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宣布关闭任志强的微博账号；称该微博账号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影响恶劣，已责令新浪、腾讯等网站关闭。与此同时，还以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等为名，关闭了影视演员孙海英、学者荣剑和城市问题专家罗亚蒙等人的微博帐号。此类事件并非初次，只是这次动静更大而已。
三年来，他们封网封博，打压维权律师，罗织罪名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凡是符合人类文明潮流的东西，都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凡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东西，就成为他们手上的香饽饽、甜点心，必大胆尝试、推而广之；如跨境抓捕、电视示众等等。更荒唐、更邪恶的是，居然搞出一个"妄议中央"的罪名，并以正式文件下发。在罗织罪名上，他们已经超越了毛泽东，在恐怖的手段上比毛泽东更精致、更隐蔽！
如此这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三个"自信"到抨击普世价值，从"七不准"到跨境抓捕，令人眼花缭乱，看不懂是什么套路。于是评说纷纭：道路自信、一盘大棋、宫廷内斗、大权独揽、回归毛左。且不管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干什么都得讲个规矩章法，岂能八方树敌、自相矛盾？这种毫无章法的做派，不外有两种可能，要么是超级高人的超级谋略，非神人不得而知；而毛泽东式的神人五百年才出一个，这种可能几乎等于零。另一种可能只会和秉性有关而不是其他，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这种让人想起"红八月"的秉性，说穿了就是红卫兵脾气。五十年前的八月，正是红卫兵脾气大发作之时，他们成立了若干司令部、战斗队，抄家打人、挂黑牌、批斗会；路名说改就改，领事馆说烧就烧，毁文物砸古迹，抓人游街示众……这种无法无天的野蛮暴力，被他们美其名曰"红色恐怖"！
1966年的8月，他们以纠察队、司令部的名义，发布1号通令、2号通令、3号通令直到N号通令，这些通令不外是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谁敢不听砸烂谁的狗头之类。如今他们以最高当局的名义，发这样规定那样规定，讲的还是不准乱说乱动，谁不听就吊销你的执照、敲你的饭碗，甚至送你坐牢。
1966年的8月，他们以纠察队、司令部、战斗队的名义到处抄家，房主被赶、房屋被封或被占，被封的家门上，无一不是贴上红卫兵各路司令部的封条。如今他们以国家的名义，封微博、封微信，封图书。只是把当年的焚书改为下架。
1966年8月，他们以纠察队、司令部、战斗队的名义，到处抓人挂牌批斗，四处抓人游街示众，如今他们利用公众媒体平台，以认错的名义电视示众。
红八月半年之后，谢富治搞了个《公安六条》，为红卫兵的野蛮暴力提供法规依据，并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为打击异己势力的方便法门。如今，就有了"妄议中央"为党规所不容，成为一个新罪名。如此法规，其目的说穿了，不外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五十年前如此，五十年后亦然，其政治理念并无多大进展。
眼下，在各级党政机关里真还有不少人就是当年的红卫兵，甚至就有"红八月"的参与者，身上有红卫兵的脾气一点都不奇怪。对于红卫兵干的坏事，有良知的人多有反思，而红卫兵观念上的毛病能反思者就不多了。尤其是文革成为禁区之后，几乎就大而化之、不了了之。红卫兵毛病的养成其实和前三十年的教育、和文革种种恶行有直接关系，所谓"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当人们把文革反思作为禁区、认为前后三十年可以并行不悖之时，其实是把是非善恶混为一谈。于是骨子里的恶就不断地膨胀，使我们面临着文革重演的巨大风险。文革是否会重演，根子不会在戚本禹这种文革遗老那里，而在红卫兵这一代人身上。因此，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研究文革、反思文革就成为我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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