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 实，此文开头即不够严谨，因为作者引用我的尖刻批评（"自说自话"、"漏洞百出"、"舆论造势"）是针对去年六月前后官媒接连抛出的力挺"中国模式"、抹黑西方宪政的短篇评论，而不包括《中国震撼》。我之所以选择评论这本书，是因为它还引用了一些数据，尽管不准确或极易产生误导，还是值得撰文评论的。"中 国模式"和《中国震撼》一以贯之，都涉及如何以外国（如印度）为参照系来评价中国模式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有必要直接回应。
"中国模式"一文的第一个不满是我批评《中国震撼》"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认为GDP是"全球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总量和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令人匪 夷所思的是，就在当局自己都已经开始反思"唯GDP至上"的时候，本文作者却仍然死抱着这一个指标不放。事实上，没有谁否认中国在GDP上的成就，虽然这 个成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水分——"中国模式"说中国GDP反而被低估了，因为民营企业有少报产值的动机，但是它却只字不提政绩体制下的地方官员显然有多报的 动机；过去一年全国实体经济一路下滑，山西等省受影响尤其严重，但是报上去的产值却仍然增长5%以上。这又如何解释呢？
另一个问题是GDP 是否衡量国家发展状况的"唯一指标"，我认为显然不是。除了国民幸福不等于人均GDP、国民不自由会极大压制其幸福感等理由之外，唯GDP思维的问题在于 只看成果，不看成本；只论产出，不论投入及其产生的其他后果。有投入，就有产出，但显然不是投入越多、产出越大就越好。"十年文革"，多少家庭付出了惨痛 代价？但是GDP也只有1967-69年三年出现了明显下滑。只要工业保持高增长，多大的社会灾难都未必在经济增长曲线上有所体现。近三十年来，中国投入 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物产极大丰富本是自然之理，但由此也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包括但不限于极大破坏了生态环境，耗竭了属于子孙后代的资源，而所 有这些显然不是"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句话就能轻轻带过。"中国模式"论却"一俊遮百丑"，闭口不谈盲目发展的诸多代价，认定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乃至政府贪 腐都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只有等工业化结束才能逐步解决。该文还把美国十九世纪末的进步党运动归因于工业革命。在我看来，美国进步党运动及其带来的公务系统 改革是民主深化的自然结果，和工业化没有直接联系。退一步说，即便此论对其它国家成立，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公权约束严重匮乏的中国也未必具有足够的承载 能力。对发展的代价轻描淡写，竭力回避，恐怕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这块大蛋糕仍在做大；虽然分配极不公平，但总的来说仍然是帕累托最优。然而，所有这 一切既不表明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也不表明如果实行民主，中国的发展不会变得更好。如果民主搞砸了，事情当然可能变得更糟，但是启动民主改革 究竟会怎么样？这至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想都不想就把自己看扁，认定中国人天性搞不了民主。某些人对中华民族如此卑微的自我评价，似乎和 他们天天挂在嘴上的"爱国"极不合拍。
但是《中国震撼》和"中国模式"却全然不这么认为。它们就像"民主是绕不过的坎"一文中说的那样，专 找民主政治的"软柿子"捏。除了夸大民主转型的失败之外，他们特别喜欢拿来说事的"软柿子"就是印度。这只"柿子"找得很好，因为和某些转型失败的国家不 同，印度是世界公认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公认的欠发达大国。在某些人眼中，通过印度，民主和贫穷、混乱、低效率之间就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必然联系。"中国模 式"笔下的印度是一片漆黑，一无是处，不仅经济、卫生和教育落后，而且司法腐败，效率极低。作者还颇擅长"以其矛攻其盾"的策略，用自由主义学者茅于轼的 话来抨击印度司法，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话来批评印度民主。可惜上述引语都没有说明任何来源，无从查证。只有作者说张维为去印度讲课， 接连发生两次停电。但这种孤证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去印度不多，迄今只有两次，一次是今年初在德里讲课，一次是五年前在相对不发达的加尔各答开会，均没有遇 到一次停电。事实上，印度高校的基础建设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但难道就能凭此有限个人经历说明印度经济与教育发达吗？
既然"中国模式"不 负责提供其结论所依据的出处，我只好自己去查证某些事实。"中国模式"在渲染自身优越性的时候，一个比较牢靠的证据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印度高好几岁。作 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平均寿命不低，确实可算作一个可喜成就，但印度也不是一无可取之处。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平均寿命数据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LE00.IN?page=6)，1983年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人均寿命为68岁，比印度（56岁）高12岁；改革三十年后，2013年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到75岁，而印度提高到66岁，虽然仍然落后于中国，却比中 国进步更快。中国死亡率一直维持在千分之七，而印度死亡率三十年前则高达千分之十二，近年来下降到千分之八，和中国相差无几，可见印度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进步在"中国模式"只字不提，能看到的只有"据印度媒体分析"，印度经济落后中国十年，社会发展则 "落后30年"。后面这个论断从何而来，仍旧不得而知。
"中国模式"的另一处惊人之语是，饿死数千万人的中国"大饥荒"也不说明什么问题， 因为据说"1952-78年间，中国比印度整整少死1亿人。" 讽刺的是，"中国模式"引用的权威是印度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正是他指出，民主比专制优越的地方是印度至少避免了中国的"大饥荒"。虽然森也 批评印度民主的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民主政治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服务，但是其自由民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中国模式"的笔下，大名鼎鼎的森竟然发生了 180度大转弯，成为集权专制的辩护人。遗憾的是，这篇大作还是没有提供任何具体出处，能查到的只是王绍光发表在《读书》2005年第11期的书评，其中 讲到森在和他人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动》一书中批评印度的营养和健康状况不良，远不如毛时代的中国："印度平常每八年填满棺材的尸骨就超过了中国那场严重 的三年大饥荒了。"即便我们同意森所描述的事实，也不能把他曲解为印度民主不如中国专制。我们在评价一种制度的时候，只能谴责制度的主动杀人，譬如过高的 粮食征购和抢夺农民口粮造成了"大饥荒"、"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了"文革"的大量民众非正常死亡，而不能责怪医疗、卫生和经济落后造成的过早死亡，至少 谴责力度要小得多。否则，比中国死亡率低的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也不鲜见，难道我们能因此谴责中国政府或制度造成多死了多少人吗？事实上，除非政府的过 多管制剥夺了人民的经济自由，人为造成落后，经济落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很难证明的，也没有谁能证明一个更加集权的印度能够加速经济发展并提供更 好的公共服务。
说到印度司法，"中国模式"涂刷的印象是不仅比中国更黑，还更低效。中国法院好歹有明确结案要求，虽然某些大案根本不按要求 来，但印度法庭审判似乎遥遥无期。据不知哪一位"印度大法官揭露"，新德里高等法院积压的案件要466年才能审理完，递了诉状好比进了人间地狱。该文还专 门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说，印度告状要等10年才知道结果。不论茅老是否在特定场合下说过此话，但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如果只是特殊个案，难道中国没有这样 的个案吗？我对印度司法不熟，只好请教德里的国家法律学院院长辛默涵（Mahendra Singh)教授。辛教授很谦虚，承认印度司法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譬如审案时间长，但也指出"中国模式"一文明显夸大了这些问题。譬如司法腐败在基层法 院确实存在，但在高等法院就很少了，最高法院则迄今从来没有被指责过腐败。相比之下，中国刚查处了一位最高法院副院长的"经济问题"，还不知其涉案金额多 少。而众所周知，这只是中国司法腐败的冰山一角。
印度法院之所以审理时间长，主要还是因为案件量大，而司法精英化导致法院人手不足，并且实 行刑事案件优先审理的原则，民事案件相对滞后，但近年来已明显改观。根据辛教授提供的文献资料，印度最高法院定期出版《法院新闻》 (http://supremecourtofindia.nic.in/courtnews/2014_issue_2.pdf)，显示印度最高法院总 体来说是"收支平衡"的。去年上半年，最高法院共立案22459起，审结了20819起案件。截止2014年6月30日，还有65970案件待审，差不多 一年半的时间可以完成。各邦高等法院更加滞后，目前积压总共448万起案件。2014年第一季度审结48.6万件，新立案50.9万件。按此速度，每年审 结不到200万起案件，大约需要两三年时间审理完积压案件。这个效率和多数法治发达国家相当，何来的"466年"、"完全崩溃"等各种惊悚的说辞呢？辛教 授对我说，印度法律界承认司法的各种问题，但显然不是要抛弃印度司法制度，而是为了如何改进它。自1950年立国以来，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过大量进步判决， 有力保障了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基本人权。在我看来，印度法治和中国一样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但和中国不同的是，司法制度是印度的骄傲而非耻辱。
"中 国模式"特别提到了种姓制度之恶：种姓最高的婆罗门不到人口的4%，却占有司法的近七成职位和接近半数的国会议席——还是没有提供任何出处，因而无从查证 其准确性。事实上，即便这些数字准确，对比我们自己的情况也已经不那么"惊人"了。如果说婆罗门在印度属于特权阶层，那么"党员"也算中国的特权阶层，而 其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过5-6%，但是如果你调查一下法官和各级人大代表的党员比例，应该远不止七成吧。"中国模式"认为我们用种姓等印度"国情"为 其落后现状开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种姓制度是历史留给印度的不幸遗产，没有谁会像许多"中国模式"的支持者那样认定"存在即合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 是，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确实仍然在拖累印度，但是这项制度的社会影响已经远不如印度建国时期，至少在政治领域是如此。而印度之所以能在消除种姓歧视方面取 得长足进步，首先要归功于其民主制度。那些认为印度民主一片漆黑的左派们在诋毁民主之前，还是应该先读一读2013年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印度民主的成 功》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第八章关于印度学者对种姓政治的评价。
在一个种姓歧视无所不在的国家，印度政治原先自然也为婆罗门等高级种姓所主 导。1920年代，印度民主的火车头国大党自身的领导层主要就是高级种姓。最卑微的表列种姓约占人口的15%，表列部落约占人口的8%，加起来将近人口的 1/4，但是他们连选民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在政府和政党中选派自己的代表。然而，到30年代末期，这一现象就已经在民主竞争和制度完善过程中发生根本改 观，许多国大党选区的委员会主席来自低级和中间种姓。印度独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邦政府中取得了政治实权。国大党内部也因为派系斗争和高级种姓之间的斗 争，而增强了吸收中间和表列种姓的能力。独立半个世纪之后，印度多数邦的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属于非婆罗门种姓，其中有些来自中间种姓，但也有不少来自 "落后"种姓。到1990年代，北方邦产生了一名"受压迫"种姓的首席部长。在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印度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个低种姓政党成为执政联盟的 一部分。1997年，表列种姓成员纳拉亚南当选为印度总统。虽然印度总统没有什么实权，这仍不失为印度民主的象征性成果。
民主政治催生平等 机会，而印度式平等并非仅仅是形式平等（不歧视和平等竞争），而是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那就是国家要求把某些岗位保留给落后种姓的"种姓保留"制度。上世 纪七十年代，印度的种姓政治开始活跃，低种姓的平等权利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七十年代中期，某些邦已经为表列种姓和部落分配将近20%的政府职位，为其它落 后种姓保留将近50%的名额。1979年成立的曼德尔委员提供了一份种姓清单，把400个种姓列为"落后种姓"，其中多数属于劳动者或首陀罗种姓，并要求 从政府公职到国企和大学录取的各种公共机会都适用种姓保留制度。1990年，中央政府宣布为表列种姓和部落保留22%的中央政府职位，其它落后种姓保留 27%的职位。不知是无知还是故意忽略，"中国模式"对印度民主政治带来的这些成就一概不提。
"中国模式"坚守反民主立场，批评我在其它场 合下发表的"民主再糟糕也比专制好"、"民主再腐败，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等论断，并引用脸书创始人之一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新加坡国籍为例，反问"有几 个民主国家可以比得上新加坡"？这种诘问只能反映作者个人的威权主义和经济至上价值立场。有的美国公司高管可能为了避税而变成新加坡国籍，但是低税就一定 好吗？中国的左派们什么时候变成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者？究竟又有多少美国人会真的因为此而认为新加坡比美国更优越呢？与印度是民主的特例类似，新加坡也是威 权的特例，在此不赘述。虽然新加坡实行一党独大，也不能被简单归类为专制国家。或者说，专制并不都长一个样。毕竟，新加坡是有反对党的，议会当中也有反对 党成员，尽管人数不成比例。假如新加坡完全像中国这样禁止反对派的实质存在，迫使任何政治批评沉默，很难说执政党还会这样相对廉洁高效。新加坡的政治转型 已经不远，还是等到那个时候再来谈论新加坡吧。至于"中国模式"对欧美民主的杞人忧天的关怀，认定民主必然造就懒惰贪婪的民众、欧债是欧盟过不了的"坎" 等不一而足，身在天津爆炸余波中的我们只能"呵呵"了——放心吧，欧盟不会因为希腊而崩溃。民众再懒惰贪婪，也不如专制者的懈怠贪婪可怕；民主的危机再 大，和专制的危机相比不过是芝麻。
虽然我不认同"中国模式"和《中国震撼》的论点，但这类争论显然是有益无害的。我真诚希望中国的左右公知 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地探讨一些实际问题，不要政府抓右派、左派就兴高采烈，政府打左派、右派就幸灾乐祸。如果还是像现在这样隔空对骂，只能说 明中国的意识形态停留在极不成熟的水平。我对国内精英左派的主要意见是投机心理似乎较重，甘愿用极不平衡的"论证"为昭然若揭的制度缺陷和政府不当作为 "洗地"，完全背离了西方左派对政府和制度的批评精神。如果论辩双方有一方言不由衷，言论背后还藏着其它目的，那么对话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我希望这种指 控是不公正的，也期待左派学者能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说理赢得对方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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