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 30 日，捷克參議院議長維斯特奇爾（Miloš Vystrčil）率團訪問台灣，進行為期 6 天的訪問。9 月 1 日，他到立法院發表演講，更留下一句「我是台灣人」，表達捷克對民主自由的支持。近年，很多人引用哈維爾（Václav Havel）和天鵝絨革命的故事，但其實在民主化之前，捷克屢屢成為大國政治的犧牲品，最終在 1989 年才成功爭取民主。
一戰時，捷克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到 1918 年，捷克國父馬薩里克（Tomáš Masaryk）走訪美國尋求協助，當奧匈帝國戰敗後解體，捷克與斯洛伐克地區，於 10 月宣佈合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馬薩里克獲選為首任總統，國家走上親英美的路，行議會民主制。可是，這次民主實驗只維持短短 20 年。1938 年，捷克斯洛伐克就被英國盟友出賣了。
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蘇台德地區，有 300 萬日耳曼人定居，當時新興的納粹德國一直對該區虎視眈眈。希特拉在 1938 年 5 月發表宣言，威脅在 10 月 1 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大簫條後，英國、法國自顧不暇，無心戀戰，時任英國首相張伯倫採用綏靖主義政策（Appeasement Policy），希望透過滿足希特拉的野心來維持地區和平。英法兩國最終於 9 月，在捷克斯洛伐克未參與討論的情況下，與德國達成「慕尼黑協定」，同意德國吞併蘇台德地區；翌年，德國毀約，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
到 1945 年，德國在二戰中戰敗，蘇聯的紅軍很快就駛進布拉格，並扶植捷共領袖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建立共產主義政權。捷克就由一個納粹極權，過渡成共產極權。直到 1968 年，捷共開明派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掌權，他主張政治和經濟自由化，稱之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容許言論自由，恢復異見者的名聲，並試圖扭轉規劃經濟模式。
這次由體制內推動的民主實驗，稱之為「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年輕人都為之歡騰，可是這次實驗遠遠短於 1918 年那次。時任蘇聯總書記布里茲尼夫，主張以武力把蘇聯共產模式強加於衛星國上，他擔憂捷克斯洛伐克會投向西方陣營，於是在 8 月聯同其他華沙公約國入侵捷克。聯軍坦克駛入布拉格時，捷克青年們手握汽油彈，以死相搏，至少 70 名平民死亡，卻無力阻止入侵。杜布切克於翌年被趕下台，而捷克斯洛伐克比從前變得更獨裁。
當時的學生領袖卡文（Jan Kavan），後來成為了民主捷克的外長。2018 年，他向「衛報」憶述，布拉格之春後，全國蔓延著令人窒息的無力感。1938 年慕尼黑協定和 1968 年的蘇聯侵略，中間只隔了 30 年，很多國人先後經歷過兩次國難，嚴重打擊他們的士氣。就如 1938 年後，反抗納粹黨的人屬少數；1968 年後，人們也一樣不情願地服從，選擇苛且偷生。即使民主化後，人們心裡依然有一根刺，不想回想 1968 年的事情，因為沒有人想回憶自己懦弱的一面。
可是，即使是一小撮抗爭者，亦能發揮作用。聖地牙哥州立大學的政治心理學家 Martina Klicperova 就講到，在 7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背後的極權邏輯與納粹德國時期有所不同。人們面對的不是生命威脅，而是生活的威脅，他們擔心的不是孩子的性命，而是自己和家人有沒有好的工作，會不會損失一些特權。她指出在這個情況下，要選擇反抗，不是不能，而是不為。政權寄生於人們的道德墮落和無力感之上，反抗者要做的，就是喚起身邊人的良知和尊嚴的底線。
1977 年，一群以哈維爾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異見者，發表「七七憲章」（Charter 77），呼籲政權要恪守人權原則；當地也慢慢孕育出進步的地下文化，不單是前沿的文化藝術，還有知識分子籌建地下大學。到 1989 年，蘇聯戈爾巴喬夫正在推行新思維改革，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也成功在大選奪權；1968 年時走上街頭的捷克斯洛伐克年輕人已為人父母，這次到他們的子女走上布拉格街頭，高鋒期有多達 50 萬人參與，最終引發天鵝絨革命，結束捷克一黨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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