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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24日星期五

鲍彤:王岐山最不可能忽视的一句话


分歧在于人人平等,还是人人不平等。两者互为不同意见。这不由我不怀念主张保护不同意见的习仲勋老人。在天理良心之前,不同意见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都具有表达的自由,辩护的权利,交流的可能。


四月下旬王岐山约见三位美籍日裔学者福山、青木和德地,谈了一个半小时。从《共识网》和香港《大公报》刊出的记录看,内容几乎是王的独白。这次会晤一扫官府的陈例旧规,更像是同窗间的随意倾诉。如果他们四位能就任何一个重要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应该不无可能形成一篇有时代价值的史料。
王在谈话中唯一提出的问题

王在谈话中唯一提出的问题是:在宗教史上,不同教派之间的内部冲突是怎样解决的?这个问题提得好。福山教授也回答得明白清楚:宗教解决内部问题的基本原则,是神的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王最不可能忽视的一句话。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有就福山的论断发抒己见。重大的话题就此搁浅,没有展开,没有深入下去。
它会不会再度构成他们几位今后的话题,我不知道。
作为局外人,我联想到的是另外一种人类观——把人类视为天生不应该平等对待的群体。其代表人物,有中国人熟知的毛泽东。从作为政治新星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毛就主张必须把中国人劈成三块:"我们","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在和敌人斗争中为了取得胜利而非联合不可)的朋友"。这种把人放在斗争的天幕下分解为主体、对象和工具三者的思维,在毛和中共夺到政权之后,早已"从娃娃抓起",成为天经地义了。
我因此而想到了毛的宗师列宁。他在参加革命刚露头角的时候,写过几本后来被斯大林奉为经典的小册子。按照斯大林,正是这些小册子为布尔什维主义奠定了思想的、组织的和策略的基础。至于它们的共同前提,恰恰都是人和人之间绝对不应该平等。

原始的列宁主义
《做什么》(后来好像被中文译成《怎么办》)所奠定的是"思想基础",因为这本书指出了革命职业家在思想上对工人的优越性。罢工工人只有经济要求(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可能有政治要求(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因此,即使在革命队伍内部,工人也必须把自己置于革命知识分子(即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职业家)的"灌输"之下,即由革命职业家"从外面"向革命的基本力量"灌输"政治意识。什么是列宁主义?这就是原始的列宁主义。
《进一步,退两步》奠定的是"组织基础",因为这本书指出了上级对下级,特别是领袖对党员的优越性。领袖指挥党员,党员服从领袖,这就叫做党的纪律。有还是没有这种铁的纪律,据说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和机会主义的(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孟什维克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可见,即使在"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也必须是不平等的。这是如假包换的列宁主义。
《两个策略》所奠定的,当然是"策略基础"咯。它规定,在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各应打击谁,麻痹谁,中立谁,团结谁;因此,每当领导人认为出现了"新阶段",就必须不失时机地抛弃老朋友,使他们成为新的打击对象,或麻痹对象,或中立对象等等。在各种各样被抛弃,被打击,被麻痹,被中立,被团结的对象之间,能有平等可言吗?不仅如此,要求列宁主义者在所有这些对象(包括"团结"对象在内)和主宰斗争的领导人之间讲平等,其难度正如要求棋王和被他摆布的棋子讲平等一样。

怀念主张保护不同意见的习仲勋
列宁主义当然是不应该忽视的,因为它曾经百战百胜过,它的的确确曾经在七十多年之久的跨度内,当过地球上版图最辽阔的苏维埃联盟的顶层设计的灵魂。
在"神的面前",还是"列宁主义或毛泽东思想面前",还是"天理良心面前",那是同一个符号,在不同人群不同时代不同形势下讨论不同对象时的表达形态,——马克思的爱婿博学多才的拉法格,在对法国语言在大革命前后的变迁进行史的考察时论之甚详,就好比"女士们先生们"和"公民们"其实都是打招呼所用的一种口气一样。
分歧在于人人平等,还是人人不平等。两者互为不同意见。这不由我不怀念主张保护不同意见的习仲勋老人。在天理良心之前,不同意见应该是平等的,应该都具有表达的自由,辩护的权利,交流的可能。

——原载《动向》杂志2015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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