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十七八岁开始写诗的时候，很希望有一天被称为抒情诗人。而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二○○八年一月，我的第一本诗集《觅雪魂》终于由香港联合作家出版社出版。但是，中国公安部、文化部、出版总署竟然早在二○○七年二月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联合、连续在全国下达文件，查堵我的诗集《觅雪魂》。
在网上发现中共查禁我的诗集
那天为了诗集最后定夺名称，到网络上查核，竟然就看到了中国查禁《觅雪魂》的文件。那是青海省海西州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个网页，上面赫然登载着当地各级单位接到通知，要求查堵 「境外敌对份子盛雪拟在境内出版的诗集《觅雪魂》」。文件并强调，「各地接此通知后要立即展开行动，协同公安、文化、新闻出版等部门加强对印刷、复制企业的监管和稽查，严防省内出版和翻印。要强化对文化市场的监督检查，尤其要加大对摊点游商的清查力度。对非法出版物一经发现要立即收缴，并追根溯源」。这份文档注明日期是二○○七年三月七日。
而在北京市丰台区文化委员会的网页上注明的时间是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这篇题为「净化春节文化市场，严查出版物市场」的通知中说，「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连续下发的《关于查禁色情贺年卡的紧急通知》、《关于查堵诗集〈觅雪魂〉的通知》的精神，净化春节文化市场，从二月五到十三日期间，丰台区文化委员会对本辖区内的出版物市场进行了全面检查 ...... 随着『春节』及『两会』的来临，丰台区文化委员会将进一步加大对本区出版物市场的检查力度，特别是对《觅雪魂》等政治性出版物，一经发现及时上报并深追到底，以确保本区出版物市场的繁荣健康。」
看着这样的东西，心里说不出是甚么感觉。今天中国的出版市场，要说变化确实是有的，至少色情暴力鬼怪迷信甚么都在畅行。怎么「净化春节文化市场」要从大张旗鼓地查堵我的诗集《觅雪魂》下手呢？
看着「境外对敌份子盛雪拟在境内出版的诗集《觅雪魂》」这行字，更是感慨。「敌对份子盛雪」和《觅雪魂》排列在一起，看着十分怪异。我走了二十几年的诗歌创作道路，出版诗集竟要额外戴上一顶「敌对份子」的帽子。 我不明白，我的一本抒情诗集为甚么会引起一个号称崛起的大国如此的紧张和恐慌。
六四后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记得我第一次动笔写诗是一九八○年初春。第一首诗是蹩脚的古体诗，感叹春寒难度的寂寥伤怀。那时候我的生活灰暗而伤痛，前面看不到路，后面都是暗影。诗歌像是我突然闯进的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花园，虽然静寂，但满眼绮丽；或许孤独，仍径自美艳。我于是一路写下来，和诗歌结为密友。抒情、谈心、宣讲、抗拒，种种情绪都有了一个去处。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让我无法再叙写绮丽美艳的诗句。出国后投入民主运动的四处奔忙，以及为求生存的繁乱紧张的生活，让我好一阵子没有诗情。再认真写诗，笔端就已经染上了六四屠杀的鲜红而痛楚的印记。就像陈奎德在《觅雪魂》的序言中说的：「德国哲人阿多尔诺曾有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中国人，一九八九之后──就像奥斯威辛之后一样，写诗是野蛮的。在奥斯威辛之后，在八九之后，深思者，甚至感到自己作为人类一员之耻。然而，我们无可逃遁。除了做人，我们别无出路。」
自此，我的诗歌转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我写思乡的情怀，写六四的痛创、记忆与遗忘， 写偷渡客的梦想、遭遇和惨死，写少女连串被逼跳楼的悲剧和国人的冷漠。
在加拿大，我曾应邀在许多文化活动中朗诵我的诗歌，也在一些小学、中学、大学朗诵我的诗作并讲述我的创作经过。我都尽量挑选朗诵有关六四的诗篇，并讲述诗歌内容涉及的背景和创作经历。我让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在我的朗诵中一次次鲜活起来，让更多的加拿大人知道那段历史。
由于一到加拿大就开始深深地投入中国民主运动和人权活动，再加上作记者的职业和承担了更繁复的社会角色，异常忙碌的生活常常让我有一种逼迫感。而在这样常年忙碌繁杂的生活中，我真的很庆幸，写诗成为我生活中奇妙而优雅的节奏调剂和情绪平衡。在会议的间歇，在机场的等待，在旅途的停留，在咖啡店的片刻静默，甚至在人们热烈争论的边缘，我，可以悄悄地打开一扇心扉，开始冥思一首小诗的画面、意境、词句和起承段落，感受一种超然物外的惊喜与平和。
《觅雪魂》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得以出版。诗集由四部分构成，包括，觅：灵魂的心路历程；雪：情爱的体验感悟；魂：社会的观察认知；断想：残简短句诗束。
不管今天的中共政权如何查堵和禁止，我都相信《觅雪魂》会以它特有的魅力受到读者应有的喜爱。
诗歌就像许多其他的艺术一样，没有国界、种族、语言的界限，它更是超越世俗政治的。一首美丽小诗的生命，将比任何一个强大政权的寿命都长。
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开放》2008年2月号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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