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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這兩天我帶著傅莉，驅車一小時去Riverside ，參加林培瑞教授的「退休會」，他稱「五十多年来，我主要的努力包括三方面：1）中文语言教学，2）现代中国文学与通俗文化，3）人权与 “异议” 政治」，受邀者多為美國中文語言教學領域的大拿們，他們多抱怨「教中文」在美國大學裡「被歧視」的地位，似乎跟我們也不大相干；「人權與異議領域」來的參加者，只有李晓蓉、蕭強、胡平、Jennifer Chou 和我五人，我匆忙赴會，只講了幾句三十年前老布什總統在北京的那場「德州烤牛肉宴」，回家翻書才發現，我委實寫過林教授一段文字，還找的一張照片，則殊為珍貴，現在只好事後補貼如下。】
2012年的「和平獎」授予獄中的劉曉波。2011年12月8日，李曉蓉、蘇菲（「人權觀察」的亞太部主任），我带着傅莉一行四人，從華盛頓DC先飛到新泽西紐華克國際機場，匯合從加州飛過來的林培瑞，再坐夜行航班飛奧斯陸……。
方勵之的興趣即在此。後來他放到網上一篇〈奧斯陸四日四記〉中，以科學家的語言，講得更直白：
『對我們這種非歷史內行來說，對挪威的過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個海盜（Ｖｉｋｉｎｇ）國：野蠻，搶劫，無精緻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時沿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馬里。為此，我們去參觀奧斯陸的海盜船博物館。十和十一世紀，挪威是海盜「強國」。對應的中國，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圖上的堂堂遊船，海盜船博物館裡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條賊船。海盜船博物館的展品中，也沒有文字殘片。一千年前的奧斯陸文化，看起來就是一窩「不識字」的海匪。而同時代的程顥與程頤，已在構建宇宙模型了。
這是昔。今天的資料則是：奧斯陸大學成立於１８１１年，明年要辦２００年大慶。相比之下，北京大學的校齡，就不及海盜國的大學了。奧斯陸大學的理論天體物理研究所成立於１９３５年。在北大，以理論天體物理為主業的研究所成立於２００６年，剛滿５歲。誰的不識現代「字」（廣義的）的年代更長？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學的精神。』
方勵之對「大學精神」情有獨鐘。在我印象裡，八〇年代方勵之在合肥任科技大學副校長時，就是因為反對黨委凌駕校長之上，宣導並堅持「校長負責制」而惹怒了鄧小平；鄧拿學潮和「自由化」整肅他，不過是找了一個藉口。——當時的學生不懂這種「政治」的微妙。
十世紀北歐海盜對應北宋、清明上河圖所繪遊船對應天鵝頸船首的海盜船、搶劫對應二程理學，寥寥數語，顯示天文學家的「大歷史觀」，比歷史學家黃仁宇還要壯闊。精彩更在今非昔比：在現代化視野裡，奧斯陸大學已二百年，其天體物理所也有六十五年，而北大幾歲了（此處他還省略了中共一個甲子的糟蹋）？反正其天體所才五歲。方勵之問：「誰不識現代『字』（廣義的）的年代更長？」
方勵之將自己的這種理念，概括為一部三百年「科學注入史」，他說，「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標準，像科學的原則和標準一樣，是普世的，無所謂「東法」或「西法」之分，只有落後與先進之分，正確與錯誤之分。」這段思想，又可以概括為一句方氏名言：「不存在一個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國特色的物理學一樣。」時至今日，「中國模式」禍害全球，我們才得以返觀方勵之的先見之明，超越許多理論家和人文學者。
「海盜船博物館」其實是一個簡陋、冷清的旅遊點。館內陳設幾條出土的九世紀海盜帆船，皆從殘骸復修起來。臨走時，我特意買了一件工藝品海盜船：單桅，天鵝頸船首，古拙而剽悍。
『沒有一個劉曉波的朋友得以從中國來奧斯陸見證這淒美的（poignant）時刻。身臨現場者，只有那些在海外為中國人權而努力的流亡人士。以《河殤》批判中共封建性而在八十年代影響巨大的蘇曉康，盛情禮贊挪威：「那些超級大國如美英法德，都是民主制度的強國，卻在國際上裝著看不見中國對人權的踐踏，反而讓一些小國挺身而出、敢作敢為。」劉曉波的朋友、人權工作者李曉蓉認為奧斯陸的「空椅子」則是「壞事變好事」，她說：「我們一點不驚訝『空椅子』，北京對待她的公民從來如此，那可以說是常態，但是如果這一點讓國際社會感到震驚，那就很好，也許震驚就是這個世界了解中國真相的第一步。」此刻，天文學家方勵之，天安門屠殺後曾躲進美國大使館十三個月，機智而俏皮的補充道：「從前在中國發生的所有暴行，從反右運動、大饑荒、文革直到六四大屠殺，都無法引起諾貝爾獎關注中國人，但是全世界從現在起對中國所發生的事情有興趣了，這標誌著中國的『大國崛起』，這不就是中南海想要的嗎？」』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後來在《紐約書評》博客版發表了一篇包括上述文字的文章。文內描述的場景，正是我們幾個人從「海盜船博物館」出來，又去幾英里外找了一個咖啡館聊天，培瑞說他要給英文媒體寫點什麼，請我們隨便談談關於授獎儀式的感受。
「六四」前不久，我在北京初識林培瑞（Perry Link），一個老北京話說得比我還要標準的「洋鬼子」，他當時住在友誼賓館，就在人民大學對面，離我家很近。我們只見了一次面，好像就是談《河殤》。接著我們倆都捲進八九年春天那場風暴；待來年再見面，已經在普林斯頓大學了。
1989年2月26日老布希在長城飯店舉行總統告別宴，一個選錯了時間、地點、客人的德州烤牛肉宴，當時方勵之、林培瑞和我，都在羅德大使邀請的名單上。那天傍晚，我坐輛小車往東郊趕去，沿途只見軍警林立、如臨大敵，但是我們都不知道，那一路上瘋狂攔截的對象，只有一個方勵之，彷彿一個國家的整部機器在阻截一個人。老方後來跟我描繪他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荒野裡被一群狼圍追」。——當時陪著方勵之李淑嫻夫婦的，就是林培瑞夫婦。
據林培瑞自己說，他跟中國之間的「最大轉捩點」，不是陪方勵之夫婦進大使館，而是那次陪他們赴老布希的宴會。原來，事後《瞭望》雜誌發了一篇〈方勵之赴宴背後的真相〉的報導，署名「豫木」（音），很多媒體都轉載，居然編造了一個情節，說他們被攔截後，換了一輛車，想繞到長城飯店的後門進去。這篇假報導惹怒了林培瑞，他跑到《瞭望》辦公室，要找這個「豫木」對質。當然他不可能找到此人。但是他說：「我的這個經驗，是我研究中國四十年來最大的一個轉折。因為到那時為止我還是覺得共產黨、中國政府不會壞到那個地步。」這個故事，對林培瑞其人確有「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之效。不過，大抵洋人—尤其是漢學家們—的「中國經驗」都是如此，即起初覺得共產黨很美好，後來才知道他們壞得不能再壞，只不過許多人為了維持能進中國，就跟他們妥協，順便也撈點好處，只有極少數「洋鬼子」敢跟中共硬抗；林培瑞就是一個。
從1996年開始，林培瑞上了「黑名單」，被中國海關拒絕入境，原因至今不明。他曾讓我分析其中緣故，我說大概跟你擔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董事會主席有關，他卻不認為有那麼嚴重。我說中共一直把普林斯頓這個流亡者群體視為「海外敵對勢力」；這個邏輯，當然是一個美國人永遠不會明白的。當時，是劉賓雁和我等幾個學社成員，請求他來擔任這個職務的。我說過，是我們這些流亡者坑了他，因為對於一個漢學家來說，不能進入中國的損失，是不言而喻的。不過，也許從他當年幫助方勵之那一天起，他就跟那個廣場結下不解之緣，使得他最終也變成一個「洋流亡者」。
摘自【寂寞的德拉瓦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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