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夏天的一个月夜，一个女孩在自家院子里洗澡，同村一个男孩从此路过，因院?低矮探头看了一眼，女孩惊叫“流氓”，男孩被村民捉住，扭送派出所，很快被判死刑，毙了。
这个故事的真假无从考证，但是很多类似的故事也在民间流传。比如说有泸州有一个青年，因和人打赌当街拦住姑娘亲嘴，被毙了。郑州有一对恋人，被女方 家人强行拆散，男的不甘心，女方家长说服女儿告他强奸，被毙了。一男青年酒後在路边撒泡尿，被判流氓罪，送新疆劳改了。一女青年，和在逃犯罪分子发生性行 为，被判刑了，为什麽呢，因为她“客观上起到了助长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作用”。
可以考证的也不少。西安有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性颇风流，喜跳舞，1983年夏天被抓，被定为流氓团伙的头，毙了。涉案牵涉300多人，其中有 一个叫李兆胜，承认与马燕秦发生过一次性行为，流氓罪，被判死缓；又有一个叫袁定之，不承认与马燕秦发生性行为，态度恶劣，被判死缓。又比如当年的电影明 星迟志强，因被人揭发跳“贴面舞”，“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被判流氓罪，坐牢四年。
那年夏天到底发生了什麽事呢？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8月25日，国家作出《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从严从快惩处抢劫、强奸、盗窃等犯罪行为。关于这一场运动，官方发布和民间传说出现不同倾向历史记录倾向。
在官方文献和官员回忆中，这无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在此期间，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 弹42万多发，群众检举线索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经过这次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慑下去了，各种公 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社会秩序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这些犯罪团伙和流氓分子中，一部分是“被定为”，一部分确是事实。正是这些事实构成了“严打”的背景。“文革”结束不久，社会面临转型。一方面是打砸抢的流风未息，一方面是转型的阵痛加剧，出现了一系列的恶性犯罪事件。
根据前公安部长刘复之的回忆，他在当年7月中旬向邓小平汇报全国治安情况时，邓小平果断地定下了“严打”的方针和策略。他批评了公安部“四平八稳” 的报告。他说，“为什麽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 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
刘复之说，邓小平的谈话，“明确地解决了在干部中特别是一些政法干部中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
从前述民间传说中可以看得出，这些在干部中解决了的问题，并没有在老百姓那里得到完全的解决。後来法律学者也倾向于民间立场，在法治的框架内重新追问那几个问题。
继1983年之後，中国又于1996年和2000年进行了两次“严打”。专家提供的资料表明，1983年“严打”之後，刑事发案下降的局面只维持了 两年，1986年就开始回升，一直持续上升到1996年，不得不再次进行全国性的集中“严打”；1996年第二次“严打”後，1997年刑事案件下降，但 1998年以後又大幅度回升，直到2000年底又开展第三次“严打”。
随後司法界也开始反思“严打”的问题。一篇来自基层法院法官的论文中写道：“我国的‘严打’是建立在一种人治的基础上的，这种人治也许是有效的，但 是由于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因此，其对法治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和巨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北京警方也公开对媒体 谈论“严打”模式的弊端，并从2003年起以一种“整体防控”模式取而代之。而在1983年“严打”前下放到各省高院的死刑复核权，从2007年1月1日 起收回到最高法院。
两种叙述在逐渐靠拢。不出所料的话，“严打”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完）
作者长平，资深媒体工作者、时评人。（路透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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