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會像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那樣遭到人民背棄嗎？
北美保守评论 20251009
伯里克利打造了雅典民主的黃金時代
二戰前後，曾出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總裁的「外交賢人」之一的麥克洛伊（John Jay McCloy）喜歡談論古希臘的「伯里克利（Pericles）時代」，他和同仁們的願景是創造美國的「伯里克利時代」。
伯里克利是雅典黃金時代的代言人，正是在其精心籌劃下，雅典由一個小型城邦躍升為舉世無雙的海上帝國，成為希臘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史稱「伯里克利時代」。他連續十五年當選為雅典十將軍委員會首席將軍，掌握雅典實權。在長達四十年時間裡，他一直處在雅典政治事務、海軍事務、戲劇創作、科學與宗教之爭、外交、城市規劃及神廟建造等的最前線。他眾望所歸的領導使雅典的政策穩定而一貫，他對公共事務管理的天賦遍及每一個領域，他是雅典主要的政治家、演說家、海軍統帥、行政管理者及藝術與知識的推動者。
伯里克利所依靠的四個強大支柱分別是：民主、海軍、帝國的財富以及理性的統治。他出生貴族，卻是熱心誠摯的民主主義者。在其執政期間，通過一系列立法活動，推進國家制度民主化，擴充軍事和經濟勢力，推動繁榮學術文化。他不斷擴大公民大會的影響力，逐步降低戰神山議事會在權力上的獨斷，使公民大會成為處理雅典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同時也加強五百人議事會以及陪審法庭的合法性，與公民大會形成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
伯里克利營造了濃郁的公民社會的氛圍：「在我們這裡，每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於自己事務的人，對於一般政治也很熟悉。」他強調，雅典的憲法不是為保持某一階級的特權而設，而是讓所有公民在法庭上和國家管理方面有平等的權利。在雅典公民身上，智慧與行動、深思與勇毅、私人利益與公共責任是和諧一致的。這些是伯里克利引導同胞目光所向的理想。
伯里克利指出，勇敢是取得自由和達到幸福的必要條件，勇敢真正的思想基礎是關心城邦的整體利益。只有敢於冒險才能保衛國家獨立而免受外國奴役。他說：「要勇敢，才能有自由。……如果被迫而選擇——若非屈服而馬上變為奴隸，就是冒著危險以求生存的希望——的話，那麼，我寧願作那個勇敢地冒著危難的人而不願作那個逃避危難的人。」他在悼念西元前四三一年與斯巴達人作戰而倒下的英雄的演說中，自豪地宣稱：「我們的政體的確可以稱之為民主政體，因為行政權不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多數人手中。當法律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公正地調解人們的私人爭端時，民主政體的優越性也就得到確認。」他說出了雅典成功的秘訣：從個人和社會的自由中才能滋長真正的幸福、獨立和勇毅。一個自由的社會能自制而又自覺。在雅典公民身上，智慧與行動、深思與勇毅、私人利益與公共責任是和諧一致的，正是從這種豐富性中誕生出雅典文明豐富多彩的成果。這些就是伯里克利引導他的同胞目光所向的理想。
在公元前四三一年時，伯里克利站在了人民擁戴的極頂。歷史學家哈門德（N. G. L. Hammond）在《希臘史》一書中評論說：「伯里克利極孚眾望的領導使雅典人的政策穩定一貫。他在他們勝利時戒其驕躁，在逆境時鼓其意志。他對自己的地位充滿信心，敢於遏制他們的任性和控制他們的激情，行事決策唯靠自己的愛國心、正義感和意志力而獨立自恃。他的威信如此之高以至於危機之時他實際統治著城邦。他的統治達到這種程度，似乎『民主』——這個多數人當家做主的政治也形同虛設了。……伯里克利所以能保持領導這麼多年之久，實有賴於他個人的品德和雅典人民的堅定。」
雅典民主毀於戰爭與瘟疫，更毀於人心的敗壞
伯里克利溫和且理性的統治，卻毀於一場戰爭和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瘟疫。
公元前四三一年，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軍事強國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爆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與斯巴達這兩個此前並肩對抗波斯帝國的盟友，因社會制度的差異和國家利益的分歧，很快轉向對立。這場嚴酷的戰爭持續了二十七年，最終以斯巴達人的勝利告終。這場戰爭結束了雅典和雅典式民主的古典時代，並永久地改變了希臘文明。幾乎當時所有的希臘城邦都參與其中，戰鬥幾乎遍及整個希臘文化圈。
伯里克利未能阻止戰爭的爆發。但他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戰略：承認雅典在陸軍方面的劣勢和在海軍方面的優勢，因此避免在陸地上決戰，而在海上封鎖對手。他放棄了鄉村，固守城市，但占公民總數一半以上的人卻因為失去在鄉間的財產而不滿，激進的年輕一代政治家呼籲變防守為進攻。伯里克利只能憑籍自己的威望勉強說服動蕩的人心。
西元四三〇年，雅典爆發了一場嚴重的瘟疫，染病者通常在七八天之後不治而亡，死人如麻，屍體堆積如山。雅典的重甲步兵中有三分之一在瘟疫中喪生，在瘟疫中喪生的其他類型人群大約也是此比例。
瘟疫破壞了伯里克利的宏圖偉業。他無法預見，也無法阻止這場瘟疫。他的許多親戚朋友，包括他的姐妹和兩個孩子都相繼病死。在給小兒子的屍體上戴上花環時，他在葬禮上泣不成聲。他一生中，只失態過這麼一次。
雅典城人心騷動，怨聲四起，無助而又充滿憤怒的人們將這一切歸咎於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Sophokles）著名的戲劇《俄狄浦斯王》似乎成為後人瞭解伯里克利及雅典的悲劇命運的一面鏡子。雅典人用民主投票的方式（這恰恰是伯里克利帶給他們的權利），剝奪其首席將軍的職務。伯里克利的好友遭到指控和流放，他亦被判罰款。
雅典派遣使者到斯巴達求和，卻被斯巴達所峻拒。那個黑暗時刻，雅典人不再奢望成功，只求存活。
直到斯巴達兵臨城下，雅典人才被迫再次選舉伯里克利為軍事指揮官。伯里克利號召人民將效忠國家置於個人苦難之上。他告訴人民，雅典的偉大不僅屬於它的過去和現代，而且屬於將來。它的精神將再一次戰勝危難和禍患，它的未受損傷的海軍將征服全世界。
然而，公元前四二九年，瘟疫奪去了伯里克利的生命。僅他一人的死亡對國家的損害可能比這兩年間瘟疫造成的人口損失還要巨大，因為他有能力使人民堅定地採用他的謹慎而精明的戰略。在曆史學家修昔底德筆下，伯里克利斯唯一一位能夠勸服民眾去以違背他們偏見與經驗的方式戰鬥的雅典政治家。
之後，戰局每況愈下，戰爭敗壞了人心和道德，雙方都犯下了難以原諒的戰爭罪行。歷史學家色諾芬以嘲諷的語氣描繪描述雅典的陷落：「在少女長笛音樂的伴隨下，人們開始熱情澎湃地拆除城牆，他們滿懷著這就是希臘人自由之開端的想法。」
誰是盜賊：川普當總統後財富大大縮水，歐巴馬當總統後躍升億萬富豪
早在美國建國之初，國父們便謙卑地從希臘的政治和文化中汲取智慧，伯里克利是他們效仿的榜樣之一。經歷二戰洗禮的美國，與當初的雅典一樣，冉冉升起為世界的霸主和文明的中心，那一代美國的掌舵者們，繼續研讀歷史，尋找讓美國維持其偉大的經驗。然而，很難說二戰前後的兩位美國總統小羅斯福與杜魯門締造了「伯里克利時代」，當代配得上這個稱號的美國總統只有雷根和川普。
雷根比川普幸運，他生正逢時，經歷了二十年動蕩的美國人心回歸，借勢創造了一番偉大的成就。而川普幾乎是逆流而上，艱難地與前後左右的敵人「橫戰」。在成敗交錯、榮辱交織的意義上，川普的命運與伯里克利如出一轍。伯里克利的故事沒有結束，歷史總是以讓人意料不到的方式重演。
與身為貴族卻為平民的權利奮鬥的伯里克利一樣，身為億萬富翁的川普是美國平民乃至「故土的陌生人」、「沉默的大多數」的代言者——他是平民主義者，善於操縱民粹主義的左派卻給他扣上「民粹主義」的帽子。川普本來可以繼續其億萬富翁瀟灑快樂的生活，幾乎所有人都喜歡他；但他看到美國被一群無能之輩弄得千瘡百孔，便決心跳出來清洗「華盛頓的沼澤」，結果得罪了龐大的既得利益者群體，落得個「世人皆欲殺」的下場。
川普在二〇一六年勝選，是一個奇跡，儘管他事後說，他一開始就有一種「確信」，但一路荊棘，萬分艱辛——競選期間，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辱罵他，幾乎所有跨國公司和華爾街金融巨頭都反對他，幾乎所有一流大學的師生都嘲笑他，幾乎所有民調都說他不可能勝出，但他勝利了。
川普當選的意義，與三十多年前雷根當選一樣重大。這一事件不單單是一個政治事件，更有深遠的屬靈意義，美國很多教會領袖未必參透此層屬靈意義，更不用說敵視川普的左翼知識分子——川普的當選，是美國回歸清教徒觀念秩序和精神、心靈秩序的轉折點。此一事件表明美國的觀念秩序有神奇的自我修復能力。美國的觀念秩序可能遭到來自外部和內部的破壞、踐踏、玷污，但它如鷹展翅，在每一次跌落之後飛升，在每一次頓挫之後崛起。
與雷根一樣，川普的各項政策不再像柯林頓、歐巴馬以及布希父子那樣自相矛盾、支離破碎，而具有一種基於保守主義觀念秩序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川普相信，美國不需要光說不做的政客，美國需要有經商頭腦、會管理事業的聰明人——美國的國父們大都如此，華盛頓和同伴們都有管理大型農莊的智慧和能力，才能成功管理國家。
川普締造了雷根以來最健康和最有活力的經濟，號召美國人用美國貨，讓過去三十年來流失的數百萬工作機會回到美國本土。他打破華盛頓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集團，喚醒選民樸素而真誠的愛國熱情，讓慣於製造謊言的主流媒體遭和學院菁英被民眾唾棄，讓美國在國際社會重新贏得盟友的敬畏和敵人的畏懼。
川普讓美國重新回歸偉大，他自己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本人被妖魔化，他的財產也大大縮水：二〇二一年，根據《福布斯》年度億萬富豪排行榜，川普在白宮的四年時間裡，淨資產縮水近三分之一，價值超過十億美元。這個數據驗證了川普此前多次的聲明：做總統並沒有給他帶來更多財富。
反之，歐巴馬讓美國走向衰落，但他做了八年總統之後，個人財富卻增加了數百倍。歐巴馬當選總統前，他是失敗的律師，他與妻子的凈資產僅有一百三十萬美元，也就是普通美國中產階級的水平。他卸任之後不久，財富已增長到上億美元。他聲稱他站在美國百分之九十九的窮人那邊，自己卻是美國最有錢的那百分之一。單單回憶錄的預付款，就有六千萬美元，是白宮有史以來最昂貴的回憶錄版權。他卸任後平均一場演講是二十萬美元，最高可以達四十萬美元。他跑到中國跟電商握手拍照，五秒鍾就是二十萬人民幣。
川普忍辱負重地離開白宮，但從未承認敗選
從二〇二〇年一月開始，中國武漢肺炎病毒重創美國和西方。與當年雅典發生的無名瘟疫相比，這一次的病毒是中國對自由世界發起的「超限戰」。
民主黨及美國左派不去追討中國的罪孽與責任，反倒見獵心喜，從病毒擴散的危機中發現詆毀川普並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大肆舞弊的機會。當年在越戰中為北越宣傳的三流女星和賣國賊簡·方達（Jane Fonda），如今已白髮蒼蒼，仍恬不知恥地說：「病毒是上天賜予左派的最好的禮物！」可見，人一左，腦就殘，心亦黑。左派知識菁英和主流媒體、社交媒體一致封殺對病毒來源的調查，還禁止使用「中國病毒」這一名詞——那麼，改稱「左派病毒」好不好？
二〇二一年九月，《華盛頓郵報》副主編伍華德（Bob Woodward）和政治記者柯斯塔（Robert Costa）合著的新書《危險》中披露，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認為川普要對中國發動攻擊，在未經總統授權的情況下，在大選前四天，祕密致電解放軍總參謀長李作成，「李將軍，如果我們要發動攻擊，我會事先通知你，不會事出突然」。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密利第二次致電李作成，再度向中國保證，「我們百分之百穩定，一切都很好，只是民主有時很混亂」。密利儼然是中國安插在美國的高級間諜，他背叛了總統和祖國。
與此同時，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致電密利，她認為川普敗選後失去理智，密利認同裴洛西的看法，兩人討論如何預防川普發動戰爭。密利在五角大廈召開高階軍事官員祕密會議，要求將領如果接獲總統的命令，必須確保密利參與其中才能執行，如果沒有其參與，即便是總統的命令，也要拒絕執行。
密利和裴洛西的所作所為不僅違憲，還涉嫌叛國。左派媒體卻將他們描述成阻止「戰爭狂人」川普的冒險、拯救美國的英雄——實際上，川普是數十年來唯一沒有發動對外戰爭的總統，川普才是具備墨家式「非攻」理念的和平使者。而且，川普作為三軍總司令的權柄，是美國選民賦予他的。非法地、用陰謀手段剝奪其權柄，就是踐踏所有選民的公民權。
川普忍辱負重地離開白宮，但從未承認敗選——他獲得七千四百萬張選票，每一張都是真選票（包括我和妻子投出的選票），他是美國歷史上得票最多的爭取連任的總統。他的離開只是因為愛國，不忍看到美國陷入一場流血內戰，他像聖經中所羅門王裁斷兩個婦人中誰是孩子母親那個故事中的親生母親，作出痛苦選擇：寧願孩子被騙子搶走，也不願孩子被分成兩半。
民主黨和左派勢力對離開白宮的川普及其追隨者展開追殺——企圖用第二次彈劾來終結川普的政治生命和剝奪川普的政治權利。隨後，又將司法作為政治武器來阻止川普再度參選。他們比當年對伯里克利忘恩負義的雅典人更窮凶極惡。
美國不是淪陷前的雅典。美國還有超過人口一半的愛國者和清醒者。離開白宮後，作為一介平民的川普，出現在任何一處公開場合，都贏得民眾雷鳴般的掌聲和出自內心的愛戴；與之相反，竊據最高權力的拜登，受到民眾的唾棄和厭惡，白宮網站的讀者數量一落千丈。民心所向，一目了然。
歷史總是公正的，歷史記載了伯里克利的榮耀，千年之後無人知道試圖毀掉其聲譽的政敵的名字；歷史也將記載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功勛，以毀壞美國為己任的民主黨和左派終將被釘在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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