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发生的那场群众运动里，从执政当局的立场和角度来看，是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 主义，因而必须发动群众，打退他们的进攻。所以，它被称为“反右派运动”。但是，就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执政当局的工作失误和中国未 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尽管多数人只是从“帮助党整风”的观念出发，但这些批评建议本身，表现了对建立未久的专制制度的不满和抗争， 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把它称为“五七民主运动”，可以说是名至实归。可见，“反右运动”和“五七民主运动”，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那场 群众运动的性质所作出的不同的结论。
（一）运动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
为了对那场群众运动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进行必要的梳理解剖。
从纵的历史维度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民主革命的历史。这个时期的历史进程，从洋务运 动、戊戌政变开始，充满了民主主义同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这是贯穿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由于专制主义在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浸染既 久，已经无处不在，无远弗届；而民主主义的探讨、宣传、实践，则只经历一百多年，影响不深，两者力量悬殊。所以，虽然民主主义不断地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有时甚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专制主义压倒了民主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束。当我们的目光投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方 面面时，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专制主义、奴隶主义、蒙昧主义的存在。这个现实表明，我国反封建反专制的历史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我们仍然处于民主革命的历史过 程，五十年前的那场群众运动，正是这个历史过程的一个明显的亮点。
从横的社会形态来考察，关键在于分清：1957年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建立，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民主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继续民主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一是放弃民主主义，向封建专制主义倒 退。别的出路是没有的。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称要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中国引上社会主义的道 路。这实际上是一条死路，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看法，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 能产生，“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 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 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对照当时的中国社会，不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个体经济、小农经济，生产力都没有充分发挥（在农村里，有些贫下中农依靠勤奋劳 动，发展生产，上升为富裕中农或新富农，毛泽东便认为是资本主义倾向，急欲铲除）；极度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根本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条件。 毛泽东在中国丝毫不具备社会主义因素的条件下，硬要推进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就只能召唤资本主义的天敌——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形 式，那就是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社会，建立起了一党专政的体制：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 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舆论一律，定于一尊。这样的社会，和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却具备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所有特征。
1957年的那场群众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出现的。
（二）观念的差异和冲突
除这两点外，还存在着观念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就占统治地位的当权者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 命”，需要继续推进政治领域的革命，以清除足以对新建立的名为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制度构成威胁的社会力量，这就是怀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 分子。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专制独裁势力便挖空心思，不惜采取各种阴谋“阳谋”，制造陷阱，诱人入彀，以便寻找借口，铲除对专制制度的威胁。就广大民 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执政者几年来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新社会的承诺，在群众运动和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蔑视人民权利、损 害人民利益、与民主自由背道而驰的错误，人们希望执政当局能够改正缺点错误，履行民主、自由的诺言。正是在这两种不同观念和愿望的交结点上，爆发了一场全 国性的群众民主运动。
从这场运动发展的两个时段，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两个不同观念和心理的差异。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 《这是为什么？》，把这场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作为反右运动，这两个阶段可以用毛泽东所引的两句话来概括：“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六八社论以前是诱敌深 入阶段，为了诱使知识分子自投罗网，毛泽东亲自操控，步步设局，从“双百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帮助党整风”，一个一个陷阱，使知识分子深 陷其中而不自知。6月8日，就在《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这是为什么？》的同一天，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 猖狂进攻》，一下子就把运动扭转到“聚而歼之”的阶段，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被动员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从而把“右派分子”一网打尽。另一 方面，作为民主运动，六八社论以前是运动由低潮向高潮发展的阶段，六八社论以后则是民主运动受到残酷镇压的阶段。从1956年开始，知识分子外受苏共二十 大和波匈事件的冲激，内有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鼓励，加上“帮助党整风”的动员，逐渐唤醒了他们内心蕴存的民主意识。他们根据亲身感受或耳闻 目睹的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要求执政党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会议的发言里，在大字报上，人们对民主的诉求，一浪高过一浪， 其中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民主党派中的民盟最为突出。毛泽东后来用“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来形容他们，虽然意在为镇压制造根据，但确实也反映出处于民主运动 高潮的景象。那些提出批评建议的人认为自己响应号召，用心良好，不料六八社论一出，形势马上逆转，他们的民主要求被丑化，善良愿望被曲解；在本单位的大会 小会上，他们被当做人民的敌人，受到上纲上线的批判，而且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迫接受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最后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 子，被抛进社会底层的炼狱，经受二十多年的煎熬。许多人不堪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痛苦地告别人世。
（三）对五十年来的传统观念的颠覆
把反右运动正名为五七民主运动，彻底颠覆了那场运动的性质，也颠覆了迄今为止的许多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例如，拿所 谓左派右派的划分来说。在民主运动第一阶段活跃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而活跃在第二阶段的积极分子则被认为是左派。因为，当时建立未久的社会制度被认 为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按照通常的理解，左派指的是激进的革命的社会力量，右派指的则是保守的反动的社会力量。那么，批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就是右 派，而维护这个制度的，当然便是左派了。但是，根据我在前面的分析，1957年的中国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专制独裁的极权社会；众多知识分子提出 的针对这个制度的批评建议，具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他们代表着先进的革命的社会力量，是真正的左派；而那些维护落后的专制制度，围剿、镇压知识 分子的头目和积极分子，则是彻头彻尾的右派（我在今年5月初所写的《谁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一文里，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已送到网上，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浏览一下）。
再如，关于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强调，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从思想到动机，都没有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意思，他们是诚心诚意地怀着帮助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改正缺点错误的良好愿望，才提出自己的批评建议的。从浅层次的表象 来看，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如果从民主革命的立场和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的话，就应当分析：所谓反党，是反对什么样的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对什么 样的社会主义？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党，不应该反对吗？对它提出批评建议，促使它改造成为民主的、先进的政党，不正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吗？至于所谓的社会主 义，那只不过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专制主义，批判它，反对它，又有何不可？更何况，人们当时主观上远没有反对的意思！
（四）五七民主运动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五七民主运动具有一些异常的独特之处。首先，它是由民主革命的对象，掌握政权的专制主义者 施展了一系列阴谋挑动起来的。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刺激下，毛泽东感受到了对自己的独裁统治的威胁。威胁既来自党内，也来自党外。1956年9月26 日经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在第三十六条上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在这里，党章设置了一个几乎 是特地为他定做的座位，使他意识到他的权力随时有被架空的危险。全国各地的罢工、请愿事件和知识分子对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的议论，更搅动着他的神经。为 了清除这些威胁，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些貌似精辟、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的理论，诱使党内外的知识分子解除 顾虑，畅所欲言。同时，又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且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着十分高超的妙棋：一方面，可以借助党外的力量，来压服党 内的异己分子；另一方面，可以引诱知识分子吐露对党的不满，找到消除党外威胁的藉口。他稳坐钓鱼台，不断加薪添火：“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 “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要“后发展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让他们“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诱敌深入，聚 而歼之。”而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却浑然不觉，坦然陈言，终于掉进陷阱，全军覆没。
其次，这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绝大多数是不自觉的革命者。由于独裁者起初采取了十分宽松的理论和政策，人们都认为自 己是在共产党所允许和鼓励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建议的。对于新建立的政权体制，大家都接受了当局的舆论宣传，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专制极权 的性质。所以，在“双百”、“正处”的鼓舞和“帮助党整风”的诱导下，他们小心谨慎地或在会上发言，或写大字报，提出自己的批评建议和政治主张；带有民主 主义因素的小说、散文、戏剧、论文也陆续出现。所有这些意见和思想观点，明显是在“补台”，而不是“拆台”，是善意的帮助，而不是敌意的对抗。但是，六八 社论一发表，就把他们推到了敌对的地位，构成了所谓的“敌我矛盾”。独裁的专制主义者一旦显露出它的狰狞面目，就使所有对它的缺点错误的批评和如何改正的 建议，更明显地展现出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主义性质。这场不自觉的民主运动，也就以一种自觉的形态，记录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
第三，五七民主运动的又一特点，是只在专制体制的范围内求得改良，没有认识到彻底改变一党专政的专制极权制度的必要 性。这在当时是很难免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次的民主主义运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享有崇高的威信，没有人会 对“社会主义改造”表示怀疑，更不可能有谁会对它提出挑战。人们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确确实实是希望这个党改正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更好地领导 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批判的矛头，很少指向专制主义的根本制度。但此后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民主运动的第二次高潮 里，体制外的西单墙等民主论坛和体制内的理论务虚会，都发出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呼声。在1986年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里，改革政治体制的呼声更高， 突出地彰显出运动的民主主义性质。民主运动的诉求，归根到底是彻底革除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包括它的政治制度。改革的步骤可以放缓，形式应该和 平，但目标必须明确。从50年前的专制主义范围内的改良，到今天的明确革除专制主义，说明了民主运动的进步。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五七民主运动的重大意义。
（五）简短的结语
不论是从民主运动的角度，还是从反右运动的角度，50年前的那场群众运动，都是不应该被忘却的。它的性质、意义和作 用，值得深入研究，它的经验教训，应当认真总结。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个被封闭的禁区。长期封锁的结果，使很多人仍然停留在“反右运动是正确 的，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认识上。有的人，包括某些堂堂的大学教授，居然也大发“右派分子不必要改正”的谬论。为此，我们必须突破这个禁区，争取研 究、反思、评论、总结五七民主运动的权利。近几年来，有不少当年蒙难的幸存者蔑视禁令，撰写回忆录，揭露反右真相。进入2007年后，民间更兴起了纪念民 主运动50周年的高潮：发表纪念文章，出版书籍，公开上书陈情，举行纪念会、研讨会，等等，为纠正某些人对这个运动的错误观念，深入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 开了一个好头。在这个基础上，我衷心地希望，进入2008年后，有关当局能够解除封锁，开放禁区，使人们在对五七民主运动的探讨、研究，挖掘、回顾运动的 历史真相，满足当年蒙难者的维权要求，纠正一些人的错误认识，等等诸方面，都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200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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