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自言为某国人，当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 （谭嗣同《仁学》）
在我被国保警察严密监控的日子里，出门去书店买书也需要乘坐国保准备的“专车”。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两名便衣寸步不离地同行。他们难道怀疑我要到书店去寻找从事恐怖活动的炸弹吗？有一次，我去万圣书园买了一大批书，沉甸甸的，多亏还有国保帮我拎着——可惜这不是我自愿享受的福利。其中，有一本是葛剑雄写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本书对中国大一统传统的冲击，堪称一枚“思想炸弹”。国保的姜姓处长说，他爱读历史书，求我将此书借给他一阅。我应允了。隔周，他将书如期归还，却没有跟我聊他的阅读感受。我很怀疑他是否看得懂这本书，而接受这本书的观点对他来说更是难于上青天。
葛剑雄是极少数让我尊敬的身处体制内的学者，十多年前我应邀去复旦跟学生作讲座的时候承蒙他接待过。他长期从事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是该领域开山鼻祖谭其骧先生的弟子。他不仅著述丰富、诲人不倦，而且常常对公共事务发言，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点名批评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虽然比不上当年傅斯年放炮轰掉行政院长的勇锐，在一片歌舞升平中也算是大音希声。更为可贵的是，葛剑雄在被“统一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所扭曲的历史地理领域，不受权力之诱惑，不被时论所左右，无论面对国家机器还是大众舆论，始终坚持“独立”和“求真”两种品质。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他说出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分裂的时间长于统一的时间”、“分裂不一定是坏事，统一不一定是好事”以及“所谓‘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的三个让人如雷贯耳的历史真相。为此，他不惜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潮为敌。谁是大丈夫呢？文弱瘦小的葛剑雄，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分裂的常态，统一是异常
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统一是主流，分裂是逆流或支流。其他的各大文明古国都分裂了甚至消亡了，唯有中国上下五千年一以贯之，何其伟大，何其光荣。
然而，葛剑雄仔细查验中国的历史进程，却有惊人的发现：分裂是常态，统一反倒是异常。他指出：“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后期等。”这个结论，是在对统一采取较低的标准，而对分裂采取比较紧的尺度之下作出的，即便如此，分裂的时间仍然比统一的时间长得多。葛剑雄深知，他所揭示的事实和结论是很多人在感情上不愿接受的，或者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不予承认。但是，他坚信，历史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历史规律更无法抗拒，只有首先承认事实，才能研究和认识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
由于“统一是主流、分裂是逆流”这个错误前提的谬种流传，紧接着，统一更被赋予绝对的正面价值，分裂被赋予绝对的负面价值。谁达成了统一，不管他是否“一将功成万骨枯”，是否发动了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惨剧的战争，他仍然是风流人物和民族英雄；谁趋向于分裂，无论他是否保境安民、造福百姓，他也只配得到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结局。但是，在葛剑雄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暴君的统一，跟老百姓的福祉无关，“从秦始皇开始的统一，都是统一于一人，统一于一家一姓，至多统一于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却从来没有统一于人民”。
以暴君为主导的统一，必然给民众造成无尽的苦难。葛剑雄指出：“如果说修长城造成的一些损失还可以用国防需要来解释的话，秦始皇为自己造宫殿，建陵墓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他为自己的宫殿和陵墓动用的人力物力比用在长城上的还多。不能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些被称之为‘世界八大奇迹’，就宽恕了他对人民的罪行。在将《四库全书》赞扬为‘伟大的文化工程’时，我们不应该无视成千上万种不符合乾隆皇帝思想的书籍被毁于一旦的事实，更不应该忘记无数惨死在文字狱中的冤魂和被禁锢在思想牢笼中的可怜的知识分子。”统一本是一种中性的价值，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统一才决定其价值的正负。若是顺应民意、获得民众授权的统一，当然是好事；但若是“一个人”或“一家人”用暴力和谎言的手段实现的统一，就是坏事。后者造成了个人自由的丧失，和基本人权的被剥夺。
中国历史上演出的从来都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剧本，如葛剑雄所论：“从秦始皇到乾隆皇帝这些君主所凭借的，正是被高度统一于他们意志下的整个帝国、国家所拥有的全部人力和物力。在这种高度统一之下，不仅全体人民是君主的奴隶，就是地方的各级官员，也不过是君主派往各地的奴仆，他们的职责只是为主人看守或管理私产，有这样的官员所主持的各级地方政府当然不可能代表当地人民的利益，更谈不上有任何自主权。”由此，他发出一句惊心动魄的“天问”——“这样的统一难道不需要‘分裂’，难道还能容许它长期延续吗？中国要是一直保持这样的统一，哪里还会有民主和自由？”
分裂时代的自由与繁荣
反之，中国历史上文化相对繁荣、经济相对发达、政治相对昌明、个人自由相对较多的时代，几乎都是分裂时代。比如，北宋王朝虽然连中原地带的统一都未能完成，与之同时并存的有几个强悍的异族政权，在战场上北宋也不断吃败仗，但北宋时期民间经济生机勃勃、市民生活多姿多彩，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当时京城开封的盛况。北宋朝廷对士大夫还算礼遇，“不杀一个士大夫”是开国之君的遗训。虽然北宋也兴过文字狱，但在党争中失败的一方尚可有肉吃、有酒喝，比如经历了“乌台诗案”折磨的苏东坡仍然优哉游哉、快意人生，宽松的外部环境，才使得他在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都作出卓越成就。倘若换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臻于顶峰的明清两代，不合时宜的士大夫，或是下诏狱，或是灭九族，下场可想而知。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朝的评价很高，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客观持平之论。
而两个最让人向往的分裂时代，是先秦和民国初年。葛剑雄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思想空前活跃、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五四’运动前后。”从先秦诸子到“五四”时代的大师们，个个元气淋漓、大气磅礴，不是他们比生活在其他时代的人们更加睿智，而是他们有幸生活在权力罗网“吞舟是漏”的分裂时代。葛剑雄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战国还没有形成统一国家，大小政权并存竞雄。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名义上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北京的政府政令所及不过数省，其余则由各种势力控制或占据，或数省，或一省，甚至一省之内也不相统属；还有国中之国的列强租借和势力范围。所以，知识分子在权力的缝隙之中游刃有余，得以自由思考、自由写作、彼此砥砺、火光四射。相反，中国历史上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却没有形成与之相称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繁荣，更没有产生一批超越时代的巨匠。
历史与现实中的分裂、分治与独立
在中国，长期以来，分裂被赋予强烈的负面意义，分裂是大逆不道的罪过，是造成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为分裂辩诬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因此，倒不如换一种中性的说法，那就是“分治”。葛剑雄认为：“每一个政权有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它还没有可能与其他地区、其他政权结合或被消灭之前，它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合理的。它本来就没有从属于某一政权，当然也就无分裂可言。”其实，“分治”就是某种独立状态，只是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若直接使用独立的概念，这本书根本就不可能正式出版。
在《分裂与统一》一书中，葛剑雄冒着被戴上“卖国贼”帽子的危险，从历史事实出发阐明了吐蕃与台湾跟中央政权之真实关系。就吐蕃而言，青藏高原是吐蕃和他们的先民开发和发展起来的。“在唐代，不管是和亲或战争，吐蕃和唐朝的关系都是两个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那种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主从关系，或认为吐蕃是唐朝的属国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脚。吐蕃与唐朝的友好是两个政权间的结盟，吐蕃与唐朝兵戎相见也是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无所谓统一或分裂。”虽然后来元朝将吐蕃正式纳入其版图，明清两代亦继承之，但吐蕃与中原政权之间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处于互不隶属、互相独立的状态。
就台湾而言，据《隋书•东夷传》记载，当时台湾的土著就已建立了政权，有了初期的国家形式。台湾与大陆中原王朝之间一直没有归属关系，明代以前还找不到什么史料记载。南宋曾在福建同安县下设置澎湖巡检司，有人据此推断这个巡检司也管辖了台湾，葛剑雄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宋朝的巡检一般官位不高，这个设在同安县的巡检司辖区不可能很大，而澎湖与台湾岛距离不小，澎湖的面积与台湾也相差悬殊，即使这个巡检司的确管到了澎湖，也不可能再跨越海峡管理台湾岛的治安或边防。元朝在台湾岛上设立了巡检司，但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它的辖境包括台湾岛在内。”他进而论述说：“至于将孙权派卫温、诸葛直去‘夷洲’，隋炀帝派军队击‘流球’也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已经不是可笑或无知的问题，而是适得其反。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是去台湾掳掠人口的，要是台湾是孙吴政权或隋朝自己的领土，需要这样做吗？”在这样的历史事实面前，《反分裂法》就是强词夺理。
而在中国内陆的其他地区，在具备了分治或独立的相应条件后，也出现过长期分治或独立的事实。葛剑雄指出，比如四川盆地，粮食、纺织品、盐、铁等基本物资足以自给，人口有一定数量，地形易守难攻，对长江中下游据有上游的优势。成都和重庆早就成为该地区的两个中心。所以，四川盆地的独立政权数量较多，存在的时间也较长。另外像岭南地区也多次形成独立政权。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在分治或独立政权的统治之下的生存境遇，未必就比在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要恶劣，很多时候反而更好。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让历史成为今日的借鉴。葛剑雄在揭示了中央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端之后，建议在权力结构模式上作出相应的改革，即削弱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拓展地方自治权限，权力应集中在基层；在行政区划上将省市县三级制改为省和县两级制，将全国重新划分为五十个左右的省。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他欲说还休：如《零八宪章》所倡导的那样，变单一制为联邦或邦联制，以达致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张弛有度、皆大欢喜的理想结局。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
在我被国保警察严密监控的日子里，出门去书店买书也需要乘坐国保准备的“专车”。除了司机之外，还有两名便衣寸步不离地同行。他们难道怀疑我要到书店去寻找从事恐怖活动的炸弹吗？有一次，我去万圣书园买了一大批书，沉甸甸的，多亏还有国保帮我拎着——可惜这不是我自愿享受的福利。其中，有一本是葛剑雄写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这本书对中国大一统传统的冲击，堪称一枚“思想炸弹”。国保的姜姓处长说，他爱读历史书，求我将此书借给他一阅。我应允了。隔周，他将书如期归还，却没有跟我聊他的阅读感受。我很怀疑他是否看得懂这本书，而接受这本书的观点对他来说更是难于上青天。
葛剑雄是极少数让我尊敬的身处体制内的学者，十多年前我应邀去复旦跟学生作讲座的时候承蒙他接待过。他长期从事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是该领域开山鼻祖谭其骧先生的弟子。他不仅著述丰富、诲人不倦，而且常常对公共事务发言，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点名批评教育部长和大学校长，虽然比不上当年傅斯年放炮轰掉行政院长的勇锐，在一片歌舞升平中也算是大音希声。更为可贵的是，葛剑雄在被“统一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所扭曲的历史地理领域，不受权力之诱惑，不被时论所左右，无论面对国家机器还是大众舆论，始终坚持“独立”和“求真”两种品质。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他说出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分裂的时间长于统一的时间”、“分裂不一定是坏事，统一不一定是好事”以及“所谓‘某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的三个让人如雷贯耳的历史真相。为此，他不惜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潮为敌。谁是大丈夫呢？文弱瘦小的葛剑雄，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分裂的常态，统一是异常
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统一是主流，分裂是逆流或支流。其他的各大文明古国都分裂了甚至消亡了，唯有中国上下五千年一以贯之，何其伟大，何其光荣。
然而，葛剑雄仔细查验中国的历史进程，却有惊人的发现：分裂是常态，统一反倒是异常。他指出：“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后期等。”这个结论，是在对统一采取较低的标准，而对分裂采取比较紧的尺度之下作出的，即便如此，分裂的时间仍然比统一的时间长得多。葛剑雄深知，他所揭示的事实和结论是很多人在感情上不愿接受的，或者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不予承认。但是，他坚信，历史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历史规律更无法抗拒，只有首先承认事实，才能研究和认识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
由于“统一是主流、分裂是逆流”这个错误前提的谬种流传，紧接着，统一更被赋予绝对的正面价值，分裂被赋予绝对的负面价值。谁达成了统一，不管他是否“一将功成万骨枯”，是否发动了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惨剧的战争，他仍然是风流人物和民族英雄；谁趋向于分裂，无论他是否保境安民、造福百姓，他也只配得到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结局。但是，在葛剑雄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暴君的统一，跟老百姓的福祉无关，“从秦始皇开始的统一，都是统一于一人，统一于一家一姓，至多统一于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集团，却从来没有统一于人民”。
以暴君为主导的统一，必然给民众造成无尽的苦难。葛剑雄指出：“如果说修长城造成的一些损失还可以用国防需要来解释的话，秦始皇为自己造宫殿，建陵墓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他为自己的宫殿和陵墓动用的人力物力比用在长城上的还多。不能因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些被称之为‘世界八大奇迹’，就宽恕了他对人民的罪行。在将《四库全书》赞扬为‘伟大的文化工程’时，我们不应该无视成千上万种不符合乾隆皇帝思想的书籍被毁于一旦的事实，更不应该忘记无数惨死在文字狱中的冤魂和被禁锢在思想牢笼中的可怜的知识分子。”统一本是一种中性的价值，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统一才决定其价值的正负。若是顺应民意、获得民众授权的统一，当然是好事；但若是“一个人”或“一家人”用暴力和谎言的手段实现的统一，就是坏事。后者造成了个人自由的丧失，和基本人权的被剥夺。
中国历史上演出的从来都是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剧本，如葛剑雄所论：“从秦始皇到乾隆皇帝这些君主所凭借的，正是被高度统一于他们意志下的整个帝国、国家所拥有的全部人力和物力。在这种高度统一之下，不仅全体人民是君主的奴隶，就是地方的各级官员，也不过是君主派往各地的奴仆，他们的职责只是为主人看守或管理私产，有这样的官员所主持的各级地方政府当然不可能代表当地人民的利益，更谈不上有任何自主权。”由此，他发出一句惊心动魄的“天问”——“这样的统一难道不需要‘分裂’，难道还能容许它长期延续吗？中国要是一直保持这样的统一，哪里还会有民主和自由？”
分裂时代的自由与繁荣
反之，中国历史上文化相对繁荣、经济相对发达、政治相对昌明、个人自由相对较多的时代，几乎都是分裂时代。比如，北宋王朝虽然连中原地带的统一都未能完成，与之同时并存的有几个强悍的异族政权，在战场上北宋也不断吃败仗，但北宋时期民间经济生机勃勃、市民生活多姿多彩，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当时京城开封的盛况。北宋朝廷对士大夫还算礼遇，“不杀一个士大夫”是开国之君的遗训。虽然北宋也兴过文字狱，但在党争中失败的一方尚可有肉吃、有酒喝，比如经历了“乌台诗案”折磨的苏东坡仍然优哉游哉、快意人生，宽松的外部环境，才使得他在诗歌、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都作出卓越成就。倘若换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臻于顶峰的明清两代，不合时宜的士大夫，或是下诏狱，或是灭九族，下场可想而知。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宋朝的评价很高，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客观持平之论。
而两个最让人向往的分裂时代，是先秦和民国初年。葛剑雄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思想空前活跃、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五四’运动前后。”从先秦诸子到“五四”时代的大师们，个个元气淋漓、大气磅礴，不是他们比生活在其他时代的人们更加睿智，而是他们有幸生活在权力罗网“吞舟是漏”的分裂时代。葛剑雄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名存实亡，战国还没有形成统一国家，大小政权并存竞雄。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名义上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北京的政府政令所及不过数省，其余则由各种势力控制或占据，或数省，或一省，甚至一省之内也不相统属；还有国中之国的列强租借和势力范围。所以，知识分子在权力的缝隙之中游刃有余，得以自由思考、自由写作、彼此砥砺、火光四射。相反，中国历史上天下一统的太平盛世却没有形成与之相称的思想自由与学术繁荣，更没有产生一批超越时代的巨匠。
历史与现实中的分裂、分治与独立
在中国，长期以来，分裂被赋予强烈的负面意义，分裂是大逆不道的罪过，是造成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为分裂辩诬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因此，倒不如换一种中性的说法，那就是“分治”。葛剑雄认为：“每一个政权有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它还没有可能与其他地区、其他政权结合或被消灭之前，它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合理的。它本来就没有从属于某一政权，当然也就无分裂可言。”其实，“分治”就是某种独立状态，只是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下，若直接使用独立的概念，这本书根本就不可能正式出版。
在《分裂与统一》一书中，葛剑雄冒着被戴上“卖国贼”帽子的危险，从历史事实出发阐明了吐蕃与台湾跟中央政权之真实关系。就吐蕃而言，青藏高原是吐蕃和他们的先民开发和发展起来的。“在唐代，不管是和亲或战争，吐蕃和唐朝的关系都是两个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那种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主从关系，或认为吐蕃是唐朝的属国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脚。吐蕃与唐朝的友好是两个政权间的结盟，吐蕃与唐朝兵戎相见也是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无所谓统一或分裂。”虽然后来元朝将吐蕃正式纳入其版图，明清两代亦继承之，但吐蕃与中原政权之间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处于互不隶属、互相独立的状态。
就台湾而言，据《隋书•东夷传》记载，当时台湾的土著就已建立了政权，有了初期的国家形式。台湾与大陆中原王朝之间一直没有归属关系，明代以前还找不到什么史料记载。南宋曾在福建同安县下设置澎湖巡检司，有人据此推断这个巡检司也管辖了台湾，葛剑雄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宋朝的巡检一般官位不高，这个设在同安县的巡检司辖区不可能很大，而澎湖与台湾岛距离不小，澎湖的面积与台湾也相差悬殊，即使这个巡检司的确管到了澎湖，也不可能再跨越海峡管理台湾岛的治安或边防。元朝在台湾岛上设立了巡检司，但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它的辖境包括台湾岛在内。”他进而论述说：“至于将孙权派卫温、诸葛直去‘夷洲’，隋炀帝派军队击‘流球’也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已经不是可笑或无知的问题，而是适得其反。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是去台湾掳掠人口的，要是台湾是孙吴政权或隋朝自己的领土，需要这样做吗？”在这样的历史事实面前，《反分裂法》就是强词夺理。
而在中国内陆的其他地区，在具备了分治或独立的相应条件后，也出现过长期分治或独立的事实。葛剑雄指出，比如四川盆地，粮食、纺织品、盐、铁等基本物资足以自给，人口有一定数量，地形易守难攻，对长江中下游据有上游的优势。成都和重庆早就成为该地区的两个中心。所以，四川盆地的独立政权数量较多，存在的时间也较长。另外像岭南地区也多次形成独立政权。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在分治或独立政权的统治之下的生存境遇，未必就比在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要恶劣，很多时候反而更好。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让历史成为今日的借鉴。葛剑雄在揭示了中央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端之后，建议在权力结构模式上作出相应的改革，即削弱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拓展地方自治权限，权力应集中在基层；在行政区划上将省市县三级制改为省和县两级制，将全国重新划分为五十个左右的省。其实，最重要的一点，他欲说还休：如《零八宪章》所倡导的那样，变单一制为联邦或邦联制，以达致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张弛有度、皆大欢喜的理想结局。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
——RFA
【附录】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在线阅读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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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学者葛剑雄 （网络资料） |
【葛剑雄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湖州，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出版学术著作《西汉人口地理》、《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移民史》（第一、二卷）、《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等，普及读物《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亿兆斯民》、《泱泱汉风》、《泱泱中华》、《滔滔黄河》、《历史学是什么》，传记《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散文随笔《往事和近事》、《天地玄黄》、《看得见的沧桑》、《碎石集》、《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剑桥札记》、《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临机随感》、《走非洲》、《梦想与现实》等。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作者序）
葛剑雄
幼时读《三国演义》，对第一回的一段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印象极深。待读到最后一回《降孙皓三国归一统》时，觉得真如作者所说，东汉合久必分，三国分久必合;对此话也就更加佩服了。
以后学了一点历史，却对此话渐渐产生了疑问：从秦朝到清朝这二千年间，虽然确实时分时合，但未必都是分合的循环：至于分了多久才能合，合了多久又要分，就更难说了。至受业于季龙（谭其骧）师，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时，才感到要说清此话的实际含义实在很不简单。不仅如此，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连学术界还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少长期被视为定论的话，其实并不符合基本的史实，或者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的历史。
这就使我萌发了在这方面作些研究的念头。到了一九八八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约我为《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写稿，于是就将这几年来的想法写进了《普天之下----统一分裂和中国政治》一书。以后又在报刊上写了几篇文章，说了一些书中没有涉及或没有说清的话。
《普天之下》问世后，居然颇受读者注意，过誉者有之，讨论者有之，批评者有之，索书者有之，以为言犹未尽而要我再写下去者也有之。其中不乏台湾、香港的朋友。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河南一位任先生两次寄来了一二十万字的意见和文章，香港中文大学的诸位同学因一时买不到此书而全本复印。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个题目本身的重要性。统一分裂与我们国家的关系，无论说的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岂能不令国人重视和关心？
《普天之下》为了要纳入“政治文化丛书”， 不得不写了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其实这不是我的专业，更非所长，免不了会说外行话。现在利用《中华文库》提供的机会，写成这一专讲历史的小书。本书的基本观点与前一本并无二致，只是在内容方面作了补充，并尽量纠正已发现的错误。
对这样的改写，关心现实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失望；但如果他们能耐心地看完这本小册子，相信对认识现实还是不无益处，现实毕竟是历史的继续。
引言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就有了历法，这时中国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苏美尔人在公元前３５００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此时有了最初的图形文字，并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左右开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形成了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三知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２８７０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２７８０－－２６８０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２５５０年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五千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１６８０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传说是否确实，学术界沿无一致意见，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１６世纪。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１８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原苏联的领土是２２４０万平方公里，为中国领土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现实的数字完全不同了。１０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扩大的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１２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１２２３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账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１６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１６６７年，吞并东乌我兰和基辅的事实得到了波兰的承认；１７７５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１７８３年夺取克里米亚。１７世纪俄国扩张到亚洲，１８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１９世纪从中国攫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原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回顾历史，中国还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于世界的纪录：
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７２２－－前４８１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１７世纪－－前１１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修订，但一直使用了几千年，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自汉武帝开始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纪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却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作用越来越广。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这是一项多少人曾经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之讴歌、为之自豪的伟大事业，也是现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观察一下历史，还可以发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这样的统一并不限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应该包容整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在统一范围之外的已经不是文明社会。这种观念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长达二千余年，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些人的追忆，令一些人陶醉。
但是这样的统一观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一步对我们这项遗产价值提出了疑问。到了２０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包袱，认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都是，还是都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对历史的回顾－－站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今天的影响。
作为２０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中国是昔日的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作为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２１世纪的世界上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
以后学了一点历史，却对此话渐渐产生了疑问：从秦朝到清朝这二千年间，虽然确实时分时合，但未必都是分合的循环：至于分了多久才能合，合了多久又要分，就更难说了。至受业于季龙（谭其骧）师，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时，才感到要说清此话的实际含义实在很不简单。不仅如此，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连学术界还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少长期被视为定论的话，其实并不符合基本的史实，或者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的历史。
这就使我萌发了在这方面作些研究的念头。到了一九八八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约我为《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写稿，于是就将这几年来的想法写进了《普天之下----统一分裂和中国政治》一书。以后又在报刊上写了几篇文章，说了一些书中没有涉及或没有说清的话。
《普天之下》问世后，居然颇受读者注意，过誉者有之，讨论者有之，批评者有之，索书者有之，以为言犹未尽而要我再写下去者也有之。其中不乏台湾、香港的朋友。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河南一位任先生两次寄来了一二十万字的意见和文章，香港中文大学的诸位同学因一时买不到此书而全本复印。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个题目本身的重要性。统一分裂与我们国家的关系，无论说的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岂能不令国人重视和关心？
《普天之下》为了要纳入“政治文化丛书”， 不得不写了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其实这不是我的专业，更非所长，免不了会说外行话。现在利用《中华文库》提供的机会，写成这一专讲历史的小书。本书的基本观点与前一本并无二致，只是在内容方面作了补充，并尽量纠正已发现的错误。
对这样的改写，关心现实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失望；但如果他们能耐心地看完这本小册子，相信对认识现实还是不无益处，现实毕竟是历史的继续。
引言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就有了历法，这时中国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苏美尔人在公元前３５００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埃及人在此时有了最初的图形文字，并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左右开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形成了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三知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基什王于公元前２８７０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元前２７８０－－２６８０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于公元前２５５０年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五千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１６８０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传说是否确实，学术界沿无一致意见，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１６世纪。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１８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原苏联的领土是２２４０万平方公里，为中国领土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现实的数字完全不同了。１０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扩大的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１２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１２２３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账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１６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１６６７年，吞并东乌我兰和基辅的事实得到了波兰的承认；１７７５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１７８３年夺取克里米亚。１７世纪俄国扩张到亚洲，１８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１９世纪从中国攫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原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回顾历史，中国还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于世界的纪录：
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７２２－－前４８１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统治者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１７世纪－－前１１世纪）的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千一百年。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修订，但一直使用了几千年，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自汉武帝开始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纪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却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随着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作用越来越广。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这是一项多少人曾经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之讴歌、为之自豪的伟大事业，也是现代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观察一下历史，还可以发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这样的统一并不限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应该包容整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有必要，因为在统一范围之外的已经不是文明社会。这种观念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人民长达二千余年，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些人的追忆，令一些人陶醉。
但是这样的统一观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一步对我们这项遗产价值提出了疑问。到了２０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包袱，认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都是，还是都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对历史的回顾－－站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今天的影响。
作为２０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中国是昔日的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作为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２１世纪的世界上占有我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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