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学者黄亚生驳李世默：民主终将胜利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黄亚生

李世默（Eric X. Li)

（大纪元记者海宁编译报导）李世默（Eric X. Li）是一名上海的风险投资人士，曾在美国受教育的他近年来在西方媒体大肆吹捧中共党国资本主义，认为该制度优于西方民主体制。2012年2月16日，李世默在《纽约时报》撰文声称，若没有中共1989年的血腥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今年7月1日他更在TED全球大会上发言，继续兜售其美国式民主将走向灭亡的观点。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学教授黄亚生近日在TED网站发表博文，驳斥李论点的误谬。 

黄亚生曾在2011年受邀请在TED大会上分析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他在TED网站上发表长篇文章，反驳李世默的论点。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得了癌症，医生对他说："你可能死于癌症"或者说"我希望你死于癌症"。这两句话区别极大：第一句话是一种推断，而第二句话表达了一种愿望和偏好。这和马克思与其信徒的做派如出一辙：前者纸上谈兵，而后者则通过权力和暴力来迫使人们执行他们的意志。而李世默对专制统治阶层的主观意志和动机视若无睹。

黄亚生说，人类已经有几百年的民主历史，并且有几百个国家过渡到民主的经验。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时，就会迈向民主。这一点有数据证明。1960年代，全_世界只有大约25%的国家是民主国家，现在的比率则是63%。从独裁转向民主国家的例子远远多于从民主转向独裁国家的。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学教授裴敏欣曾指出，在人均GDP高于中国的25个专制或半专制国家中，有21个仰赖自然资源为生，但这些是特例。总体而言，国家越富裕，就会越民主。

现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实行一党专制（新加坡也许是个特例）。不管李世默喜不喜欢，这些国家最后都殊途同归。

黄亚生认为，李世默似乎觉得民主国家更加腐败，其依据是"透明国际指数"（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ex）排行榜。在这个排行中，中共好像比几个民主国家更"透明"。黄亚生说，用透明国际指数来衡量一个建立在不透明基础上的政体极具讽刺性。首先，所谓的透明国际指数是民主的产物。民主国家更透明，数据也更透明。因此，对于专制国家的腐败，我们对民主国家的腐败了解的更多。李世默不断拿中共的腐败与民主国家对比，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一个简单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2010年，两名印度企业家建立了一个网站，称作"我行贿了"（I Paid a Bribe）。这个网站能让印度民众匿名发帖，揭露日常生活中需要行贿的例子。截至2012年8月，该网站一共录得二万宗腐败报告。中国民众试图效仿，建立了类似的两个网站，但立刻就遭到中共的封杀。根据李世默的逻辑，中国的腐败报告数量为零，而印度有二万宗之多，因此印度更腐败。这个结果极其荒谬。

其次，虽然透明国际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人民的腐败感受和腐败实例之间，其数据无法反映出最基本的区别。民主制中的善恶都比专制政体中的更透明。我们对印度的腐败了解很多，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度更加透明，该国公民在挑战和批评政府时无所畏惧，甚至可以在酒店房间中拍下政府官员受贿的过程。最后，政治体制的底层腐败比高层腐败更容易见到。所以透明国际指数也许适合评价印度的警察腐败，但却不能用于衡量中共薄熙来的腐败。以上几点可以解释中印透明国际排行上的区别。

李世默还经常用透明国际指数指出，印尼、阿根廷和菲律宾都是民主政体，但都因腐败问题臭名昭著。但他却省略了关键的细节。没错，这些国家现在都是民主国家，但是在它们转型为民主国家之前，都曾经历独裁统治。正是这些国家的专制导致了腐败猖獗。批评新民主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根除腐败是正当的，但是把腐败的根源和反腐败的艰难混淆在一起实在是本末倒置。

世界上最恶劣的腐败分子都来自专制国家。根据2004年透明国际的数据，排名前三位的掠夺者分别是苏哈托（印尼）、马科斯（菲律宾）和蒙博托（扎伊尔）。这三个独裁者一共掠夺了500亿美元。民主制对腐败也没有免疫力，但是民主国家的官员无论如何也无法赶上这些独裁者。

李世默对中共政体坚信不疑。他声称大部分中国民众支持共产党，并援引《金融时报》的数据：93%的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乐观。为什么不是100%呢？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要求人们给领导人打分就像让他们做只有一个答案的选择题。金正恩在北韩的支持率肯定超过93%。

黄亚生本人有在中国做民意调查的丰富经验。他发现，中国的民意调查解读起来非常困难。受试者除了受到的政治压力之外，有时还会猜测问卷调查的"标准答案"，而不是吐露自己的心声。

李世默很推崇中共的适应和"自我改正"的能力。黄亚生说，按照李的逻辑，前苏联也很有适应和"自我改正"的能力。从古拉格到斯大林的红色恐怖，到集体化、计划经济，再到公开性和改革，然后是私有化、裙带资本主义。然而在过程中，一共有6,200万苏联民众被杀，最后的结局还是崩溃。中共也必然走这条路。

李世默不停的吹捧中共64年来的一党专制，却对这64年中的血腥细节闭口不提。从1949年到2012年，中共一共有6名最高领导人。这6人之中，两人被突然踢出权力核心（华国锋、胡燿邦），一人在失去权力后被软禁到死（赵紫阳）。两名毛泽东的继承人死于非命，一个在内蒙古坠机身亡（林彪），另一个则被虐待致死，并以假名下葬（刘少奇）。在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几千万人丧生。在明知大跃进运动造成大饥荒后，毛泽东竟然下令加快大跃进的步伐。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世默眼中的民主制浑身是病：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献金政治和腐败。献金政治是美国的一大问题，的确能够使整个体制失效。但是失效的原因正是因为献金政治违反了民主制的原则：一人一票。如果李世默有任何一贯性的话，就应当对献金政治赞赏有加，因为献金政治正在让美国滑向李世默崇拜不已的威权制度。

金融危机并非是美国和欧洲的专利。许多专制政体都经历过惨烈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比如1997年的印尼和1970-1980年代的很多拉美军政权。某些奉行计划经济的专制国家表面上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比如罗马尼亚和东德。但这是因为它们缺乏发生经融危机的最基本条件，即有金融市场。因此，虽然这些国家没有明显的经济周期性，但是却陷于长期经济滞涨。

李世默声称曾研究过民主制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没有证据支持国家需要为民主制付出经济代价。但在公共服务方面，民主制胜于专制体制。学人雷克（David Lake）和鲍姆（Matthew Baum）的研究指出，民主国家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优于专制国家。这不仅限于老牌民主国家。转型到民主制的国家在公共服务方面会有立即改善，而转型到专制的国家则会退步。

欧美的经济增长率徘徊在1-2%左右，而中国的增长率在8-9%。李世默把美国和欧洲的的经济增长率归咎于民主制，其实是把成熟经济体基数大凸显出成长率较小的数学效

果当成了民主制度压制经济增长的政治后果。发展中国家（包括专制国家）人均GDP低，

发展空间大；相比之下，成熟经济体人均GDP高，发展空间自然不是那么大。这就好比一个10多岁的少年发育速度要远高于一个成人。

李世默从文化角度拒绝民主。他断言，民主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东西。但是，李世默所从事的风险投资对中国人而言也是一种陌生的概念，但这显然没有阻止李本人从事这一行并从中牟利。就连李世默的洋名"Eric"都是舶来品。反过来说，李世默真的想坚持一切传统吗？难道他想复兴女人裹小脚的传统吗？

事实是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很多外国的概念和行为。从文化上反对民主制并不会让中国人同民主绝缘，但却会延迟中国人自己决定民主是好是坏的行动。进一步说，如果中国人拒绝民主，那么中共当局花大力气去抵制民主岂不是多余？难道是有钱没处花了吗？香港的实践表明，中国文化和民主并无任何不兼容之处。香港虽然未能直选，但却有新闻自由和法治，其社会没有发生动乱，也没有进入无政府状态。台湾的民主制生机勃勃，甚至比中国大陆更加珍惜中国文化和传统。

李世默对于民主制的立场既不连贯，也不合逻辑。黄亚生怀疑，其动机很简单，即他支持中共支持的改革，反对中共不支持的改革。另外，关于民主的争论是件好事，但是要以数据、事实、逻辑和推理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李世默连辩论的门都没摸着。即使如此，李世默都应该感谢民主制。因为民主制能让他攻击美国总统而无需害怕。这一点正是民主制的真正优点，是人类发展的源泉。李世默没有胆量、也绝不可能在中国的讲台上公然攻击中共头子。李世默在美国拥有这样的自由，但却不赞成把同样的自由给予其他中国人民。

民主制并非完美。民主国家不是天堂，但是民主制却能够防止民主国家成为活地狱。学者平克（Steven Pinker）在其著作中说，20世纪极权政体一共造成一亿三千八百万人死亡，其中共产主义应对其中的一亿一千万负责。而民主国家只造成二百万人死亡，大部分来自殖民地的食物短缺和战争中的平民死亡。平克指出，民主国家很难当连环杀手，因为其领导人总是受限于体制的制约。民主制这种保险的作用是民主制优于专制以及其它社会制度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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