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余世存(左)和刘晓波当代中国人常以躬逢千百年来的盛世繁荣而与有荣焉，这一顺势思维自动屏蔽了心灵和眼界的创造性领域，甚至对稳定大局、增长指标等等也抱有从谋的理解。中 国人以透支他人生命、自然环境和自身人格为代价，争先恐后地求赏压榨出的发展红利，及时分享简单占有的快乐，做了专制的一分子或专制集团地位较低的合伙 人。以至于党国大老，但求庸福，得过且过；社会中坚，猎艳追新，得意忘形；新新人类，习解网络，作长夜游；知识分子，醉生梦死，乡愿犬儒；……当代中国人 以技术、制度、文化做保证的专制生活，经经济装饰，做成了螺丝壳内至大的道场，并成为中外人士多赞美陶醉的好地狱。
自1989年以来，不到二十年，国是日非，天崩地解。一个世代的繁华以国民沦落为代价，中国国民如此骄傲于名字、名词和当世成功，以至于他们宣称：勿须敬 畏自然；他们对现实的质疑者则说：何苦生在中国。一个世代的进步抵消不了国族集体沉沦堕落的步伐和灾难。由此可知，我们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离天人境界、离神 正目的等同情、敬畏、担当、布施的人性和文明价值何其遥远。
中国的国难仍在延续，中国劫给予中国人的劫数远未结束。自1979年以来的“中国劫”，1949年以来的“中国劫”，1919年以来的“中国劫”仍在延 续，并不断繁衍出新的天灾人祸形式，让中国人在动乱、乱动、改良、革命之间无所适从，在公平、效率、污染、匮乏和治理之间伪善、坦率而无能，在生与死之间 绝望而虚妄。一个自称繁荣、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总理频繁以泪洗面，以哭示人，可见我们感人的繁荣是多么脆弱，我们离尊严、高贵、正义的人格成就何其遥远， 我们离保障生命及其快速修复创伤的现代国家制度何其遥远。一国自称尊重生命的国民，在哀悼之后进行广场狂欢式的“中国加油”呐喊，可见其国民在国家劫运面 前如何无能自主，对养生送死的生命礼仪如何陌生，离生命的至上悲情何其遥远。
这种左右摇摆、治乱循环的“中国劫”多由 于地理环境、气候变迁、人事变动等因素引起，但更大程度上是我们中国人全体造成的结果。这一“中国社会巨大而永恒的秘密”，令中外思想家、哲学家、战略家 们惊奇不已的“秘密”，自公元前一二世纪开始在中国社会潜藏作用，至今2000多年，它给了我们中国人在漫长黑暗里的罪苦和得意；今天更为严重：十数亿中 国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和知识含量大概是文明以来最为低劣的。在向宇宙自然、天父地母发出的吁请、哀求等人类信息中，大概没有比中国人更成规模，更悲苦，也更 罪恶的。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自1979年前后开始的新一轮“中国劫”，经1989年的暴力背书或“护 航”，集中西罪恶之大成，将西人的资本、技术、文明成就嫁接上中国的“潜规则”，使得当代繁华的中国都市都如垃圾堆上的“恶之花”。即使在中国军人曾以为 最后避难地的西部，今天不仅为潜规则生存的中国人侮辱和损害，更有地震、泥石流等形式揭穿了中国生存的真相。大陆中国，上干天和，下招怨怼。以至于成千上 万纯洁的童男童女们无声地献祭，成千上万无辜的黎民百姓们无言地赴死，成为中国踏入现代性门槛之际最为惨烈的文明救赎景观。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这样的劫难和救赎面前，我们仍很少听到汉语世界的个人哀歌、个性省思、罪己悔过，我们听到的是十足的官语，绑架后的民气语，不知所 云的翻译语。我们看到的灾民无论男女老少多被宣教成嗷嗷待哺的子民，我们看到的废墟多被权力及其帮忙者化妆为他们恩泽惠及的表演场。我们很少看到汉语世界 的作家、学者、思想家们的教训言说、庄敬态度和救赎思考，我们看到多是口含天宪、代言民情、以及“灾民理性”的时论、慈善点心、一度上演集体趣味的次法西 斯美学此时具体表现为集体从众的次法西斯悲情。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在危难时刻，我们仍少有不可撼动的个人主义意志，少有蒙尘也不可遮蔽的现代国民 的尊严品质，甚至少有哀以思的“亡国之音”，可见我们中国人离现代性何其遥远，我们的现代性成就何其低劣，而回归传统的路更远。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注意到：我们中国人能够在东土大陆成就一个文明，仍在于我们中国人中的优秀而高尚者，在其一生中书写了人性向上的明德文本。他们活下 来了，文明也活下来了。即使当下，在生态、世态、心态近乎崩溃性的灾难面前，我们仍有埋头苦干的人，有舍己救人的人，有毁家纾难的人；有以法施民者，以死 勤事者，以劳定国者；有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者，……圣贤、官吏、商旅、高僧、壮士、歌女、志者、师长、仁人等等，其德音从未断绝，这都是我们文明不熄的火 种，不灭的生机。天象人事示警，这是传统中国文明最善应对的：在人定胜天、集体动员、原始军事化手段等集权之外，我们的文明有着敬畏天地、道法自然、保民 安康等无为的合目的性；在资本和科学拓边殖民时代，恩格斯也提醒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对当代人来说，我们最需要的不仅是学会敬畏，学会反求诸己，而且要让敬畏、修省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此我们才能庶几无愧，如此我们才能组成一个现代民族 国家，如此我们才能无缘大慈、异体同悲，如此我们生存的自我完善才能联系无限的道理和性情。
这道理和性情首先是中国的。国是需要智慧，国人需要肝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吁请同胞们共勉努力，在自处、相处乃至跟自然共处的情境中表达我们的明德、至善和自新日新，布施、担当、同事，以告慰亡灵，并给中国道场以庄严利乐。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吧，让我们常常想起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是一个人。 二．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2008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以表彰他对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所做的富于洞见的建设性言说。
作为80年代即以"黑马"姿态跃入文坛，在短短一两年内暴得大名的青年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晓波既是80年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受益者，同 时也是酿造其氛围、推动其做大的"始作俑者"之一。许多35岁以上的人，至今对刊载其系列文化批判檄文的《深圳青年报》、《中国》等报刊纸贵洛阳及其在京 城高校激情演讲的火爆场面记忆犹新。1988年6月，其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会，甚至成了一个文化事件：以不久前刚刚辞世、时任上海市委宣 传部长的著名思想家王元化教授为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囊括了北大的谢冕教授、川师大的高尔泰教授、复旦的蒋孔阳教授、人大的蒋培坤教授及人文出版社的牛汉 等9位文艺理论界的顶尖学者。原定的会议室容纳不下，破例临时改在主楼一间可容纳400人的大厅举行。刘晓波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 其博士资格。尽管如此，刘晓波却不附从主流，而是坚持批判立场：他在事后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痛陈"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整套程序"，如何 "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行高于众，众必非之。"刘晓波的激烈言辞，被芸芸众生看作哗众取宠、装腔作势、卖弄才情，还有人说刘即他自己主张的"非理性"的典型，是"狂人"、" 疯狗"（殊不知，在刘自己看来，"非理性"恰恰是终极的理性，正如他在一次演讲时所说，"最高的智慧，不是清醒，而是困惑。"）。刘的同事兼副导师童庆炳 教授则为他辩护："我敢说，刘晓波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懂什么叫哗众取宠，什么叫装腔作势。他做学问如同生活。他怎么想，就怎么说。直来直去，直 到不讲写作技巧，直到不讲语法逻辑，直到不知道保护自己。他的心永远是不设防的。……他的深刻、惊人之论和片面、偏颇之词……就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 古今中外成大气候的学问家，有哪一个不是在深刻之中带几分偏颇与片面呢！但刘晓波能不能成'大气候'，这就要看他今后的路如何走了！"
后来的刘晓波果然"走叉"了路：从"黑马"走向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对决，为此出语惊人，屡屡"出位"，乃至其在海外放言的"中国应做三百年殖民地"一说和"混世魔王毛泽东"一语成为中共诟病其"卖国主义"、以民族主义 的道德义愤将其钉上"耻辱柱"的话柄。但刘晓波是真诚的，他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憎恶建基于个人至上的生命价值。他说："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 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所以我非常不同意李泽厚的那句话，他说不能反传统，否则就会反到自己身上。我说恰好相反，反传统就要从个人开始。"多 年后，暮年破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旗帜的李慎之老人明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文化。
89运动是刘晓波精英道路的转 折，也是他从"黑马"而"黑手"的拐点。1989年4月26日，他中止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活动，以单程机票回到北京，旋即卷入学潮，成为在背后"插手 学潮"的"精英"一分子。与卷入那场运动的其他"精英"不同的是，刘从不讳言自己是"黑手"，甚至以此为荣，因此很快成了学潮的核心人物之一，到后期，甚 至成为广场学生心中的道义象征。这个一贯反传统，反爱国、民族主义，视群众如乌合之众的叛逆者，在民主运动中居然发出如此呐喊："大学生们正在为我们古老 的民族受难，任何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冷眼旁观。……如果我们每个人承担起自己应付的政治责任，中华民族就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他甚至在 民主事业面前反省自己："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对中华民族的绝望是否理由充足，第一次失去了藐视公众的信念，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公众的觉醒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力 量。个人置于身其中就像台风中的一片树叶，顷刻被卷走。"
后来发生的悲剧有目共睹。此后近20年，曾经并正在经历着 牢狱之灾、监视居住、剥夺公民权等专制打压的刘晓波彻底退出了中国的精英话语圈。1989年9月出版的恶名昭著的小册子《刘晓波其人其事》（郑旺、季蒯 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其定位为"狂人"、"黑手"、"流氓"，这个 80年代叱咤风云的文学评论家甚至成了中共政治宣传话语中的"社会渣滓"。不仅如此，他还被剥夺了出国旅行和在大陆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权利。如此险恶甚 至无望的生存，也许促成了刘晓波生命中真正深刻的、脱胎换骨的转型，与80年代的知识精英多入主流、多享功名、多人阔变脸的转型不同，刘晓波的转型是从学 者、思想家向政论家的转型，是从作家向持不同政见、持自己意见的中国公民的转型。
作为亲历并见证了整个80年代由精 英主导的社会启蒙运动及80年代末的民族悲剧，并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知识分子，刘晓波的转型，无疑具有标本意义。对此，一些海外华人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 其转型的轨迹：陈奎德先生指出，"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 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胡平先生将这种转型评 价为"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而旅美学人程映虹则把刘前后判若两人般的"华丽转身"定义成"两个刘晓波"。
转型后的刘 晓波在海外华文媒体及互联网上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字，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公共外交、文化艺术及道德人心等方方面面，出手之 快、涵盖之广、开掘之深，鲜有出其右者，堪称华文世界"第一健笔"。正如其每篇文章最后约定俗成的落款（"××年×月×日于北京家中"）所彰显的那样，刘 晓波虽然身处京城，但纵笔天下，激扬文字，畅所欲言，已完全超越了"尺度"、新闻检查等桎梏本土知识分子的藩篱，仿佛已提前置身于"自由王国"之域。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超然"，并没有毒化他的心态，也没有隔绝于中国社会之外。相反，早年的知识储备和学术修练，加上其对社会转型进程中知识分子角色 变化的自觉，使其始终保持了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不懈地思考着转型的方案，乃至转型后的方向，为"后改革"的软着陆提供了一个打通知识界与民间社会的、弥足 珍贵的独特视角。
这种富于前瞻性、建设性的思考，甚至改变了刘晓波"为人为文的姿态"：早年那种天马行空、个性张扬 到极致，有时甚至不无霸气的诗意、率性的表达少了，代之以温和、悲悯、内敛、坚韧的风格。"风格即人"，文字是思想的外壳，其文风的流变，无疑是人格转型 的外在表现。在从思想上走向被认为是"温吞水"的英美自由主义之后，刘晓波显然已超越了"斗士"、"反体制作家"、"异见知识分子"等符号性存在，开始着 眼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的现实格局，从实际的社会效果出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以法律、行政程序和社会舆论为武器，探求民间社会利益最大 化的出路；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执著，来推动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基于近年来公民维权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矛盾，指出诸如"维权伦理"等听 上去比较刺耳的问题，对某些"人权斗士"型维权律师的激进姿态提出了批评，同时也给自己招来了批判。
但无论如何，刘 晓波从来都没有改变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信念。如果说前者使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时，还多少保持了某种与权力对决 的"斗士"姿态的话；那么对后者的信仰则超越这种突兀的战斗姿态，指向建设一个公民社会时所需要的日常、平凡、谦卑而韧性的努力，尤其强调了在社会转型之 际，知识分子个体转型的意义和重要性。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感谢刘晓波先生持久性的中国公民言说。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 认为，刘晓波先生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关照、对转型方向的逻辑推演和预期及其融自由主义学理于温暖、踏实的评述之中，在学术表达与现代传媒性表达之 间左右逢源而不失平衡的文字，是21世纪汉语思想可以超越"精英"思维而存续的明证。
刘晓波先生代表作：《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劳改基金会，2005年11月第1版）
2008年5月19日汶川国难“头七”、国家哀悼日第一天初稿，6月2日国难“三七”定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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