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2日星期三

蘇暁康:「洋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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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兩天我帶著傅莉,驅車一小時去Riverside ,參加林培瑞教授的「退休會」,他稱「五十多年来,我主要的努力包括三方面:1)中文语言教学,2)现代中国文学与通俗文化,3)人权与 “异议” 政治」,受邀者多為美國中文語言教學領域的大拿們,他們多抱怨「教中文」在美國大學裡「被歧視」的地位,似乎跟我們也不大相干;「人權與異議領域」來的參加者,只有李晓蓉、蕭強、胡平、Jennifer Chou 和我五人,我匆忙赴會,只講了幾句三十年前老布什總統在北京的那場「德州烤牛肉宴」,回家翻書才發現,我委實寫過林教授一段文字,還找的一張照片,則殊為珍貴,現在只好事後補貼如下。】

2012年的「和平獎」授予獄中的劉曉波。2011年12月8日,李曉蓉、蘇菲(「人權觀察」的亞太部主任),我带着傅莉一行四人,從華盛頓DC先飛到新泽西紐華克國際機場,匯合從加州飛過來的林培瑞,再坐夜行航班飛奧斯陸……。
12月11日白天無事,方勵之建議我們去領略「「海盜文化」,說有一座「海盜船博物館」」可參觀。叫了計程車,我們就往奧斯陸郊外駛去,途中經過國王的夏宮,竟是一棟農舍。挪威極富庶,資源豐沛,他們只是不肯奢華而已,國家實行令人豔羨的福利制度,社會公平指數和生活幸福度,皆世界領先,不要說後發達的亞洲拉美國家難望其項背,歐美發達國家也不敢逼視。但他們更領先群倫的還在價值、精神層面,所謂「倉廩足而知榮辱」這個樸素倫理,只有他們相稱,超級大國統統不配。由此觀之,現代史上人類文明的罕有進展,只發生在他們那裡,世界其他地域都談不上。所以今日執文明之牛耳者,是九世紀海盜的後裔。
方勵之的興趣即在此。後來他放到網上一篇〈奧斯陸四日四記〉中,以科學家的語言,講得更直白:
『對我們這種非歷史內行來說,對挪威的過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個海盜(Viking)國:野蠻,搶劫,無精緻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時沿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馬里。為此,我們去參觀奧斯陸的海盜船博物館。十和十一世紀,挪威是海盜「強國」。對應的中國,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圖上的堂堂遊船,海盜船博物館裡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條賊船。海盜船博物館的展品中,也沒有文字殘片。一千年前的奧斯陸文化,看起來就是一窩「不識字」的海匪。而同時代的程顥與程頤,已在構建宇宙模型了。
這是昔。今天的資料則是:奧斯陸大學成立於1811年,明年要辦200年大慶。相比之下,北京大學的校齡,就不及海盜國的大學了。奧斯陸大學的理論天體物理研究所成立於1935年。在北大,以理論天體物理為主業的研究所成立於2006年,剛滿5歲。誰的不識現代「字」(廣義的)的年代更長?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學的精神。』
方勵之對「大學精神」情有獨鐘。在我印象裡,八〇年代方勵之在合肥任科技大學副校長時,就是因為反對黨委凌駕校長之上,宣導並堅持「校長負責制」而惹怒了鄧小平;鄧拿學潮和「自由化」整肅他,不過是找了一個藉口。——當時的學生不懂這種「政治」的微妙。
十世紀北歐海盜對應北宋、清明上河圖所繪遊船對應天鵝頸船首的海盜船、搶劫對應二程理學,寥寥數語,顯示天文學家的「大歷史觀」,比歷史學家黃仁宇還要壯闊。精彩更在今非昔比:在現代化視野裡,奧斯陸大學已二百年,其天體物理所也有六十五年,而北大幾歲了(此處他還省略了中共一個甲子的糟蹋)?反正其天體所才五歲。方勵之問:「誰不識現代『字』(廣義的)的年代更長?」
方勵之將自己的這種理念,概括為一部三百年「科學注入史」,他說,「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標準,像科學的原則和標準一樣,是普世的,無所謂「東法」或「西法」之分,只有落後與先進之分,正確與錯誤之分。」這段思想,又可以概括為一句方氏名言:「不存在一個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國特色的物理學一樣。」時至今日,「中國模式」禍害全球,我們才得以返觀方勵之的先見之明,超越許多理論家和人文學者。
「海盜船博物館」其實是一個簡陋、冷清的旅遊點。館內陳設幾條出土的九世紀海盜帆船,皆從殘骸復修起來。臨走時,我特意買了一件工藝品海盜船:單桅,天鵝頸船首,古拙而剽悍。
『沒有一個劉曉波的朋友得以從中國來奧斯陸見證這淒美的(poignant)時刻。身臨現場者,只有那些在海外為中國人權而努力的流亡人士。以《河殤》批判中共封建性而在八十年代影響巨大的蘇曉康,盛情禮贊挪威:「那些超級大國如美英法德,都是民主制度的強國,卻在國際上裝著看不見中國對人權的踐踏,反而讓一些小國挺身而出、敢作敢為。」劉曉波的朋友、人權工作者李曉蓉認為奧斯陸的「空椅子」則是「壞事變好事」,她說:「我們一點不驚訝『空椅子』,北京對待她的公民從來如此,那可以說是常態,但是如果這一點讓國際社會感到震驚,那就很好,也許震驚就是這個世界了解中國真相的第一步。」此刻,天文學家方勵之,天安門屠殺後曾躲進美國大使館十三個月,機智而俏皮的補充道:「從前在中國發生的所有暴行,從反右運動、大饑荒、文革直到六四大屠殺,都無法引起諾貝爾獎關注中國人,但是全世界從現在起對中國所發生的事情有興趣了,這標誌著中國的『大國崛起』,這不就是中南海想要的嗎?」』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後來在《紐約書評》博客版發表了一篇包括上述文字的文章。文內描述的場景,正是我們幾個人從「海盜船博物館」出來,又去幾英里外找了一個咖啡館聊天,培瑞說他要給英文媒體寫點什麼,請我們隨便談談關於授獎儀式的感受。
「六四」前不久,我在北京初識林培瑞(Perry Link),一個老北京話說得比我還要標準的「洋鬼子」,他當時住在友誼賓館,就在人民大學對面,離我家很近。我們只見了一次面,好像就是談《河殤》。接著我們倆都捲進八九年春天那場風暴;待來年再見面,已經在普林斯頓大學了。
1989年2月26日老布希在長城飯店舉行總統告別宴,一個選錯了時間、地點、客人的德州烤牛肉宴,當時方勵之、林培瑞和我,都在羅德大使邀請的名單上。那天傍晚,我坐輛小車往東郊趕去,沿途只見軍警林立、如臨大敵,但是我們都不知道,那一路上瘋狂攔截的對象,只有一個方勵之,彷彿一個國家的整部機器在阻截一個人。老方後來跟我描繪他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荒野裡被一群狼圍追」。——當時陪著方勵之李淑嫻夫婦的,就是林培瑞夫婦。
據林培瑞自己說,他跟中國之間的「最大轉捩點」,不是陪方勵之夫婦進大使館,而是那次陪他們赴老布希的宴會。原來,事後《瞭望》雜誌發了一篇〈方勵之赴宴背後的真相〉的報導,署名「豫木」(音),很多媒體都轉載,居然編造了一個情節,說他們被攔截後,換了一輛車,想繞到長城飯店的後門進去。這篇假報導惹怒了林培瑞,他跑到《瞭望》辦公室,要找這個「豫木」對質。當然他不可能找到此人。但是他說:「我的這個經驗,是我研究中國四十年來最大的一個轉折。因為到那時為止我還是覺得共產黨、中國政府不會壞到那個地步。」這個故事,對林培瑞其人確有「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之效。不過,大抵洋人—尤其是漢學家們—的「中國經驗」都是如此,即起初覺得共產黨很美好,後來才知道他們壞得不能再壞,只不過許多人為了維持能進中國,就跟他們妥協,順便也撈點好處,只有極少數「洋鬼子」敢跟中共硬抗;林培瑞就是一個。
從1996年開始,林培瑞上了「黑名單」,被中國海關拒絕入境,原因至今不明。他曾讓我分析其中緣故,我說大概跟你擔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董事會主席有關,他卻不認為有那麼嚴重。我說中共一直把普林斯頓這個流亡者群體視為「海外敵對勢力」;這個邏輯,當然是一個美國人永遠不會明白的。當時,是劉賓雁和我等幾個學社成員,請求他來擔任這個職務的。我說過,是我們這些流亡者坑了他,因為對於一個漢學家來說,不能進入中國的損失,是不言而喻的。不過,也許從他當年幫助方勵之那一天起,他就跟那個廣場結下不解之緣,使得他最終也變成一個「洋流亡者」。
摘自【寂寞的德拉瓦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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