触及，反而如瘟疫般以令人胆寒的、比江胡两代凶险得多的态势迅猛地吞噬着本已病入膏肓的肌体内寥寥仅存的抗菌细胞。
习近平的上位，是隔代指定的结果，他不是以业绩、理念和人格魅力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认可而被选为国家主席的，他的阅历和知识水平不足以胜任中国的第一把手。其实又有谁能仅凭一己的能耐治理国家呢？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需要一个在各自领域智识拔萃的人才组成的班子来辅佐。但是当肌体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内都渗浸了腐败，胡适、马寅初、彭德怀……这样的人物便被杀戳殆尽，剩下的只是些即使个人见解与"最高"有异也决不"谔谔"的"诺诺"小人，他们绞尽脑汁揣摩的是"最高"喜欢什么——他爱听"那个"，我绝不说"这个"。侯宝林有一个相声段子里出了一道谜语："一人能做，两人不能做，大伙全能做，不能瞧着做。"谜底是"梦"。侯宝林破迷说："做梦一人儿做，哪能俩人商量好做的？"现如今习近平提出的可不是倆人儿做，他是要十四亿人一起做他指定的那个梦，还要被瞧/看(kān）着做。这种荒谬是找不到词汇形容的。当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由一个人的头脑统领的时候，这个国家除了一步步走向深渊，不会有别的前景，上个世纪六零年前出生的人对此都有过切身的体验。相信除了彼时为数不多的"得意"之人，没有人再愿意重过那种日子。
最近还有一件好事是老记者杨继绳先生因为他的《墓碑》一书，获"2016年度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虽然中国政府没让他到美国参加授奖仪式，但是他的获奖演讲稿被BBC、纽约时报这些大门户网站全文刊登，随即贴满了我能够看到的大小中文网。杨先生在这篇发言中列出记者职业的多重品性，他说：记者可以选择卑鄙或者崇高，平庸或者神圣、浅薄或者高深，选择取决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据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的观察，在美国作记者只能有一个选择："真实报道"。倘若一名记者编造新闻，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他/她得祈祷上帝保佑不要露馅，因为一旦被人戳破，就完蛋了，一辈子不要再想当记者。杨继绳先生所体会出的记者如此之多的选择，是专权统治国家的特殊现象。因为在那样的国度，记者的操守是没有行业规则和法律条例的限定的，作个什么样的记者，确确实实凭的是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在中国，选择做一名"真正的职业记者"的风险是太大了，在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着的"职业记者"，在中国却是凤毛麟角，只有勇敢如杨继绳先生，方能坚定地守住职业记者的操守底线。我们还不能忘记，现在的杨先生已是一名资深的、具有世界名望的老记者，处境虽然艰难，已不再凶险；但是对年轻一代的记者来说，如果他们选择像杨先生一样揭示黑暗、真实报道，境遇会残酷得多。不久前，《南方都市报》的版面编辑不过把袁庚海葬的新闻和习近平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新闻放在同一版上，就丢了饭碗!
这让我联想到办理我的"状告海关案"的三中院合议庭人员。我在上篇"跟进报道"中说过，我认为一名法官最重要的资质是"尊严"——以对法条的娴熟引用，视法条为最高权威的胆识折服众人。这个标准在美国是常识，但是换到党领导法的专权统治的中国，"尊严"和"做法官" 是相悖的，并不相向而行。选择了"尊严"，在很多情况下就要无视党的领导；无视党的领导，还能不能干成法官就会成为问题。不要"尊严"，眼睛只看"党的领导"的法官位置坐得牢，这是中国的现实。我的案子明显地涉及到"党的利益"，合议庭选择了听命于"党"，而党面对的麻烦太多，一时半会儿还腾不出手关顾这个案子，合议庭当然不敢擅自开庭。这是我——原告的悲哀吗？我倒觉得这更是合议庭的悲哀，三中院的悲哀；迄今，我没有听到有哪位高院的法官对这个情节简单的案子被三中院和北京高院无限期地拖延的作法提出过批评，这难道不也是中国法官们的悲哀吗！
当一个制度让本该是社会良心的记者中的大多数或选择卑鄙或选择平庸；当一个制度让本该在社会结构中居于最为尊贵位置的法官集体性地抛弃了尊严，纵有千百个理由说中国的国情特殊，只能集权、只能由共产党领导一切，这两种职业人普遍性的价值取向，让我们只能对那所有的理由说"不"！因为没有记者报道真实，揭露丑陋，没有法官惩处罪恶，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怖之中，这包括了法官，甚至"最高领导"自己。不信，看看天安门附近长安街的各个路口上那些犄角站立的持枪士兵，金水桥前早已不能自由通行的现实，就是明证！
这个月看了两部很好的美国影片，一部是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著剧本奖，讲述调查报道记者揭露天主教神父性侵丑闻的《聚光灯》（Spot Light）;一部是纪录片《弥天大谎》（Fantastic lies）讲述2006年曾被美国各大纸媒、视媒疯狂报道过的所谓杜克大学曲棍球队队员性侵犯一位黑人脱衣舞女郎的事件，政府检察官奈方（Nifong）用虚假证据起诉三名曲棍球队队员，谎言被揭穿后，三名被告被宣布无罪，检察官被免除职务，并被判入狱24小时。这两部影片讲述的都是在美国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事情非常丑陋，但是结局彰显了美国制度的美丽。被欺侮的弱者——受神父性侵犯的穷人家的孩子，终于获得公正；为个人利益驱使，用谎言起诉无罪青年的代表政府权利的检察官受到惩处。丑恶的现实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丑恶的横行和不受制裁。
面对合议庭庭长一次次的"我们还在研究"，我确实感到十分的无奈。但是中国大陆不断发生的好事，不让我感到"无望"。中国是有希望的，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希望让自己的梦想成真，只是我们需要牢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任志强、周方、蒋洪都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没有必要追究声音后面的背景和动机，任何与专权不同的声音都是对腐败透顶的体制发起的冲击，人们都应给予十二万分的敬重！面对法听命于党的中国现状，我们所拥有的能够保护自己权益的最好武器只有现行的宪法和法规，中国法官集体性的软骨病，需要中国公民帮助救治。诊治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就在拯救自己。法官不把法当真，我们要把它当真，与滥用的公权较真，较真到底！除此没有更好的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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