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在监仓门口的收教卡及被收缴的手机。有趣的是，我在入狱当天，按红指纹封存在收教所的手机，在我数百天出狱后，竟然还有两格电量。出狱后，我陆续联系上异地朋友，他们均告诉我，曾接到陌生女子用我的手机号码拨打的电话，造谣诽谤我，或编造我带着妻儿逃亡国外的离奇故事。这些全都是无中生有，他们不顾我离异单身的事实。这是谁干的此等肮脏丑恶之事？不言自明。
一位朋友先后七次去收教所试图看望我，但是均被拒绝，可其他难友的朋友都可获接见机会。这位朋友带去的几十本书籍，管理科戴科长欺骗说会交给我，可我没收到一本。等我出狱后才获知实情。唯有一次例外。我委托一个获释难友在我书籍寄存的朋友家取到八本书，然后，这位释放难友特意接见另一位尚在狱中的难友，后者在接见时将书籍顺利带进收教所。这批书辗转三人之手，才到我手里。章女士的这本书是其一。
囚室之内，灯光昏暗，闷热异常。我续读入狱前未读完的这本书。我用收教所的囚犯产品之一──塑料包装袋上的棕色化纤手提绳，裁制了一段当作书签。书籍在难友中传阅。
有一湖北籍武大毕业的年轻难友邓廷健，爱惜书籍，特意给这本书裹上了报纸封皮。这本书传到一位江苏籍设计师难友手中，封皮破损、污秽，他又重新包裹了一层报纸。
这本书于2004年4月18日，购于深南大道深圳书城。
购书十多天后，尚未读完，我即被捕入狱。它在狱中陪伴我度过艰难的数百个日日夜夜，少说被几十位难友读过，一位私交不错的狱警也曾借阅。2019年12月，我被迫离开广州，忍痛割爱，将这本书留给了一位年轻朋友。
书上有我和难友随手写在书页边角的读书心得，用签字笔、圆珠笔和粗大的记号笔写注，五颜六色。这本书是我出狱时被允许带出的少数个人物品之一，封皮报纸和绳子书签，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
我留在书页的注解：“一切正义的路径若都被制度性堵塞，整个社会便会变得崇尚暴力；在这个悲哀的祖国，正义不再被尊奉为价值和道德律令，而是沦落为被人人唾弃的娼妓。”
这本书超越了文字的意蕴，除了给予我知识上的见识外，书中人物的多舛命运与我囚禁的不自由，很容易赋予我刚强自信的支撑力量。于我更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纪念品：书中的文字记载着历史和真相，而书本如同信物见证着我的磨难和生命。
倘若有机会，能获作者章女士亲笔签名，这本书一定会成为一件宝贵文物。
我记录在韩国作家所著《商道》上的日记。日记写满这部大部头书籍的每页边角空隙。所幸，这部书被获释难友提前顺利带出。
这本书出版不久即被下架禁售。对宣布“因人禁书”的官员，我非常愤怒。希冀他们守法，具备人的良知、耻辱感和操行，太高看他们的德行了。仅仅用文字表达愤怒，无法触动和感化罪恶。要做的就是掌握确凿证据，把他们关进清算的笼子里，让他们暂时复原人性，使他们明白一个简单常识：任何权力者，都无权剥夺一个受难者对一批受难者纪念和书写的权利。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之一，更是无权者的权力。隐忍不是妥协，也不是作者用尊严交换写作空间。我震惊于章女士这句包含许多信息的话：
“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您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这是一位刚强执着的花甲老人最为严厉的警告。她是一位少年时期被制度宠爱，而又被关押戕害十年的坚贞灵魂。这句话从她的心中爆发而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话比这更有份量、更为愤怒的。地狱归来的灵魂，要么更加珍惜生命尊严，会以决绝方式抗争；要么被所遭受的苦难打败，从此变成行尸走肉。迎面强权，哪怕一个卑微的个体，都不会任由兽类一再突破人类底线。
我从深圳出狱后，回甘肃探亲和休养身体，不久即返回深圳，2006年5月被朋友出卖再次被拘传。我拒绝签名认罪。
我一路在西安、成都、昆明、大理、丽江和广州访友和旅行。这一个月间，在宾馆和火车上频繁被跟踪盘查，多被滋扰。深圳朋友转告我，不要返回深圳，回来即会被抓。偌大的国家，没有我立足之处。最后，迫不得已隐秘返深仅三天，仍被国保侦悉行踪。他们借口我出狱后接受外媒采访并撰文揭露监狱黑幕、危害深圳安全和影响深圳国际形象，于是以所谓“诽谤”深圳市公安局罪名，将我抓至宝安区民治派出所。法律上的“诽谤罪”从来都是民事纠纷，无涉官权，但这些打击异见、执法枉法的家伙，却赤裸裸干得出来。
随后，两名国保贴身跟从，强制我在三天内必须离开深圳。期间，我摆脱跟踪，二次去深圳收教所索要被扣物品。在收教所院内，再次被国保带走。国保威胁道：“刘水，你不离开深圳也可以，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不愁找不到你住的地方和工作单位！”2006年6月，我被迫离开工作生活十年的深圳，返甘。几个月后，再次南下隐居广州，仍被频繁骚扰、搬家、传唤，13年后被广州警方驱离我居住12年的城市。一切皆因我是一个遵从内心良知的写作者。
2017年6月12日，出狱十多年后，我第三次重访深圳收教所。
我须再次重申：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权利至高无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某等人公然违背宪法，这是损害公民权利、破坏社会文明最严重的行为。处心积虑掩盖历史真相，是非常愚蠢、幼稚的劣行。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吓退人民对真相的记忆和传播，何况互联网发达的今天。自由需要每个人争取和扩展。
我委托获释难友带出的其中一封信件。他们将信件夹藏在内裤裆部，以躲避出狱时的搜抄。
2004年圣诞节前和当日，狱方为安抚我闹事，例外将美国等海外朋友和陌生人邮寄的数张圣诞卡交给我。这是我在狱中唯一一次收到的信件。
哪怕只有一个人记录了罪恶，历史就会还原被掩藏的史实。历史可以淡忘，但是罪恶和施加罪恶者都要受到清算。“做恶者必自毙”这是一个古老而朴素的自然法则。
我向章女士表达声援和崇敬，并支持她依法提起违宪诉讼。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转型，有赖每一个人推动。
2007年01月20日
2020年08月补订
原载《民主论坛》2007年1月
后记：2019年12月29日，罪恶的收容教育制度废止，全国200多所收教所关闭，转制为看守所、戒毒所或拘留所。深圳收教所男监区改为戒毒所，女监区改为深圳市看守所兼拘留所。
这本书下架之事不了了之，但未获重印。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删涂这本书名和作者，因多次被审查未能发出。
至于我为何会被收教两年，稍微懂法的朋友都知道，收教所关押的全是“嫖客”和“妓女”。我被深圳警方和报社前同事吴伟如（江西省丰城市人，原丰城二中语文老师）联合设局诬陷而入狱。皆因我在深圳多家媒体任职记者时，揭露收容遣送、警察殴打记者等黑幕，而被警方忌恨和报复。当时，深圳警方曾多次约谈做记者的我，被我拒绝。此事，我在出狱后曾撰写多篇文章，公开予以揭露。这就是深圳警方最终驱离我离开深圳的真实原因。近期，清华教授徐章润因言治罪，却被官方公开诬陷为“嫖娼罪”，开除教职和公职。非常阴恶。
我在狱中写就的《收教所日记》，写完一本即让获释难友隐秘带出交给朋友保存。我出狱当日携带的最后半年日记，因疏忽大意而被查收；这本书被打开封皮报纸、抖落书页反复检查。已有日记，我已整理成电子版，需要的朋友可索阅。
刘水：资深记者，自由作家，异议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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